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后期桂管与中央关系探析

◎李 兴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 150080）

唐中后期桂管与中央关系探析

◎李 兴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 150080）

桂管是唐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置的一个边疆型藩镇，它自设立之初就长期处在唐中央的管控之下，其府帅由唐中央任命，其军队数量、管州范围、势力强弱皆受唐中央的制约。在桂管与唐中央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其独立性逐渐增强，其地位、级别也不断变化，至唐末，桂管升为静江军节度使。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败，桂管走上地方割据的道路，并最终并入马楚政权。桂管在唐中后期的岭南地区始终发挥着稳定与巩固统治的作用，其发展嬗变亦对当时政治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桂管；静江军；藩镇；唐中后期

桂管是唐代岭南五管之一，目前学界对桂管的研究多集中于州县设置、政区沿革、少数民族、文人群体等方面①郭声波：《唐朝岭南道桂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暨南史学》2012年00期，对桂管的区划沿革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论述。艾冲：《论唐代“岭南五府”建制的创置与演替——兼论唐后期岭南地域节度使司建制》，《唐都学刊》2011年第6期，对岭南五府的创置与发展演替做了论述，说明了唐后期岭南五管的由来。白耀天：《唐代在今广西设置的州县考》，《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对唐代在今广西所设正州县、羁縻州县进行了考述。罗媛元：《唐代文人在广西的地理分布》，《贺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31卷第4期，对广西的唐代文人的分布范围做了论述。，囿于研究重心的不同，以藩镇视角对桂管进行论述的文章尚少。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藩镇的角度出发，着重论述桂管与唐中央关系的发展进程，说明桂管藩镇独立性如何增强并最终摆脱唐中央的控制，进一步表明桂管作为藩镇在唐中后期统治中的作用及其对唐末政治形势的影响。

一、唐中后期桂管地区地理环境及藩镇体制

桂管位于唐岭南道西部，与广府、邕管、容管、安南并为岭南五府。史言其地“至京师水陆路四千七百六十里，至东都水陆路四千四十里。东至道州五百里，西至容州四百九十三里，南至昭州二百一十里，北至邵州六百八十五里，东南至贺州五百三十里，西南至柳州八百里，东北至永州五百五十里。”[1]其北部与黔中、湖南相接，南部与邕、容二管接壤，东部为广府所在。桂管所辖区域，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五岭西部的越城峤、萌渚峤等横贯桂管北部地区，西北部多山地的地理环境，构成了桂管西北部较东南部闭塞的情形。南部沿江地带多为平原，又有山脉杂处其间，都泥江、浔江、郁水从其南部边界穿过，自北向南又有龙溪水、融溪水、白石水、漓水、临贺水等汇入其中，在桂管东北部有秦时所修灵渠与湘水相沟通。有关唐代的气候，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2]，而且终唐一代其气候总体处于温暖的时期。所以，桂管之地的气候在唐代当更为湿热，其地也常被唐人称为“瘴疠”之地。

由于桂管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地理环境，其辖区内的区域划分与差异性便呈现出相应的特点。桂管地区的幅员并不广阔，但其下辖州的数量却很多①《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载：“岭南西道桂管经略观察使。治桂州，管桂、昭、蒙、富、梧、浔、龚、随林、平、琴、宾、澄、绣、象、柳、融等州。 ”，换言之，桂管辖区内的区划十分密集，这除与中央政府对分散地方权力的考量有关外，山地相间与河流密布的地理环境亦当是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桂管的地理环境也影响着其内部区域间的差异性。桂管的西北部地区多山地，经济状况相对落后，是其下辖羁縻州密集分布的区域；桂管东南部地势较为平坦，正州多分布于此，经济状况较为发达。桂管的治所州桂州即处在二者之间，沟通着桂管东西部间的联系。桂林在唐代有“小长安”之称，所谓“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3]。其地“南临天池，东枕沧溟，西驰牂牁，北走洞庭，地方三千里，带甲数万卒，实五府一都会矣”[4]。虽有夸大之处，但亦可表明此地在唐人眼中的重要地位。

