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二元困境
——评伊丽莎白·库克琳的美国本土裔批评思想

陈靓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 上海 200433)

“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浪潮后，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已取得了长足发展。多元的语境赋予了美国本土裔文学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其创作在主题、文本策略和文本性上呈现出丰富的态势。与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相似，被白人殖民文化边缘化已久的美国本土裔文学，在文本构建中会自然地以传统民族主义凸显身份特质，强化主权诉求；而同时因使用英语创作，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影响，其文本特质、创作手法和主题风格变得更为多样化。反观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群体，不仅大多数作家已是血缘上的混血身份，其所接受的教育背景、文化理念和对传统本土裔文化的认知均有较明显的分歧，在阿诺德·克鲁帕特(Arnold Krupat)以“大同”(cosmopolitan)的世界观来尝试整合本土裔文学批评和创作的特征时，我们需要认识到，美国本土文学本身的文本性因其外在历史语境和内在的语言载体，在政治诉求和身份构建中呈现出多重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与后殖民的“杂糅”状态类似，并处以动态的变化之中。当被本质化的本土身份成为了一个无法复得的概念性存在时，当代的美国本土裔创作和批评就无可避免地处于一个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困境之中，这也增加了本土文化身份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使得本土裔文学创作和批评处于模糊化的状态。

在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是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一个永恒话题”(王建平，2014：3)。这种张力所造成的观念分歧从政治层面的主权、身份、自治权等概念一直延伸到文学文本中创作策略、风格以及对文本性与历史性的关系思考中。“这些重要的对话取代了此前的‘族裔—形式’批评模式，重新审视文学批评的规范、程序和范畴，如经典的确定和形成、文本与文学传统之关系的辨析、批评对象的界定以及文化理论的使用和滥用问题。这些对话还确立了研究和批评的新的格局和关注点——论证部落文学传统、重新挖掘历史、重申反殖民民族主义以及后民族主义文化和美学的探索等。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印第安文学本身也被重新定义。在这个政治转向中，印第安文学的性质、功用和价值评估发生了移位。印第安文学概念的变化说明印第安文学更具有政治性，但也更加不可预料；更加贴近部落传统，但同时也更具有世界性；更加受大众欢迎，但同时也更远离传统”(王建平，2014：9)。

就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而言，如何把握好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平衡，在现实的多元语境下弘扬民族性特质？如何用殖民者的语言展示自身的本土“民族性”？除了作品主题或创作意图这些宏观元素外，世界性或民族性在作品中有哪些具体的文本策略和语言特征？本土文学作品的功用是什么？如何看待当代美国本土作品的文本性和历史性？

从这些问题来审视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我们会发现批评话语处于民族性和世界性两者之间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当评论家返回传统的民族性寻求身份定位时，会认为“印第安作家像别的第三世界作家一样，具有内在的政治性、边缘性和社会性：为部落的人民服务”(Cook-Lynn，1996a：66)，认为作品会以压迫、流散、殖民、抵抗、文化冲突等主题来反抗白人的文化殖民。然而，这种理想化的观点会受到诸多挑战：不仅要避免泛印第安化导致的本质性问题(essentialization)，而且也会遇到刻意消解自身本土身份，意在超越民族性，弘扬作品文学性的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她曾说“我可能来自东部，只不过阴差阳错地在中西部成长”(同上)，完全消解了本土传统中部落身份和记忆与特定地域的关联，也使得传统本土文化中的土地为核心的民族性特质失去了功效。在与笔者的访谈中，她明确了自己的创作宗旨，“我不喜欢自己被贴上美国本土作家的标签，这只不过是评论家为了方便而已。我不仅仅是为了本土部落创作，我是为了全人类而创作”(陈靓，2005：35)。如此，原本贴在美国本土文学的政治标签在这种世界性的多元语境下变得无处安置。另一方面，世界性的多元语境有可能消解美国本土裔传统特质和文化独特性。即使将美国本土文学纳入到美国文学经典范畴之内，也有可能将美国本土的特质“翻译到一个早已存在模式”下(同上)，成为跨文化研究的一个点缀。

