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野与文学世界主义
——蒋承勇教授访谈录

张叉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1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张叉(以下简称张)：您是国内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指导的世界文学专业硕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高材生，毕业后长期从事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推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在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中的大致情况是什么？

蒋承勇(以下简称蒋)：在解放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外国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指的是除了中国文学之外的世界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的特定学科语境中，它一直也被称为“世界文学”。而且，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部分高校的中文系就设有“世界文学”的硕士点，如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就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极少的几个拥有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授权单位之一。我本人就是八十年代后期在该校文学研究所获得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师从著名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郑克鲁先生。至于“比较文学”，主要是改革开放后陆续在我国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为本科生开设的一门选修课，以后在不同高校逐步也成为专业课，并发展为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比如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等就是我国最早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拥有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从学科设置的角度看，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原本同属于中国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下的两个二级学科。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两者合并，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新设为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我本人于2002年在四川大学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比较文学专家、文学批评家曹顺庆先生。我从走上大学讲堂开始就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后也讲授过比较文学概论之类的课程。而且，我在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期间(1978-1982)就选修了当时新兴的“比较文学”课，授课老师是原本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陈元恺先生。事实上新时期我国较早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学者,基本上是从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专业转过来的，比如乐黛云先生是从中国现代文学转向比较文学的，曹顺庆先生是从中国古典文论转向比较文学的，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跨专业、跨学科的特点。

张：您刚才结合自己的学习、工作经历勾勒了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在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情况，脉络非常清晰。能否进一步请您就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谈谈看法？

蒋：从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看，“比较文学”同“世界文学”之间真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对人们耳熟能详却又众说纷纭的“世界文学”概念，我在此无意于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多作阐发，仅从学科设置的角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时至今日，学界依然有人对中国语言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有不同看法。如上所述，中国语言文学所属二级学科中的“世界文学”，习惯上指除了中国文学之外的外国文学，这是一种基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语境与学科逻辑的狭义之概念。有人认为这个“世界文学”概念是错误的，因为，排除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不能称之为世界文学，而只能称“外国文学”，进而认为，这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不自信”和“自我否定”。这里，如果离开中国语言文学这个特定的学科语境，那么此种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不过，我们不妨稍稍深入地想一想：中国学者怎么会不知道世界文学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呢？这是基本的常识，他们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其实，在“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语境下谈“世界文学”，完全可以直指不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因为，中国文学在中文系是当然的专业基础课，在母语文学之外再开设外国文学，是要求中文系学生在母语文学的学习之外，还必须拓宽范围学习外国文学，使其形成世界文学的国际视野和知识结构。于是，此种语境下的“世界文学”暗含了中国文学，或者说是以中国文学为参照系的人类总体文学；这一“世界文学”概念是在比较文学理念意义上包含了中外文学关系比照之内涵的人类文学之集合体，其间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的“缺位”，自然也谈不上中国学者的“不自信”和“自我否定”。如果我们把这种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称之为狭义的世界文学的话，那么，离开这个语境，把中国文学也直接纳入其间，此种“世界文学”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完全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地、交替地使用，事实上我国学界几十年来正是这样在使用的，这是一种分类、分语境意义上的差异化使用，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张：如何在“世界文学史”之类的教材编写中正确处理世界文学史同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蒋：当然，如果有学者要编写包含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史”之类的教材或文学史著作，作为一种学术探索当然未尝不可；但为了教学操作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方便起见，用“世界文学”指称外国文学，用不包括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史”教材用之于已经学习、接触甚至熟谙中国文学的学生，这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就好比编写外国文学史或者世界文学史，可以把东西方文学融为一体，也可以东西方分开叙述，两种不同体例各有其优长和实际需要，不存在哪一种体例绝对正确问题。应该说，通过不同理念和体例的文学史之探索性编写，提供不同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经验，倒是有助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

张：“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哪一个更适合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的指称？

蒋：“世界文学”在根本上是指多民族、分国别意义上的人类文学的总称，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它同时也可以指称有学科语境前提与逻辑内涵的除中国文学之外的“外国文学”，也即与中国文学有对应和比照关系的“国外文学”，它与中国文学并没有决然隔裂。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不是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来指称，恰恰可以更好地强调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存在与意义，突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凸显民族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同时也强化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世界性追求。就此而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世界文学”，其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可以是中国文学基点审视下的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及相互关系，其最高宗旨是辨析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之间的异同与特色，探索人类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张：那么您又如何看待比较文学同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