“桂管”之名在唐前期罕有所见，唐后期普遍用以指代桂管经略等使的辖区，也即唐后期以桂州为中心的藩镇名称。其地区在唐前期为桂州都督府所领，负责羁縻当地的少数民族。开元时始置管内经略使，治桂州，下辖十四州，桂管之名当由此而来。②有关桂管经略使的始置时间，据郭声波：《唐朝岭南道桂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一文在脚注中的考证与论述，《新唐书·方镇表》中所言“开耀后置管内经略使，领桂、梧、贺、连、柳、富、昭、蒙、严、环、融、古、思、唐、龚十四州，治桂州”，其“开耀”当为“开元”之误，今从之。天宝年间，岭南五府中的安南、邕管、容管相继设置管内经略使，至德元载（756）又于岭南置岭南节度使，总领岭南五府。史载“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5]，说明此时岭南五府各置府帅，虽由岭南节度统属，地位亦有高低，但其各府仍有相当的自治权力。而桂管的藩镇体制亦在此时形成。桂管府帅此时称为经略使，级别低于节度使，其治所州为桂州，为桂管经略使者兼桂州刺史。桂管“管戍兵千人，衣粮税本管自给也”[1]，其所属经略军人数不多，以本管负责军需物资的供给。与北方的诸多藩镇相比，这一时期的桂管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军事力量都显得极其弱小，其相对于中央的独立性、离心力都还尚未凸显，唐中央对桂管也处于相当的管控之下。

桂管作为藩镇，其独立性的增强在于唐德宗以后。德宗兴元元年（784），杜佑出任岭南节度使时，情况有所变化，史言“旧岭南节度，常兼五管经略使，佑独不兼，故五管不属岭南，自佑始也”[1]。自杜佑以后，岭南五管不再由岭南节度使统辖。失去了上一级的统属，使得岭南五府在唐后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桂管也在这种情形下进一步强化了其独立特征。后来唐廷采纳蔡京的建议设置岭南西道，导致了桂人心生不满，以至于蔡京被军士驱逐而逃奔桂州时，“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纳”[6]，所谓“怨其分裂”即是“以其割桂管巡属隶西道节度也”[6]，这就表明了桂管独立性及其对中央离心力的增强。尽管如此，桂管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制于中央政府的管控，直至唐末其割据倾向才显露出来，这也是桂管等南方边镇与众多北方藩镇的不同之处。

二、唐中后期桂管与唐中央的关系

（一）桂管节帅的选任

桂管节帅的出任，其原因可分为以下三类：一为正常之迁转或因事派遣；二为贬官；三为军乱自立。值得注意的是，此三类出任原因，皆有唐中央参与，即便是唐末动荡，中央的任命仍然存在。这说明整个唐中后期，中央对桂管节帅的选任拥有相当强的管控力。

唐廷对桂管节帅的选任十分重视，时人有所谓“连帅之任，朝廷难其人”[4]的说法，为何会“难其人”？在唐人眼中，作为“瘴疠”之地的桂管绝非仕途之佳选。永泰二年（766），唐廷擢陈少游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少游以岭徼遐远，欲规求近郡”[1]，“恶其道远多瘴疠”[6]。陈少游未赴镇桂管，虽有其“长权变，所至一切干济，贿谢权幸”[7]等个人因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对赴任桂管的态度。太和五年（831），桂管观察使裴弘泰“以除镇淹程不进”[1]而被贬。德宗时，吕颂为时任黔府张侍郎所写的朝觐表则从西南在镇官员的角度，说明了当时桂管府帅的情况，所谓“臣伏见今日以来，畅悦、孙晟、李速、裴腆皆在遐裔，相次丧亡，特乞圣恩，全臣性命。”[4]此处畅悦、孙晟、裴腆三人先后为桂管府帅，且三人任职极短，皆卒于任。桂管的路途遥远以及唐人言语中的“瘴疠”之毒使得唐人频频上表请求朝觐。贞元三年（787）至贞元四年（788）的桂管观察经略使李佐在任上“累以亲老陈乞”[8]；元和八年（813）至元和十一年（816）的桂管观察使崔咏在其任邕管时就已是“封章累上”[8]请求朝觐；宝历元年（825）至宝历二年（826）的桂管防御观察使李渤“风恙求代，罢归洛阳”[1]。

由于桂管非士人所喜，加之道远烟瘴，就使得唐中央不得不考虑对桂管府帅的任命策略。使贬官出任，即是一种方式。如黎幹、殷侑、李渤、刘栖楚、李翱、李珏、蒋係、李瓒等人即是贬官性质的出任。频繁的调动亦是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贬官出任桂管，还是正常迁转入桂管，府帅的任期都很短。在如此短暂的任期与频繁调动中，官员的赴任过程就容易出现问题。元和八年（813），房启拜桂管观察使，“启吏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以授启。俄有诏命中使赍告牒与启，曰：‘受之五日矣’”[1]，事发后，房启被降为太仆少卿。唐中央通过贬官出任和频繁调动，造成了桂管府帅出现所任非人、治理不利的情况。大历二年（767），桂州山獠反叛，陷州城，桂管府帅李良遁去；乾符三年（876），桂管观察使李瓒失政，为乱兵所逐。为减少这种失政问题，唐廷在桂管府帅的选任上，又常以岭南地区及邻近地区的有治理经验者进行调任，如崔咏即是从邕管迁往桂管，后又迁往广府。通过以上方式，唐中央解决了桂管府帅选用中的问题，同时也将桂管府帅的任命控制在自己手中。

