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植入
——指示和指称的认识定位》述介

河南大学 杨丽梅

1. 引言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至今已发展了30多个年头，在此期间，其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并呈现出跨学科、重实证、重交际等特点。早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以内省法为主，认为语义是认知个体的概念化和识解过程，因此关注认知机制在语言形成中的作用。随着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一研究范式的局限。语言在话语双方互动的过程中产生，在交际情境中起协调指称的作用，因此，对语言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研究个人大脑中的认知，而应该走出个体，关注语言出现的情境和交际双方的互动。(Croft 2009: 395)

2010年9月，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认知科学系举行了“概念结构、语言与语篇研讨会暨涉身与情境化的语言加工论坛”(Conceptual Structur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conference & Embodied and Situated Language Processing Workshop)，其议题之一就是涉身认知和情境化认知。不难发现，现今的研究视野已由过去只关注语言使用个体研究拓展到集体社会认知上，交际过程中话语主体与场景的互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有助于认知语言学摆脱当下研究范围过于狭窄的困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Langacker的情境植入理论(grounding theory，下称情境植入理论)应运而生。语言情境化理论是当今认知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目前学界关于情境化的论述比较零散。Frank Brisard于2002年出版了他所编著的新作《情境植入——指示和指称的认识定位》，全书共分3部分：1)情境化理论研究；2)名词的情境化研究；3)小句情境化研究。该书收录文章13篇，涉及英语、德语、法语、荷兰语、波兰语、西班牙语等不同语种。除了对情境化理论的本体研究外，学者们还分析了不同语言范畴的情境化特征，包括指示词、人称时态、情态、语气等。本书可以视为情境化研究的一本比较系统的论著。本文拟对该书做简要的介绍和评论。

2. 内容简介

本书以Frank Brisard的论文“The epistemic basis of deixis and reference” (《指示词和照应词的认知基础》)开头，介绍认知语言学情境植入理论。情境植入理论中的情境(ground)指当前所发生的言语事件、言语事件的参与者及直接环境，包括言语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当时的语境、参与者的共有知识等。情境植入通过使用情境述义(grounding predication，以下译为情境述义)对名词所凸显的事物和动词所凸显的过程在空间和时间、现实和非现实中加以定位。作者认为，情境述义起指示作用，在被指称事物或指称过程和话语主体的心理世界之间建立路径，协助话语主体辨认名词或小句中凸显的实体。如在名词短语the tree中，情境述义the的作用是帮助话语主体在“树”这一类别中辨认出当前话语情境中所指称的具体的树。

第一部分是理论综述，阐述了情境植入理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收录了Langacker的两篇文章，分别是“Deixis and subjectivity”(《指示词和主观性》)和“Remarks on the English grounding system”(《对英语情境化系统的评论》)。

在“Deixis and subjectivity”一文中，Langacker通过分析英语主要情境述义的语法和语义特点，探讨了情境述义在名词词组和小句构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揭示了它们的主观性特征。

简单名词或动词标示一类事物或过程，没有具体指称，而情境述义把简单名词或动词转化为完整的名词词组或小句。情境述义具有以下5个特点：1)情境述义不是非时间表达(atemporal expression)，不能出现在凸显非时间关系的动词be后面。(*That they will ultimately prevail is may)。2)有些情境述义可以代替名词短语或小句(Thisbothers him a lot)。3)尽管情境述义视认知场景为参照点，但其本身并不明显指称认知场景。如在this dog中，尽管没有提到说话者，但说话者和狗的近距离关系可以由this表征。4)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情境中的元素可以由其他显性的语言手段来代替。5)情境述义将单个名词和动词转化为完整名词和小句，是小句和名词词组得以形成的前提。

作者使用舞台模型解释情境述义的主观性特点：情境述义是位于舞台下的隐藏的参照点，本身并不明显指称认知场景。话语主体使用情境述义给事物或过程植入情境，所植入的情境(时间、情态、名词指示等)不能登上舞台被凸显，因此是被高度主观识解的。也就是说，情境述义凸显的是被植入情境的事物或过程，情境植入这一关系本身并没有被凸显。

