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古文字中特殊的形体省略现象

摘 要：在汉字发展史上，形声字存在省声、省形的变化。通过对一些相关字形的考察，发现形声字是可以完全省去声旁；表意字也可以省略形体一部分，成为一个与本身看似不相关的字。这些并不是书写者写错造成的，而是出于求简的考虑。

关键词：汉字发展史；古文字；形声字；表意字；声旁；省声；省形

作者简介：徐子黎，枣庄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古文字学研究，E-mail：swjtuxzl@126.com。

引用格式：徐子黎.简谈古文字中特殊的形体省略现象〔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82-91.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字典，作者东汉许慎将汉字按照部首编排，同一偏旁的文字置于一个部首之下，这种编排方式对后世字典辞书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了将汉字按部首编排之外，许慎对汉字构形分析亦很有建树。传统文字学者在讲汉字构造的时候，一般会遵循“六书”的说法。“六书”一语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地官·保氏》云：“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六艺”是周代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技艺。《周礼》并没有说明“六书”的具体内容，汉代学者把“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汉书·艺文志》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2〕郑众注《周礼·地官·保氏》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1〕许慎《说文·叙》还给“六书”分别下了定义，后人多袭用许慎的“六书”名称，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本文所引《说文》内容出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引《说文》中的例字均出此书，不另注。】。班固、郑众、许慎对“六书”分别有不同的解释，其说大同小异，同出一源，其中许慎的说法最具体，不仅对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等字分别举了例字，还对汉字构造做了一些说明，这也是汉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说文》中，许慎首先提出形声字的省形和省声理论，省形如《说文》云：“曐，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从晶，生声。一曰：象形。星，曐或省。”“考，老也。从老省，丂声。”关于省形和省声，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说：“造字或用字的人，为求字形的整齐匀称和书写的方便，把某些形声字的声旁或形旁的字形省去了一部分。这种现象文字学上称为省声、省形”^〔3〕。对于形声字的省声，裘先生在书中将其大体分为三类：（1）把字形繁复或占面积太大的声旁省去一部分；（2）省去声旁的一部分，空出的位置就用来安置形旁；（3）声旁和形旁合用部分笔画或一个偏旁【形声字省声的三种类型具体使用情况可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7页。】。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简谈古文字中特殊的形体省略现象

以上所说的省形和省声，是比较常见的。本文讨论的是古文字中特殊的形体省略现象，此处所说的古文字指的是秦以前的文字，包括秦代小篆。下文试从形声字的省略和表意字【本文没有采用许慎“六书”中“会意字”的说法，而倾向于裘锡圭先生“三书说”中的“表意字”这一意见。】的省略两方面加以讨论。

一、形声字完全省略声旁

对于形声字来说，由于声旁在形声字中是关键性的主导构形要素，如果完全省略了，就成了一个不认识的字或者是错字，对于文义的理解也造成障碍。然而在古文字中，有些形声字是完全省略声旁的。下面通过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

在古文字中，“成”字是一个常见字，《说文》云：“成，就也。从戊，丁声。”古文字字形作、、【“成”字古文字字形采自季旭昇《说文新证》，艺文印书馆2014年版，第963页。】等，从甲骨文、金文等早期古文字字形看，“成”从“丁”得声可信。但从“戌”“丁”声，不从“戊”。在一些古文字字形中，“成”写成了“戌”，省略了声符“丁”，如司鼎中成周之“成”写作（《集成》2659）【《集成》指《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数字为铜器在《集成》中编号，下同。】，多友鼎铭“丁酉，武公在献宫，迺命向父召多友，迺延于献宫，公亲曰多友曰：‘余肇使汝，休，不逆，有成事，多擒”【为行文方便，文中的古文字释文皆用通行文字写出。】，其中之“成”写作（《集成》2835）。颂簋盖铭“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宫。旦，王各太室，即位。宰引佑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贾二十家”中之“成周”之“成”写作（《集成》4338）。根据铭文内容可以确定这些写成“戌”的字为“成”字，只是在书写过程中省略了声旁“丁”。

