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陕”及陕州的建置沿革

2017-04-13 02:37李久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陕县

◎李久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河南 三门峡 472000)

说“陕”及陕州的建置沿革

◎李久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河南 三门峡 472000)

陕州因“陕”而名,陕字,本作“陝”,意为山阜裹夹,行踪隐蔽。“陝”当是战国中晚期秦人东进,夺取崤函过程中形成的地名概念,其含义不仅包含这一带的地理地形,也包含秦人逾“陝”而东的人文形象。陕州的建置沿革分为4个时期:先秦的部族、方国、封国时期;秦代至北魏的陕县统辖时期;北魏至明清的陕州统辖时期;民国至今的陕县、陕州、陕州区统辖时期。陕州建置沿革变迁中,政治和交通因素一直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

陕;陕州;陕县;建置沿革;影响因素

2015年初,国务院批准撤销陕县建置,设立三门峡市陕州区,以原陕县行政区域为陕州区行政区域。陕州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郡县制较早推行的地区之一。历史时期,陕州建制屡经变革,学界对此多有梳理,但仍有一些可完善之处。笔者不揣学浅,拟在其基础上,对古州名“陕”的缘由和陕州建置沿革,再作一梳理和探讨,就教于方家同人。

一、古州名“陕”探由

陕州因“陕”而名。“陕”作为地名概念,最早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按照《春秋公羊传》的说法,周天子下设三“相”,称作“三公”。其中,“一相处乎内”,另外两相周公和召公则分区而“总诸侯”,“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述同一事也说:“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这里的“陕”,东汉何休解释:“陕者,盖今弘农陕县也。”[1]颜师古注《汉书》也肯定“陕即今陕州县也。”[2]《水经注》卷四《河水》说:“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汉代的陕县县治即今湖滨区陕州故城。分陕的具体位置,《水经注·河水四》记载是以汉代陕城为界。西周初陕县尚未筑城,分陕自不应以陕城为界。所以通常的说法,是《括地志》中记载的以陕塬为界:“陕原在陕州陕县西南二十五里,分陕不因其城,乃从原为界。”陕原即陕塬,亦称陕陌,今称张汴塬,位于今陕州张汴乡。如此,就产生了“陕”之地名。不过,这时的“陕”还只是作为地区之名,作为政区名称,则始自战国秦惠公在此筑城设县,以“陕”为县名。其后,历朝历代均以“陕”作为本地区县、州的行政区划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周公、召公分治之所以以陕为界,是因为在古人的心目中,当时陕地居“二京之中”的地理区位。按照西汉孔安国的说法,“陕县者,汉之弘农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为二伯分掌之界”。[3]同样的解释也见于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所以分陕者,是国中也。”[4]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认为:“周召公分陕而治……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5]西周实行丰镐、洛邑东西两京制,从关中至河洛之间皆为王畿,东西长而南北短,有所谓“邦畿千里”,以“陕”作为其分界线,正当东西两京王畿的中心点。正因为陕居“国中”“二京之中”的地理区位,遂产生了“陕东”“陕西”“陕北”的地理区分。研究者认为,这时使用的“陕北”,最初指的是陕县以北区域,“陕东”“陕西”概念,则基本上与战国秦汉时期所谓的“山东”“关东”或“关东”“关西”概念略同。唐肃宗时,以陕西为方镇名,“陕西”概念开始具有部分性政区名称性质。北宋以此为据设陕西路,“陕西”作为全国性行政区划名称始见于史册,并延续至今,简称“陕”。随着岁月变换,“陕东”“陕北”概念,或逐步弃用,或发生地名漂移。由此可见,“陕”之地名,以及由此衍化出的“陕东”“陕西”“陕北”,不仅指涉自然地理的范围,更反映出当时人的地域观念,影响到当时及以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丰富的人文地理意义。

那么陕字的本义是什么?又作何解释?概言之,主要有以下说法:

