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马克思的生命哲学比较

张永忠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康德与马克思同为德国著名思想家，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峰，但二人出生的家境，成年后各自的生活方式，由此导致的各自寿命，都形成鲜明对比。本文先概括比较康德与马克思的生命哲学——生命现象背后的根本动因，再从他们的早年经历、成年后生活方式、健康历程等方面探寻根源，为人们提供不同的、近乎完全对立的生活观、生命观的个案参考。

一、哲学与生命

康德与马克思以不同的哲学来指导各自生命，前者信守向内自律，后者信奉向外抗争，前者在自律中沉思，后者在抗争中批判，这是他们生命存在的主要方式。康德高度自律，尽力使自我适应外在(包括自己的身体状况)，追求内在自由、安宁;马克思极力抗争，试图变革现实制度，追求社会公平。他们都相信二重世界:康德区分现象界与“自在之物”，马克思区分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二人毕生都在追求(不光为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永久栖息地。

康德敬畏“自在之物”，与其早年缺乏安全感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康德出生的家境贫寒，身体孱弱，匮乏与消沉的生活导致其缺乏安全感。他要节俭，更要勤勉，努力用很少的钱维持简单的生活，尽力自谋生路。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康德的生活方式来不得放纵，高度自律才能维持其并不强壮的体质，以免身体变得更糟。谋求生路的同时，康德追求身体上的安稳，精神上的安宁。这二者基本满足后，康德有充裕的时间保持沉思状态——备课、上课(康德上课更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写文章、与朋友交谈、独自散步——康德只是变换着方式在思考，以此调节沉思的步调。有序的、渐进的、悠远的沉思，给康德的心灵以极大的濡养，其精神力量变得异常强大有力(与其瘦弱的身体形成强烈反差)，其沉思的深度与广度明显超出常人。康德认识论上“哥白尼式的革命”，正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也折射出康德对自身精神力量的自信。但“自在之物”终究成为康德跨不出的思想门槛，成为认识的禁区，这里可能的诱因——早年就扎根于其心灵深处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陌生而无助的情怀。

因宗教观念，马克思出生的家庭疏离于周围社会，社会不公的种子在幼小的马克思心灵深处生根，自由主义(尤其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助长了马克思与当局的对抗。马克思赞赏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的思想，目的在于弘扬意志自由、事在人为的开拓进取精神，这也是主导其生命哲学的主要理念。马克思以斗争为幸福，以屈从为最大不幸，正义感在斗争中展现，其生命历程犹如一团剧烈燃烧的火焰，热烈、奔放，急剧释放正义的能量。

马克思习惯于在事物内部寻找对立面，以此构成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尤其注重来自内部的否定性力量。其代表作《资本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弊端，为无产阶级——马克思坚信其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者——作理论导向。尽管以哲学为斗争武器，马克思抽象、深奥的理论却强调物质性的社会实践，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而不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他坚信，理论都是灰色的，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宁可相信未来，也不迷信来世，他推崇斯巴达克斯式的英雄，意在成为推翻旧体制的精神领袖。他深切同情下层民众的境遇，强烈批判压迫者，极力探寻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斯巴达克斯，其抗争哲学的影响力已持续一百多年，而且继续影响者人们的社会观念。

康德与马克思生命哲学的不同点远远超过共同点。感情上，康德深藏不露，顾虑重重，几次与婚姻擦家而过;马克思热情澎湃，敢恨敢爱，大胆追求，获得爱情、婚姻、家庭。尽管二人都从事思辨性极强的理论研究，马克思的研究几乎都与现实政治有关，他要用哲学作武器来改造社会制度;康德的研究多为纯学术性问题，涉及到政治问题也尽力限制在狭小的学术圈内，他要用哲学作心灵的庇护所。康德生活几乎不出学术圈，但他的思想触角则远远超出人类社会。