在“Remarks on the English grounding system”一文中，Langacker对英语的情境植入系统进行了详细勾勒。他指出：英语中的名词情境述义包括指示词、冠词及一些量词，小句情境述义包括时态、表示主谓一致的屈折词缀和情态动词。

Langacker区分了两类情境述义：有定性(definite)情境述义和量化性(quantificational)情境述义。对于名词来说，有定性情境述义包括定冠词the、that、this、these和those；量化性情境述义包括不定冠词、some(非重读)、零形式Ø(如she drank Ø beer)和少量量词(如some、most和all)。对于动词来说，时态情境述义-ed(She worked in the factory)、Ø (They love Ø each other)、-s、-es (My teacher goes to his office everyday)是限定的和没有得到量化的。而情态动词，如may、will、might、would、could、should等是量化性的。

Langacker认为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ICM)构成了上述情境述义的概念原型。他使用台球模型(billiard-ball model)、基本认识模型(basic epistemic model)、精确化认识模型(elaborated epistemic model)、动态演变模型(dynamic evolutionary model)和力图式(force-dynamics)等理论模型解释了英语的情境植入系统。

第二部分是名词的情境植入。本部分共收录4篇文章，论述了不同语言中名词的情境植入特点。

Richard Epstein的“Grounding,subjectivity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情境化、主观化和有定描写》)主要探讨了定冠词的情境植入功能。作者认为，定冠词的非指称性用法是定冠词主观情境功能的体现。除了指称独一无二的事物以及为说话人所熟知的事物外，定冠词还可以用来指称重要的或显著(prominent)的事物。如在篮球赛上，评论员在评论Tick Rogers的出色表现时说：“Tick Rogers’ turnaround wastheshot of the game”，说话者之所以使用定冠词the，是因为他主观上认为Rogers的投球对球赛的输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在情境植入视角下，定冠词反映了说话者对语篇中出现的实体的显著性和重要性的主观认知评价。

作者还运用Ariel 和Fauconnier的可及性理论解释定冠词的情境植入功能： the引导听话者在心理空间之间建构联系，指引说话人到达正确的心理空间，找到正确的所指，从而完成名词的情境植入。

Ritva Laury 在“Interaction, grounding and third-person referential forms”(《互动、情境化和第三人称指称形式》一文中，论述了第三人称的情境组织功能。作者和Langacker的观点有以下两点不同之处：1)情境不是事前给定的和静止的，而是话语双方通过言语和非言语手段动态建构的；2)除了高度抽象的语法词外，完整的名词词组也可以充当情境述义，参与情境的建构和修正。

作者以芬兰语为语料，通过分析第三人称在对话中的使用情况，如说话者直呼听话者姓名、说话者使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如奶奶对孩子说：Where did you put grandma’s salt rock？)，进而得出结论：在对话中，第三人称具有通过指称话语双方或非话语参与者实现其动态建构情境的功能。

在“The French imparfait, determiners and grounding”(《论法语的未完成体、限定词和情境化》)一文中，Walter De Mulder & Carl Vetters解释了法语未完成体的时间性和认知性用法及其回指本质。法语的过去时包括未完成体和一般过去时。除了指称过去事件这一典型用法外，法语未完成体也可以表示：1)发生在现在的事件；2)将来的事件、愿望或将来的虚拟事件。

作者指出：法语未完成体和一般过去时反映了说话者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一般过去式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现在)表征在说话时间之前发生的过程。如在说出“Marie mangea une tomate. (Mary ate a tomato)”这一句子时，“玛丽吃番茄”这一过程已经结束。而在未完成时中，说话者识解事件的时间不是说话时间，而是事件发生时间(过去或将来)，即说话人可能以过去为视角描述过去的事件(Marie mangeait une tomate. Mary was eating a tomato)，也可能从将来的视角(Qu’est-ce qu’elle a dit qu’on mangeait demain, Jeanne? What did Jeanne say that we would eat tomorrow?)对正在展开的事件从内部进行实况转播。