一是山阜裹夹,行踪隐蔽说。陕字,本作“陝”,汉许慎《说文解字》:“陝,弘农陝也。古虢国,王季之子所封也。从,声。”陝字源自“”,是表意“”(阜)和表声“”的合体字,即陝字左半部分是“阝”,右半部分是“”。按照许慎的说解,“”,古文字形体像一道道上坡,本义指高大而上平的土山、高地,表示某处山地。“”,是“盗窃怀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谓蔽人俾是也。宏农陝字从此”。清段玉裁注“有所持”,为“两亦(腋下)有物盗窃而怀之意”。又注“蔽人俾”,“盖汉时有此语。蔽人者,人所不见。人部俾下曰:‘门持人也。’手部挾下曰:‘俾持也’”。清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也认为“蔽人俾”,就是对人行踪隐蔽,好让自己把偷窃的东西藏在怀里。所谓“门持人”,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说“收禽挟囚”,意为战胜者将俘虏绑住或夹在腋下。由此可见,字的初始含义是表示行踪隐蔽,不让人看见夹持的物品,同时兼有夹持、藏掖的义项。按清徐灏《说文段注笺》的解释,还与闪音同义近。“《门部》:‘闪,窥头门中也。’盗窃怀物,虑为人所见,行踪隐蔽谓之。古通作‘陝’,亦作‘闪’”。是偷了东西藏在怀里怕人看见,闪是伸头到门里去偷看,都有行踪隐蔽的意思。从地理上看,陕州东有崤山,南有秦岭,西北隔黄河有中条山,山势四围,四面环山,中多高地、丘陵与隘道,表里山河,形势险绝,确有被山阜裹夹,“蔽人不见”,行踪隐蔽之义。其险要迭争,争者贵在神速、隐蔽,有“俾夾门持人”之义。于是,以具有隐蔽、夹持之义的“”字为母文,加上相应的外化符号,孳生出与母文右文古音相同、相近、意义相通的字“陝”,会意为陝被山阜所裹夹,这就是陝字的最基本含义,恰好概括了陕州黄土高原沟壑谷地的地理状况,也说明陝字的深刻内涵,不仅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也包含古人在此相互迭争不止的人文形象。

陝字在先秦文献中,仅见《公羊传》,而不见于《左传》《战国策》《国语》等文献中,述及陝地使用的是“焦”“崤”“河外”等地名。最早频繁使用“陝”这一概念的是司马迁《史记》,如《史记·六国年表》:“惠公十年与晋战武城,县陝”。“惠文君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陝”。或许“陝”一称,最早是秦人用语。“陝”,很可能是战国中晚期秦人东进,夺取崤函过程中后形成的地名概念,其含义不仅包含这一带的地理地形,也包含秦人逾陝而东的人文形象。

二是形势隘狭说。《说文解字》中又有“陜”字,许慎释“陜,隘也。从,夾声。”段玉裁注:“俗作峡、狭。”此是狭隘、山峡之意。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云:“隘也者。《一切经音义》十三引同又云陜迫隘,不广大也。”如前所述,陕州之域,山势四围,环山皆山,崤函古道道路崎岖,形势险要,狭窄难行。故有一些史者便推定这里是因“陜”得名而导致讹错,如乾隆《直隶陕州志》:“山势四围曰陕,环陕皆山故名陕。”①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引郭沫若《甲骨文合集》6063片卜辞,认为陕县可能就是卜辞中的“夹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00页)。张怀银《陕县由来及其历史地位》一文据此认为“夹”字其意同狭,即狭窄,称“夹方”实是依据自然地形所致(《三门峡考古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279页)。研究者多已经指出郑氏判读有误,系误将“夹、方”合二为一为“夹方”,其方位也不在陕州一带,而当在今山西乡宁、吉县一带。其实,“陝”与“陜”是形音义均不同的两个字。“”音shǎn,作为地名的“陝”,以“”得声,而狭隘、山峡的“陜”则从“夾”得声,音xiá。从字形来说,虽同属“”部首,但作为地名的“陝”,右边是两个小“入”字,而“陜”右边是两个小“人”字。南宋陆游在《入蜀记》中曾记载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峡州在唐为硖州,后改峡,而印文则为陕州。元丰中。郎官何洵直建言‘与陜相乱,请改铸印文从山’。事下少府监,而监丞欧阳发言:‘湖北之陜州,从阜从夾,夾从两人。陕西之州,从阜从,从两入。偏旁不同,本不相乱,恐四方谓少府监官皆不识字。’当时朝士之议皆是发而卒从洵直言改铸云。”[6]可见,对“陜”“陝”的区别,古人很早已有分不清楚的。故以至清人黄汝成在《日知录集释》中无可奈何地说:“《说文》陝,弘农陝也,声。陜,隘也,夾声。王氏引陜,隘也,侯夾切,是误以陜为陝,盖二字俗舛久矣。”后来在汉字简化中,“夾”和“夾”都被简化成“夹”,以致“夾”和“夾”就混而更不可分辨了。“陝”字简化“陕”,而“陜”则被“狭”字所替代不再出现。现在使用最为广泛的《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里就没有“陜”。所以,“陜”与“陝”没有关系,“陜”与“陝”不可通用,陕州得名与“陜”也无关系。