（二）桂管级别的升降与静江军的设置

桂管经略使设置以后，其称号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至唐末，桂管升为节度使额并建立军号，是为静江军节度使。桂管称号的变化反映出其地位的升降及其与唐中央的关系变化。

桂管自安史之乱后的第一次级别变化是广德二年（764），此时位于桂管西南部的邕州管内都防御使被废除，以其管州隶属桂管，桂管因此设置桂邕都防御、观察、招讨、处置等使。这次变动使得桂管的级别陡然上升，桂管府帅更是身兼多个要职，桂管所领州县也于此时达到最多，并邕入桂也意味着桂、邕之间存在着行政区划合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但唐中央对桂管的管控不可能使得桂管拥有过大的势力。至大历五年（770），桂管观察使罢领邕管诸州，但桂管府帅的防御、观察、招讨等职衔仍被保留下来。大历八年（773），桂、邕再次合并，与广德二年不同，此次桂管被废，以桂管诸州隶属邕管。这次合并表现的是桂管地位较邕管的下降。贞元元年（785），桂管经略招讨使复置，桂、邕之间再次拆分。在桂管与邕管的合并与拆分中，充分体现了唐中央加强岭南藩镇以安边与抑制其势力增强的矛盾态度，同时也反映出桂、邕之间作为藩镇的独立性与中央主导的行政区划设置间的矛盾。贞元七年（791），桂管府帅的职衔被进一步削弱，桂管经略使罢领招讨使，此后，桂管府帅未再复领招讨使一职，这虽与此一时期少数民族的起事逐渐从桂管地区消退有一定关联，但也说明唐中央对桂管权力的约束与限制，自元和至光化的近百年间，桂管级别始终为管内都防御观察经略等使。咸通三年（862）“敕以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6]，以邕管设置岭南西道节度使，桂管形式上受其统属。

咸通九年（868），桂管观察使李丛调任湖南，新使未至，其间积怨已久的桂林戍卒在庞勋的带领下“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6]。庞勋带领的桂林戍卒起事冲击了唐王朝本已脆弱的统治，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7]。随后，黄巢起义爆发，起义军渡淮“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1]，使得唐廷对岭南的控制进一步弱化。经过以上两次冲击，桂管地区藩镇的独立性便获得更多的强化，其对于唐中央的离心力也越发显现出来。乾符三年（876），“李瓒为桂管观察，御军无政，为卒所逐，贬死”[9]，这是唐后期桂管发生的第一次见于记载的军乱；乾宁二年（895），安州防御使家晟“与指挥使刘士政、兵马监押陈可璠将兵三千袭桂州，杀经略使周元静而代之”[6]，安州远在淮南道西部，“自安州远袭桂州而克之者，江、湘城邑荒残，守兵单弱，道无邀截之患，桂人不意其至，遂杀其帅而代之”[6]，这也间接表明了桂管北部的空虚衰败，一旦有兵戈而不可自保；就在家晟杀死周元静自代的当年，桂管再次发生军乱，史载：“晟醉侮可璠，可璠手刃之，推士政知军府事，可璠自为副使”[6]。经过数次军乱，唐中央对桂管府帅的任命也成为形式，对于军乱自立也持默许的态度，而桂管的级别也在此时获得了提升。光化三年（900），“升桂管为静江军，以经略使刘士政为节度使”[6]。自此，桂管开始了其地方割据的历史进程。

（三）唐末桂管割据的历史进程

从乾宁二年家晟、刘士政、陈可璠三人自淮南远袭桂管的原因来看，是家晟“与朱全忠亲吏蒋玄晖有隙，恐及祸”[6]，而此时李克用已派遣大将史俨、李承嗣入淮南，史料中亦未见家晟等人与李克用之间有联系，以此来看，家晟等三人在奔袭桂管之前应当是淮南西部的一支独立势力。这样一支来自淮南安州，同时又与外界没有过多联系的独立势力在占据桂管后，就极易在桂管形成地方割据。在陈可璠手刃家晟、刘士政任静江军节度使后，与桂管北部相邻的湖南，其形势也发生着变化。乾宁三年（896），湖南发生军乱、杀死节度使刘建峰，部众推举马殷代之。而后“殷遣其将秦彦晖、李琼等攻连、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10]，至光化二年（899），马殷已尽收湖南之地，兵锋直抵桂管。