本文拟以本土裔批评家伊丽莎白·库克琳(Elizabeth Cook-Lynn)①的批评思想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内涵和主权构建策略，并同时以此审视在世界性的多元化语境中，美国本土裔文学在创作思想和批评范式上所面临的现状。

总体而言，库克琳强调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民族性，并在批评立场上呈传统的保守态势。在评价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殖民历史时，她的言辞非常犀利。“在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欧洲人对北美的侵略被描述为在上帝引导下的仁慈之举，忍受身体上的疾苦，以道义之心奋勇前行，这是全人类的胜利。到了20世纪末，欧洲(以及亚洲和非洲)已沧海桑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大多数主流学界文章中，这种对殖民主义以及在美国诞生前已在北美大陆生活数千年的不幸的印第安人的描述依然没有很大改观”(1996a:29)。她的保守主义言辞引发不少争议，有学者指责其观点“偏颇地让人绝望”(hopelessly one-sided)(Robinson,1997:406)。从批评策略上看，她将民族主义置于现代语境下进行审视，呼吁忠实于本土创作的世界主义。关于库克琳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思想，下文将结合文本性与世界主义分析其特点及局限。

1.0 民族主义与文本性

库克琳坚持以美国本土文学的民族性为本体，意图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上构建具有本土特质的视角，并且尤为强调本土文学创作的政治性，认为当前美国本土作家的任务就是立足本土性，探求本土或部落主权的意义，并以此建构民族/部落的抵抗文本。从这一点上来说，库克琳的文学批评思想有着典型的传统民族主义特征。政治性也成为库克琳批评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库克琳曾在访谈中坦承了她对政治的关注。“我来自于保留地的一个政治家庭。对我的家庭来说，苏族(Sioux Nation)的政治和历史很重要。……在我看来，从本质上说，苏族人也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可能是因为这是生存所必须的”(1987：16)。

在本土裔文学批评中，本土传统神话、传说、隐喻、象征、历史人物和事件等核心元素都被库克琳视为本土批评话语的基础。她认为本土批评家应将本土传统的核心元素运用到现实层面的主权构建中，重现口述传统中的文体结构和情节，建构带有主权性质的民族特质。从这个角度出发，库克琳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辩护，认为本质主义有助于维护美国本土研究的整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印第安学者已建议将本质主义作为一个防御性的概念。印第安人必须抵抗外来者的通知，以自身的体验发出声音”(1997：20)。

在批评思想中，库克琳最为关注的是本土裔文学批评的学科化问题，并对新本土裔文学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新殖民主义意识提出了批评。她认为虽然很多美国高校开设了美国本土研究的课程，设立了相关研究项目，但它依然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位置，不时会受到一些保守的右翼学者攻击，且在自身的本土批评话语建构上缺乏自主性。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当前的美国学术界，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的话语权被掌握在白人学者手中，且研究问题与当下的现代印第安生活脱节，过多关注西方批评理论中的族裔性、移民、女性主义和后现代文化研究等主题。白人学者以外部的视角消费本土裔传统文化中的异域元素，并将本土裔文学创作和批评在“多元文化”的名义下纳入到美国文学的宏大图景中，而忽视了本土的主权问题研究，抹杀了本土裔文学批评在批评理念和方法论上的独特价值，并将美国本土研究作为种族研究的客体之一，这被库克琳称为“历史殖民主义依然在延续的丑陋现实”(1997：22)。