二、陕州的建置沿革

陕州历史悠久,自夏商以来,王朝的更替使陕州的行政郡县州府时设时废,辖区范围屡次变化,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一是先秦的部族、方国、封国时期;二是秦代至北魏的陕县统辖时期;三是北魏至明清的陕州统辖时期;四是民国至今的陕县、陕州、陕州区统辖时期。

(一)先秦的部族、方国、封国时期

陕州是黄河中游开发较早的地区,也是中国较早的文化发祥地。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十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在陕州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在陕州区的张家湾、赵家湾、侯家坡、仙沟、三岔沟,湖滨区的水磨沟、会兴沟、王官沟等地都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存。

进入新石器时代,陕州地区出现了较大的部族聚落,密集分布在黄河河谷及其附近的青龙涧、苍龙涧河流域,是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因此称其为“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河谷”。[7]地处古陕州城南关的庙底沟、三里桥遗址分别代表了仰韶、龙山时代的不同文化面貌,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夏时,陕州属于《禹贡》九州之一的豫州之地,也有学者根据夏文化形成情况,认为陕州应属于以山西为主体、被称为“中国”的冀州地域。无论怎样,它都正当豫西和晋南两大夏文化的中间地带。文献记载,夏后期的都城西河,可能就在今渑池县西至陕州东一带。

殷商时期,陕州属于商的“四方”之地,据陈梦家等考证,分布在陕州地区的“方国”和部族,有郭、沚、甾等。[8]当时商王朝无论是向西经略关中,还是北上晋南,掠夺和控制那里的盐池及铜矿资源,陕州都是重要的通道。

西周早期,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故城建在今陕州故城东北,是为陕州地区最早的封国。为加强周之统治,成王以陕塬为周召二公“分陕而治”之界,“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西周末期,西虢灭焦,自陕西宝鸡东迁至陕,建立虢国,春秋初期曾强盛一时,是当时最活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最有代表性的诸侯国之一,强盛时的疆域包括今三门峡市辖区、山西平陆、芮城和陕西潼关、华县、大荔一带[9],陕州上阳城是其都城所在。以此为标志,今三门峡地区首次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并构成颇具特色的虢国文化圈。虢都上阳城和虢国墓地的考古发现,以实物资料展示和证实了虢国文化发展的水平与特点。

周惠王二十二年(前655)晋国起兵,“假虞灭虢”。晋国是春秋时期诸国中较早设县的国家之一。晋国取得虢国疆域后,又在新拓展的土地上设县守边,建立“河外列城五”,其中有焦(今湖滨区西)、瑕(今灵宝阳平镇附近)、虢略(今灵宝市区)等。①《左传》僖公三十年载烛之武说穆公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杜注:“晋君谓惠公也。焦、瑕,晋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济河而夕设版筑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孔疏:“《正义》曰:河自龙门而南,至华阴而东,晋在西河之东,南河之北,以河北为内,河南为外。虢略,虢之竟界也,献公灭虢而有之,今许以赂秦列城五者,自华山而东,尽虢之东界,其间有五城也。传称许君焦、瑕,盖焦、瑕是其二,其余三城不可知也。列城犹列国,言是城之大者。解梁城则在河北,非此河外五城之数也。”研究者认为,它们都属于晋国新设的边地县邑,虽然其主要职能是军事管制,但已经具有地方行政组织的萌芽。[10-11]陕州由此也成为中国最早探索和实施地方行政区划的地区之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取得陕州地区,仍于焦城置焦县,属魏河西郡②据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出土有魏“焦”戈(《文物》,1972年第10期,第32-37页)。。与焦城近在咫尺的陕县后川战国墓地即是此一时期魏人的墓地,“上百座东周墓启示了其附近一个繁荣城市的存在”。[12]

