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写员巴特比》中的叙述谎言
——基于“不可靠叙述”理论的分析

黄 涛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抄写员巴特比》中的叙述谎言
——基于“不可靠叙述”理论的分析

黄 涛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詹姆斯费伦的“不可靠叙述”理论为探讨美国作家赫曼·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主要体现在三大交流轴，也即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和知识/感知轴的不可靠叙述。正是这种“不可靠叙述”的存在，才导致了小说中叙述者的叙事和“暗含作者”的弦外之音之间存在差异。

巴特比；叙述者；不可靠叙述；赫曼·麦尔维尔

赫曼·麦尔维尔是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一生创作颇丰，尤以长篇巨著《白鲸》享誉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长廊。其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以下简称《抄写员巴特比》)以华尔街一律师事务所的老板为叙述者，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讲述了抄写员巴特比的悲剧故事。通过这个故事，麦尔维尔批判了19世纪美国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自私，揭露了以巴特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反抗的呼声。对于这篇小说的研究，中外学者主要集中于分析小说的意象含义，尤其是“墙”的象征意义，阐释存在主义在小说中的体现以及小说的政治元素。但很少有评论家从叙事学的视角来探讨这篇小说，因此分析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为进一步研究这部小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突破口。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主要体现在三大交流轴(three axes of communication)，也即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和知识/感知轴的不可靠叙述。正是这种“不可靠叙述”的存在，才导致了小说中叙述者的叙事和“暗含作者”的弦外之音之间存在差异。

一、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相关理论

在阐释小说中“不可靠叙述”之前，简要地梳理有关“聚焦”(focalization)和“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的理论知识是有必要的。“聚焦”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的叙事学家热奈特(Gerard Genette)于1969年提出。热奈特认为，聚焦是指一个叙事文本的叙述视角。换言之，聚焦就如“三棱镜”的折射，是故事叙述的“角度”(perspective)或“视角”(angle of vision)。[1]聚焦包括外聚焦和内聚焦两种。“外聚焦更接近于叙事主体……内聚焦的轨迹存在于被叙述事件中。”[1]76在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的小说中，聚焦者(the focalizer)往往就是故事的叙述者，被聚焦者(the focalized)就是聚焦者所认知的客体。“基本上，外聚焦者在小说中全知全能，但有时为了修辞或其他的一些目的，他会刻意地在叙述过程中有所保留……内聚焦者是小说叙事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叙事有一定的局限性”。[1]81《抄写员巴特比》中的叙述者是内聚焦者，其叙述正是内聚焦的“棱镜”。但是，作为故事的一部分，叙述者并非全知全能。相反，他的叙述受到自己有限知识或信息的限制，因而从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使得小说中叙述者的叙述变得不可靠。

不可靠叙述这个术语由韦恩·C. 布斯(Wayne C. Booth)于1961年在他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首次提出。布斯认为，“叙述者的叙述若符合小说的道德规范(也即暗含作者的道德规范)，则被认为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2]根据布斯，不可靠叙述分为事实/事件轴和评价/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两类。后来他的学生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思想，在他两大轴的基础之上新增了知识/感知轴，从而将不可靠叙述发展为三大轴上的不可靠叙述。根据费伦，“三大轴包括事实/事件轴(含错误报道或者低调报道misreporting or underreporting)，知识/感知轴(含误读或误解/浅读或半解misreading or misinterpreting/underreading or underinterpreting)，价值/判断轴(含忽略或误评/轻视或低估misregarding or misevaluating/underregarding or underevaluating)。不可靠叙述至少包括其中之一。”[3]据里蒙-凯南，“不可靠叙述主要源于叙述者有限的知识、他的个人参与及其令人质疑的价值评判”[1]81，她的论述与费伦的思想不谋而合。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中的叙述者是不可靠的，其不可靠叙述可以从以上提到的三大交流轴进行探讨。

