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促进了农户从事农业创业?

庄腾跃,李顾杰,罗剑朝,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2.陕西省农村金融研究中心,陕西 杨凌 712100)

引 言

农业农村部《推进农民创业创新行动计划(2015-2017年)》实施以来,“一人创业、带动致富”的农民创业景象正在形成,农民创业正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活力新引擎和新力量[1]。农民创业有利于激活农村资源要素,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农村产业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带动农民就近就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2]。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创业,鼓励各类人才返乡创业,推进农村创业园建设”等要求和部署,并落实一系列扶持政策。在国家政策的支持激励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从事“三农”创新创业。据统计,截至2022年3月,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 120多万,创业人数规模再创新高。其中,70%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创办项目中80%以上是乡村一二三产融合项目,实现了乡村六次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虽然农民创业的热情不断高涨,创业规模日渐扩大,但是农民在实际创业的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制约和困难,如创业资金自筹居多、创业融资渠道不畅,创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示范影响力有限,创业培训长效机制缺乏、培训促进创业的效果不明显[3]。因此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民创业的支持环境和扶持政策,激发和维持农民创业热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创业是一个集机会识别、投资融资、经营管理和风险防控等环节于一体的系统性决策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一环节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因此信贷支持是促进农户从潜在创业者转换为创业发起者的重要因素[4]。由于农户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缺乏合格的抵押担保物以及创业的高风险性等原因,创业农户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5],尤其是从事农业创业的农户,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和未来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使其较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足额的信贷支持,只能转而向民间借贷寻求资金,但资金数量仍不能满足创业对初始投资的要求,农户从事农业创业面临着较难跨越的资金壁垒[6]。为了破解这一融资难题,提高创业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进一步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政府尝试构建了农业信用担保体系和农业信贷担保联盟,并要求全国各省建立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积极为创业农户提供信用担保服务。如农业农村部启动信贷直通车活动,探索形成了“经营主体直报需求、农担公司提供担保、银行信贷支持”等模式,以及各省农担公司积极开发的“巾帼贷”“工创贷”“新农菁英贷”等创业融资担保贷款产品,均有效强化了对创业农户的信贷支撑,具有重要的推广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从信贷支持、信贷约束和信贷渠道等角度分析影响农户创业的因素,对于农业信用担保的研究也多聚焦于体系构建、制度机制和模式运行,从微观视角关注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是否真正促进了农户创业的文献较少。事实上,依赖于担保人或担保机构的信用和财产作保证,农业信用担保不以融资者是否拥有直接的抵押物来提供贷款,而主要看重融资者管理能力、信用记录等个人特性,以及种养殖周期、经营情况、发展前景等企业特性,充分发挥了信用担保代替抵押物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创业农户融资抵押物匮乏的困境,为缺少抵押物的创业农户开辟新的融资渠道[7]。除此之外,农业信用担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创业农户传递真实信息,从而规避创业农户与银行之间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提升银行向创业农户提供信贷支持的意愿和概率[8]。农业信用担保作为连接创业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桥梁,通过第三方提供信用增级服务,实现信用共享、风险分担,兼具“增信、分险、赋能”之效,从而化解创业农户缺乏有效抵押物、融资成本高的难题[9],是创业农户获取外部资金支持、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考虑到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主要针对于农业生产领域,其对农户农业创业的影响可能会不同于已有研究对农户非农创业所得出的结论。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农户农业创业,分析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影响,并对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进行讨论,以期丰富农村创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农业信用担保体系提供经验证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农户创业决策影响因素