古文字中，“宝”字也是常见字，《说文》：“寶，珍也。从宀，从玉，从贝，缶声。”经董莲池先生研究，商代金文中“宝”字40余见，表明“宝”字在商代是一个常见字。董先生认为“宝”字构形在商代金文中除一例省略了“宀”，几例省略了“贝”外，其余皆“宀”“贝”“玉”“缶”四者具备，说明“宝”字在构形上已经相当稳定。而且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40余见的“宝”字中，其构形偏旁“宀”可以省，“贝”可以省，但“缶”作为标音符号绝无省者，尽管有时候写的不全，但象征性笔画一定保留，由此可以说明“宝”字是一个从“缶”声的胎定的形声字^〔4〕。但是在西周、春秋金文中，还是有“宝”字省略了声旁“缶”。农父簋铭“农父作宝簋”中的“宝”字写作（《集成》3461），从“宀”从“贝”；赢氏鼎铭“赢氏作宝鼎”中的“宝”字写作（《集成》2027），从“宀”从“玉”从“贝”，以邓鼎盖“永宝用之”中的“宝”作（《近出》348）【《近出》指《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刘雨、卢岩编著，中华书局2002年版。】，左下增加了“示”字，而省“缶”声。在商代金文中，“宝”字是不能省略声旁“缶”的，在西周春秋金文中，“缶”声又为什么可以省略呢？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但也可以理解。在今天看来，商代金文中“宝”字构形是其最初的字形，我们分析某个字的形体，要追溯其最初字形。“宝”字形体中有“缶”字说明其是形声字，即使在两周金文中，“宝”字构形中亦绝大多数是有“缶”字作为声旁的。省略声旁的情况属于特例，占很少部分，这也说明在文字发展过程中，当文字已经保持稳定以后，书写者在书写形声字时，偶尔也会为了求简省略声符。

《集成》11295号著录的章子国铜戈是1981年湖北省文物商店在枝江县收购的，其上铸有铭文。黄锡全先生曾撰《湖北出土两件铜戈跋》一文，对此戈的铭文、国别和年代提出了一些见解。据《集成》所印拓本，章子国戈铭文位于胡部，一行十一字，学者对其作出考释，铭文“尾其元金”中的“尾”字比较令人费解，《集成》增补本隶作“尾”。黄锡全先生读其为《说文》中从“火”“尾”声之“”，“”即“燬”字，并引《说文》“，火也。从火，尾声。《诗》曰：‘王室如。”今本《诗·周南·汝坟》作燬。“燬其元金”意为用火化其好铜，犹如金文习见之“用其吉金”“择其吉金”等义^〔5〕。李家浩先生不同意黄锡全先生读“尾”为“燬”的意见，认为“燬”作为名词指“火”，如《诗·周南·汝坟》“王室如燬”；作为动词是“火烧”的意思，如《晋书·温峤传》“峤遂燬犀角而照之”；但是似无火化或熔化之义。他也不同意黄锡全先生认为“尾其元金”犹如金文习见之“用其吉金”“择其吉金”等义，认为纵观两周铜器铭文，凡是讲到用“吉金”铸作器物，一般都是先说“择”或“用”“其吉金”，然后说铸作某器，并将邾公孙班镈铭“邾公孙班择其吉金，为其龢镈”和章子国戈铭相比较，认为章子国戈铭“尾”当读为“选”，“尾”省略了“少”字。字本应为从“尾”从“少”，“少”“小”古本一字，甲骨文作三小点或四小点，像细小的沙粒之形，所以“少”古有“沙”音，章子国戈“尾”可看作从“尾”“沙”省声。上古音“沙”是生母字，“选”是心母字，都属于齿音。“沙”是歌部字，“选”是元部字，歌、元阴阳对转，“沙”可以读为“选”^〔6〕，李家浩先生认为“尾”省略了“少”，是基于古文字中本来存在从“尾”“少”声之字。章子国戈“尾”旁右侧模糊不清，李守奎先生认为从残存笔画和构形上说，可能是“攴”^〔7〕，黄德宽先生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亦疑右边是“攴”，并读其为“选”^〔8〕。