二、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叙述

就事实和事件而言，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中的不可靠叙述主要体现在低调报道，而这种低调报道主要是由于叙述者有限的知识和信息。在小说一开始，叙述者就表明，自己掌握的有关巴特比的材料和信息有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全面有效地叙述有关巴特比的人物传记。对于叙述者，巴特比的所有事情都不确定，因此他只能凭借自己的观察来讲述他的故事。正如他自己在小说的第一段承认的那样，他的讲述难免只是“模糊的报道”(vague report)。[4]除了他所看到的，叙述者并不能弄懂小说中人物角色的内心世界。因此，在得知巴特比无家可归以办公室为家的时候，叙述者也不得不感叹，“他的灵魂我无法抵达”。[4]22体现他虽然每天都和自己的职员待在一起，但从未弄懂过他们的内心世界。他只关注自己律师事务所的有效运转，从来没有想去了解自己职员的生活，更不用说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正反映了资本家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为首要目标的丑恶的一面。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叙事都只是叙述者的“一面之词”(personal knowledge)[4]14例如，当叙述者谈及巴特比每天的饮食的时候，他的叙述充满了诸如“一定”(must)、“可能”(probably)等表示推测或猜想的不确定的词汇，充分地揭露了像叙述者一样的资本家只顾公司利益、不管职员生活利益的自私自利的丑恶一面。

此外，在小说的结尾，叙述者仍然不能给出任何有关巴特比生活和工作的证据。为了回答那些对巴特比的过去充满好奇的读者，叙述者只能以“谣言”应付。“基于什么，我(叙述者)无从确定。因此，(关于巴特比的过去)有多么真实我无从说起”。[4]41所以，有关巴特比的真实过去，叙述者“我”只能借助于各种大胆的推测，其叙述的不可靠性也就在所难免。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篇小说充满了叙述者对其职员的错误评判。因为他自身狭隘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体系，叙述者不可能做出可信可靠的论述和评价。作者用心良苦地安排这样一个叙述者，一方面是为了凸显资产阶级卑鄙丑陋的行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暗含作者对巴特比一样的受害者的深深同情。

三、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

小说一开始叙述者就声称，“当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就深信最好的生活方式便是最容易的生活方式……我是没有抱负的律师之一……隐遁于一个舒适而恬静的地方。”[4]41这句话传递出叙述者想要告诉读者他与世无争、碌碌无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然而，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为了有效地经营律所，实现他追名逐利的目的，不惜利用律所的职员。为了自己资本家的梦想，甘愿忍受巴特比的“怪异”，容忍Turkey 和Nippers变幻莫测的性格，“赦免”在办公室随处乱扔坚果壳的Ginger Nut……他之所以能够容忍这一切，只因为他们还有利用价值。他总是从利用价值的角度来评判他的职员，因为他本身的价值体系是基于工业化和机械化的资产阶级的社会需求，这就使他不能公正客观地评价抄写员。和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收益相比，他们“易怒”(irritability)或“古怪”(peculiarity)的性格全然是一些可以忽略不记的细小缺点。因此，当巴特比频繁地违背自己的意志，叙述者一再地容忍和妥协。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巴特比)对于我来说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和他能够融洽地相处。”[4]15这正赤裸裸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一切为了剩余价值”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除了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以外，就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为了利用和压榨巴特比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作为律所老板的叙述者一次次地“卸下武器”，至多就是一番毫无意义的理论或者干脆忽略对方的存在。然而，一旦巴特比失去了利用价值，叙述者最终打破了自诩的“从不发脾气”的虚伪面具，采取一切措施赶走巴特比。“我决心使出浑身解数，只为永远清除这个难以忍受的‘梦魇’(incubus)。”[4]33在他的心里，失去了利用价值的巴特比不过是幽灵般困扰他“梦魇”。

里蒙·凯南认为，大约有四种因素促使了这种鸿沟的存在：当事实和叙述者的观点相矛盾时；当其他人物角色的观点和叙述者的观点相冲突时；当叙述者本身的观点相互矛盾时。[1]104任何一种情况的出现都将导致叙述者的可靠性遭到质疑。

小说以19世纪美国的金融和各种交易繁荣发展的华尔街为背景。在那里，一切皆由金钱和财富这双无形的手所操纵，因此华尔街在当时便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小说中叙述者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聚敛钱财的发言人，代表的只是他所属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暗示了叙述者的叙事难免带有资产阶级的价值和道德观念，而这种价值和道德观念有悖于“暗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思想意识。根据凯丝琳·铁洛生(Kathleen Tillotson)，“暗含作者”就犹如作者的“第二个自我”(second self)。[2]71小说揭露了19世纪工业化美国的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自私，以及像巴特比一样的普通人民反抗资产阶级争取平等权利的渴望和诉求，同时也体现了“暗含作者”对后者的同情，这正体现了叙述者的“有争议的道德体系”(problematic value-scheme)与“暗含作者”的道德体系之间所形成的巨大鸿沟。