农户创业是指具备一定创业能力和资源的农户在寻找或开拓市场空间的基础上,通过重组各项生产要素资源、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和创新经营形式,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扩大劳动力就业的过程[10]。学界已经对影响农户创业决策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农户的土地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农业补贴、技术更新、外出务工等因素均会对农户创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结论。具体来看,土地资本方面,郑淋议等发现土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的总体创业和农业创业,但对非农创业则无显著影响[11]。同时,学者们也聚焦于土地流转对农户创业决策的作用,苏岚岚等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土地流入显著促进农户选择涉农创业,而土地流出则显著促进农户非农创业[12]。人力资本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农户的金融素养和培训经历,柳建坤等认为金融素养主要通过减轻农户正规信贷约束从而提升农户进行创业的概率[13],这一结论也得到了较多文献的支撑。此外,曹铁毅等将创业分为创业选择和规模两个阶段,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发现,种粮大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次数越多,其进行农内服务型创业的概率就越高[14]。社会资本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所具备的信息传递效应[15]、资源替代效应[16]、信任支持效应[17]和示范带动效应[18]能够帮助创业农户破除信息壁垒,促进资源共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户创业集群的形成。已有文献还关注了其他外部因素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如农业补贴显著抑制了农村家庭的非农创业,且对中青年和粮食主产区家庭非农创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19],电子商务则通过改善农户的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其创业选择和创业规模[20],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1]。

除上述研究外,学者们针对信贷支持等因素影响农户创业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如Evans等最早运用职业选择模型证明融资约束的存在不利于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22]。李长生等采用江西省创业农民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异质性信贷约束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充分缓解创业农民受到的各类信贷约束能够使其财务绩效提升约45%[23]。翁辰等基于CHF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信贷约束显著抑制了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并对高财富水平的农村家庭创业影响更大[24]。与此同时,学者们还研究了不同信贷支持类型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如杨军等在职业选择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金融市场因素对农户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金融通过提高家庭融资可得性进而促进农户创业决策[25]。任树伟等构建农地抵押政策与农户创业的研究框架,实证分析得出,农地抵押政策对农户的农业创业和非农创业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6]。何婧等[2]和宋帅等[27]通过不同实证模型分析得出同样的结论,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增强信息交流、强化社会信任以及促进机会识别有效提高了农户创业的概率。

虽然上述文献极大丰富了农户创业的研究,但仍存在一些值得继续探讨的地方:第一,需明确农户创业类型,针对农户农业创业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第二,关于信贷支持对农户创业影响作用的结论不一,也有文献经过分析后并未发现信贷支持对农户创业的积极影响[28],因此研究需扩大信贷支持的类型,从而丰富相关成果;第三,信贷支持影响农户创业的机制尚不明确,还需深入探讨。

(二)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影响农户农业创业决策的研究假说

与其他创业类型不同,农业创业周期长、回报慢,受自然条件、市场条件和突发情况等外部冲击影响较大,未来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较高,在创业的各个环节对资金流动性的依赖较强,需要稳定且持续的资金投入,而单纯依靠农户自有资金很难满足其创业融资需求,因此需要外部金融资本的支持[29],农村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市场也逐渐成为农户获取农业创业外部融资资金的重要来源。已有学者对信贷支持影响农户农业创业做了大量研究,如刘聪等基于中国土地调查数据,从银行信贷和民间信贷等不同融资渠道视角出发,发现两种渠道均能有效促进农户农业创业决策及绩效[30]。苏岚岚等证实农地抵押贷款显著促进了农户农业创业,验证了农地抵押贷款政策预期与执行效果的一致性[31]。此外,胡杰等[32]和熊健等[33]分别使用2015年和2019年CHFS数据,得出数字金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以及扩大融资规模进而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结论。上述研究表明,学者们大多支持获取信贷有助于农户从事农业创业这一判断,而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作为正规信贷支持的一种,是为解决农户缺乏抵押担保物、融资成本过高等困境应运而生的(1)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和扶贫项目的担保费率不超过1%,对其他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不超过1.5%,远低于2.5%～3%的市场平均水平。通过省级农担公司担保的农业贷款主体实际承担的综合信贷成本(贷款利率、贷款主体承担的担保费率以及其他增值服务费率等各项之和)控制在8%以内。,能够有效破解农户在创业过程中的资金约束问题(2)服务对象聚焦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微农业企业等符合条件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单户在保余额控制在10万元～200万元之间,对适合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可适当放宽限额,但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同时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有一定用途限制,只能用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这极大地提升了所获贷款用于农业创业的概率。由此,本文提出假说H1。