库克琳尤为强调本土身份在多元文化中的特殊性及与其它少数族裔文学的差异。“美国印第安人不是‘族裔’群体，不是‘少数’群体，也不是移民或游客，更不是‘有色人种’。他们是这片大陆的原住民。他们是地主，在美国的身份和居民权中有特别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自从1924年以来，他们就有了部落居民和美国公民的双重身份，也是唯一一个不用否定前期民族身份才能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群体。……因此，印第安人在学术界从未积极在所谓族裔研究的框架下寻求位置。事实是，族裔研究给美国印第安学术传统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消除了它的差异性，尤其是政治差异性”(2007：86)。此外，库克琳将本土民族性的整体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内涵梳理，尤为强调不同本土部落在文化上的差异，凸显了本土民族性的多样性，这也从客观的角度展现了本土部落文化的现实。

库克琳对当代本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状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因为其实际上被大部分非本土裔的出版商、编辑、批评家和学者所控制。即使在经过“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白人作家在对印第安题材进行的创作中，依然会扭曲和丑化印第安部落生活的真实面貌。她以白人女作家鲁丝·毕比·希尔(Ruth Beebe Hill)的作品《汉塔·尤》(HantaYo，1979)为例，指责作品偏离事实，仅仅为了“博人眼球”，却被称为“纯正的印第安版本的《根》”(Cook-Lynn,1996a:66)。而在出版界，出版商和编辑会以西方的知识和美学标准来干涉本土作家的创作和出版，要求其作品适应“普通美国读者”的趣味(1996a:66)，这就使得本土作品在创作和市场接受上受到很大约束。

在本土创作领域，在库克琳看来，很多当前受欢迎的本土作家，以混血、绝望、同化或流散等主流文化欣赏的主题来取得关注，没有及时承担历史责任，发挥文本的政治性功能，为争取现代本土部落的主权而努力。她认为“美国印第安文化复兴”运动以来，美国本土诗人和小说家的创作和研究一方面虽具有重要的启发性，然而另一方面，对美国主流的学术界影响甚微。“很遗憾的是，虽然本土裔作家的作品在不断涌现，而最受欢迎的依然是非本土裔作家创作的印第安故事”(Cook-Lynn,1996b:58)。很多本土知识分子仅仅从“本土文化的缺陷、同化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角度看待问题……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被学术精英阶层同化，远离了家乡寻求自由的政治抗争，忘记了保护土地是维系我们生存的正当理由”(Cook-Lynn,1999b:22)。因为在方法论和批评视角上的不足，很多当代本土作品在被融入到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后失去了自身特质，无力发挥主权构建的政治性作用。

在文学创作领域，库克琳坚持她的传统本土立场，认为本土作品有其自身部落语言和风俗等独立的内部语境，有其自身的文学发展历史。西方文学以猎奇的眼光肆意借用本土传统元素，以殖民者的视角对它进行消费。库克琳号召以本土的审美标准来审视当代的美国本土文学。她欣赏以N. 斯科特·莫马迪(N. Scott Momaday)和马蒙·莱斯利·西尔科(Marmon Leslie Silko)为代表的早期美国本土文学创作理念，认为《晨曦之屋》不仅再现了部落的口述文化传统、典仪、语言等传统元素，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传统的本土价值，从“部落现实主义”的框架揭示本土价值的真相。在对文本和历史的关系上，库克琳与西尔科相似，具有较强的现实指涉意识，认为文本应当在身份构建中发挥政治有效性。在文本构建的政治性上，库克琳和西尔科在很多理念上不谋而合。认为西尔科的《死者年鉴》(1992)具有鲜明的反殖民性质。在著名的西尔科与厄德里克的论战中，路易斯·欧文斯(Louise Owens)批评西尔科“在自己的小说中没有能构建一种异质性的文学，以展示印第安体验、生活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Cook-Lynn,1996b:66)。库克琳认为欧文斯的言辞过于激烈，称西尔科有强烈的现代本土民族意识，并以《死者年鉴》为例，认为西尔科以此展示了现代语境下的印第安民族主义内涵，而西尔科作品中所展示的政治性正是本土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库克琳强调无论是本土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有敏感的政治意识。面对21世纪以“跨文化”为名的学术融合，本土作家更要凸显其自身的本土性价值或部落主权。在对本土裔部落主权的阐释中，库克琳重点阐述了她批评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词：飞地(enclave)，强调在美国主流白人文化下美国土著民族在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兼具一定的政治独立内涵。在对本土特质的阐释中，库克琳尤为强调土地精神的重要性。她批判了19世纪法国哲学家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82年对民族的概念界定，厄内斯特·勒南认为在民族的形成中，土地仅仅是一个支撑，“而人才是民族这个神圣团体的灵魂”(Cook-Lynn,1996a:88)。库克琳针锋相对，批评他忽视了土地在本土部落传统中的重要性，为世界主义和现代性的殖民化进行辩护，并进而阐释部落特质与特定的地域相关联，神话和语言与特定的地域无法分割等核心观点。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库克琳本土批评理念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民族性的重视使得她的视角更为贴近美国传统本土文化的原貌。在对美国本土文化的审视中，库克琳的分析细致而客观。她针对主流殖民文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真实展示了美国本土性的特质，以及本土作家用英语的语言和文体进行创作时本土性所面临的挑战，提出的问题非常贴近本土特质，如“我们如何以小说的结构、风格和情节来塑造印第安(民族/部落)历史？‘小说的谎言’对我们原住民会不会是一种危险？”(Cook-Lynn,1995:50)