安静而内敛的性格主导着严谨、平淡、单一的生活方式，但康德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究。教学与创作，为康德的生活提供经济保障;抽象思辨与理论创造，极大地提升与拓展了康德的精神生活。康德惊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前者是呈现于外在的必然，后者是深藏于内心的良知。这两大问题让人类永世魂牵梦绕，康德一生的探讨都关涉其中。他对纯粹理性(超检理性或思辨理性)的审查分析，大大推进了人类思辨的深度。

力避烦扰，免疫自高;内外独立，天年终保。康德最大限度的用自己有限的生命探讨宇宙和道德的奥秘，平淡的生活中完成“哥白尼式的”思想转向，为人类开拓精神家园。在这安静、沉思的生命旅途中，康德的灵魂也获得极大满足与欣慰，这也是出身贫寒、矮小瘦弱的康德能活到80高龄的重要因素。

对抗外敌，资本分析;贫病交困，免疫乏力。斗争实践，成就了马克思深刻的理论批判;对抗强权，使马克思的行为获得尊敬与盛赞;揭示规律，马克思的理论力量持久显现。但马克思的抗争哲学主要集中于外在敌人——资产阶级，忽视了内在敌人——疾病与贫困，中年以后，健康问题日趋严重，迫使马克思长期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支撑，最终较早的退出抗争舞台。

康德试图在宇宙中为人类心灵探寻一席之地，马克思希望为被压迫者制定斗争纲领。二人以不同的方式演绎各自的生命，向世人展示了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生命哲学路径，他们却都成为人类思想史上闪耀不同光芒的巨星。

二、个性——生活方式——健康历程

寿命与健康直接关联，也与生活方式相伴，这些又都建立在早年形成的个性基础之上;反过来，个性又影响生活方式及对身体的态度，进而影响生命历程。

康德与马克思自小在家中深受宗教的耳濡目染，早年都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康德的父母都是基督教虔诚派教徒，注重内心虔诚，安于素朴生活，接受道德规约。尽管家境贫寒，该派对工作、责任的神圣感舒缓了因生活艰辛而造成的精神压力——困苦而不失信念!父母的熏陶有助于康德安贫乐道精神的形成，尽管他们没给康德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当然也没留下债务)。康德对政治的关注主要限于学理层面，对政治现实似乎显示出逆来顺受，政治一般不直接影响其日常生活。虔诚教派的学校给出身卑微的康德受教育的机会，但其严苛的管束也强化了康德日后生活的自律、自抑与自闭。

马克思出生于犹太教家庭，为了生计，马克思的父亲被迫放弃原来的信仰而改信基督新教，却生活在天主教地区。家庭与周围社会的疏离感，助长了幼年马克思对社会的冷眼，也孕育了其日后对宗教的怀疑甚至批判。拿破仑战争期间，特利尔市曾被划归法国，作为生活在异教地区的犹太人，马克思的父亲不能不受法国理性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很难不影响到后来的马克思。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中高扬为人类福利而自我牺牲，类似于基督教献身精神，与其在特里尔中学受到的人道主义教育不无关系。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与对上层社会的强烈反叛，构成马克思大半生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态度。

康德出生的家境贫寒，父母去世较早(13岁时母亲去世，22岁时父亲去世)，甚至他们的丧葬费用也不得不靠市政府承担［1］3。康德求学期间，得到过亲友的资助，也可能偶尔通过打台球赢钱来补贴生活［2］13。康德早年就形成了用很少的钱勉强维持生活的习惯，中年以后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还是以简朴为主。据说他的房子里空荡荡的，没什么家居物什［3］6。康德终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出身贫寒的他，去世时却留给亲戚大量遗产［2］32。

出身贫寒、矮小瘦弱的康德能活到80高龄(死于虚弱)，与他严谨、有序、平淡、宁静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这又决定于他内敛、勤勉、自得其乐、巧避外界烦扰的个性。