H1:农业信用担保贷款能够有效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

理论上,农户获取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提高资金规模后,主要通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组合的方式进行农业创业。具体来说,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主要通过扩大经营面积(土地资本)、提高农用机械化水平(技术资本)影响农业创业。此外,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信贷产品的一种,其对农户农业创业决策的影响可能会受到农村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如图1所示。

第一,农业信用担保贷款能够通过土地流转影响农户农业创业决策。根据已有文献,农业创业作为经营性质从传统小农生产转变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标志,其特征之一是土地规模化经营[34]。然而由于我国人多地少、耕地细碎化等问题,农户依靠自身承包的土地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成为农户从事农业创业过程中的一大阻碍[35]。为了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实现规模化生产,土地流转已逐渐成为农户实现土地集约化的重要途径[36]。杨子砚等发现,通过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面积,能够使农户创业概率提高4.26%[37]。考虑到大规模的土地流入需要较强的短期资金支付能力,同时近些年持续上涨的土地租金也加剧了农业创业农户的资金约束。而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依靠其信用代替抵押物的优势,有利于农户获取正规信贷支持,破解土地流入的资金约束,促进土地流转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进而推动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综上,本文提出假说H2。

H2:农业信用担保贷款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

第二,农业信用担保贷款能够通过提高农用机械化水平影响农户农业创业决策。在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中,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被看作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在农村土地资本相对稳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不足的背景下,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创业需要依托高质量的农用机械水平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和劳动力替代[38]。现阶段农户提升农用机械化水平的途径主要有私人投资(购置、租赁农机设备)[39]和外包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40],但实际上外包服务仅针对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并且组织化程度不高,难以真正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高效率和规模经济。因此,农户通常会选择增加对农用机械的投资提升自身的农用机械化水平,以尽可能实现农业创业过程中规模经营所要求的低成本和高效率[41]。与此同时,农用机械长期投资的连续性和不可分性对农户的资金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能对农户规模经营产生瓶颈约束效应[42],而获取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开发和推广的特色惠农信贷产品有助于突破这一瓶颈约束,促使农户增加农机投资[43],从而达到农户从事农业创业所必需的农用机械化条件,进而促使农户选择农业创业。因此,作为正规信贷支持的一种,本文认为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会通过增加农户对农用机械的投资,从而与扩大土地面积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相适配,进而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综上,本文提出假说H3。

H3:农业信用担保贷款通过提高农用机械化水平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

第三,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农业创业决策的影响受到农村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农村金融环境是指农村地区在一定的金融体制和制度下,影响经济主体活动的各种要素的集合,通常指农村金融体系所处的微观层面的外部金融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农村征信状况、中介服务体系及银企关系等内容[44]。农村金融环境是农户参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外部因素,为农户从事农业创业提供了基础融资条件。在发达的农村金融环境中,针对农业创业的金融政策和信贷产品较为完善和丰富,创业农户的各类信贷可得性较高,并且农村金融环境的宣传教育功能使得创业农户具备一定的金融素养[45],能够在多种融资方式和信贷产品做出最优选择,筹集到农业创业所必需的初始资金,从而充分发挥信贷支持农户创业的有效性[46]。而在欠发达的农村金融环境中,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创业农户面临着较强的融资约束[47],获贷较为困难,即使经过重重审批获取贷款,也存在将信贷资金用于消费等其他用途而非农业创业的道德风险[48],难以发挥金融赋能农业创业的效率。因此,在实际中,包含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在内的信贷支持对农户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受到农村金融环境的影响。综上,本文提出假说H4。

