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付建成，万生更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核心价值观培育与红色文化基因传承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061)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就按照党章及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建立。对于党内政治生态建立的过程，毛泽东曾在1941年党的“九月会议”上作了简要的说明，他指出：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之后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时期，党内生动活泼的局面被破坏；遵义会议后，抗战四年来，我们党比五四时期更加生动活泼了[1] 332-333。毛泽东所说生动活泼时期，实际是党内政治生态比较好的时期，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是党内政治生态被破坏时期。遵义会议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转折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开始走向正轨。

延安时期，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成熟时期，对这一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毛泽东曾用“生动活泼”“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等语言形象描述党内政治生态。延安时期成熟的党内政治生态，使我们党完成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工程。

一、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形成阶段

从党中央落脚陕北到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形成阶段，重点解决党的团结统一问题，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坚强的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前，“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在党内搞家长制、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能够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但是,党到陕北后，虽然有了落脚点，但党和革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解决，尤其是通过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重建党内政治生态，建立一个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建国，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迫切的任务。而在当时的形势下，建设党内政治生态，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党内不同“山头”、不同地区的党组织之间的关系。虽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由于我们党长期战斗在农村根据地被分割的环境中，形成了客观存在的中国革命的不同“山头”，“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2]166如果处理不好这些关系，会严重威胁到党的团结统一，造成党的分裂，如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党中央，分裂党的行为；在西北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时，在人事安排上，“中央代表团”对刘志丹为首的原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众多领导人排斥和限制[3]111。

第二，党内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间的关系。遵义会议后，王明的理论和观点在党内仍有较大的市场。王明在1937年11月底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会后，把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写进了会议传达提纲——《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毛泽东在12月会议上曾经提出要等到王明的问题解决后，再让他回长江局工作，然而，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会后，王明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因此，明辨是非，才能推动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抗日战争的实践，才能重建党内政治生态。

第三，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遵义会议后虽然实际上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党中央，但是，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党的领导人之间由于成长背景、来自不同的军队和根据地，之间关系复杂。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有留学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背景的，及其受他们影响的人，如王明、博古(秦邦宪)等；二是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三是在领导白区党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彭真等人。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人的关系，才能建立巩固的领导集体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党中央落脚陕北后，建设党内政治生态，首要问题是解决党的团结统一问题，建立坚强的领导集体。为此，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4]528，重构党内政治生态。

第一，立即制止和纠正西北苏区错误“肃反”，正确处理党中央同陕北地方党组织的关系。毛泽东一到吴起镇，在听取了西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及关于肃反情况的汇报后，即派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的陕北籍干部贾拓夫、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当毛泽东得知刘志丹等人确实被捕后，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杀人。1935年11月初，中共西北中央局组成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20多天的调查审理，认为“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所列举的刘志丹等人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中央随即释放了被冤屈的刘志丹等10多人，接着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人员。这一果断的措施密切了党中央同陕北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使党赢得了陕北群众的信任，使党中央有了巩固的“落脚点”。

第二，正确对待曾经犯过错误的党的领导人，既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又顾全大局，照顾历史，保持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对于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争取、批评、教育的方法。党中央到陕北后，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救亡，因此党内关系的调整，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必须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对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不管是在长征途中，还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是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在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由张国焘任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到达陕北后，中央仍然决定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对于曾经犯过或执行过“左”倾错误，而又能认识到错误的党的领导人，仍然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35年10月27日，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在组织人事安排上，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工作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李维汉任组织部部长，王稼祥任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凯丰任少共书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虽然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顾全大局，充分考虑中央领导集体现状，不愿从组织上过早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讨论。会上，张闻天也主动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与毛泽东，但为毛泽东所婉言谢绝。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仍然是主席团的成员，并且政治局委员身份没变。对于这一时期党中央处理中央领导集体及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的政策，毛泽东曾指出：“没有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六中全会就不可能纠正右倾投降倾向。但是，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2]162-163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稳定，为建立党内政治生态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第三，明确“四个服从”的纪律，加强党内制度建设。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标志着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形成，也是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态重建的完成。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的意见[5]159，对于形成以毛泽东为主的党的领导集体具有重要意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命题，并深刻阐述了其重大意义。他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还对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4]529鉴于王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深刻教训，毛泽东明确重申了“四个服从的纪律”，“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4]529随后，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党内法规。通过党内纪律和制度建设，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构建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

通过实行上述措施，党内“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注：指1935年至1936年间党中央和张国焘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6]278党内关系走上正轨，党内政治生态初步建成。

二、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成熟阶段

从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到党的七大, 是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成熟阶段，重点是建设纯洁的、充满活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党。