成年后康德的生活是高度自律的，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抑、自闭的。经济独立是生活自律的结果，又是进一步自律的条件。康德一生都追求经济独立。他上大学时没有申请奖学金，而是靠打台球和给别人辅导挣钱，因为他不想欠国家的［1］214。清贫而自由，是康德早年生活的写照，康德不愿因负债或依赖他人而精神上不独立，他常向人陈述他无时不非常快乐及安适，如有人叩门，他便说:“进来吧”，因为他知道门外并无债主［4］165。无债心自宁，清贫但精神独立，有助于维持人体的免疫力。

早年贫寒的家庭生活，不仅培养了康德节俭的习惯，也使他认识到:经济上，有备才能无患。康德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就存了一笔现金，那是留待遇到疾病或非常困难时的紧急备用款［4］165。从避免债务而获得精神独立，到储备资金以备急需，康德已从精神自持进升到内心踏实，从被动遭受意外到主动防御不测。精神上保持独立，连同资金上有储备，为康德的健康奠定了两大基础。同命相怜，康德有时还帮助贫寒学生缓解经济困难，同样有益于精神上的自足与安适，有助于健康。

康德的生活，表面平淡而内在丰富。晚年以前，除了大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康德有着多姿多彩的业余生活:与熟人一起吃午饭、打台球、打牌、上剧院、参加城里沙龙等。康德思想活跃，是个受人欢迎的聊天伙伴。甚至有人描述“当时康德硕士先生确实是世间最有风度的男士，穿着镶边衣服，带着爱神马车夫，拜访所有的小社团。”［2］19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康德绝不是这种人;相反，康德丰富的学识与深邃的思想，离不开新鲜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启示与朋友们的激发，仅凭读死书是远远达不到的。

担任正教授后，康德的生活更有规律。康德有早上喝茶与抽烟的习惯，但不酗烟。康德喜欢邀请几位好友共进午餐，边用餐边交谈，通常持续数小时，大家谈笑风生，海阔天空，“客人享用了这顿苏格拉底式的午餐，精神与身体都吃饱了，个个活跃舒畅”［4］181。午餐会多以笑声收场，因为康德相信笑有助于消化。这种午餐会，既补充体能又开阔思路，生理与心理双获益，是人生难得的幸福时光——轻松而不放纵，进取而不紧张。康德严谨而有序的日常安排，使他才智的发挥接近最佳状态，思想极尽深邃。

追求宁静的生活，遇到外界干扰，康德适当规避。精神上的安宁与居住环境相关联，康德讨厌嘈杂，喜欢安静的居住环境，甚至不能容忍邻居家一只大公鸡的啼叫而被迫搬家，以此换取精神上的宁静。1762年，哥尼斯堡大学一教授去世，校方推荐康德接任，但要批改学生的即兴诗，还要为学校庆典作诗，康德自觉难以胜任，只好作罢;1764年，康德再次拒绝诗学教授的聘任——康德自知什么不可为，然后才更好的有为。晚年，因涉及宗教问题的言论，康德受到当局严厉批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康德温和应对，谨慎言行，没激起更大的麻烦，直到老国王威廉二世去世，言论限制放松，康德宁静的生活未受太大干扰。老国王去世后，康德在其《学科间的争执》一书中申明:自己只是暂时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限于老国王在位期间。温和恭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不屈的灵魂，康德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坚强的精神支柱维持着顽强的生命。

康德的体质并不强壮，还有些虚弱。对于自己的身体，康德甚至“时时刻刻都焦虑不安，表现出疑病症的病态心理”［3］6。鉴于此，康德宁可生活在早已习惯了的故乡柯尼斯堡，也不愿去外地工作。成名后，他多次谢绝外地大学聘任，甚至是高薪聘任。作为大学老师，康德生活极其规律，甚至刻板。他喜欢独自一人散步，担心与人谈话必须用嘴巴呼吸，而他认为在旷野应该用鼻腔呼吸的［3］6。康德早睡早起，他的男仆要按他的要求每天早晨5点就把他叫醒，决不容忍装病误事［3］6。康德没有午休的习惯，却有午后散步的习惯，而且极其准时。康德有便秘的毛病，坚持服药至晚年。晚年左眼失明20年，却一生没有用过眼镜［4］181。康德终生没有致命性疾病，临终，体能耗尽，形体近乎木乃伊。

