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新异化危机及其防范

武 彦，陈洁翡

（吉林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1］。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技术加快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的普及运用进程，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各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促使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从过去局限于替代一些重复性、机械性、门槛低的体力劳动，到现在一些认知和交往相关的工作也将逐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供自由支配，有利于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回归。但是，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伴随人工智能发展而来的风险性与不可预测性也引发了人们的怀疑和思考：人工智能真的会代替人类吗？人工智能在未来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吗？人类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面对层层疑问，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激烈对抗劳动的态势，有必要探讨我国防范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新异化危机的有效方案。

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规定

“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早在17、18 世纪就开始出现，并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广泛使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做了特定指向，即专指劳动的异化［2］。基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生存发展状态，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

1.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是异己的对象关系。劳动产品异化，就是劳动产品不归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享受不到劳动产品所带来的好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家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因而只能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通过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生产并获得剩余价值。因此，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不是为工人自己服务的，而是为资本家牟利服务的。也就是说，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自己，工人只能得到劳动力的价值，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在这种状态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3］156。所以，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独立存在并与劳动者相对立。

2.劳动者与其劳动活动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既然劳动产品已经与劳动者发生了异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也是异化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外在的，即不属于劳动者的本质存在。因此，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一旦强制劳动停止，工人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3］159。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是受制于外部资本力量。从本质上讲，曾经是创造性的劳动活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成了异化的劳动活动。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是劳动者的自愿行为，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满足各种需要的手段。劳动活动的异化使劳动成为了别人的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3.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的异化

人的类本质，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162。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来改造客观世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异化现象使得人的类本质与人发生了分裂。人的类本质本来是人的根本性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却异化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一种手段。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自由地为资本服务的属性。［4］人受到资本的控制，人的“类本质”不在自己手中，而是成为资本逻辑运作下的傀儡，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

4.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异化

人与人的异化是前述三个异化的直接结果，即人同自己本身的关系要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得以确立。而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也会与其他人发生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异化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分裂，即劳动者与资本家互为异己的关系，两者相互冲突。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来扩大自己的资本，使得资本的生命越来越旺盛，规模越来越庞大，而工人却在日渐萎缩中生存。因此，劳动者在与资本家在经济关系中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分裂的程度日渐加深，且这种分裂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加深。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导致了劳动者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状态，也就是造成了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和异化。

异化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社会现象。异化是社会发展到特定时期的必然产物，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其产生的最终根源。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但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也对人类劳动带来了威胁和挑战。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解释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劳动新异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只要人工智能技术尚存在资本主义的应用，人类尚未实现劳动的解放，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就依然具有现实阐释力。

二、资本与技术合谋导致劳动的新异化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衍生了风险。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若不采取有效措施而任其肆意发展，就会成为压迫、剥削、奴役人的武器，成为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桎梏，导致人类劳动出现新的异化。根据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化可能导致人类劳动产生的新异化危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劳动产品的异己化加剧

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一种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156。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愈演愈烈。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渗透进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成为可应用于多方面分析的重要数据资源。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逻辑仍然占主导地位，但资本家的剥削方式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利用人工智能来收集、整合和分析人们行为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旨在为外生或内生的目的塑造人们的行为。例如，在线行为广告、推荐系统、新闻提要和搜索算法等，正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数字平台用户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免费占有数字平台用户生产的数据资源，然后将原始数据加工成数据商品进行销售，以获取利润。这意味着作为劳动产品的数据资源被资本家独占并商品化。与此同时，人类日常生活的每分每秒都处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无形监控之下。数字平台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根据数字社交平台用户对网页内容的点击率和浏览时间来判断用户的浏览兴趣，精准投放广告。从网红爆款到潮流单品，再到生活必需品，在用户的潜意识里塑造需求、勾起用户的购买欲望，导致用户长期沉浸在消费的陷阱中，成为“消费主义的中毒者”。因此，消费成为了资本增值的工具，被资本所主导。工人的生活消费服从于资本逻辑，被迫使自己的个人消费与生产过程相联系。

简而言之，资本逻辑控制下的数字社交平台是资本在人工智能时代价值增殖的聚集地。资本家夺走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劳动者也在无意识中被自己的劳动成果所剥削，劳动产品不仅不归劳动者所有，反而还会被资本家用于剥削劳动者。［5］