H4:农村金融环境能够有效调节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农业创业决策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2年7-8月在陕西、山西、江苏三省开展的实地调研。作为我国西部、中部和东部较具代表性的农业省份,陕西、山西和江苏在各自特色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上成效显著,如陕西苹果、猕猴桃等经济林产业,山西高粱、谷类等粮食产业,江苏水稻、鱼虾蟹等种养殖产业,为农户农业创业提供良好环境和重要支撑。针对以上优势产业,各省农担公司结合实际开发特色农业信用担保产品,陕西农担公司推出“厚稷担”,包括农担贷、邮农保、陕农云担贷、果品贷等37款子产品;山西农担公司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开发农资担、农贸担、粮食购销担等担保产品;江苏农担公司为助力新农人返乡创业推出“新农菁英贷”,这些均为当地农业信用担保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因此,调查组综合农业发展和经济水平差异,选取陕西、山西和江苏3省12个县(市),每个县(市)随机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再随机抽取3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发放1～15份问卷,共获得了72个村庄共976抽样问卷。主要调查受访农户基本信息、整体融资情况、信用担保贷款融资情况、融资环境情况和未来融资需要与打算,在剔除数据不完整和前后逻辑存在严重错误的样本后,最终获得60个村庄共计880个农户的问卷数据,问卷有效率90.16%。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农业创业。本文认为实际经营面积在50亩及以上且从事农业规模生产、农产品加工或休闲农业等领域的农户为农业创业户,取值为1,反之为0。该方法扩展了农业创业的概念,将农产品加工业、农村休闲旅游业等纳入农业创业,有助于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多元化收入。

2.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结合已有研究,本文使用“是否获得过农业信用担保贷款”衡量农户的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参与情况,若农户回答是,则赋值为1,反之为0。此外,本文还调查了农户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金额,在后文中用于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本文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特征和村庄特征等角度选取变量,尽可能缓解因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其中农户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抚养比、家庭年收入以及家庭资产总值;社会资本特征包括政府资本、银行资本和村级资本;村庄特征包括本村农业补贴、农业保险、技术培训情况,以及村庄的地理位置。相关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由于农户是否选择农业创业的决策是二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Yi=α0+α1Xi+α2Ci+εi

(1)

式(1)中,Yi为农户农业创业决策,Xi表示农户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情况,Ci为控制变量,εi为随机扰动项,α、α1、α2为待估参数。

根据理论分析,土地流转和农用机械化水平可能在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农业创业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本文参考温忠麟等[49]的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Mij=β0+β1Xi+β2Ci+φi

(2)

Yi=γ0+γ1Xi+γ2Mij+γ3Ci+δi

(3)

式(2)和式(3)中,Mij为土地流转和农用机械化水平两个中介变量,β0、β1、β2、γ0、γ1、γ2、γ3为待估参数,φi和δi为随机扰动项,其余变量含义同式(1)。

此外,为检验农村金融环境及其不同维度指标在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影响农户农业创业中的调节效应,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与农村金融环境及其不同维度指标的交互项,具体模型如下:

Yi=θ0+θ1Xi+θ2Fij+θ3Xi×Fij+θ4Ci+ηi

(4)

式(4)中,Fij表示农村金融环境及其不同维度指标,Xi×Fij为交互项,θ0、θ1、θ2、θ3、θ4为待估参数,其余变量含义同式(1)。

三、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影响农户农业创业的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农业创业决策的影响及边际效应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在1%的显著水平上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农户选择农业创业的概率上升了20.34%;模型(2)加入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资本特征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在1%的显著水平上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但边际效应下降至0.036 1,即农户进行农业创业的概率增加了3.61%;模型(3)加入村庄特征变量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影响效应为0.032 9,且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4)进一步控制了村庄地区特征,此时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依旧显著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概率提升了3.19个百分点。上述结果表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具有稳健性,假说H1初步得到验证。

表2 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与农户农业创业决策的基准回归结果

控制变量中,性别在10%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户农业创业决策,男性更容易选择进行农业创业,说明当今农村社会中,男女分工仍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女性多从事照顾小孩、赡养老人和家务劳动等家庭内部事务,男性则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和压力,因此更可能为了提高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质量而选择进行农业创业。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农户受教育年限越长,知识储备越多,对农业创业的机会识别和把握能力就越强,因此进行农业创业的概率就越大。家庭抚养比则负向显著影响农户农业创业,家庭的抚养、赡养负担越重,可额外用于农业创业的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就越不足,从而选择农业创业的可能性就越低。家庭的年收入越高,意味着所具备的农业创业初始资金就越丰富,容易跨过“创业门槛”,从而增加农户农业创业的概率。社会资本特征中,政府资本对农户农业创业决策产生负向显著影响,与蔡栋梁等[50]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样本农户所在地政府对公职人员及其近亲属有不得从事商业活动的严格规定,因此政府资本丰富的农户参与农业创业的概率反而更低。银行资本和村级资本则显著促进农户进行农业创业,前者有助于农户获取信贷资金,后者则在村集体的层面上给予农户一定的信任和资源支持,因此农户选择进行农业创业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内生性处理

