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境遇与路径优化

2024-02-18 08:30马玉佳李锦红
传播与版权 2024年2期
关键词:路径优化现实困境全媒体

马玉佳 李锦红

[摘要]随着全媒体时代到来,信息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赋予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方式智能化等新特征。然而,传播主体多元化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力,传播内容碎片化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权,传播方式智能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用力。为了进一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相关传播主体需要从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增加优质内容供给、加大技术创新和健全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力、话语吸引力、传播效用力,筑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安全防线,让全媒体真正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建设。

[关键词]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现实困境;路径优化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2]这一重大论断和战略部署既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尽管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但这并不能完全确证其在传播上的有效性,而全媒体作为现代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成效。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呈现新的特征,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制约其传播实效的新挑战。因此,文章从实践角度探索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优化,对更好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十分必要。

一、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特征

全媒体是一种新型的媒体形态,利用数字技术将各种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实现信息的跨媒体传播和互动式传播。在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特征。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

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主体层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种组织机构、社会群体和个人成为新的传播主体,甚至一些新技术也发挥着类似传播主体的作用,呈现人机协同的发展趋势。

其一,各种组织机构、社会群体和个人成为新的传播主体。在传统媒体时代,党报、党刊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其通过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实现对民众思想与行为的引导和规范。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传统媒体时代具有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线性的特征。而互联网、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过去一元传播主体对信息生产、编辑、分发和传播的垄断局面,各种组织机构、社会群体和个人成为新的传播主体。全媒体使得各种组织机构、社会群体和个人不再只是信息的接收者,而是能够自主参与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

其二,全媒体时代呈现人机协同的发展趋势,形成人机交互的智能化模式。随着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机器通过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以及对技术的深层次学习,已具备智能选题、智能编辑、智能生产、智能分发、智能传播等功能。机器可以通过分析用户需求进行内容生产和信息分发,发挥类似传播主体的作用。近些年,智能化采编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新闻、体育新闻、文化新闻等各类新闻报道中。

(二)传播内容碎片化

在全媒体时代,用户对碎片化信息的需求,变相助推了传播内容的碎片化。用户在面对海量的信息内容时,通常会选择那些符合自己认知水平和兴趣偏好的信息。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生产呈现视频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

其一,全媒体时代应用视频化形式进行内容输出成为热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短视頻用户规模为10.26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2%[3]。随着短视频产业蓬勃发展,大量网民集聚短视频平台,短视频成为信息内容传播的重要途径,这更加强化了传播内容的碎片化。

其二,全媒体时代内容供给呈现去中心化趋势。全媒体去中心化的交互传播取代了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形成了开放式、扁平化的传播格局。全媒体时代,大众民意表达的渠道畅通,人人皆有麦克风、皆可发表观点、皆可表明态度成为全媒体时代的新标志,社会舆论领域呈现“众声喧哗”的局面。相比理论性和严肃性的内容题材,用户更倾向于生产和传播碎片化、娱乐化和生活化的信息,这间接压缩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空间。

(三)传播方式智能化

全媒体时代,在5G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等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动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更加智能化。同时,随着大数据技术和智能推荐算法的应用,个性化和圈层化的传播形态逐渐取代了传统单向、线性、大众化的传播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受众为基于共同兴趣和集体利益聚集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群体。

其一,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具有沉浸式和立体交互式特征,使得信息的传播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各大媒体充分发挥智媒优势,运用5G、AI、VR/XR/MR等前沿科技,报道两会内容,增强了信息传播的鲜活性、实时性、有效性,使用户获得沉浸式的体验。

其二,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更加智能化,同时传播受众也呈现类型化的特征。在全媒体时代,由于针对用户偏好的智能算法的广泛应用,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网络环境。用户长期获取同质化信息容易陷入“意识形态茧房”。与此同时,智能算法的精准推送使相同价值取向、相同思想观点的用户得以聚合,并形成特定的网络社群。网络社群成员原本的价值理念和偏见会得到强化,这极易导致传播受众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二、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境遇

全媒体深刻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已有的传播空间和运作体系,为受众带来全新传播体验的同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力、传播话语权、传播效用力皆受到了冲击。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力

在全媒体时代,传播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权威造成影响。“去中心化”的交互传播取代了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一方面,民众可以通过多种媒体平台,获得更加丰富多样的信息,其对信息的选择权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在全媒体时代,民众拥有了更多意见表达渠道,其可以针对网络上某些见解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评论、分享、转载,这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引领力受到极大挑战,非主流意识形态观点、虚假言论和错误言论等内容在以交互传播为特征的全媒体时代有了可乘之机。由于传播主体和信息接收群体的认知水平不一,传播主体对网络空间中的各种信息进行个性化解读必然会导致舆论生态环境的复杂化。同时,传播主体在民间舆论场对意识形态领域解释权的争夺,必然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造成影响。例如,少数民众由于政治素养不高,对网络上的热点事件的认知和解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从而造成网络事件的泛意识形态化现象。如何在保障信息高度自由化、透明化的同时,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是全媒体时代相关传播主体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传播内容碎片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权利。一方面,碎片化的传播内容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主流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碎片化的呈现方式,利用全媒体生动化、多频次、互动快等传播优势,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受众。另一方面,各类网络社群利用社交媒体快速传播以视频为主要形式的信息。短视频凭借其新颖的标题、精妙的剪辑、生动的叙述等特点,满足人们对生动直观内容的需求。这些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对民众而言更易于接受,也间接压缩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空间。少数用户由于自身认知水平不高,片面地相信所获得的碎片化信息,对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与真实性没有进行理性分析,感性化地按照个人情绪和基于自身利益对网络事件进行非理性判断,因此全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极易出现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共存的局面。大量的争议性言论、虚假信息、错误观点等负面信息在网络空间传播,极大地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话语权。