蒋：“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互相理解与交流，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发展，进而拓展与深化我们对人类总体文学的理解与把握。尤其是，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对话与交流与认同。因此，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共存，使人类文学与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比较文学的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天然耦合：比较文学之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必然具有超文化、超民族的世界性意义；世界文学的研究必然离不开跨文化、跨民族的比较以及比较基础上的归纳和演绎，进而辨析、阐发异质文学的差异性、同一性和人类文学之可通约性。因此，跨文化比较研究是世界文学研究的核心理念与方法；或者说，任何跨民族、跨文化的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研究，都离不开“比较”的理念与方法，因而其本身也就是“比较文学”，或者说是比较文学理论的实践——虽然它不一定专门地去探讨与阐发比较文学的原理性问题。比如说，我对西方文学人文传统和“人”的母题的研究，就是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实践性研究，其实这本身就是比较文学。我把西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之异质互补的角度，去梳理西方文学中“人”的母题与人文传统的演变，深度阐释西方文学中绵延不断而又千姿百态的人学内涵，揭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西方文学人文意蕴和审美内涵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这既是完全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同时也是纯粹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研究。

张：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也可以看成是比较文学研究吗？

蒋：关于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看起来似乎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其实也是比较文学研究。文学思潮与流派的更迭,使文学大花园在花开花落中永葆着生命的活力。但是,文学艺术之生命力的恒久不衰,并不仅仅来源于创新与变革,同时还来源于传统的继承与沿续。新的文学思潮与流派有创新的一面,但其中总是蕴藉着深层的、相对稳定的和原始形态的传统的基因。就欧洲文学或西方文学而言，“文学思潮”通常都是蔓延于多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同时，它必然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某种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大致相同的美学倾向、创作方法、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由此而论，著名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六卷本皇皇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可以说是对上述两大“国际化”“世界性”文学思潮的开拓性、总结性比较研究，这部巨著既是特定时期的断代“欧洲文学史”著作，也是一种类型的“世界文学史”著作，其主要研究理念与方法属于“比较文学”，因此它也是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和我的团队成员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5ZDB086)，从反思的角度重新阐释众多文学思潮，既是西方文学史和理论问题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而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就应该倡导文学思潮研究。

张：在国务院2017年新公布的学科分类中，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增设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这同20年前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形成呼应。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这对我国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发展有什么意义？

蒋：我觉得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新设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这是一件好事，有助于我国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壮大与发展。它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比，在字面上的差别是“世界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它们都必须研究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尤其要以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国别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是它们共同的学科基础，而世界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是它们不同的追求目标和研究范围及途径。

我国以往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设置没有比较文学方向的二级学科，而且，就文学专业而言，二级学科是以国别文学为研究方向来设置的，因此，国别文学以及国别基础上的作家作品的教学与研究天经地义，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十分自觉的习惯与规范。当然，像“英美文学”或者“英语文学”这样的划分也属于“跨国别”范畴，其间不能说没有“比较”与“跨越”的意识与内容。但那都不是理念与方法之自觉意义上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而且同语种而不同国家之文学的研究，不是异质文化意义上的“比较”研究，缺乏世界文学和人类总体文学的宽度、高度与深度，在本质上不属于比较文学范畴，那只不过是同语种而不同国家文学的研究。事实上，通常我国高校的外国语学院极少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极少开设“外国文学史”这样潜在地蕴含比较思维与意识的跨文化通史类文学课程，似乎这样的课程开设仅仅是中文系的事情。照理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人才培与学术研究更应该强调跨文化比较与国际化思维，更应该开设世界文学或人类总体文学性质的通史类文学课程。然而，事实上我国高校中这样的课程却只是或主要是在被冠之以国别名称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设为专业基础课，比较文学长期以来也主要在中文系开设。在此情形下，久而久之，语种与国别常常成了外国语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之间不可逾越的壁垒，成为该学科领域展开比较研究和跨文化阐释的直接障碍，从而也制约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致使许多研究成果缺乏普适性、理论性与跨领域影响力及借鉴意义。这样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对学科建设和文化建设难以做到更大贡献。

