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克制——特劳蒂的艺术风格演变及其成因

董 越

桑德罗·特劳蒂是当代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的终身教授，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任客座教授。早期的特劳蒂在未来主义等艺术思潮下从事抽象艺术创作，后转变为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绘画。曾在中国的十余年教育经历对其的绘画也有着极大的影响。观其作品可以看到，他在线条的运用与画面的处理上与中国古代壁画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在一些媒体采访中，特劳蒂也公开表示他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带给他一些创作上的灵感。在对特劳蒂的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他对色彩的运用、对形式美的追求以及线条的表现方式。以特劳蒂的艺术语言为切入点，分析他在形成个人艺术风格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内外在影响因素，探寻其作品的内在品质。

一、艺术符号与风格浅析

哲学家卡西勒认为人类文化的形成与符号密切相关，后美学家苏珊·格朗加以补充：“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在所有的艺术创造之中都包含着一种物质化的过程，与艺术家自身的创作想法、情感等相融合，产生艺术作品。在这个过程中，艺术符号始终贯穿其中并组合成了独特的艺术符号系统。因此，艺术家创造艺术形象、欣赏者观察艺术作品，都需要解读艺术符号。

绘画的艺术符号系统通常被分为三层级。第一层级符号包括点、线、面等平面构成要素，是艺术表现的基本材料。当基本要素被艺术家重组创造时形成第二层级符号，即将作品中的各个因素组合成一个和谐统一又变化多样的有机整体。第三层级则是作品的一种升华，也是融入艺术家主观思想、情感等的重中之重，包含着不同艺术创作章法、空间构成以及艺术家意境、意蕴等独特思维。

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在领悟艺术风格时往往已经超出了其理性的概念，因此，这里所指的艺术符号更像是表现艺术家独特的艺术风格。简单来说，通过对艺术作品的观赏、分析或解构，可以察觉到是何时期的何人所画，艺术家便成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艺术创造过程中，艺术风格就是艺术家的标志，是艺术家区别于他人展现其个性的重要部分，也是每位艺术家摆脱模式化，不断探索表现形式与观念的驱动力。

从艺术风格的构成分析，桑德罗·特劳蒂的创作之路经历了从抽象到具象的转变，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在色彩和线条上的应用。特劳蒂从早期的追求运动与空间到如今的“破坏性”创作，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主题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形成属于特劳蒂个人最独特的艺术特征。以下，将通过特劳蒂的艺术风格转变的两个阶段剖析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

二、特劳蒂艺术风格之演变

在艺术绘画语言的探索过程中，特劳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探索与自我挑战。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宏观地将其艺术表现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在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以抽象风格为主题的创作阶段；第二阶段是从20 世纪70 年代至今以具象风格所表现出来的意象风格。

（一）抽象风格阶段

早期的特劳蒂受20 世纪初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影响，将艺术创作目的集中于展现事物的本质这一方面，利用抽象的形式将艺术风格展现给大众，通过线条与色彩的巧妙构建，向人们展现他的情感世界，传达出最纯粹的精神内涵。在一次采访中特劳蒂回忆到，他曾经在表现形式上有过许多的尝试，其中包括一些新兴的媒介材料，如将已经绘有画作的两片玻璃或者是玻璃纸放在光源的下面，通过光源将玻璃上的作品呈现在画布上，再将其呈现出的奇幻效果描绘下来，从而达到一种不同作品在同一时间表现出来的“空间感”与“同时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随意的拼凑，而是特劳蒂对古希腊文化的一种思考，包含着当代前卫艺术的精神内核。这种文化的流淌区别于普通的形式再现，而是利用隐藏式的抽象风格在材料试验之中展现出来，也为特劳蒂后来的创作奠定了文化传承这一特征。