虽然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显著提升了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概率,但是农业创业也可能会使农户寻求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来满足资金缺口,因此二者间可能存在由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为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IV-Probit模型,并选取受访农户周围人对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参与程度(3)农户对问题“您周围人对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参与度高”的认同程度,采用李克特五点测量法测量,数值越大表示认同程度越高。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由于农户参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存在较强的邻里效应,周围人的参与程度容易影响到农户自身的参与行为,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并且其他农户参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不会直接影响到农户自身的农业创业决策,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内生性处理结果如表3所示,DWH检验p值<0.001,说明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第一阶段的F值为111.85,远大于临界值16.38,并且弱工具变量检验中Wald和AR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此外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依然在1%的显著水平上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进一步验证了假说H1的可靠性。

表3 IV-Probit内生性处理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判断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影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用农户获得的农业信用担保贷款金额代替前文的二值变量。其次,将前文使用的Probit模型替换为Logit模型,重新进行回归。最后,对样本数据进行1%的异常值缩尾处理,使用Probit模型再次估计,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仍然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土地流转及农用机械化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给予了农户一定的资金支持,可能通过扩大经营规模(面积)和提升农用机械化水平促进农户从事农业创业。参考已有研究,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取农户土地流入行为(4)有土地转入赋值为1,反之为0。和流入面积表示土地流转,选取农用机械数量(5)包括拖拉机、播种机、旋耕机、收割机等机械设备。由于农用机械数量呈现典型的计数特征,因此下文采用Possion计数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农用机械价值代表农用机械化水平。

土地流转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显著促进并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流入行为和流入面积,说明农户在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所提供的资金后,会将资金投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这与柳凌韵等[42]的研究一致,逐步回归模型中的式(1)和式(2)回归系数显著性得到检验,假说H2得到验证。将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和土地流转同时纳入对农户农业创业的模型中,结果显示,除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外,土地流入行为和流入面积也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产生影响。结合式(1)和式(2)的回归结果,说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既具有直接的影响,又具有通过促进农户土地流转产生间接的促进效应,即土地流转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假说H3得到验证。

表5 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土地流转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影响

表6显示了农用机械化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Poisson和OLS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显著提升了农户拥有的农用机械数量和价值,说明获取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有助于增加农户对农用机械的投资,提高农用机械化水平。在将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与农用机械数量、价值纳入同一模型分析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与农用机械价值同时显著,而农用机械数量不显著,表明仅农用机械价值在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说H4得到验证。

表6 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农用机械化水平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影响

(五)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业创业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不同年龄水平。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户对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态度和从事农业创业的可能性有所差异,因此有必要验证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不同年龄水平的农户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表1的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农户平均年龄为52.846 5岁,参照已有研究[30],本文以平均年龄为分界线,低于平均年龄的样本农户视为年轻组,高于平均年龄的视为老年组,分组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年轻组的农户从事农业创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老年组农户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创业面临着各种风险,年龄较大的农户一般为风险厌恶者,更偏好于收入和支出稳定的基础农业生产和经营,而较为年轻的农户由于试错的机会多,且能够承担起一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因此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年轻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

表7 不同年龄水平和学历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2.不同学历水平。在熊彼特创新模型中,创业者的个人能力对于其把握创业机会、规避创业风险、有效解决创业难题发挥着重要作用,缺乏信贷资金所造成的客观限制也会因创业者的不同人力资本而出现差别[13],因此本文使用农户学历水平代表其人力资本,按照受教育年限将样本农户划分为低学历(6年及以下)、中等学历(6年以上12年及以下)和高学历(12年以上)三组进行异质性分析[51],并将农户受教育程度从控制变量中剔除。表7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中等学历和高学历水平的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并且高学历水平农户的边际效应最大,这说明学历水平较高的农户经营决策能力较强,能够更好地利用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从事农业创业,与已有研究[52]一致。