两周青铜器中有一种有盖的方形食器，宋代的《博古图录》始定名为簠，沿用至今。青铜簠出现于西周早期后段，盛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战国以后逐渐消失。后世不少学者对簠的器形、命名和用途进行过讨论，争议也相对较多，当以簠为是。金文中有从“匚”“古”声之字，隶作“”，一般读为典籍中之“簠”。其字形变体甚多，有从“匚”从“金”的，字形作“”，或可看作是省略声符“古”声，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的省略，并不一定和其他相关字形是古音通假。其亦出现在清华简《封许之命》中。《封许之命》是周初封建许国的文书，简文详记封许时的赏赐，如圭、鬯、路车等，可与有关典籍及青铜器铭文对照。许多器物名称很难释定，有赏赐物作“周”，整理者李学勤先生读其为“雕匚”，注云：“，字从匚，《说文》：‘受物之器，读若方。雕匚应指器上有雕镂纹饰。”^〔9〕“匚”作为受物之器，在出土古文字材料中難以寻觅，如果以《说文》和古文字材料对应，不一定正确。文字在演变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文字可能存在同形现象，比如“匚”字亦出现在甲骨文中，甲骨文有“”“”“”，分别对应《史记·殷本纪》中“报乙”“报丙”“报丁”。甲骨文中之“匚”，我们也不能将其直接等同于“报”或《说文》中之“匚”，只能将其看作和《说文》中之“匚”是不同时代之同形字。《封许之命》中之“”，我们如将其看作是省略了声符“古”，读为古器物中常见的“簠”，就很好理解了。

此外还有一些省略声旁的例子，如“”，《侯马盟书》作（3：1）、（85：2），从酋，从鬼，或作（3：19）^〔10〕，完全省减声旁“酋”。又如，《玺汇》【《玺汇》指《古玺汇编》，罗福颐主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其后数字代表《古玺汇编》中古玺编号。】3363中的“敬”省略声旁“茍”。

二、表意字的形体省略

在形声字完全省略声旁之外，表意字中还存在特殊的形体省略现象，裘锡圭先生就曾说表意字有省略偏旁字形的现象，并且举了几个例子，如“尘”字繁体“塵”的篆文从三“鹿”从“土”，籀文“塵”中之“鹿”则省为鹿头形。《说文》把“尘”字篆文分析为“从麤从土”，“塵”所从的“鹿”可以看作“麤”的省形。另如“尿”字篆文从“尾”从“水”会意，隶、楷省“尾”为“尸”，也可看作省形^〔3〕。裘先生所举的这些例子是一般意义上的省形，省略前后还有明显的字形联系。

刘钊先生则在《古文字构形学》中针对甲骨文形体的省略举了不少用例，分为四种类型：（1）有时一个形体可省去大部分，而保留一小部分，如（《合》190正）【《合》指《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其后数字代表甲骨拓片编号。】—（《合》14335），（《合》27369）—（《合》27643）；（2）有时可省去对称的偏旁或笔画，如（《合》21767）—（《合》24247）；（3）省去形体或形体部分的一半，如（《合》1031）—（《合》32917）；（4）个别偏旁经常以省略的形式出现，如（《合》36520）—（《合》36510）^〔11〕。其中第一种类型有时一个形体可省去大部分，而保留一小部分，与我们所说的特殊省略情况相似，即二者字形在省略前后没有明显联系。

古文字中的“卒”和“衣”是这种特殊省略的典型例子。《说文·衣部》：“卒，隶人给事者衣为卒。卒，衣有题识者。”其义为“隶役供给差事的人的衣服叫卒”，从古文字资料看，这种说法不可信。“卒”甲骨文作（《合》1210）、（《合》22569）等，裘锡圭先生认为商代甲骨文“卒”字或作表意字，在“衣”形内加上交叉线，或在“衣”形末端增加上钩的笔画。金文中有“衣搏”一语，唐兰先生最早将其解释为“搏斗完毕”，指出“衣”即“卒”字，表示完毕的意思，郾王职戈“萃”字从“衣”，寡子卣“谇”字亦从“衣”，并可证^〔12〕。李学勤先生也曾指出天亡簋、它簋、庚嬴卣、繁卣、多友鼎等西周铜器铭文中的“衣”字都应当读为“卒”^〔13〕，今已成为学界定论。