秦惠公十年(前390),矢志东进、一统天下的秦国首次攻占了魏国陕地。《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公十年,与晋战武城,县陕。”战国时代的“县”与“城”往往通用,“城”某地与“县”某地为同义。[13]秦惠公十年“县陕”为秦经营设置陕县之始。其后,陕县又为魏占,战国魏桥形布有“陕—釿”“陕半釿”。所以才有《史记·秦本纪》所说:“孝公元年(前360),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不久又归还于魏国。直到秦惠文王后元年(前324),秦相“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才最终将陕城纳入秦土。十年后,秦惠文王后十一年(前314)秦相樗里子率秦军第三次夺取魏国焦地,重置焦县,陕县地区从此纳入秦国疆域[14],县制终于成为陕州政区的主要形式,陕、焦成为秦人东进中原的战略基地。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秦国在今洛阳置三川郡后,陕县、焦县归其属,形成以郡统县格局。

(二)秦代至北魏太和中的陕县统辖时期

秦统一天下,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郡县制正式确立为地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我国两千多年行政制度的基础。在陕州,秦因袭战国时代的陕县建置不变,仍归三川郡管辖。战国时的焦县可能因与陕县近而被合并。此后,直至北魏太和中时期,陕州均以陕县建置统辖,因此,亦可将这一时期视为陕县阶段。

西汉初期承袭秦制,仍置陕县,属三川郡改名的河南郡。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广关”政策,元鼎三年(前114)将函谷关从今灵宝迁至新安县,在函谷关故址设弘农郡,领11县,陕县遂改属其郡。于是,陕县被划入关中地区,属于汉王朝直接控制的统治核心区域。东汉以陕县属司州弘农郡(一度改名恒农郡)。曹魏、西晋因袭东汉制,政区建制依旧。

十六国时期,陕州处于“中夏之要”,争战鼎沸,“屡经攻守”[15],先后为前赵、前秦、东晋、后秦、大夏等政权占据。前赵时,置豫州,州牧镇陕城,领弘农、上洛二郡。前秦时,先置豫州,后改移洛州镇陕城,领弘农郡6县。东晋时,复以弘农为郡,治弘农县,陕属其郡。后秦因之。赫连氏大夏国时,置荆州,治陕城,领弘农郡。北魏占据荆州后,改置陕城镇,以领其地。这一时期,陕州地位呈上升之势,一度取代弘农成为州治或弘农郡郡治,为后来陕州的设置奠定了基础。

(三)北魏太和中至明清的陕州统辖时期

十六国时期的地方行政机构多采取军政合一的军镇制度,以镇(城)统民,州、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直至太和十一年(487),北魏置陕州,治陕城。自此陕州作为一个重要的州级行政区划单位跻身史册,成为陕州建政史上一块辉煌的里程碑。其后直至清代,陕州建置基本未变,以陕县作为州、县治所亦未有变。今三门峡地区的政治中心自此正式由弘农郡移至陕州,结束了此前一个时期政治中心双元制的格局。因此,这一时期亦可称为陕州阶段。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改陕城镇为陕州,改县名陕中,州县同治今陕州故城。又迁弘农郡治于陕中,因避讳改称恒农郡。另在陕县东界地分置崤县,取崤山为名,治冶卢(一作冶垆,今湖滨区交口镇野鹿)。陕州先后领恒农、渑池、河北、西恒农、石城5郡11县,行政辖区扩大,除含今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区、渑池、灵宝外,还包括今洛阳洛宁,山西平陆、芮城、夏县和运城东北部。陕州的设置,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部分。所以,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因陕州已在京畿范围,太和十八年(494)省废,其辖区一并划归前一年设立的司州。宣武帝延昌二年(513)高欢进攻关中失利后,为防备西魏而恢复了陕州建置,东魏因之。西魏夺之后,大统三年(537),再次罢废。北周明帝二年(558),恢复州郡建制,复置陕州,领崤郡、弘农、阌乡3郡5县,其中,崤郡治陕县,辖陕、崤2县。武帝保定二年(562)并于陕州置总管府,掌管陕州军政事务,建德六年(577)撤销总管府。

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郡存州,行州、县二级制。陕州原领3郡全部撤罢,仍领陕、崤等5县。开皇十六年(596)析弘农县地置桃林县,隶属陕州。大业二年(606)又改州为郡,陕州由中央直统的正州而改隶河南郡,崤县则废入陕县。隋义宁元年(617)又改原来的弘农郡为凤林郡,而分河南郡西部原陕州之地置为新的弘农郡,领陕、崤、桃林、长水4县。重置的崤县县治迁至峡(硖)石坞(今陕州区菜园乡南县村东南石门)。第二年(618),崤县再次被省并。