作者对未完成体回指用法的解释是：在未完成体中，话语主体的视角可以回溯到前一个小句所表征的事件中。如在句子“Jean se mit en route dans sa nouvelle Mercedes. Il attrapa une contravention. Il roulait trop vite. (John drove off in his new Mercedes. He was fined. He was driving too fast. )”中，未完成体表征的过程“Il roulait trop vite.(He was driving too fast.)”的参照点由前面小句表示的情境充当。

Theo A. J. M. Janssen的文章“Deictic principles of pronominals, demonstratives, and tenses”(《代词、指示词和时态的指示性原则》)主要论述了人称代词、指示词和时态的语义特征及其认知指示本质。作者提出一个话语场景认知框架来解释代词、指示词和时态的指示功能。这一框架包括3个要素：1)说话者的视角；2)说话者的心理视域；3)心理视域中的不同区域。

运用这一框架，作者分析了第一人称I和第二人称you在话语场景中的人称指示功能，具体为：话语双方各自的心理视域A和B占据话语场景认知框架的不同区域。从说话者的视角来看，“I”位于离自己近的A区域，A区域构成“I”的参照框架，在这一参照框架下，I所指称的主体可以得到确认。“you”位于离说话者较远的B区域，在参照框架B中，you所指称的主体可以得以确认。而从听话者视角来看，“you”位于离自己较近的A区域，“I”位于较远的B区域。

作者观察到，在日语中，指示词展示出规律的形态标记。含有前缀ko-的指示词(如kono、kore和koitsu)指示离说话人距离近的事物，相当于英语中的this或this one，前缀so-(如sono、sore和soitsu)指示离听话人近的事物，相当于英语中的that或that one，而前缀a-(如ano、are和aitsu)所指示的事物处于中间位置。

基于这一观察，作者描绘了日语指示词的三重指示维度。作者区分了两组视角：1)第一人称(包含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视角；2)第一人称(不包含第二人称)、第二人称视角。在第一组视角下，言语主体分为我们(包含听话者)和他们，使用kono、kore和koitsu时，指示的事物位于离第一人称(包括我们、你们)近的A’区域；使用ano、are和aitsu时，指示的事物位于离第三人称(他们)近的B’区域。在第二组视角下，言语主体分为我们(不包含听话者)和你们，使用kono、kore和koitsu时，指示的事物位于离第一人称(不包括你们)近的A区域；使用sono、sore和saitsu时，指示的事物位于离第二人称(你们)近的B区域。

在分析指示词认知功能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指示词和时态的认知相似性，并进一步用话语场景认知框架分析时态标记的功能，认为它和this相似，在话语场景认知框架中，现在时“Romeo loves Juliet”表征在心理视域中距离说话人近的过程，而过去时“Romeo loved Juliet”表征在心理视域中距离说话人远的过程。

第三部分是小句的情境植入。本部分共有6篇文章，分别分析了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德语、荷兰语中小句情境植入的特点。

Michel Achard在“The meaning and distribution of French mood inflections”(《法语语气屈折变化的意义和分布》)一文中考察了法语的不同语气(直陈语气、虚拟语气和条件语气)的情境化特点。作者指出：出现在不同语气类型中的小句，其情境化程度不同。直陈语气情境化程度最高，因为出现在直陈语气中的小句具有时态述义，所凸显的过程在时间中被完全例示化。条件语气和虚拟语气的情境化是不完全的，因为出现在其中的小句过程是在现实之外的，没有时态述义，因此不是具体例示。

基于Langacker的基本认知模型和动态演变模型，作者指出：说话者使用直陈语气表征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过程。这一过程存在于时间轴(timeline)的某一点上，因此需要使用时态述义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和例示。说话者使用虚拟语气表征存在于自己心理中的过程，不需要使用情境述义对其进行现实定位。条件句中动词的屈折变化具有情态情境植入功能，表现说话者对过程在将来出现可能性的预测。