二是对政治性的过度强调使得她忽视了本土作品的文本性，使得文学创作呈现出单一片面的政治化特征。对于文学性，库克琳更是将其与历史责任做了直接关联，削弱了文本性的意义。“我不确定一门艺术如果忽略了自身的历史意义，还能不能被称为艺术。”(1996b：72)。以她对自传体作品的批评为例，在评价本土作者的自传文体时，库克琳认为“区别本土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其它知识体系的标准是它是否有部落本土性，这会使‘生命故事’、以‘自我’为中心，与部落无关的故事看起来无法辨识，甚至无足轻重，没有部落性和关联性”(1996b:66)。从这个评价中，不难看出库克琳因强烈的主权诉求，在对文本价值的判断标准上过于侧重本土标识和政治性，而忽视了作品的语言特质和内在文本价值。

2.0 民族主义与世界性

库克琳的传统主义民族性观念也使得她的思想与多元文化语境有诸多不契合之处。在她看来，多元文化从本质上与美国本土的主权问题是相冲突的，因为本土主权从本质上是封闭的、独立的。她认为美国本土批评的学术话语的构建只能从本土文化内部产生，无法以外部的所谓客观和科学的方式完成。以“混血儿”为主题的创作为例，在库克琳看来，以“混血儿”为主题的文学现象并非从部落文化内部产生，因为大部分的作者都在城市化或通婚的方式偏离了“纯正”的本土文化传统。因此这种文学现象已脱离了本土的传统。以白人概念中“混血”为特征文学作品更多地聚焦城市等现代环境中的文化冲突，而忽视了本土部落主权回归的传统主题。这种文学趋势必将被融入到“美国政治和帝国主义驱动下的文化研究”的同化进程中(1996b:70)。

随后，库克琳对“混血”(Mixed-blood)这个概念从本土文化角度做了重新界定。“我们在语言中的确有‘混血儿’这个词，只不过不会像英语这么翻译。这与血统比例没有关系。印第安语是‘eya-ska’，翻译过来就是‘说话的时候像个白人’。…….许多本土部落都有这样的观念。人们可以很快地简单依靠语言来辨别‘话语’的真假”(1987：19)。因此，她宣称，“以混血儿为主题的本土文学是对本土部落-民族传统的解构……它不能被视为是部落故事的延续，也无法传承本土部落的文学传统”(1996b:69)。她将以混血儿为主题的作品仅仅视为作家的个人创造，与美国本土文化现状无关，从而无法承担相应的文化反抗责任。“当作者、研究者或教授宣传以混血的视角聚焦个人主义和解放时，他们往往没有对本土文化的内在发展理论作出贡献，因此，他们也没有原住民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贡献任何观念”(1996b:70)。

