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初唐的儒学

畅运合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略论初唐的儒学

畅运合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从儒学发展的角度，运用综合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初唐儒学的特点，认为唐初统治者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儒学的推行具有全方位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与后来宋代儒学的比较来看，唐代儒学还具有不够精微、对思想控制尚不够严密的特点。因此，研究唐代儒学，既要看到唐代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又要看到儒学发展的时代性特点。

初唐;儒学;全方位;精微

自从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在历代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体制和日常观念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唐代亦不例外，唐初统治者（主要是唐太宗）为追求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不遗余力推行儒学，使儒学经历了数百年动乱之后（中间只有西晋和隋的短暂统一），再次成为强盛的封建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唐代与汉代并称“汉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代，其对儒学的推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以史为鉴，全方位推行儒学

如果说在封建专制社会，统治者个人品质会直接对国家的治乱兴衰起决定作用，那么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君唐太宗个人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和借鉴也必然会极大影响政治运作。贞观二年，唐太宗曾对群臣说：“古人云：‘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唯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皆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与道路。武帝及简文帝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江陵，为万天于所围，犹讲《老子》不辍，百僚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执。庾信亦叹甚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借。朕之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1］太宗此番议论鲜明表现了做为最高统治者治国方略的方向性抉择，是对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主导地位的明确肯定。佛道充其量只能充当配角，用之于国家政事，必然像梁武帝孝元帝诸人，身死国灭，为后人耻笑。做为一位开明的力求国家一统和强盛、积极有为的封建王朝君主，国家兴衰治乱才是其关心的首要政治目标。可以说，确立儒学的主导作用有其必然性的因素。另外，唐太宗本人亲身经历了隋末动乱和唐王朝的创建，对人民的力量和历史规律有着更为切身的认识，这必然加深其对儒学的认识。在谈及隋炀帝的暴政时唐太宗说：“此皆朕亲见，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稳，百姓安乐。”［1］我们知道，孔子思想主要范畴是“仁”［2］，表现在政治中即是对被统治者施行“仁政”。唐太宗从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体会政治上施行“仁政”对王朝巩固和长治久安的至关重要。他将隋的灭亡归因于统治者的暴虐。他把百姓安乐当作国家稳固的根本，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自觉认识。当然，唐太宗的思想与朝臣的影响不无关系，《全唐文》所收贞观名臣魏征之文涉及仁义的篇章达三分之二，其中不少是给唐太宗的上书。可见，对被统治者施行儒家所说的“仁义”已成为唐初统治者的一种共识了。

唐太宗早在即位之始，就全方位展开了对儒学的推行。贞观二年，“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3］。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3］。为了史学的借鉴功能，唐初大修史书。二十四史有八史修于唐。唐太宗又亲自为一些人物做传论，如《晋书王羲之传》。作为颇有修养的文学家，唐太宗自然不会放过在文艺领域渗透儒家立场，在《帝京篇序》中：“必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氏求华，从人以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4］。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竭力贬抑南朝时颇为流行的王献之书风，而又极力推崇符合儒家审美理想的所谓“尽善尽美”［5］的王羲之书风。就这样，儒学渗透在历史、文学艺术等等领域。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唐太宗毕竟是一名政治家，对文学艺术的渗透，除了表现自己的艺术修养外，根本还是服务于政治目的，使整个国家思想上统一于儒家的政治理想。

也就是说，施行“仁义”已被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当作一种基本的政治理念，表明了统治集团对历史规律高度自觉的认识。施行仁义的结果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潮流，达开了唐王朝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贞观之治成为后世不断缅怀的美好的治世，“欲把一挥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两百年后晚唐诗人杜牧在唐帝国夕阳西下之时，想到一代明君唐太宗，仍然是感慨万千。

二、尚待精微化的儒学

在谈到唐太宗对儒学的大力推行，不能不注意到唐代儒学与宋代儒学相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贞观政要》卷一曾记录：“（王珪）‘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1］可见儒者不被重用的情况的普遍，连唐太宗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儒者被征为“学官”，但仅仅是“学官”而已，并未授予实际政治权力。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固然需要政治权谋，但太宗即位之后也并没有重用儒者，这与“宋代宰相需用读书人”的用人理念明显不同。唐初所谓贤相房玄龄、杜如晦，本是太宗创业过程中功臣。杜如晦也是如此，与房玄龄都是“玄武门之变”主要策划者。唐高祖李渊曾评价房玄龄“此人深识机宜，足勘委任”［3］。关于房、杜二人，后世有“房谋杜断”之称，都是以政治权谋见长，这与宋太祖时代重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亦截然不同。当然，我们并非指出唐宋用人理念的优劣，而仅仅只是说明二者的不同而已。