同时，特劳蒂也十分在意线条这一常见形式在情感上的叙述性表达，紧跟时代精神，突出强调作品的运动感和韵律感，使作品极具动态又充斥着静穆。例如，他在1957 年创作的《绞车》展现出他未来主义的风格。首先一大片黑色映入眼帘给人以寂静，后各种红色、蓝色、黄色和白色的条状笔触在画面中的游走给人以一种愉快的节奏感和速度的表达，将自己的情绪释放在抽象风格之中。而在那之后创作的《板条箱》，特劳蒂将形式观念发挥到极致，几乎奠定了他作为一名前卫艺术家的独特地位。当时的抽象艺术通常是在大面积之中利用线条来展现律动节奏和速度感，而特劳蒂打破了这一固有观念，在此画中大面积的红色与绿色几乎占满整个画面，利用线条展现出整个画面的空间感，无论是色块还是线条都像是膨胀得快要挤出画面了一般，极具动态特征，给人以无限的空间去遐想。而这一表现思维也为特劳蒂后来转向具有具象风格特征的人物绘画带来了新鲜的创作形式。

（二）具象风格阶段

特劳蒂开始转向具象创作的标志是他的《白色裸体》系列，但是他仍保持着新未来主义的特征，将此前创作的“板条箱”抽象形式作为裸女的背景，贯穿着时间流逝的精神理念。真正使特劳蒂抛弃抽象世界过渡到具象创作阶段的契机是日本女人洋子的出现，炽热的爱情使这位曾经的前卫艺术家迫切地想将心爱的人画下来，用肖像画来表现对她的爱。这让当时的罗马艺术界人士无法理解，在所有人追求精神的形式表现时，特劳蒂追随自己的内心，重新从具象出发并坚持到如今，也说明了艺术的创作来自情感和心灵的需要。从此以后，女性题材的创作成为特劳蒂艺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绚烂一笔。

回归到作品本身，特劳蒂的具象绘画的三大语言特征是光、色彩和线条。通过白色来展现世间的光，象征着希望与开朗；鲜艳的色彩释放着人类的情感，宣泄着内心的诉求；笔断意连的线条挤压着、交错着，展现着人们鲜活的生命。在他的作品《沉睡的维拉》中似乎感受到了马蒂斯“沉睡的安乐椅”色彩的秘密，同时画面的肌理感和展现出的斑驳质感使人们联想到了他在中国教学的十年中对唐代壁画的兴趣。对特劳蒂的绘画语言进行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同一条线好像饱含着多种色彩，其实这是他多次绘画得到的结果。与中国传统的行云流水般讲究一气呵成的线条不同，特劳蒂在线条中隐约地表现出了时间的跨度，可能肉眼可见的线条是他几日来所形成的最终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出特劳蒂在绘画时讲究即时的感觉，第二天心情变了，想法变了，画面也随之重置。

特劳蒂在具象绘画中最为宝贵的一点则是他对文化的思考。俄罗斯评论家马卡西诺夫曾赞誉他为“神秘的彩虹”，象征他从抽象转具象的两种跨度，广州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院长进一步认为“神秘的彩虹”架起了西方与东方的桥梁，在他的作品《马可波罗的遐想》中便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这幅画长5 米，宽2.2 米，特劳蒂结合自己早期对空间表现的经验，将东西方文化囊括在一个平面，由左至右观看，首先清晰可见的是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红灯笼以及文字符号，其次是在画面中心的中国女性形象以及画面左右两侧代表着欧洲文化符号的天主教堂和古罗马桥梁。将画面放大还可发现在右上角画着一匹马，表示东西方文化在马可波罗时代的交流与传承。

三、特劳蒂艺术风格之成因

（一）现代主义思潮的启发

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后印象主义的创作理念打破了人们对艺术的理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自然科学的问世使人们对传统理念产生了质疑，使大批艺术家陷入精神危机，渴望寻找新的表现形式。于是，相继出现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等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艺术思潮，特劳蒂的艺术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从他早期所创作的“板条箱”系列作品及后期具象绘画的背景部分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受到了未来主义形式的影响，寻找一种超于现实的本质精神，常常强调一种连续的层次交错和组合，强调作品的运动感，以理性探索多维空间。他使用的色彩鲜艳而明朗，绘画主题上经常透露着欢快的主题，笔触随性地勾勒出轮廓线以及画面的装饰性都具有野兽主义的特征。同时，20 世纪形式的开放性也创造了他大胆而勇于探索挑战自己的精神，可以说特劳蒂的每一次破坏性创作都是他对昨天的告别，使作品获得新生。关于时代背景和艺术思潮对艺术家的影响往往是广泛的，类似的还有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等。中国70 年代末的伤痕美术也是受到时代包括社会的影响所产生的一次思潮，诞生了高小华《为什么》和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等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掀起人们对极端社会的反思。