我们以天亡簋（《集成4237》）为例，天亡簋是西周重要的青铜器，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现藏国家博物馆，又称大丰簋、朕簋。器内底有铭文8行77字，铭云：“乙亥，王有大礼。王同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饎上帝……丕克讫衣王祀，丁丑，王饗大宜。”《逸周书·度邑》记述了周武王克商后至东土洛邑相宅时对周公讲的话，云：“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14〕。

天亡簋铭和武王至东土相宅有关，其中“衣祀于王”的“衣”或解释为祭祀名，与殷通用。《礼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郑玄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公羊传·文公二年》：“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殷，盛也。”“丕克讫衣王祀”，“衣”读为“殷”，“丕克讫殷王祀”即终止殷王之天命祭祀，亦即灭亡了殷。《尚书·多士》：“殷命终于帝。”^〔15〕李学勤先生云：“‘衣字前人多读为‘殷，但‘殷有合义，祀文王一人为什么称合祭？‘衣字读作‘卒，训为既，似更允当”，并且说“总之，‘衣‘卒二字在卜辞金文中往往混淆不分，需要我们细心区分，才能正确读释。这和我们讨论过的‘氏‘氐两字在金文中相混淆，情形正是类似的。这为古文字的演变提供了一种新的事例，值得今后进一步讨论”^〔13〕。裘锡圭先生云：“簋铭‘衣祀和‘衣王祀的‘衣，很有可能也应该释读为‘卒。‘王卒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可能是说王举行完对文王的祭祀，然后‘事喜上帝。‘丕克气衣王祀疑当读为‘丕克讫卒王祀，簋铭是有可能以‘丕克讫卒王祀来赞美周王的。”^〔12〕在已经发表的殷墟卜辞中的所谓“衣”字，除去一些辞义不可解的，都应该释读为“卒”。

至于甲骨、金文为什么用“衣”字表示“卒”，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如果仅通过类比就认为这种情况与“氏”“氐”相混淆类似，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氏”“氐”本是同一个字，后世才逐渐分化的。由于氏、氐音稍变，故在“氏”下加“一”以别之。与之不同，“衣”和“卒”本来就不同字，裘锡圭先生认为古人常用“衣”表“卒”的原因还有待商榷^〔12〕。对于“衣”“卒”之间的联系，其他学者亦有论述，如田炜先生认为“衣”“卒”相混用，与二者古音相近有关。他说：“把‘卒字简化而与‘衣字同形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商末的黄组卜辞，西周甲骨文和金文承袭了这种用字习惯。上古音‘衣字属影母微部，‘卒字属精母物部，微、物二部是严格的阴入对转关系，而声母则似相隔。不过有学者认为‘衣、‘卒二字的读音是有关联的。有研究音韵的学者指出，后代读为影母的字在上古有时候是可以和其他声母字相谐的。”^〔16〕

对于“衣”“卒”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果仅从字形上来看，甲骨文中的“衣”字有作（《合》37543），“卒”字有作（《合》30282），字形极其相似。我们认为“衣”“卒”形体相似，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来看，“衣”字代替了“卒”字的用途，将“衣”看作是“卒”的形体省略可能更合理些，而不必从二者语音相通上去求解。在这些字形极为相似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从字形上去考虑。在字形毫无联系的情况下，从上古音通假关系去考虑，似乎更为合理。