3.不同创业规模。农户农业创业的规模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融资缺口。创业规模越大,所需投入的资金越多,融资缺口可能就越大,因此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可能因为创业规模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将经营面积为50～100亩视为中小规模农业创业,经营面积100亩以上视为大规模农业创业,分别研究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不同农业创业规模的影响。表8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中小规模的农业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大规模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究其原因,目前农业信用担保贷款90%以上的额度控制在10万元到300万元之间,该额度区间对中小规模农业创业的融资缺口覆盖度较高,而对大规模农业创业的融资缺口相比较为不足,无法有效满足大规模农业创业农户的融资需求,因此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大规模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也是未来农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需完善的地方。

表8 不同村内产业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4.不同产业水平。产业具有特殊的示范效应,可以带动一大批村镇的经济发展和设施建设,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其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村庄内是否存在特色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决策,因此本文将样本农户按照村庄内是否有特色产业进行分组,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无论村庄内是否存在特色产业,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均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研究结果。但是就边际效应而言,村庄内有特色产业的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概率要高于村庄内无特色产业的农户,说明农业创业也具有一定的集群效应,特色产业可以为创业农户提供独特的资源和品牌优势。集群发展不仅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同时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从而实现产业不断地转型升级,带动当地发展。

四、农村金融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

(一)农村金融环境质量评价

本文参照张萍等[44]的研究,并结合调研地区经济金融数据可获性,构建了一个采用12个市(县、区)数据(6)本文选取陕西省、山西省和江苏省12个市(县)2012-2021年经济、金融及相关衍生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21)、《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2-2021)、《中国金融年鉴》(2012-20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2-2021)以及地方政府官网公布的工作报告。评价农村金融环境质量的DPSIR模型。其中,D代表提升农村金融环境质量的驱动力,主要包含体现地区经济活跃程度等方面的指标;P代表农村社会对金融环境产生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农村社会发展对金融支持所产生的需求;S代表农村金融环境在驱动力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所表现出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农村金融的深化程度;I代表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环境所处状态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为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村金融深化程度间的相互作用;R代表对提升农村金融环境质量的响应,即为加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作用、缓解农村金融缓解面临的压力、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而出台的政策。综合上述分析,本文选取了包含地区GDP增长率、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等在内的16个指标(7)农村金融深化指数=农村贷款余额/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贷款余额=(0.5×农村人口/总人口+0.5×农林牧渔总产值/GDP)/贷款余额;农信网点覆盖率=农信网点个数/村庄个数;农村存款余额=(0.5×农村人口/总人口+0.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存款余额;农村存贷比=农村贷款余额/农村存款余额。形成农村金融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9),并采用熵值法计算调研地区农村金融环境质量综合得分(8)篇幅所限,具体计算步骤和结果备索。,计算结果及排名见表10。

表9 基于DPSIR模型的农村金融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表10 农村金融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结果

从表10结果可以看出,整体而言,陕西省、山西省和江苏省农村金融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平均得分分别为0.179 5、0.164 3和0.443 0,而三省12个市(县、区)的平均综合得分为0.285 5,说明三省之中农村金融环境质量最优的是江苏省,其次是陕西省和山西省,且陕西和山西两省相差不大,但相较于江苏省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就各市(县、区)而言,陕西省内农村金融环境质量最优的是富平,其次是杨凌,综合得分均大于0.2,在12个市(县、区)中处于中等水平,而武功和永寿综合得分排名最末,农村金融环境较不发达。山西省内各县(区)农村金融环境质量评价结果同陕西省类似,仅忻府综合得分大于0.2,其余县(区)均处于靠后水平。江苏省内所有县(市)均排名靠前,尤其是太仓综合得分为0.610 9,基本实现了较为发达的农村金融环境,但是江苏如皋的综合得分为0.297 7,说明农村金融环境质量不仅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各省内部市(县、区)间也差异较大。