对主权及政治性的过度关注，使得她的理论趋向于传统历史主义，将文本与现实分别视为可以互相关照和影响的整体，并抵制具有解构特质的后现代批评。这种传统的学术视角使得她在多元化语境下显得格格不入。如在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中，库克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新历史主义)运动阻碍了美国本土研究的发展，因为它无法提供一个新的方法论框架”(1997：18)。同样，对于后殖民主义，库克琳也认为无法适用，认为当前印第安民族依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后殖民主义会造成一种错觉，即原住民已经摆脱了早期的殖民主义统治，然而当前的现状是殖民主义概念中的经济和法律领域的统治和后殖民主义概念中的意识形态控制同时存在。“印第安的土地依然处于殖民托管之下，这破坏了部落的经济；印第安国度(Indian Country)的法律和秩序依然受制于联邦和政府的法律，更重要的是在土地和资源方面的经济和知识霸权渗入到了印第安生活的各个角落”(1997：19)。

从一定程度上说，库克琳将美国本土的主权问题从文化层面剥离，而将其置于政治层面，然而，政治层面上的主权具有鲜明的排它性，这就导致库克琳本土裔批评思想对多元文化的抵制。她认为多元语境下的“文化研究”掩盖了本土裔文学的族裔特质。以多元化的理念研究本土思想中的美学、意识形态和身份观，只会“损害本土研究的主权模式” (1996b:69)。这种抵制，从学术层面来说，具有一定的本质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特征，这使得库克琳尝试在世界性语境中重构本土裔批评的努力困难重重。

3.0 对库克琳批评思想的反思

库克琳对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思考也折射了在世界主义冲击下当代美国本土文学的复杂处境，具体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首先，从语言载体上看，传统美国本土文化中认为语言具有现实性的力量，赋予了抽象的语言以强大的现实指涉力，并将这一语言哲学运用到诗歌、典仪、祷告等现实生活中，而采用了英语语言作为新载体的当代美国本土文学从语言观、表述逻辑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因此在对传统本土民族性的展示和重构上势必会呈现复杂的态势，也无法完整复制及还原在传说、歌谣和神话中蕴藏的相关主题。虽然不少本土作家在创作中通过模仿本土发音，以英语单词创建一些词汇来保护本土核心概念，彰显自身的文化独特性，但无力在整体的语言表述系统中进行本土性(indigenousness)的完整重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美国本土文学从诞生起就充满矛盾。

其次，从语言形式上来看，以美国本土口述传统为根基的传统本土文学是建立在口述传统基础之上，在发展中逐渐从口述文学成为书面文学。借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脑文本”概念，这个转变也是从“脑文本”到书面文本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传统口述文学中的叙述结构、思维特征和表达方式等势必会发生变化。这不仅仅是两个不同文本性质的差异，更是两种不同语言体系的差异。蕴藏在口述传统中的本土性也势必会发生改变。因此，在新的书面文本中展示传统本土语言思维也会导致文本构建层面的复杂性。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本土文学作品和西方英语作品因为思维差异而产生的文本性质差异，不可以将两者简单类比。以口述传说为例，本土口述传说的结构是开放式的，即聚焦一个核心人物(意义)，在传播过程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叙述版本，但不同的版本也有其自身的核心人物(意义)，如同点状发散的神经元细胞结构一样，末端的意义会最终汇聚到中心的核心意义本身，以强化中心意义。从这个角度上看，口述传说的结构是建构性的发散结构。与之结构上类似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手法，由中心意义出发，对外发散不同的意义支流，但从性质上来说，意识流的发散结构是解构性，即对一个理性、连续、稳定的意识进行破碎性和非连续性消解。两者性质上的不同，就造成在文本表述上的意图和作用不同。例如《爱药》的文本结构虽然在形式上是发散的，但在意义构建上却有强烈的内聚力。库克琳曾对西方学者将厄德里克与福克纳的作品进行比较表达不满，认为这种比较没有认识到厄德里克作品在文本上的本土特质，从这一点上来说，库克琳很准确地抓住了本土性中语言的特质。