与“卒”字写作“衣”字相似，古文字中的“先”字也会写作“之”字。“先”字是古文字中的常见字形，《说文》：“先，前进也。从儿，从之。凡先之属皆从先。（臣铉等曰：之人上，是先也。）”“儿”即“人”，古文奇字人也。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云：“之，出也。出人头地，是先也。”饶炯《部首订》：“之儿（人）犹言出乎人，出乎人者，即过乎人之前，而其义为先也。”^〔17〕古文字中“先”字作从“之”从“人”，或从“止”从“人”，二者取意当同，表人前进之意，亦有加义符“彳”者，强调行动之意。在出土古文字资料中有用“之”表示“先”的，《集成》82单伯昊生钟铭云：“单伯昊生曰：‘丕显皇祖烈考，逑匹之王。”“之”当为“先”，田炜先生认为文字的讹误使得“之”字在铭文中表示“先”这个词。《郭店·性自命出》【《郭店》指《郭店楚墓竹简》，荆门市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简17云：“观其之后而逆顺之。”《上博（一）·性情论》相对应的地方作“先后”【《上博一》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下文《上博七》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云：“州徒之乐，而天下莫不语，之王之所以为目观也。”乙本“之王”作“先王”。《上博（七）·凡物流形（甲本）》简16、简26云：“邦家之危安存亡，贼盗之作，可之知。”乙本“之知”作“先知”。曾侯乙墓出土的编号为E.66的漆箱顶盖上刻有“之匫”“后匫”，“之”亦当为“先”，田炜先生认为以上“之”皆为“先”之误^〔16〕。另如二式（《近出二438》【《近出二》指《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刘雨、严志斌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

）铭文云：“唯十又一月既望丁亥，王各于康大室。”四十二年逑鼎乙（《铭图2503》）铭文云：“唯四十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太室。”两条铭文中“各”皆省略“口”，但作倒止之形。在战国楚简中，从“辵”“各”声之字或省“口”，其与西周金文省“口”之“各”或有一定联系。“先”写成“之”、“各”省略“口”亦可看作是形體省略。

我们再举一些相关字形，如“弃”字，甲骨文从廾捧箕弃子，作，楚文字有省箕形作，在《清华二·系年》【《清华二》指《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李学勤主编，中西书局2011年版。】

简135中则省“廾”作，仅存倒子形。“则”字，《说文》云：“等画物也，从刀贝。贝，古之物货也。”所谓“等画物”是指比照样子刻划器物，即照样子做东西。西周中期段簋从二鼎，从刀，作，会以上面一鼎为典则，下面效法上面的典范。先秦铜器制作一器一范，先以泥心刻出实物形状、花纹等，一范刻毕，则其他同形器便可以此为标准，一一仿效，这就是“则”字的造字本义。二鼎省作一鼎作，在楚文字中，“鼎”或讹成“贝”作、，或省“勿”旁（“刀”的讹变）作。另如“相”字，《说文》云：“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甲骨文作，西周金文作，战国玺印有作（《玺汇》3210）、（《玺汇》0788），完全省去会意偏旁“木”，仅剩“目”形。这些字形都可以确定是表意字完全省略表意偏旁，完全破坏了文字构形理据，增加了考释的难度。

我们再谈一些可能的情况，金文中有“夨”字，其字如可通读为“吴”，很多疑难便可迎刃而解。《说文》：“夨，倾头也。从大，象形。”甲骨文“夨”字像倾头之形，而不必倾左倾右。《说文》以左倾者为“夨”，右倾者为“夭”，非其本义。《说文》：“吴，姓也。亦郡也。一曰：吴，大言也。从夨口。”大言即大声说话，或许就是歪理邪说的意思。从文字构形来说，“吴”字毫无疑问是一个表意字，与夨、口相关，二者作为意符会合而表意。“夨”在金文中作为国名、人名出现。如相传出土于陕西凤翔的散氏盘（《集成》10176），现藏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内底有铭文19行356字，又名散盘、夨人盘，记“夨”“散”二国土地纠纷事，铭文云：“用夨践散邑，乃即散用田，履：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夨人有司履田”。可是，问题在于我国历史上的古书从未记载过夨国，铭文内容和典籍不符。如将“夨”读作“吴”，就有可能是《国语·齐语》的“西吴”，铭文就好讲通了。《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即位数年，“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韦昭注：“流沙、西吴，雍州之地”^〔18〕，和散氏盘出土地相合。2001年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的叔夨方鼎，铭在腹内壁，8行48字，铭文云：“王呼殷厥士，爵（劳？）【此字铭文当为“爵”，王辉先生《商周金文》读其为“劳”，暂存疑。】叔夨以常、衣、车、马、贝三十朋。敢对王休，用作宝尊彝。”此方鼎出土于114号晋侯墓中，如将“夨”看作“吴”，叔夨即为叔吴，“吴”“虞”可通，叔夨即为晋开国之君唐叔虞。《史记·晋世家》云：“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与武王曰：‘余命女（汝）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19〕《史记》中有关唐叔虞的身份以及分封的传说当不可信，但晋始封君为唐叔，且唐叔身份高贵则是可以肯定的。铭称虞为“叔”而不称“子”，器当作于成王时。“夨”可能就是“吴”省略“口”，是当时书写者的一种书写习惯。如果结合叔夨方鼎的出土墓葬来分析，可知鼎出土于晋侯墓地，非普通身份，于是将“叔夨”释读为唐叔虞就很好理解了。古文字“吴”字写作“夨”，与“麗”字写作“鹿”字类似，如楚王“熊麗”写成“熊鹿”，何琳仪先生在《说“麗”》一文中认为二者音近^〔20〕，我们认为形体省略的可能更大些。学者在讨论单个文字时，也曾留意到这种特殊省略情况，可是没有系统总结。