史载“静江节度使刘士政闻马殷悉平岭北，大惧，遣副使陈可璠屯全义岭以备之”[6]，全义岭位于桂州东北部一百五十里，其地为桂管与湖南的邻接地带。马殷派遣使者与刘士政修好，被陈可璠拒绝。于是马殷使秦彦晖、李琼率兵七千进攻刘士政。刘士政在据桂林城东北八十里处的秦城设置了第二道防线，遣指挥使王建武屯之。由于此时陈可璠抢掠县民耕牛犒军，使得县民生怨，县民便为湖南军队做向导，自小道突袭秦城，擒杀王建武，后又擒陈可璠，“降其将士二千，皆杀之”[6]。湖南军队顺势南下，秦城以南皆望风崩溃，桂州遂被围困，数日后，刘士政出降。至此，马殷占有桂管。从马殷据桂管的进程可以看出，桂管的军力在安州势力进入后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自安州而来的三千军队加之数年的经营，桂管的军事实力已突破以往“管兵千人”的规格。另一方面，马殷破桂管前，欲遣使修好于刘士政，以及破桂管时派出的七千湖南兵，也从侧面反映了桂管在马殷眼中所具备的地位与实力。

马殷占据桂管之后，“以李琼为桂州刺史；未几，表为静江节度使”[6]，自此至唐亡，李琼成为桂管于唐代的最后一任府帅。桂管的性质也由刘士政时的独立割据势力转变为马殷割据势力的组成部分，并最终融入到马楚政权中。

三、桂管在唐中后期岭南地区的作用及影响

桂管自设立之后，长期处在唐中央的管控之下，即便是唐末，诸多藩镇“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1]的情况下，桂管等少数藩镇仍是唐廷能够支配的力量，至光启元年（885），“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1]。由此可见，桂管在唐廷对岭南的统治中始终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在桂管所辖区域，聚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僚”。而桂管设立的目的之一便是“绥静夷獠”[1]，以羁縻形式来管理当地的少数民族。一方面，桂管府帅以顺俗教化等方式来治理地方、安抚众心，如卢岳在桂管任上“以美利利之，王制制之”，使得“群盗为人”[8]。另一方面，桂管又在镇压少数民族起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安史之乱期间，西原首领黄乾曜等人“合众二十万，绵地数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7]，冲击着唐王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桂管在军事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仍能“破西原蛮二十万众，斩其帅黄乾曜等”[6]，就充分说明了桂管在稳定唐王朝岭南地区统治秩序中的作用。

咸通年间，唐廷以邕管为岭南西道后，桂管又与他镇间协调配合，应对南诏的入侵。史载“南诏帅群蛮五万寇安南，都护蔡袭告急，敕发荆南、湖南两道兵二千，桂管义征子弟三千，诣邕州，受郑愚节度”[6]。这也说明了桂管在维护唐西南边疆统治中的作用。

桂管对唐末政治形势的影响，主要是其逐渐摆脱唐中央控制，走上地方割据道路后，这期间伴随着桂管与唐中央力量的此消彼长。自家晟开始，桂管摆脱了唐中央对其长期的实际掌控，此时的唐王朝已无力维系四分五裂的藩镇形势，桂管等少数受制于唐廷的藩镇纷纷走向割据与兼并，一方面加速着唐王朝的最终灭亡，另一方面也使得各地方势力开始在兼并过程中向地方政权转化。

刘士政掌权桂管后，桂管已是带有割据色彩的独立性势力，其势力具有的排他性在其与马殷势力的对抗中十分显现，此时的桂管本没有与周边势力有过多的联系，同时也拒绝了马殷势力的主动修好。正是这种强烈的排他性与独立性，为桂管在五代十国时期脱离岭南西道原有建制而独立发展提供了可能。由于岭南西道的藩镇并未在唐末形成一个实际的共同体，这也为马殷迅速攻占桂管创造了条件。势孤的桂管未能阻挡马殷军队的南下，桂管并入马氏，使得湖南军势得以涉入岭南西道，桂管也成为马殷势力与刘隐势力争夺岭南西道的前沿。史载刘隐、刘兄弟“西与马殷争容、桂，殷取桂管，虏士政，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10]，这也为十国中楚政权与南汉政权的疆域划分奠定了基础。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18-38.

[3]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3060.

[4]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5]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83.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5192.

[10]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倪玲玲）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iguan and Central of the Middle and Late of Tang Dynasty

LI Xi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K242.4

A

1671-9123（2017）02-0086-05

2017-03-27

李兴（1993-），男，河南焦作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