张：要做好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工作需要具备什么基本能力？

蒋：跨文化研究意味着研究者要具备多语种能力，这是人所共知的大难题。不过，多语种之“多”，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既有其客观能力上的不可穷尽性和不可企及性——没有人可以完全精通世界上的所有语言，甚至较为重要的许多种语言；但又有其相对的可企及性——少数人还是有可能熟悉乃至精通几国语言的。不过我在此特别要表达的是：直接阅读原著与原文资料无疑是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但是，在语种掌握之“多”客观上无法穷尽和企及的情况下，翻译资料的合理运用显然是一种不可或缺和十分重要的弥补或者替代，尤其是网络化时代，否则就势必落入画地为牢的自我封闭之中。试问：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谁又能离得开翻译读物和翻译文献的运用呢？非原文资料不读的学者事实上存在吗？换句话说，是否有必要坚持非原文资料不读呢？实际的情形是，由于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性最高的语言，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大量的所谓“小语种”的代表性文献资料通常都有英译文本，那么，通过英文文本的阅读得以了解多语种文献资料进而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对当今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来说是行之有效甚至不可或缺的——当然也包括阅读译成中文的大量资料。美国学者理查德·莫尔敦(Richard Moulton)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撰文强调了翻译文学对整个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与不可或缺性，并指出通过英文而不是希腊文阅读荷马史诗也未尝不可 。我国学者郑振铎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文指出：一个人即使是万能的，也无法通过原文阅读通晓全部的世界文学作品，更遑论研究，但是，借助于好的译本，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其实，任何文学翻译的“走失”都在所难免，而且，由于读者自身的文化心理期待和阅读理解水平的差异，哪一个原文阅读者的阅读没有“走失”呢？就像文化传播中的“误读”是正常的一样，文学与文献翻译以及通常的原文阅读中的“走失”也是正常和必然的。当然，资料性文献的阅读，“走失”的成分总体上会少得多，因而其阅读对研究的价值也更高。所以，在肯定和强调研究者要运用“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不能否认“二手资料”(翻译资料)阅读、运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否则，这个世界上还有“翻译事业”存在的必要与价值吗？

还需特别强调，跨文化研究不仅仅是指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的“跨文化”，更重要的是指研究者在研究时的跨文化视野、意识、知识储备、背景参照等等，概而言之是指一种方法论和理念。研究者一旦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偏于一隅的国别、民族局限而获得理念、角度的变换，也就意味着其研究方法的创新成为可能乃至事实。这正是我特别要表达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具有超越其二级学科设定价值而对外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一级学科拥有的方法论意义。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融入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意识与理念，无疑意味着其研究方法的变换与更新。当然，中国文学领域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张：您刚才谈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别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且还提及了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您怎么看待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蒋：就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曾侧重于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去研究西方文学，但这又显然不是致力于对西方文化史的专门阐释，言说文化在于言说文学。因为我觉得，文学本身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因而文学中自然包含了文化的特性和因素。文化因素一方面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另一方面又保持某种相对稳定的形态。文化的这种稳定性体现其继承性和延续性，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初始的前提与基础，人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联成了一体。显然，文化学的眼光与方法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学的人文传统作深度把握，使西方文学的研究达到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西方文化重视个体，我常说，就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来说，如果不能逮住‘人’这一红线或母题，也无法找到进入西方文化殿堂的钥匙。对人的自我生命之价值与意义的探究，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也是西方文学演变的深层动因。这种文化传统决定了西方文学自始至终回荡着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沉、深邃而强烈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识，西方文学也因此显示出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文学—人”是血脉相联、浑然天成的三位一体，通过文化研究文学就有可能触及文学之人性深处。

张：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去研究西方文学，的确是非常好的路子，您的分析让人豁然开朗。不过，我也注意到，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泛文化”现象，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谈谈如何在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处理好两者的边界关系从而使自己的研究不至于脱离文学而泛化为“文化研究”？