马克思出生的家境优裕，父亲长期担任特利尔市律师协会主席，受人尊敬。马克思出生不久，他们家在特利尔买下另一套房子入住，家中有两个女仆［5］7。马克思中等身材，块头较大，金属质的声音——先天资质较好。独立后，愤世嫉俗的马克思生活颠沛流离，没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极不稳定，又要养活自己与家人，早年大手花钱的习惯很难转变为精打细算、谨慎持家，常常弄得全家处在饥一顿饱一顿的无定状态。其生活来源多与文字工作相关，但又不限于此:当编辑、出版著作、为媒体撰稿;亲友的资助;继承遗产;偶尔做点生意;典当、变卖家产。马克思经济最困难时期集中在1850—1870年代，恩格斯长期补贴马克思一家人的生活，1864年恩格斯成为股东以后，资助力度显著增加。仅通过1865—1869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计算，这几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862英镑［5］328。马克思的外孙埃特迦·龙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支援，马克思和他一家势必饿死，这是没有疑问的。”［6］马克思中年时就遭受多种疾病折磨，多年病痛，身体每况愈下，65岁时死于肺脓肿。

马克思个性刚烈，有强烈的正义感，关注社会问题，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与身体状况关注不够，尤其在早年。这些决定了成年后马克思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健康状况。

孩童时代的马克思就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5］8。中学时代，马克思曾经以故意蔑视反动的副校长而闻名，马克思的拉丁和希腊诗文出色，他有能力写讽刺诗文嘲笑自己的同学。在大学的头几年，马克思仍然对浪漫文学怀有巨大热情。入大学的第一学期，所选六门功课中文学占了一半。大学期间，马克思对诗歌的热情因他与燕妮的爱情关系而加强。马克思曾经因喝酒吵闹而被校方关禁闭，在一次与人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5］14。

桀骜不驯的性格，注定马克思绝不向任何当局妥协，先后被多国政府驱逐出境，其大半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无国籍的人，最终客死他乡。其实，只要不公开挑战当局，即便从事纯理论研究，凭马克思的才能，解决生活不成问题。然而，马克思刚烈的性格与正义感不允许自己与当局合作。因政治观点与普鲁士当局对立，马克思放弃在大学谋取哲学讲师的工作机会;作为《莱茵报》主编，马克思一次又一次让当局难堪，直到该报被查封，马克思不得不到国外谋求生存、发展。从1843年10月，马克思开始了他流浪国外的生活(中间多次短暂回德国，其中最长一次:1848年4月至1849年5月)，直到生命结束。先后定居法国、比利时、英国，其间又多次奔波于欧洲多国，长期遭政治压制，经济围困，孩子夭折，疾病缠身，始终不肯妥协。定居英国后，马克思同以往一样坚定:“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5］305。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当局多次向马克思传送橄榄枝，希望马克思为德国官方杂志写金融方面的文章，马克思把这当作笑料［5］315。

马克思浪漫、豪放不羁的性格决定了他对钱财的矛盾态度——花钱大方却不刻意追求，时刻需用钱而极少积攒钱财，更不是守财奴。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其经济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很可能是优裕的家庭条件助长了马克思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终其一生，其花钱欲望似乎总是超出家庭或自身承受能力。大学时代马克思的花费常常超出父母预期，多次受到父母责备。马克思与燕妮婚后外出度蜜月，他们把燕妮母亲给的钱放在箱子里，箱子敞开放在朋友家桌子上，大家任意取用，钱很快就花光了。