唐代,陕州基层政区及所属高层政区变化最为频繁。武德元年(618),改弘农郡为陕州,治陕县,其下属的长水县割属虢州,又复立原本撤销的崤县,并于武德三年(620)割属函州。陕州隶属于陕州总管府(后改为都督府),位居唐前期六大“雄州”之首。陕州总管府下辖陕州、鼎州(治弘农县,今灵宝城关镇)、熊州(治福昌县,今宜阳韩城镇)、谷州(治新安县)、函州(治永宁县,今洛宁河底镇城头村)、嵩州(治阳城县,今登封告成镇)5州,统管于陕东道行台。武德八年(625),废函州,将崤县重隶陕州,从此,崤县再未脱离陕州管辖。

贞观元年(627),下诏罢陕州都督府,陕州直属河南道。同时,将黄河北岸的芮城(今山西芮城)、河北(今山西平陆)2县划属陕州,陕州辖境由此跨越黄河,夹河而治。至贞观初年,陕州领陕、崤、桃林、芮城、河北5县。贞观八年(634),崤县移治安阳城(今陕州区菜园乡南县村)。十四年(640),崤县又还治峡石坞,并因此改名峡(硖)石县。武周天授二年(691),陕州被列入畿内州,地位提高。大足元年(701)又将绛州下辖的夏县(今山西夏县)划属陕州,但很快又还属绛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片地区从河南道中划出,另设都畿道,陕州属之,原属陕州的虢州改属河东道。

天宝元年(742),唐廷在全国范围内改州为郡,陕州改称陕郡。乾元元年(758),各郡又奉诏改回原州名,陕郡亦复称陕州。二年(759),设陕虢华节度使,领陕、虢、华(治郑县,今陕西华县)3州,掌管辖区内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上元元年(760)改为陕西节度使,治陕州,领陕、虢2州,辖境缩小。陕州所辖则有所扩大,黄河北岸的蒲州安邑县及绛州夏县这时被划归陕州。广德元年(763),吐蕃进犯长安,唐代宗车驾驻跸陕州,升陕州为大都督府。大历五年(770),降陕西节度使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十四年(779)罢镇,陕州改隶东畿观察使,属东都畿。建中二年(781),陕州隶属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年又割陕州、虢州复置陕虢都防御观察使。四年(783)升为陕虢节度使。贞元元年(785),复降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三年(787),以绛州垣县(治今山西垣曲县古城镇)归属陕州,元和三年(808),又还隶绛州。同年,又将汝州(治梁县,今临汝市)划属陕州,将安邑县还隶河中府。至此到唐末,陕州辖县的数目不再变化,计有陕、峡(硖)石县、灵宝、芮城、平陆、夏6县。元和九年(814)汝州改隶河阳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再次罢陕虢都防御观察使,陕、虢二州直属东畿。开成元年(836)又恢复陕虢都防御观察使。中和三年(883),升为陕虢节度使,龙纪元年(889),改为保义军节度使。天祐元年(904),因唐昭宗迁都洛阳,驻跸陕州,升陕州为兴唐府,其辖县也升为畿县。

五代时,军阀割据,以军、州统县。后梁初承唐制,仍置陕州,设保义军节度使,寻改称镇国军,后唐复为保义军,后晋、后汉、后周因之,领陕、虢2州,陕州领陕、峡(硖)石、灵宝、夏、芮城、平陆6县。

北宋实行路、州、县三级制,陕州属陕西永兴军路,治陕县,设保义军节度。乾德五年(967)迁硖石县治至石壕镇,即今硖石村。太平兴国初年,改保义军为保平军。三年(978),又将虢州的阌乡、湖城二县划属陕州。熙宁四年(1071)省湖城为镇入灵宝,六年(1073)省硖石县为石壕镇入陕,从此硖石县再未复置。元丰六年(1083),复置湖城县,自此至北宋末陕州一直领辖陕县、灵宝、阌乡、湖城以及黄河北岸的芮城、平陆、夏县7县。

金代沿袭北宋制度,陕州隶南京路金昌府,治陕县,领陕县、灵宝、湖城、阌乡4县。皇统二年(1142)一度降陕州为防御,贞祐二年(1214)升为西安军节镇,又割虢州为陕州支郡,虢州领虢略、卢氏、朱阳3县如旧。

元朝采用行省、路(府、州)、县三级制,陕州属于河南行省河南府路,领陕县、灵宝、阌乡、渑池4县。

明朝采用省(后改布政使司)、府(直隶州)、县(属州)三级制。洪武元年(1368)省陕县径入陕州,改属南阳府辖,以州治陕县省入,后仍属河南府管辖,领灵宝、阌乡、卢氏3县。弘治四年(1491),改卢氏为河南府属县。