蒋：确实，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去研究西方文学，这样的研究虽则宏大开阔，但实际操作过程把握的难度较大，弄得不好会让人感到空泛而脱离文学研究本身。因此，一定要把握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边界，坚持把文化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口和参照背景，视其为文学生成的土壤，把文学、文本、作家及作品作为研究和阐发的根本，始终不离开文学研究的本体。我的代表作之一《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对西方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重大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阐释，都不离开作家和作品。比如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我紧紧抓住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文化思潮去阐发其本质特征。我扣紧“个人自由”及其释放出的人之本体性孤独，经由对德国浪漫派中的两个经典作家诺瓦利斯和霍夫曼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世纪病”和“颓废”的症候；扣紧政治自由的观念，以最具代表性的浪漫派诗人拜伦为个案，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恶魔派”诗人及其激进的社会反叛；扣紧信仰自由的观念，经由对法国浪漫派鼻祖夏多布里昂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中浓厚的宗教倾向及“中世纪情怀”；扣紧人性自由的观念，经由对湖畔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分析，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中强烈的反工业文明及“返归自然”倾向；扣紧情感自由的观念，经由对乔治·桑、梅里美等人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婚恋观及两性道德之新建构等等。的确，没有哪个时代的作家像浪漫派一样如此亢奋激越地关注“自由”问题，也没有哪个时代的诗人写下那么多火热激昂的“自由”颂歌，这正应了维克多·雨果的名言：“浪漫主义，其真正的意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乃是一种既强大、悠久又错综、沉深的文化传统，因此，以自由主义为核心文化底蕴的浪漫主义所提出的“自由”概念或范式亦必定是多元的、开放的，即“自由”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客观上必然会呈现为极其丰富乃至是悖谬的文化—文学景观。简言之，自由主义这一文化视角，有助于我的论述突破“浪漫主义即表现理想”这一传统观点之抽象浮泛，而且也使我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避免了常见的那种“程式化”、“简单化”的陋习。其中，我对拜伦的研究就突破了国内多少年来的旧观念，从拜伦文化人格上的非道德化倾向，阐发其浪漫主义式的反文明特质,指出其通过“拜伦式英雄”形象表达了对西方传统文明之价值体系的整体性怀疑与反叛，把个性自由与解放的个人主义思潮推向了新阶段；拜伦倡导一种新文化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精神联系。这种研究有文化的视点与高度及深度，又完全是作家和文学本身的研究。

张：您刚才关于“文学—文化—人”三位一体的说法很有见地，这已触及文学与人学、文学与人性的问题了，您能否就此作进一步阐释？

蒋：我认为，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以人为核心，其本质是展示人的生存状况，其最高宗旨是维护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文学不仅表现人的不自由和争自由的外在行动，也表现人因丧失自由所致的内心痛苦与焦虑。既然西方文学演变的深层动因是西方人对自我生命之价值与意义的持续不断的探究，那么，从西方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西方文学，必然潜藏着人性之深层意蕴。因此，从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入手研究西方文学，就有可能触及其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学和东方文学的那种独特秉性。西方文学以人为核心、以人为线索展示人性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发展史，也是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演变史。因此，西方文学的研究如果不能扣住“人”这一红线或母题，就无法精准地把握其精髓。

张：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文学中的人、人性、人道主义的研究状况是什么？

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文学中的人、人性、人道主义的研究在较长时期内缺乏实质性的深入。钱谷融先生发表于1957年的《文学是“人学”》一文很有创意，当时在我国文坛引起轩然大波，他也因此受到了政治冲击。这个信号告诉人们：文学与人性的问题曾经是一个有风险的研究课题。这也许是我国学界对西方文学中人性问题缺乏实质性深入研究的重要历史原因吧。

张：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在西方文学人学领域的研究情况好吗？

蒋：我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西方文学人学问题的。我选择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以“人”为切入点透析西方文学中人文传统的历史嬗变，致力于追寻西方文学演变的深层动因，力求在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突破，尤其是力求拓展和深化文学与人性之关系研究这一重大理论意义的文学史课题，更全面、准确地把握西方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纠正长期来我们对西方文学“人”的根本性问题上的偏见，构建西方文学人文观念演变的基本框架。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形成《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人性探微——蒋承勇教授谈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等著作。我至今依然认为，这一研究与探索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张：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提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歌德的观点引起了世界学术界长期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歌德“世界文学的时代”的人类文学是消解了民族特性与差异性的文学大一统。您如何评价？

