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生生”思想中的生态文明观

柯进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生态危机无疑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重危机，“生态危机只需要人们一如既往就能终结文明:我们可以仅仅通过继续‘一切照旧’就能终结文明。”［1］任何对生态危机现状有清醒认识的人都几乎会赞同，二十一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人类文明必须发生生态转向。托马斯·柏励(Thomas Berry)认为，地球已经进入生态纪时代(ecozoic era)［2］。当前人类亟需以一种与非人类世界共存共荣、相互增强的模式生活于地球之上。这就需要我们的自然观、伦理观特别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生态转向，需要我们重新理解人类自身以及重新定位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历史和相关研究表明，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其传统，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持久的动力，更难以付诸实践。在生态思想资源方面，儒家的“生生”之学是宝贵的思想财富，是儒家生态思想的精华，有助于解决当前生态危机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生生之道

《周易》是群经之始也是群经之首，可称为中国文化之母体。“生生”最早出现在《周易》。《易传·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系辞上》中还讲“大生”、“广生”:天为乾，地为坤，乾坤为“生生”的源泉和动力。生生不息是自然的基本存在方式。

历代儒家对“生生之谓易”有着浓厚的兴趣，给予了丰富的阐释。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它的解释是:“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3］易的基本含义就是万物的生生不息。明代著名学者、东林党人领袖高攀龙也提出“易之本体只是一个生字”［4］。“生生”是“易”的根本，一部《易经》主要在于阐明“生生之道”。

从语义学看，生生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天生万物”——第一个“生”是动词，指创生、生成等，后一个“生”字是名词，指生命，“生生”一词指生命的创生、延续、繁荣;第二层含义是“和谐共生”——第一个“生”是名词，后面的“生”是动词，指万物相生，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生物学上将这一现象描述为共生现象(symbiosis)。儒家的生生在内涵上十分类似于利奥波德所提出的土地共同体，类似于生态伦理所讲的生态共同体，人类与非人类世界(the non-human world)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人类的福祉和非人类世界的健康、和整个生态圈的健康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儒家的自然观始终认为人与自然一体。儒家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强调自然万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人依存于自然之中，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并且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有着连续性和亲切感。儒家几乎不会谈论独立于自然的人或独立于人的自然。儒家的“天人合一”突出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切感和内在的互动依存关系。

综上所述，生生之道是儒家的基本自然观。“生生之道”指自然界中生命的创生、延续、完满和更新之道。儒家的“生生”将大自然本身看作一个生命有机体，大自然不仅自身有生命，而且不断地创造生命，维持和发展生命，实现不同生命形式的共生共荣和永续发展。儒家称之为“天道流行”、“生生不息”。孔子看到四季更替有序、万物生意盎然，不禁赞叹自然造化之奇妙:“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5］

二、生生之仁

儒家认为，“生生”不仅是自然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宇宙的根本德性，还是人类道德的根源。儒家称之为“大德”。比如《易传·系辞下》讲“天地之大德曰生”。

儒家素以“仁”为核心。“仁者，人也。”人的根本德性就是仁。宋明时期，宋明儒学普遍以“生生”来阐释“仁”，生生谓之仁。通过这样的阐释，儒家普遍将“生生”理解为是人类道德的根本法则。生生是自然和人类共同具有的根本德性。譬如，北宋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6］349张载讲生生为“天地之心”:“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7］程颐说:“其生之德，是为仁也。”［8］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生生”:“仁，浑论言，则浑论都是一个生意。”［9］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上说，“仁者，生生之德也。”［10］

生生是践行仁的最高伦理原则。仁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伦理原则，同时也是处理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最高伦理原则。仁要求人在实践中效法天道，将仁心、爱心不断外推，从珍爱亲人朋友到珍爱他人，再到珍爱一切生命，最后达到珍爱万物。儒家认为，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追求“天人合德”这一至善境界。人不仅是自然众多物种中普通的一员，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比如，荀子就认为，山水土石这类无生命的物体‘有气而无生’，树木花草这类植物‘有生而无知’，飞禽走兽这类动物‘有知而无义’，唯人有气有生有知又有义，故‘最为天下贵’［11］38。儒家强调，人的高贵并不是由于人凌驾于万物之上来任意宰制万物，而恰恰是要肩负起独特的责任来关爱万物，在自然界中起到参赞化育的独特作用，以此实现人的价值［11］39。正如《易传·泰象辞》所讲:“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中庸》提出人应当“成己成物”。程颢倡导人应当“继善成性”:“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12］人肩负着爱护一切生命、实现自然的潜在目的，即生生的独特伦理义务和责任。在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对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定位上，儒家的天人合一是十分合理和深刻的，它既客服了导致生态危机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客服了在现实中缺乏操作性的生物平等论。在生态伦理方面儒家走了一条中庸之道。