清朝改明朝布政使司为省,省下设道、府、州、县。清初陕州为河南府属州。雍正二年(1724),升为陕州直隶州,归河陕汝道管辖,并为该道治所。雍正十二年(1734)又将卢氏县重归陕州。自此,有清一代,陕州领陕县、灵宝、阌乡、卢氏4县。

(四)民国至今的陕县、陕州、陕州区统辖时期

中华民国成立后,初实行省、县二级制。民国二年(1913),改陕州直隶州为陕县。三年(1914),又改行省、道、县三级制,陕县属河洛道管辖,道尹驻陕县,寻因匪患未除,而将道治所移至洛阳,道尹仍驻陕县,辖陕县以及灵宝、卢氏、阌乡、渑池和洛阳、偃师、巩县、孟津、宜阳、登封、洛宁、新安、嵩县、临汝、鲁山、郏县、宝丰、伊阳等19县。十七年(1928),河洛道撤销,恢复省、县二级制,陕县划归河南省第三行政区管辖。二十一年(1932),又在省下设行政督察区,陕县划归河南省第十一行政督察区,并为专署驻地,辖陕县、灵宝、阌乡、卢氏、洛宁、渑池、新安7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45年3月在县东王彦村成立,属豫西二专署领导。1947年8月,陕县民主政府在宜村成立,后迁至观音堂段岩村,隶属陕州专员公署。1949年5月,陕县县城解放,陕县民主政府迁至城内,隶属陕州专区,并为专署驻地。自1948年6月至1950年12月下旬,陕县曾更名陕州县。1952年4月,陕州专区与洛阳专区合并,命名为洛阳专区,专员公署驻洛阳市,陕县归洛阳专署管辖。

1957年3月26日,因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之需,析陕县部分地区设三门峡市。1959年11月,又将陕县并入三门峡市。1960年1月7日,国务院决定,撤销陕县建置,划归三门峡市。陕县县城(陕州故城)居民搬迁,县城拆除。1962年3月,恢复陕县建制,市、县分开,县委、县政府驻三门峡市区,隶属洛阳专署。1986年1月18日,撤销洛阳地区,三门峡市升为省辖市,陕县属之管辖。5月,在原县级三门峡市境域基础上成立湖滨区。1992年陕县县委、县政府机关从湖滨区迁至县西原店镇与大营镇,建设新县城。2015年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陕县建置,设立三门峡市陕州区,以原陕县行政区域为陕州区行政区域。

三、结语

历史时期,陕州行政区划总是处在不停地变革之中。综观古代陕州政区沿革,不难发现影响其行政区划变革的关键因素是政治和交通,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生命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北宋以前,国家政治中心在长安和洛阳徘徊,经济中心也在黄河流域时,陕州因是崤函古道枢纽,襟带两京,陆上又有险关重隘,处于联系关中和关东的东西大道要冲,水路上处于黄河漕运交通枢纽和中转站地位,掌握着都城的经济命脉,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为人称道,受到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一直是崤函区域中心城市,政治地位始终处于上升趋势,有唐一代,更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州望郡。其辖县的置废归属,也与政治格局和交通密切相关。崤县、硖石县的置废和迁徙,与崤山南北二路互为更替的历史有关。[16]安史之乱,唐廷将黄河以北的芮城、河北二县划归陕州统辖,使其辖区跨黄河南北而达到中条山脚下,也是出于加强对此段黄河控制的考虑。

北宋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东迁南下北上,陕州襟带两京的重要政治、交通优势和作用不复存在,政治地位大降。南北大运河的兴起,又使黄河漕运衰落,陕州失去漕运交通枢纽和中转站的红利。国内南北水上交通又基本代替了东西陆路交通,崤函古道陆路交通动能因此大为衰减。因此,元代开始,陕州地位逐渐下降,发展逐渐放慢并趋于停滞,辖县也随之缩减。清雍正时虽升为直隶州,但仅辖4县,虽仍是豫晋陕三省交界地区的一个重要中心城市,但其重要性和发展状况,已难与往昔相比。这是中国古代以政治的优势地位和交通枢纽、商贸物资集散地为依托的交通商贸型城市发展的宿命,同时也是今日陕州应该汲取的一个历史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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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卞建宁)

K29

A

1671-9123(2017)02-0003-07

2017-05-16

李久昌(1960-),男,山东菏泽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和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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