蒋：总体而言，歌德对“世界文学的时代”的展望，是基于国与国之间封闭、隔阂的日渐被破除，从而使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与文学交流不断成为可能而言的，其前提是诸多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文学的存在。因此，歌德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的人类文学，并不是消解了民族特性与差异性的文学之大一统，而是带有不同文明与文化印记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学同生共存的联合体，是一个减少了原有的封闭与隔阂后形成的多民族异质文学的多元统一。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超越民族文化价值和审美趣味的局限，为异民族的读者所接受，为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从而促进异质文化与文学的交流。

张：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概念：“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您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的文学”同民族文学的关系？

蒋：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世界的文学”，是在“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换句话说，“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的独立存在与互补融合，是“世界的文学”产生与形成的前提。因此，在马恩的“世界文学”观念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世界文学”是基于文化相异的多民族文学各自保持相对独立性基础上的多元统一之文学共同体，是民族性与人类性(世界性)的辩证统一，而不是大一统、整一性的人类总体文学。

张：过去的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的文学”是他们对人类文学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展望，是一种永远无法兑现的“预言”，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您对此有何看法？

蒋：从19 世纪欧洲和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展望和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以实现和验证，因而这种理论有其科学性和普遍真理性。在此，我们不妨以19 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思潮的演变为例略做阐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最波澜壮阔的文学思潮，也是欧洲近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文学思潮”通常都有凝结为哲学、世界观的特定社会文化思潮(其核心是关于人的观念)，乃文学思潮产生发展的深层文化逻辑 (“文学是人学”) ；完整、独特的诗学系统，乃文学思潮的理论表达; 流派、社团的大量涌现，并往往以运动的形式推进文学的发展，乃文学思潮在作家生态层面的现象显现; 新的文本实验和技巧创新，乃文学思潮推进文学创作发展的最终成果展示。我如此细致地解说“文学思潮”，意在强调: 19 世纪欧洲和西方的“文学思潮”通常是在跨国阈限下蔓延的——它们每每由欧洲扩展到美洲乃至东方国家——其内涵既丰富又复杂，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能深度理解19 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思潮所拥有的跨文化、跨民族、跨语种的“世界性”效应及其“世界文学”之特征与意义。事实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思潮就是在世界性、国际化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或者说，正是 19 世纪前后欧洲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国际化大趋势，催生了这两大文学思潮并促其流行、蔓延于欧美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那时的交通与传播媒介条件下，这样的流行与盛行已经足够“世界性”和“国际化”了。因此，这两大文学思潮实际上就是“世界性”、“国际化”思潮，其间生成和拥有的文学实际上就是相对的、某种程度的“世界的文学”或者“世界文学”范式。事实上19 世纪欧洲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流变，远远超出了欧洲和“西方”国家之地理范畴。随着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展开，特别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国际交往的普遍展开，与东方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主要是西方文学向东方国家和民族的传播。当时和稍晚一些时候，国门逐步打开后的中国也深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近现代中国文坛上回荡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高亢之声。日本文学则受其影响更早更大。如此说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世界文学属性与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的产生、发展与流变起码称得上是宽泛意义上的 “世界文学”存在范式，而我则更愿意称其为名副其实的早期的“世界文学”。如果有人认为如此界定“世界文学”，其涵盖面还太狭窄，因而不能称之为“世界文学”的话，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世界文学”之涵盖面是永远无法穷尽的，其根本内涵不是数量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叠加与汇总，而是其超民族、跨文化、国际性的影响力以及跨时空的期经典性意义。19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影响力和经典性才拥有至今不衰的世界意义。

张：1990 年代以来，“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成了世界尤其是欧美学术界较为热门的话题。您怎样认识比较文学同世界主义的关系？

蒋：在探讨比较文学同世界主义的关系之前，我想先谈谈什么是世界主义。在网络信息化的21 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由此又必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或称文化上的“世界主义”。比较文学本身就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点上对文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因此，它天然拒斥文学的“一体化”与“世界主义”，或者说，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本能地抗拒“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的“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拒斥“经济大国”和“综合实力强国”之文学“一元化”企图及其对他民族文学的强势挤压与取代。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中，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活力，它成全的是多元共存的世界文学，却断然不可能去成全“一体化”的文学的“世界主义”，而是对文学“世界主义”的抗拒。

张：蒋教授，您拨冗接受我采访，详细解答了我的提问，非常感激。

蒋：不客气，其实是很好的学术交流。谈得不妥之处，请你和读者批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