(二)农村金融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上述统计分析表明,三省间农村金融环境质量差异较大,江苏省农村金融环境质量远高于平均水平,能够较好地代表发达的农村金融环境地区,而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农村金融环境质量则低于平均水平,是欠发达的农村金融环境地区。因此本文将全部样本按照地区分为3组,讨论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于不同农村金融环境地区的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以此来检验农村金融环境是否发挥了调节效应。分组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第(1)至(3)列分别代表陕西省、山西省和江苏省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于不同地区的农户从事农业创业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作用大小存在一定差异,呈现出对江苏样本农户促进作用最大、陕西次之而山西最后的结果。为进一步验证农村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本文对三组间回归系数进行了费舍尔组合检验(9)单纯比较回归系数和边际效应的大小无法证明组间估计结果确实存在差异,因此需要进行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性检验。费舍尔组合检验的假设条件较为宽松,对两个样本组中干扰项的分布以及衡量组间系数差异的统计量并未做任何限制,可用于各种模型的回归结果检验,是较为合适的差异性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表明,陕西和山西两组回归系数差异性检验p值为0.260,说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两组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而陕西和江苏、山西和江苏组间回归系数之差均为负数,同时差异性检验的p值分别为0.033和0.071,分别在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江苏省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优于陕西省和山西省,证明了在农村金融环境质量更优的地方,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说H4初步得到验证。

表11 农村金融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由于分组回归仅体现了省级层面农村金融环境质量的差异,未考虑到省级内部各市(县、区)农村金融环境质量的不同,因此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了样本农户所处市(县、区)农村金融环境综合得分及其与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交互项,估计结果如表11第(4)至(5)列所示。可以看出,农村金融环境正向调节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农村金融环境越完善,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农户从事农业创业可能性就越大,假说H4再次得到验证。此外,为了进一步探讨农村金融环境不同准则层作用的差异性,本文将驱动力和压力两个准则层视为经济政策特征,将状态、影响和响应视为金融深化特征,回归结果分别如(6)至(9)列所示。在农村金融环境具体的维度中,金融深化特征呈现出正向的调节作用,而经济政策特征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目前农村地区农业信用担保政策和制度的落实仍存在一定的瓶颈和阻碍,政策和制度发挥的有效性不足,并且农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农业信用担保业务的开展主要还是取决于金融机构的意愿和选择,金融机构数量越多、信誉越好、金融深化程度越高,开展农业信用担保业务越积极,农户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概率就越高,从而越容易选择进行农业创业。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陕西、山西和江苏三省微观调查数据,本文从信贷支持层面探讨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农业创业决策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显著提高了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概率,使用工具变量、替换变量、更换模型和缩减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这一判断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年轻组和中高学历水平的农户获取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后,从事农业创业的可能性更高,并且村庄内有特色产业更有利于促进农户进行农业创业。此外,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囿于其额度较小,更能促进农户从事中小规模的农业创业。第二,本文进一步讨论和验证了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农业创业的两个作用机制:土地流转和农用机械化水平。具体来说,首先,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显著提高农户的土地流入行为和面积,通过扩大经营面积进而促进农业创业;其次,农业信用担保贷款显著促进农户投资农用机械设备提高机械化水平进而促进农业创业;第三,进一步讨论分析发现,农村金融环境及其金融深化特征在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农业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中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农村金融环境越完善,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业创业的促进作用就越强。

鉴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政府应积极完善农业信用担保制度建设,构建“政银农保担平生”等多方联动的农业信用担保风险分担模式,从而提升银行供给农业信用担保贷款的意愿,提高创业农户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可得性,缓解创业融资壁垒,引导农户积极从事农业创业。第二,银行和担保公司应因地制宜地创新农业信用担保业务中的担保形式,积极将农地经营权、农机设备、农地收益保证等抵押担保要素引入至农业信用担保业务模式,针对特色产业开发特色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产品,如“花椒贷”“奶山羊贷”,同时结合农户年龄、学历水平和创业规模适当提高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审批额度。第三,着重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机市场,简化土地流转手续,并加大对购置农机的补贴,降低土地流转和购置农机的交易成本,促使农户获得资金支持后能够顺利将资金投入到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上去,从而实现农业创业的转型升级。第四,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深化。一方面,充分发挥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税收、贴息、奖补、保费补贴等财政政策以及差异化的监管考核政策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进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状况,从而为农户农业创业提供更加公平、快捷、高效的融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