我们分析某个字的字形时，往往首先依据《说文》，然而《说文》有较多不可信之处，以“匋”字为例，魏宜辉先生在《说“匋”》一文中论述了“匋”字的构形和意义。《说文·缶部》：“匋，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匋。案《史篇》读与缶同。”对于“匋”字构形，《说文》以为“匋”字从缶、包省声，大徐本所注反切为“徒刀切”。魏宜辉先生认为考之古音，“匋”为定母幽部字。然《说文》以为“匋”从包省声，且引“《史篇》读与缶同”，“包”“缶”古音皆为帮母幽部字。“匋”与“包”“缶”虽然韵部相同，但定母和帮母两声纽远隔，从音韵上看它们似乎不应该有互谐或通假的关系。“匋”字的构形本作“”，从宀从缶，表现置于窑灶中烧制的陶器。《说文》“匋”字所从之“”并非“包之省”，而是“宀”的变体，故“匋从包省声”是不可信的。古文字中存在“缶”读作“匋（陶）”的情况，这里的“缶”其实是由“（匋）”字省简所致^〔21〕。陶文中陶工刻字为了通俗简化，往往用“缶”表示“陶”，当是省简形体所致。今天的陶工在刻字的时候，仍然没有一定的书写规范。字形省略之例另如辛鼎（《集成》2660）铭有“辛万年唯人”，《集成》修订增补本读“人”为“仁”，吴镇烽先生《铭图》1318从之。读为“仁”当不可取，“仁”表示“仁义”这一抽象观念产生较晚，在西周应还没有表示“仁义”的意思，与西周金文时代不符。而且读“人”为“仁”这样的通假也显得突兀，存在猜想的成分。田炜先生认为“人”为“亟”的错字，读为“极”^〔16〕，但没有说明原因。我们认为田炜先生将“人”和“亟”相联系、读为“极”可从。田炜先生可能是依据伯梁其盨（《集成》4446）铭中之“万年唯亟”对读而得出“人”为“亟”之错字。金文“人”与“亟”字形有相似之处，金文“亟”有作（《集成》4341），如果在书写过程中省略上下形体，即为金文“人”。和田炜先生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这也可看作是特殊省略之例。

三、结语

综上，本文通过分析一些字的用例，发现在古文字中形声字可以完全省略声旁、表意字省略部分形体，从而成为一个面目全非的字。这些现象并不是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写错的，可看作是書写者的一种书写习惯，目的在于求简。如同今天有些人将餐厅的“餐”写成“歺”，而“歺”和“餐”本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这些字形简写后，当时人是可以看懂的。在汉字从象形转变为亚象形的时代，各种简省的情况皆有可能，这与汉字发展的趋势当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今天我们分析某个古文字时，不能完全拘泥于文字构形理论，而应当结合具体内容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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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pecial Form

Ellipsis i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XU Zili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have the ellipsis in sound and form. There is a special ellipsis form phenomeno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The investigation of some related characters indicates that the sound can be completely elided in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Ideograms can also omit a part of the form and become characters that dont seem relevant to themselves. These are not the results of the writers faults， but of the intention to write the characters more easily.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ideograms; phonetic radicals; sound ellipsis; form ellipsis

（责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