（二）经历引发的女性题材

特劳蒂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女性题材，囊括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女人，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1963年，特劳蒂和妻子婉达·米切利结婚，而创作题材也从抽象转为裸女，以妻子为模特创作了《白色裸体》系列。1971 年，他遇到了日本女人洋子并快速投入热恋之中，同时将艺术也完全带向了具象的世界，画了一百幅洋子的画像来表达他心中的爱。然而这份爱没有持续很久便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洋子回到了日本，成为特劳蒂心中的遗憾，也让他对神秘的东方产生了向往。他在采访中曾这样说：“东方女性头发长长的，从侧面看去就像一个问号，充满了神秘主义特征。”同时他还对中国女性的眼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女人的眼睛十分神秘，充满着故事……；另一方面又是充实的，让人感到放松。特劳蒂的第二任妻子是位非洲人，因此，他也画过大量的非洲女性，以表达自己对太太的爱。爱情贯穿在特劳蒂的一生，为他提供着如泉水般的灵感，经历提供给他题材而情感给了他创作的冲动，特劳蒂用属于他的艺术风格诉说着这一切。

（三）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融合

2004 年特劳蒂接受了郭润文教授等人的邀请，成为广州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从此便在中国开启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教学之旅，对其之后的创作也有着极大的影响。观其作品可以看到，他在线条的运用与画面的处理上与中国古代壁画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之处，如反复的涂抹、冲洗制造出斑驳的效果等，极具沧桑之感。在一些媒体采访中，特劳蒂也公开表示他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带给他一些创作上的灵感，比如他曾被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墓室壁画的壮观景象所震撼，并被它的色彩打动，他希望能将中国的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其对《红楼梦》等传统名著也有着深厚的兴趣。

2019 年，特劳蒂与雷小洲教授共同参与了长沙李子健美术馆的一场特展，名叫“交融&碰撞——桑德罗·特劳蒂&雷小洲作品联展”，从参展的作品《马可波罗游记》及《少女肖像》系列中就可以看到特劳蒂不仅在其作品中展现出西方艺术的潮流发展变迁与后现代主义绘画演变的缩影，还汲取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他的画中常能感受到中国古代常说的“神韵”“逸笔草草”的张力，同时又包含着西方绘画中的热情与浪漫，诠释着中西融合的魅力。在这个开放包容的时代，特劳蒂融合了多种文化大胆创新，用东方艺术“拯救”西方艺术，在教学过程中为师生提供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样本，与中国传统的学院派教学方式相互碰撞，填补了中国艺术教学上关于现代艺术缺失的那一部分。

四、结语

从特劳蒂的艺术符号演变和形成的几点重要因素来看，在艺术符号的形成过程中，首先，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艺术思潮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它们在潜移默化中为艺术家的艺术理念奠定了基础，从而在艺术符号中逐渐区别于他人。其次，艺术符号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艺术家苦其心志慢慢思考，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以及对审美的感受力创造出充满意蕴的艺术形象。梁锡鸿曾说：“无生活的绘画都是死的绘画，绘画有了生活力之后就有意志，同时也有爱的本能。”当艺术家具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对所观所感之物就能充满无限灵感。另外，特劳蒂对东西方文化的汲取与互通也值得艺术家思考，如何让民族艺术走向世界是本土艺术家需要不断磨合的一个长久命题。综上所述，艺术家应扎根于生活，放眼于世界，思考其民族精神内涵，怀着探索之心，将情感与自我意识贯穿在形式的构成之中，谱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符号，使自己的作品成功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