最后，从语言的历史语境上看，经历了白人殖民文化影响和多元性现代文化的冲击，语言和现实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如果说传统的本土语言旨在展示完整的本土现实的话，现在的现实的完整性已经被殖民文化和多元文化所打破。而面对多元的世界性，当代本土文化的重构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维持自身的本土性。从美国传统本土裔文化中的地域观来看，它有很强的封闭性，并抵制宏大的全球化理念。在当前全球化的浪潮中，鲜见美国本土裔文化的声音，因为美国原住民“对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如国家或现代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他们对知识的抽象和智力形式有着矛盾的视角，强调身体和感官体验，并注重小规模的部落和经济体”(Heise，2008：385)。与此类似，库克琳也强调了苏族酋长坐牛(Sitting Bull)的地域观，“神把我造成了一个印第安人，把我放在这里，在这片土地”(1996a:87)。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包括库克琳在内的传统本土学者在批评视角上的保守性。然而，在以口述传统为基础的本土文化中，语言已经进入到生活实践层面，这种具有现实指涉力的语言特质已经赋予了美国本土文化以鲜明的特征。在现代语境下，如果要谈对本土性的坚守，也需要依赖语言来重构历史及现代的本土主权。而库克琳对语言政治性的强调也使得她的本土批评理念忽视了语言在现实层面的构建功效，以及在多元语境下对文本策略的挖掘。

从某种程度上说，库克琳对当代多元文化中的本土民族性设想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她在很多场合号召美国政府将殖民时期夺走的土地还给印第安人，因为“对被殖民的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土地更为重要，其次，原住民的道德、宗教、生活和生存都与土地维系在一起”(1999a：106)。在她的学术设想中，“只有通过民族解放和部落自治，我们才能有希望。作为本土人，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不容置疑”(1999a：22) 。

可以说，库克琳的批评理念在坚守本土性的同时，注意到了当下美国本土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本土话语权缺失等问题。然而，对政治性的过度强调也使她忽视了后殖民语境下流散、杂糅等特质在语言层面对主体性的有效构建，忽视了文本构建中语言策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就使她仅能提出“我们需要依赖部落的口述传统来发展我们的方法论”(2005：172)，并提出其功能应具备三个特点：“防御性、调节性转换性(defensive, regulatory and transformative)”(1999b：22-23)等宏观指导理念，而在文本操作层面显得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库克琳对世界性的理解也因其对传统主权观的固守受到局限。她将世界主义定义为“主流文化的品味和兴趣”，而民族主义则是“在发展、延续和保护某个连贯的民族主题中，该民族的创造力和政治统一”(1995：46)。从这两个定义不难看出，库克琳在后者强调民族性的政治性和内在连贯性，而将世界性理解为与民族性对立的外在力量，并展示出较激进的一面，抵制多元文化，认为本土主权应“以本土的条约和权力来代替白人主流文化中的平等权和民权……以本土性和主权为原则，拒绝文化接触(或殖民主义)、多元主义，多样性和移民”(1997：25)。

因此，可以说库克琳在对当代本土裔作品的批评中，将批评视野拓展到世界性的多元语境中，致力于建构具有本土视野的学术批评方法论和认知范式，但在批评方法上依然受到后殖民主义早期的二元对立模式局限，无法在实际的文本策略中有效构建具有独立性质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欧文斯对西尔科的批评一样，库克琳同样没能在多元语境中构建一种异质性(heterogeneous)理念，这使她的批评思想处于实践困境之中。

注释：

① 伊丽莎白·库克琳(Elizabeth Cook-Lynn，1930-)，美国印第安苏族评论家、小说家、诗人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