儒者这种表面风光而离实际政治权力很远的现象，在唐代科举中亦可窥其一二。唐代科举的常举“每年都要举行，可分为明经和进士，明经着重于儒家经典的记诵，进士着重于诗赋和时务策”［6］。著名学者陈寅恪说：“盖其所谓明经者，止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7］就是说，儒家经典科考每年都要考的内容，但只是“记诵”而已，并未要求对经义的理解和深究。而且明经科及第后授予官位也并不显赫，“唐代重要官员大多出于进士，考上进士的人非常荣耀”［6］。我们知道进士科如前所说是偏重诗赋和时务的。即只是从历史教训和现实需要出发来推行儒学的。而没有从思想统治的角度认识到通经对于政治的直接意义。

唐代儒学的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也是儒学自身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唐代在经历了汉代之后数百年的动乱，儒学还出于复兴的阶段。只有在经过唐，五代，儒学自身对佛学的吸收与改造，才能达到儒学的新阶段——宋代理学。宋代在唐代儒学复兴的基础上，接受唐亡的教训，科举考试的方式和用人方式都发生很大变化。“宋统治者和多数学者普遍认为‘通经’有利于培养治国之才，并可以‘一道德’，因此把科举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经义上。”［8］当然，我们说，宋代及宋代之后的所谓考察“经义”的科举考试亦有其弊，其危害此不赘述。我们要说的是通过唐宋时期的比较，更清晰地看出唐代儒学的特点。如果说宋代儒学吸收了儒学从而发展地更为精致，形成儒学发展的新阶段的话，那么唐代儒学还处于尚待精微化的阶段。不管其科举考试的方式，用人方式都表现出初具规模的特点。当然唐代儒学这种特点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唐人更少理学繁多的禁忌，整个社会显得生机勃勃，生产力高度发展，思想开放，唐代社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朝代;另一方面，朝廷对思想控制的相对较弱，也为封建王朝的统治的稳定埋下了隐患，持续不断的与王朝对抗的藩镇割据，自从安史之乱后一直伴随唐王朝的灭亡。这除了行政体系的原因外，思想意识的控制相对较弱化，不能不说没有儒学对思想统治尚不精微严密的深层次的原因。

有人在归纳唐代儒学特点时认为“唐太宗在儒学利用上，过分强调了其社会实践功能”［9］。唐代经学“仅仅是‘讲论经义，商略政事‘的外王之道”［9］。这论点应该说很深刻，只是忽略了唐代儒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儒学只有经历了唐五代的历史教训及儒学对佛学的吸收，才有可能进一步精微化。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即使英明如唐太宗亦是如此。王珪在向其进谏，抱怨儒者不被重用时，他也只能“深然之”。我们认为儒学的社会功能并不完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重要的是儒学自身在某一阶段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在唐代儒学本身并未发展到如宋代理学般的精微程度。儒学本身的发展的客观状况应该是统治者对儒学利用的前提，而非统治者想当然地利用儒学的某些功能。我们知道，宋代儒学发展地更为精微，对人的思想情感控制地更为严密，这也给统治者利用儒学准备了于唐代不同的客观条件（当然，儒学发展到精微的理学后，亦有双重历史影响，此不赘述）。在隋末动乱和唐王室内部争斗中凭借英明勇武取得帝位的唐太宗的成功之处在于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不是超越时代。过分强调其主观意志对“儒学利用”，就会忽视儒学的时代性特点。

总之，唐初对儒学的推行是与唐太宗本人的主导作用分不开的，有着以史为鉴，全方位的特点。另一方面，在科举考试的方式及儒者在实际政治权力中的地位都可以看出来，唐代儒学尚不够精微。从思想控制、政治稳定的角度，相比后来的宋代理学，唐代儒学尚不够严密。

［1］ 吴兢．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1：423，48，29．

［2］ 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7．

［3］ 刘眴，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941，2460．

［4］ 董浩，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

［5］ 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126．

［6］ 左言冬．中国政治制度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12．

［7］ 陈寅恪．陈寅恪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321．

［8］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8：125．

［9］ 庞朴．中国儒学［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203，209．

The summary dissertation on Confucianism in early Tang Dynasty

CHANG Yun－he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 Stud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The thesis，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velopment，uses integrated and comparative method and analyzes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in early Tang Dynasty．The author thinks the rulers in early Tang Dynasty carried on Confucianism in a comprehensive implement for national unity and stability．In the same time，we should know that Confucianism in Tang Dynasty was not subtler and more accurate in thought control than Song Dynasty．So，we not only notice the ruler's implement，but also see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development．

early Tang Dynasty;Confucianism;comprehensive;subtler

I206．2

A

1009-8976（2013）01-0017-03

10．3969/j．issn．1009-8976．2013．01．006

2012－08－25

畅运合（1967—），男（汉），山西运城，博士主要研究文史典籍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