总而言之，生生之仁是儒家的生态伦理学。儒家认为，仁不仅是天之性也是人之本，仁是人德更是天德，人的高贵正在于效法天地实现天人合德。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认为，儒家发展到宋明时期，它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天道与人德的合一［13］。

三、生生之和谐

儒家认为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统一整体。《系辞传》曰:“天地变化，圣人效之”［14］。三才各行其道，而人道就是要效天法地，如此则三才合而为一。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能效法天地的生生之道，实现天人合德。这样就是实践生生之仁，就能实现生生之和谐。

天人合一是儒家的根本精神，是生生之和谐的典型体现。达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境就是仁的实现。从本体上说，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本为一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生于自然、依存于自然、最终回归自然;从实践上说，天人合一指人应当效法天地，与天地合德，起参赞化育之功。在思想史上，张载第一个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乾坤父母，民胞物与。”［15］其他的代表性人物，比如程颢讲“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6］。宋明理学中，王阳明的“一体之仁”颇具影响，他说“大人之能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6］418

生生之和谐的理想状态是“太和”，即天和、地和、人和。《易·乾·文言》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人效法天地，使万物各得其所、人各正其位，就能实现最和谐的状态太和。太和是整个宇宙的大和谐，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永续发展。具体到人，就是人的身与心的和谐、人际的和谐、天人之际的和谐。

太和境界同时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境界。生生不仅具有道德意义，同时也包含着对万物深厚的的亲密之情、热爱之情和赞赏之情。人是否能体会到“万物一体之境”就在于我们人能不能做到“静观”。正如程颢的诗《秋日偶成》所写:“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如果能将个人的情感和生命融入到大自然的山水草木之中，达到情景交融、物我两忘，这即是一种超脱的和愉悦的审美境界。周敦颐的“绿满窗前草不除”、王阳明的“南镇观花”、程颢的“万物之生意最可观”，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式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程颢很喜爱“观鸡刍”。在程颢看来，“观鸡刍”是人识仁、体仁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刚孵化出来的小鸡活泼好动、可爱而又弱小，最能体现“生意”。万物的生意与人自身的仁心是相通的，“生意”能触动仁心，激发人将仁心外推和扩展到万物。

“生生之和谐”是一种使人类与非人类世界共存共荣的生态模式，也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所追求的审美境界。儒家“生生之和谐”的审美境界使人行为上做到“不害”(ahimsa)，情感上对万物充满仁爱，心境上达到忘我和喜乐。

四、结语

儒家的“生生”是儒家生态思想的精华，它既超越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也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论。儒家的“生生”也是人类与非人类世界共存共荣的生态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天人合一式的审美境界。儒家的“生生”涵括了真善美这三个维度，是真善美的统一。生生之道求真，是一种有机整体论的、以生生为目的的生态自然观;生生之仁求善，是一种生态伦理学;生生之和谐求美，是一种生态美学。

儒家的“生生之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综合的远见——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是生态共同体。人类的福祉与自然的福祉事实上是一致的。自然是人类的家园、生命之根，而不仅仅是供任意宰制和利用的资源。人作为自然之子依存于自然之中，而不是相反。因此，就生态保护而言，与其说是我们去保护自然，不如说是制止我们破坏自然的行为，以便让自然母亲继续孕育、保护我们和其他众生。生态资本是有限的，自然的承载能力和净化能力都是有限的。中国当前仍然是以牺牲环境来换取GDP的快速增长，继续追求经济的无限制增长，在生活方式上崇尚消费主义，这些显然违背儒家传统的生生思想，是不可持续的。儒家的“生生之仁”很好地定位了我们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使我们能更清醒地认识自身。人之为人，以及人的高贵就在于人能效法天地，慈心爱物。而当前气候变暖、土地退化、空气和水污染严重、垃圾围城、癌症等疾病的增加、物种的急剧灭绝等现象都是人类失职的表现，是对人性的扭曲。儒家的“生生之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人与自然的大和谐。它是中国和谐社会建构的应有之意和重中之重。套用生态社会主义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必须是生态的。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但同时，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主要目标的政府。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面对现状，中国能否实现文明的生态转向，早日率先扭转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关体制以及生活方式，来引领世界走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需要众多有识之士继续深入探讨，然而，儒家的“生生”思想无疑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启发。

［1］大卫·格里芬.探索走出“一切照旧”困境的路径——大卫·格里芬与鲍宗豪、鲁品越的对话［EB/OL］.［2012－09－21］.http://www.csstoday.net/Item.aspx?id=23984.

［2］托马斯·贝里.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M］.曹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236.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1.

［4］黄宗羲.明儒学案(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48.

［5］孔子.论语［M］.程昌明，译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95.

［6］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265.

［8］盛广智.中国儒家文化名著［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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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

［11］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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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载.张子正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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