Frank Brisard的“The English present”(《英语现在时》)一文从认知维度探讨了英语的一般现在时。Langacker曾用时间一致性(temporal coincidence)和认知邻近性(epistemic immediacy)两个原则来解释英语现在时态的典型和非典型性用法。而在此文中，Brisard用近距离感知(immediate apprehension)来概括英语一般现在时的认知特点。在他的分析框架下，给定性(givenness)和邻近性(immediacy)是英语现在时态的两个重要维度。

Brisard从认识(epistemic)的视角解释英语现在时态的情境化功能。他认为，现在时态中的事件分为两类：1)和说话时间邻近或吻合的、能被说话者直接感知到的事件；2)既定的、已知的和符合世界结构的事件，如类指事件和习惯性动作。按照这一思路，不能预测的事件一般不出现在一般现在时中，因为它们不符合结构化世界知识，不存在于说话者的当前认知中，违背了给定性原则。

Aintzane Doiz-Bienzobas的“The preterit and the imperfect as grounding predications”(《作为情境述义的过去时态和未完成体研究》) 主要分析了西班牙语过去时和未完成体的情境植入功能。作者区分了两种距离：1)出现在过去时中的事件和情境之间的距离；2)出现在未完成体中的概念化主体和情境的距离。认知主体观察视角的不同构成了西班牙语过去时和未完成体的主要区别。

在西班牙语过去时中，概念化主体从现在的视角观察和报道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在未完成体中，说话人从过去的视角来观察过去的过程。这一观察可以通过指示代词este(this)出现的语境得以验证。este可以出现在未完成体中(Este era(未完成体)el día de mi boda. This was the day of my weddings. )，但不能出现在过去时中(El día ms feliz(过去时)de mi vida! The day more happy of my life.)。作者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过去时中，概念化主体从现在的视角观看过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说话时间存在一定距离，所以不能用este(this)。相反，在未完成体中，观察者从过去的视角近距离观察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这和this的近距离指示特点一致，因此este可以出现在未完成体中。

Agata Kochanska在“A cognitive grammar analysis of Polish nonpast perfectives and imperfectives: How virtual events differ from actual ones？”(《波兰语非过去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认知语法分析：虚拟事件怎样和现实事件不同？》)一文中考察了波兰语非过去时、非过去时完成体、非过去时未完成体的情境植入功能。波兰语具有两种时态：过去时和非过去时。非过去时和完成体结合表示时间上有界的将来过程。非过去时和未完成体结合表示现在过程。在特殊情况下，非过去时未完成体也可以表示将来过程。

非过去时未完成体也可以用来表示计划将要发生的事件。作者区分了两种将来事件：现实性将来事件和虚拟性将来事件。现实性将来事件表征现实世界中将要出现的事件，常出现在非过去时完成体中。虚拟性将来事件表征说话人心理中计划的事件，一般出现在非过去时未完成体中。按照这一思路，句子“我们周五见面吗？”有两种解读：在现实平面，说话人询问听话人“我们在周五见面”这一过程是否会出现在将来；在虚拟平面，说话人关注的是在听话人的心理计划中是否有“我们在周五见面”这一事件。

Tanjia Mortelmans在“‘Wieso sollte ich dich küssen, du hässlicher Mensch!’ A study of the German modalssollenandmüssenas ‘grounding predications’ in interrogatives”(《“我为什么要吻你，你这个丑陋的人！”：疑问句中作为情境述义的德语情态动词sollen和müssen研究》)一文中讨论了德语情态动词的情境植入功能，作者从主观化和情境植入的角度分析了一般疑问句和德语情态动词sollen、müssen的认知语义和理据。