2.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隐蔽增加

马克思指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6］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人工智能可能会背离减轻人类劳动强度的初衷，导致劳动者出现劳动强度增加、身心疲劳大增的情况。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生活的需要，资本家利用手机、电脑等智能化机器投放人工智能软件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在资本操控的逻辑下，各种迎合大众需求的人工智能软件被竞相开发和应用，引诱人们沉溺于其中。劳动者不自觉蚕食自己的非劳动时间，对异化劳动的拒斥趋于消除，无间歇的工作观念被认同［7］。资本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从传统的强迫工人被动使用机器的“硬劳动”向现代的吸引工人主动使用机器的“软劳动”的过渡［8］。与此同时，资本家通过数字社交平台窥探人们的日常生活，企图将人们的娱乐休闲时间也卷入资本循环圈中，实现资本增值。处于信息化飞速发展时代的人们通过Facebook、YouTube、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交流互动、信息分享、电商购物、影音娱乐等，这种移动式的娱乐型数字劳动过程对于劳动者来说是自觉主动进行的，人们不会察觉到自己是免费数字劳工的身份，甚至还以极高的主动性参与并沉溺其中。而资本家就是利用这一过程对用户劳动时间进行极为隐蔽的剥削。用户生产数据商品的数字劳动不是一种雇佣劳动，而是一种休闲娱乐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免费劳动”。因为劳动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这种消费数据生产劳动，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这种数据生产劳动的时间通常会比劳动者工作日进行生产性劳动的时间更长。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部分劳动成果，扩大了对他人财富的占有，从而使自己的财富总量不断扩大。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在未来可能使数字劳动和闲暇娱乐活动高度融合，生产性行为和非生产性行为的边界逐渐模糊，人们的娱乐活动被普遍劳动化。资本压榨的对象从现实世界的人扩展到精神世界的人。所以，资本逻辑下的人工智能应用会更加隐蔽地延长人类的劳动时间、加大人类的劳动强度。

3.人的类本质的新型异化

马克思认为，在机器体系中，“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9］。人工智能最初被开发应用的目的是为了弥补人类劳动的空缺与不足，减轻人们的劳动负担，进而大幅度提高人类的劳动效率。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泛化，人工智能技术被越来越多地植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技术载体，其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资本化应用导致客体主体化，人类逐渐失去主体性地位，进而沦为人工智能的附庸。随着人工智能的类人化发展，其外形与内涵越来越接近人类智能，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主客体的主动与被动，主客体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人工智能的应用发展取代了繁琐、单调、机械的生产线上的工作和危险指数高的工作，人们只需要在机器工作过程中充当“稻草人”的角色即可。［10］人们逐渐失去了原来在劳动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时，人们为了维持社会关系，不使自己被数字边缘化，必须不断使用数字社交平台。这意味着人类的行为逐渐被现行的技术控制，人们正在从“工具作为人的延伸”阶段进入“人成为工具”的延伸的阶段，渐渐地使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人工智能之间的角色发生颠倒。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正在消解人的“现实性”，削弱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1。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着社会实践。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中的普及应用，改变了人们原有的工作方式，使得人们更倾向于深居简出、离群索居的工作模式，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使得人类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新型消解。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最接近人类智力的技术工具，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进入诸多以往由人类牢牢把握的、机器无法替代的领域。AI画作进入拍卖会、AI生成虚拟模特代言人、AI伴侣代替另一半给予情感慰藉等，这些本来独属于人类的能力现在被人工智能不断攻克和掌握，极大削弱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人类的多种能力存在“用进废退”的退化风险。

滥用人工智能或者不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会造成人的类本质的新型异化，使得人类丧失社会性，逐步沦为人工智能的附庸，这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的主体性自我异化。

4.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3］155。早在19 世纪初期英国的卢德主义运动中，当时的工人群体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向雇主施加压力，反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平等的境遇：疲惫的日子、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少得可怜的工资。可见，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框架下，技术的进步仍然没有改变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同样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也强化了这一矛盾冲突。

首先，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挑战了人的劳动权利，使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马克思指出，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同数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11］。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稳定可靠的固定资本可以在生产中“全年无休”地持续高效转移自身价值并且生产出大量商品。例如在物流领域，“黑暗工厂”就近在眼前，人类工人被大规模替代，“你可以把灯关掉，把这个地方留给机器。”在亚马逊的一些大型仓库里，运用分拣和包装过程自动化的机器人进行工作，加快了运作流程，节省了20%的仓储运营成本。［12］与人类相比，智能机器工作的时间更长，消耗的资源更少；甚至连辅助机器运行、对机器进行保养的任务都可以交由其他自动化机器来完成。受利润逻辑支配的资本家为了尽可能多而快地攫取剩余价值，必然会尽快将人工智能广泛并规模化地进行资本主义应用，这意味着失业工人人数会大规模增加，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激化。