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三年“清水工程”建设如期完成，启动“清水河道行动”，全年综合治理河道 22条、234km，关停污水直排工业企业446家，治理规模化畜禽养殖场160家，封堵入河排污口门528个，建成污水处理厂6座，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5万t/d，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90%。创新水环境管理模式，市政府批准在全市推行“河长制”，向社会公布“河长”名单和监督电话，公开招标选定河道保洁队伍，落实财政养护资金，出台“以奖代补”办法，聘任社会监督员，综合治理后的133条河道全部纳入管理范围，初步构建起权责一致的水环境管理长效机制。

四、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叙述

吕盛华指出，除了消费动机、产品属性和渠道选择方面的变化，品类的扩张、产品结构的升级以及高端家电品牌的变化也是过去十年间家电市场发展的重要内容。

从“知识/感知”轴的角度，不可靠叙述往往是叙述者在认识和感知小说及其人物方面不充分或不合理所造成的。这一类不可靠叙事与小说叙述者对故事的“过分干预”紧密相连。叙述者在叙述小说故事时，倾注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和主观评价，这就使得小说叙事有太多的主观阐释和个人感知，叙述的不可靠性也就在所难免。

相比之下，南美锯材销售速度较为滞缓，如铁线子、重蚁木，以及孪叶苏木等，这些硬阔叶锯材在11月份的市场上需求减缓，价格甚至较比前期出现了回落迹象。

姜黄素-PLGA纳米粒温敏原位凝胶的制备及其在兔眼房水中的药动学研究 ……………………………… 李林芝等（5）：640

在《抄写员巴特比》中，小说叙事充满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和评论。在叙述者眼里，所有的抄写员都极其古怪。Turkey“精力太过充沛”[4]5，他有一点奇怪、浮夸而又轻率。Nippers“酷似海盗”[4]7，叙述者总是把他视作“野心和消化不良两股邪恶力量的牺牲品”。[4]7而且，他们的怪异性格变幻莫测，一天之中交替出现。此外，巴特比说话时总爱使用“我宁愿……”，以此来挑战叙述者的命令和权威。在叙述者眼里，巴特比从不走出办公室，也总是以姜饼为生。所以，叙述者把巴特比称作“苍白而桀骜不驯的”[4]7男孩。此外，巴特比一直萦绕于律所，干扰了房东和新房客的生活，叙述者一再想要帮助清理他。因为在他眼里，巴特比不再勤奋、不再有利用价值，而是他千方百计想要摆脱的包袱。

总之，叙述者在讲述抄写员尤其是巴特比的相关性格、习惯和爱好时，其叙事并不是基于自己真实客观的观察和感知。相反，其叙事几乎都是基于自己的主观推算和猜想。正是由于他在叙述故事时倾注了太多的主观感情、对故事的发展做出了过分的干预，这就大大阻碍了他对抄写员客观而真实地感知和认识，从而使得其叙述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小说的叙述谎言也就在所难免。

本文基于三大交流轴上不可靠叙述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中的不可靠叙述，从而揭示了叙述者的报道、阐释和评价与暗含作者的期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就导致了小说中叙述的不可靠性。因此，作为读者，我们应该积极地挖掘麦尔维尔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并力求揭示“暗含作者”的真正意图，发现小说的叙事谎言，从而避免被小说叙述者所误导。同时，从不可靠叙述这一叙述视域来分析这篇小说，不仅为研究这部小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研究麦尔维尔许多其他作品提出了新的展望。

[1]Rimmon-Kenan, Shlomith.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1983: 73.

[2]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158-159.

[3]D’hoker, Elke, and Gunther Martens. Narrative Unreliability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First-Person Novel.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2008: 10.

[4]Melville Herman. “Bertleby, the Srivener: A Story of Wall Street”[C]// Wilfred Stone, Nancy Huddleston Packer, Robert Hoopes. The Short Story. Boston: McCraw-Hill, 1983:3.

责任编辑 张吉兵

2016-01-07

10.3969/j.issn.1003-8078.2016.04.15

黄涛(1987-)，男，湖北恩施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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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078(2016)04-00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