借用情态力的概念，作者指出sollen和müssen的区别在于力的来源上。具体来讲，sollen所表达的情态力一般基于人或权威的意志，来源比较具体，在直陈语气中有回指功能，即其来源可以在上文找到或被构建出来。相反，müssen所表达的情态力来源比较隐蔽，可以是自然力、心理力、道义力或说话者的意志，其情态表达功能和祈使句的功能相似。作者通过语料统计，分析了sollen和müssen在不同语气中出现的频率，并对此做出认知上的解释。

对于sollen在疑问句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müssen这一语言事实，作者提出疑问句的认知模型对其做出解释。当说话者缺少信息时，通常使用疑问句这一言语行为引导听话者提供所缺失的信息。在包含sollen的疑问句中，听话者是隐含的义务履行者，如Ja äh soll ich ehrlich sein？(Yes, well, do you want me to be honest？)，可以发现，正是sollen的语义特点使得它可以频繁出现在疑问句中。

Jan Nuyts的“Grounding and the system of epistemic expressions in Dutch: A cognitive-functional view”(《荷兰语中的情境化和认识性表达系统：认知功能视角》)一文探讨了荷兰语认知情态表达系统及情境化特点。作者从认知功能视角对荷兰语的情态表达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并介绍了各类情态表达类型的认知和语用功能。同时，基于对荷兰语的观察和分析，作者对Langacker的情境植入观点进行了补充和修正。Langacker的情境植入手段只包含少量高度语法化的词汇，而在荷兰语中，认知情态的表达方式包括副词、形容词、助动词和一部分动词，这些大都不符合Langacker所设定的情境述义的标准。因此作者建议减少对情境化述义语法上的限制，把能够表达说话人认识的语言手段都视为情境述义。

3. 简评

本书主要有以下几点贡献：

1)本书深化了我们对语言符号的认识，推进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在索绪尔(Saussure 2001)看来，符号是声音形象在人的大脑中所唤起的概念。在谈论符号和概念的关系时，他并没有提及符号所出现的语境。情境植入理论认为：在没有被植入情境之前，单个语言符号仅指包含无数个具体例示的一类事物。情境述义使得语言使用者在类事件中找到具体的例示，从而辨别出语言符号在时空中的具体指称，这就有效地解释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问题。如语音符号“树”唤起的是具有“树”的特征的所有树这一类别，只有把符号“树”放在一定的认知情境中，通过一定的语法加工建立起符号和话语主体的心理联系，才能正确识别符号“树”的所指。因此，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符号是被植入了情境的符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语言符号的理解，明确了语言研究本体的特点。

2)本书从情境植入视角全方位研究语言，拓宽了Langacker情境植入理论的研究范围。单个名词通过植入情境形成名词短语，单个动词通过植入时态和情态情境形成小句，这是Langacker的情境植入的主要内容。而在本书中，除了研究名词情境植入、动词时态和情态的情境植入外，学者们还阐释了人称代词、语气和体态等语法范畴在构建情境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另外，除了对语法成分的情境植入功能进行研究，非语法成分的情境植入功能也开始得到关注。

3)本书中的语言类型学研究为情境化理论提供了佐证，同时也对其提出了修正。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分别涉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芬兰语、荷兰语、德语以及一些原始人类语言的情境植入。为了发现不同语言中情境植入的异同，很多研究都涉及到跨语言对比，这种语言类型学研究范式在验证情境植入理论解释有效性的同时对其做出修正和补充，从而扩大了情境植入理论的研究视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Jan Nuyts在《荷兰语中的情境化和认识性表达系统：认知功能视角》中对Langacker情境植入成分判断标准的质疑，这对我们运用情境植入理论分析非印欧语言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4)本书为汉语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尽管本书没有收录汉语情境植入的文章，但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汉语应该也存在自己独特的情境植入手段，值得我们去探索。情境植入理论为汉语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对汉语语法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理论意义。

Brisard, F. 2002.Grounding:TheEpistemicFootingofDeixisandReference[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Croft, W. 2009. Toward a 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A]. V. Evans & S. Pourcel (eds.).NewDirectionsinCognitiveLinguistics[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95-420.

de Saussure, F. 2001.CourseinGeneral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