除了引起直接失业，人工智能在不同国家地区及企业群体之间的运用将会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通过赋予机器人看、听、拿、操作、移动的能力，人工智能会彻底改革制造业。人工智能大规模的应用和部署迫使发展中国家那些雇用了大量低薪工人的工厂破产，切断底层人民改善生活的路径，剥夺发展中国家通过低成本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对于劳动者而言，人工智能替代的劳动主要为中等技能劳动，由于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性不高，长期从事简单重复劳动或基本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在人工智能掀起的产业升级浪潮冲刷下，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最终导致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向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作岗位转移，产生极化效应。［13］

因此，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财富不可能惠及社会所有成员，只会进一步集中到极少数私人垄断资本的手中，使本来就已十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导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矛盾更加尖锐。

三、防范劳动新异化危机的中国方案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虽起步较晚，但是却取得了迅猛发展。诸多技术如人脸识别、无人驾驶、购买预测、地图导航、打车服务等已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人工智能的滥用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积极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人工智能的合理应用，使其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工智能事业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我们要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14］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

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工智能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进而实现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目标。

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领导，这是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防范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新异化的最大政治优势。同时，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加大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力度，最大程度发挥人工智能潜力，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15］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审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前预判和防范人工智能发展及应用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不断降低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朝着安全、好用、可靠、可控的方向发展。

2.共有、共建、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导致劳动异化的原因。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3］231这就意味着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实行共产主义，才能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同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应用导致的劳动异化危机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所以，防范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新异化危机的一个重要路径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生产资料归还于劳动者全体，防止劳动者除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因此，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应遵循“共有、共建、共享”的逻辑，以破除人工智能技术私有制、解放和发展全人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共有即劳动者要全面占有智能生产资料，并共同使用人工智能在内的全部生产工具，营造劳动资料共同享有的社会环境；共建即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参与智能社会的构建，使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使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每个人发展的最终目标；［16］共享即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不再仅仅由资本家所占有，而是由全体人民共享。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资本家野蛮占有了社会大量财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为推动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向善发展，就必须消灭人工智能技术私有制，使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服务全人类福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推动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社会。

3.坚持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共治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应切实保护各相关主体合法权益［17］。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的不合理应用，延长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严重危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应采取“软硬”结合的措施，坚持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共治，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给劳动者带来的冲击。

一方面，建立人工智能治理的“软”约束，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快制定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准则，明确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过程中的风险及其治理的目标。同时，企业应当成为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的道德主体，坚守良知和向善的底线，在应用人工智能过程中，合理安排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善待员工，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和劳动的合理所得，努力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的“硬”约束，即在法律意义上约束和规范人工智能活动。党和政府应积极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积极改善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工人劳动关系不明晰、劳动付出与收入不相匹配、工人劳动强度过大以致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等情况，用法律规制人工智能应用，使其在合理的轨道中运行发展。

4.合理引导人工智能在劳动中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18］。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科学发展应符合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19］，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促进人机和谐，服务人类文明进步。

一方面，我们在应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人的主体性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性［20］。无论人工智能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发明和应用本质上是为人类服务的，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技术工具。坚持人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增强人的主体性意识，消除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盲目崇拜与依赖。我们处在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时代，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才能给人工智能客体树立正确的导向，使其能够沿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前进，消除客体主体化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另一方面，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现实的人，是社会中的人，是历史中的人，是处于各种各样关系中的人，因此需要加强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宣传教育，创造良好的社交环境条件，使人突破固有的社会关系，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5.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化解新型劳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就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维护好劳动人民的利益，积极改善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首先，针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问题，政府、企业及工会应合理规划传统行业员工转岗就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拓宽“人工智能+”新职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新业态，［22］加强人机融合、人机协作，缓解人们因失业而产生的不满或焦虑情绪。其次，劳动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劳动者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也在不断出现。在人工智能时代，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23］，使人工智能的发展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进一步化解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最后，由于人工智能的有效治理是全球性、全局性议题，没有一个区域、国家可以成为“孤岛”，也很难在缺乏有效国际共识、协作机制的前提下真正实现人工智能领域的善治。因此，必须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抓住并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牢牢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研发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步入发展“快车道”。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为了使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新时代，必须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新异化危机。“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14］。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发挥人工智能“头雁”效应，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重大历史机遇，就一定能够开创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