(三)传播方式智能化削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用力

全媒体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全媒体具有科学技术性,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全媒体实现了信息传播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主流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智能化传播渠道进入用户生活的空间,用户可以有针对性地获取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另一方面,全媒体借助大数据算法精准地向用户推送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把信息处理的“把关权”让渡给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急剧下降,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用力。因此,全媒体时代亟须素质过硬、业务精湛的媒体把关人来消除人工智能推荐算法的负面影响。

三、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优化

在全媒体时代,相关传播主体应利用全媒体技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增加优质内容供给、加大技术创新、健全体制机制等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力、话语吸引力、传播效用力,筑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安全防线,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一)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4]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传播主导力弱化的困境,相关传播主体必须加快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构。

其一,相关传播主体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顶层设计,打破体制机制桎梏,做到多方面协调发展,做大做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同时,相关传播主体须将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结合,由上而下地制定方针政策,并对相关方针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监督。其二,相关传播主体要大力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建设多元化、全方位的全媒体传播矩阵,通过将数字生活与数字媒体结合,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实现媒体资源的优势互补,形成平台、技术、数据、资源等共享共建的媒体融合发展新格局[5]。相关传播主体可以借助全息媒体为不同受众打造智能化、个性化的融媒体产品,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力。

(二)增加优质内容供给,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吸引力

增加优质内容供给在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相关传播主体须以“内容为王”为核心,向受众推送更多含有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全方位助力全媒体平台建设。全媒体时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中之重在于增进话语阐释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构建具有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话语体系,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话语吸引力。

其一,增加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优质内容供给。在供给内容生产和表达上,一方面,相关传播主体必须注重主流意識形态的理论性内容和实践性内容的结合,将与广大群众切实相关的民生问题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热点事件能够快速传播,舆论环境更为复杂多变,因此相关传播主体必须密切关注传播广泛的热点事件,提升舆论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同时培育官方和民间意见领袖,提升议程设置能力。另一方面,相关传播主体必须对算法“推荐池”内容和表达方式进行升级优化,加入更多含有丰富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信息,增加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权重,使用户更容易获得和更愿意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其二,构建富有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话语体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主流意识形态要保持自身的权威性,难免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抽象性。因此,相关传播主体必须选择那些可以贴合广大群众的现实生活、使广大群众产生情感共鸣、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内容,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从而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强大助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吸引力。

(三)加大技术创新,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用力

以算法为核心和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范围推广和应用,使用户不可避免地接收到具有同一性、均质化特征的信息,造成“意识形态茧房”现象,这会导致用户信息选择和接收的窄化,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鉴于此,相关传播主体必须规范应用技术,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技术支撑,创新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通过优化传播内容审查机制和算法推荐,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用力。

其一,优化传播内容审查机制。推荐算法、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看似是中立的,但技术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传播,决定了其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因此,相关传播主体必须重视引导技术研发者和应用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严格遵循职业道德规范,充分发挥人在其中的主体性作用[6]。面对由算法推荐产生的“过滤气泡”,相关主体必须通过优化传播内容审查机制,科学研判信息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内容和价值立场,做到从源头上预防风险的发生,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引领驾驭推荐算法。其二,相关传播主体须优化算法推荐,防止“信息茧房”导致的群体极化现象。相关传播主体须努力创造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算法,使推荐算法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服务,通过推荐算法的优化与升级,力求信息推送效果达到公共性与个性化的有效统一,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度和效用力;着力规避各种社会圈层之间出现价值分化、极化的现象,使传播受众愿意主动关注蕴含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信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用力。

(四)健全体制机制,筑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安全防线

在传统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会严格规范舆论信息的采集、编辑、分发,但在全媒体时代,由于传播“去中心化”,主流媒體信息筛选的“把关权”被削弱,新媒体平台成为舆论话语交流、交融与交锋的空间和话语权力博弈的场域。因此,相关传播主体须健全体制机制,进而筑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安全防线。

其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管媒体。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与全媒体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动全媒体法治化治理进程。相关传播主体应全力推进全媒体发展的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针对主流媒体、商业媒体、技术研发者、技术应用者、技术推广者建立必要的约束制度,以规范他们的技术行为,坚决阻止某些人、某些组织、某些企业利用社交媒体与融媒体违法获得利益的行为。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快制定和完善与科技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科学技术的使用规范,通过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其二,提升全民网络法治意识和素养。相关传播主体必须明确网民的权利和义务,依法规范引导网民在网络上的行为,并构建网络法治宣传教育平台,加快推进网络法治工作。同时,相关传播主体应提升民众法律意识和素养,努力建设文明、健康、安全、优质的互联网媒体环境,通过健全制度来保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安全。

四、结语

全媒体深刻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已有的传播场域和运行机制,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正在重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力、传播话语权、传播效用力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因此,相关传播主体要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力;增加优质内容供给,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吸引力;加大技术创新,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用力;健全体制机制,筑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安全防线,从而进一步推动网络媒体的高质量发展,在媒体空间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构建优质的网络舆论环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3(05):13.

[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5]谢俊.5G驱动下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应对策略[J].探索,2022(06):173-184.

[6]汪青,李明.从背离到统合: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理论导刊,2022(02):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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