马克思花钱大方，但对经济来源却不特别关心，更少为花钱提前留下储备。马克思孩童时，母亲就担忧:“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该多好啊!”［5］327作为法律系的大学生，马克思的兴趣最终集中到抽象的哲学，从谋生角度，法律专业应比哲学专业有更多的赚钱机会，马克思显然不在乎这一点，而只在乎自己的志趣。1862年，马克思感叹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事业常青，似乎后悔自己长期从事理论研究。早年，有两件事促使年青的马克思意识到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一是1838年父亲去世，家庭经济来源锐减，促使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希望尽早能在大学谋得教职;一是1842年与母亲的激烈争吵，家庭经济援助被取消，迫使马克思尽快就业，自谋生路。马克思以后的种种谋生方式，多是在经济困境中的被迫选择，很少主动防范、未雨绸缪。

在国外，尤其在英国，马克思长期身处经济困境。流亡异国他乡，无稳定收入来源，夫妻二人又要养活众多孩子(马克思与燕妮共生育6个孩子，长大成人的3人)和保姆，尽管有亲友资助，有不固定的稿酬与版税，马克思的花钱方式(不善于精打细算，有时为保住面子而超能力花钱)导致一家人经常处在举步维艰的贫困状态。必要时，靠典当、借债维持生活;有时，为了躲避债权人追讨债务而不得不外出。马克思习惯于投入理论研究，暂时忘记贫困带来的烦恼，其坚定的社会正义感也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柱，维持人体免疫力必不可少。但不良的生活习惯更严重的损害着马克思的健康。长期以来，马克思作息没有规律，经常熬夜，大量抽烟，房间里烟和烟草味逼人，物品摆放混乱，书写潦草，生活极度缺乏条理。

马克思的性格也决定了其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大致以中年为界，前后反差巨大——前期，作息无规律，嗜好烟酒，不关注养生保健;后期，健康问题日趋严重，认真对待身体，尽力挽回健康，但回天乏力。马克思的健康问题，早在大学时就初露端倪。年青、浪漫、个性张扬，无忧无虑的马克思对自己喜爱的事物倾注热情和精力，过度劳累甚至通宵达旦的脑力劳动，往往以生病告一段落。在大学期间，马克思被检查出“肺部虚弱和大量的周期性出血”，被认定为身体极度虚弱，1841年他的兵役被永久取消［5］22。40岁左右的马克思就承受着精神与身体的巨大痛苦:燕妮因身体与生活困境而日益严重的悲观情绪感染着马克思，为了改善她的情绪，马克思甚至希望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魔鬼;肝病会持续干扰他，必须大量服药来治疗牙痛，眼睛与神经也有毛病，痈和疖子严重影响马克思生活时，不得不动手术，甚至自己用剃刀为自己做手术。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的生活出现重大变化。经济特别困难时期已经过去，频繁的政治活动和高强度的理论研究让位于挽回健康的规划与异地奔波。马克思公开的演讲与争论大大减少，日常生活相当规律:上午工作，午饭后散步，下午6点吃晚饭，晚上9点接待好友［5］391。但是，早年的生活已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与疾病的斗争超过与政敌的斗争。从某种程度上说，成年以后的马克思一直从事激烈的抗争生活:早年(集中于19世纪40—60年代)主要对手是“资产阶级”，晚年主要对手是疾病。最后10年，疾病与气候的话题充斥着马克思的信件，为了治病与疗养，马克思经常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直到身心交瘁。强大的资产阶级没能让马克思屈服，疾病却使马克思淡出政治活动和理论研究，较早的停止了思想与抗争。

一定程度上，生命在于自控;另一层面上，生命精神在于传承。康德与马克思的生命哲学所传递的精神各有千秋，后人总能找到自己所欣赏的东西，不论是严谨还是豪情!

［1］(德)曼弗雷德·盖尔.康德的世界［M］.黄文前，张文山，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德)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M］.郑伊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英)罗杰·斯克鲁顿.康德［M］.刘华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朱高正.朱高正讲康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法)埃特迦·龙盖.追忆马克思的家庭生活［J］.世界知识，1953(5):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