要完成“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件伟大的工程”，[4]602需要进一步优化党内政治生态。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重点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彻底清除“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遗毒。“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1]3271940年，王明再版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实际上是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及其路线挑战。这说明我们党内的确有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对王明的教条主义认识不清，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因此，要尽快肃清在党内仍然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第二，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在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之后，在党内虽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7]821宗派主义有各种表现，如山头主义、本位主义、闹独立性、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它们在陕甘宁边区都有表现。宗派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8]没有思想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第三，在党的队伍发展壮大的同时，存在着追求数量、突击入党、成分不纯等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党员人数从长征后的3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到1940年已达80多万，党的组织已初步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4]603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因此，需要提高党员素质，纯洁党的组织。

第四，党内腐败现象成为腐蚀党内政治生态的毒瘤。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是空前的廉洁政府，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腐败现象在陕甘宁边区和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时有发生，据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卷宗统计，“在731卷刑事诉讼档案中，位列第三的就是国家公务人员的贪污渎职案，共有卷宗50卷”[9]。党内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贪污金钱，侵吞公物。第二，公款吃喝，随意开支。第三，沾染恶习，腐化堕落。第四，私卖鸦片。这些贪污腐化腐败现象，像毒瘤一样，腐蚀着党的健康肌体，污染党的政治生态。

因此，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要克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实现党对抗战的领导权，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唯一之途就是通过优化建设党内政治生态，“使党像钢铁一样地巩固起来”。为此，重点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中共中央1941年7月1日作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指出了 “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 ‘独立主义’、 ‘个人主义’的斗争”， 使党“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8]145它虽未提到领导体制问题，但对后来确立一元化领导起了重要的思想保证。为解决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间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和有些地方对党的决定执行不力的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但“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等等。”因此，中央决定实行“党的统一领导”。“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8]433决定发出后，从中央到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始了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有关工作。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立了中央机构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确立了党在党、政、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如毛泽东所说：“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10]69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为确立党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二，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战斗力，关系到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能否巩固和发展。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1939年8月发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政治局将加强支部建设作为巩固党的重要措施，提出：“支部工作必须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必须发展。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必须加以整理，以求得在巩固党的工作中收到最大的效果。”[11]15620世纪40 年代后半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整顿和加强基层党组织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环节。1941 年7 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明了基层党组织贯彻执行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任务和途径，特别强调了党内高级干部必须正确对待自己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基层党组织应对高级党员干部实行与其他党员同样的教育管理。

第三，开展整风运动和坚持不懈的教育活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以此为标志开始的延安整风，创造了通过整党整风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建设的有效途径。同年7月、8月，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毛泽东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除王明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均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赞成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并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九月会议实际是党中央带头开始整风。同时，党中央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印制了由毛泽东亲自编辑的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来》，成为整风学习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党史的重要材料。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运动在全党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从1943年冬起，中央决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问题，分别召开了多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1945年4月20日，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通过整风整党，增强了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党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形成了只做公仆不做官的党内政治生态。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十分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第四，建立“四位一体”的监督机制。党内政治生态不是一个封闭、不同外界交流的体系，而是一个同外界进行人员、信息交流的开放系统。

延安时期，党以民主建设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建立了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的“四位一体”的监督机制，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尤其注意倾听来自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外人士的批评和监督，广求善策，从善如流，使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立时代的潮头，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

到党的七大召开时，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党内政治生态，如毛泽东所描述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2]13

三、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巩固阶段

从党的七大到党的十二月会议,是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进一步巩固阶段。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预备胜利”的党。党的七大后，党的队伍快速发展，到1947年12月，全国党员数量已达到270多万人，这个极大的跃进，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它是我们最终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但是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在党员队伍数量快速扩张的同时，党员队伍不纯的现象突现。“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12]1252

第二，党缺少系统地对基层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严格的组织训练。战争的环境，我们党没有来得及对广大组织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致使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一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着忽“左”忽右的倾向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有的干部自恃抗日有功而多分多占土地改革胜利果实。

第三，一些地主富农家庭出生的党员，政治上出现摇摆。他们在抗战时期对民族敌人斗争的时候，表现比较积极。但是，由于没有完全放弃原有的阶级立场，所以当革命进行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时候，就对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产生抵触、对立情绪，或明或暗地反对土地改革，包庇地主。

第四，党内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和骄傲自满情绪。某些党员干部欺压群众，侵占胜利果实，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反对。

上述种种都使我们党严重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进行，最终必将影响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上述“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12]1253十二月会议后，在全国解放区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整党运动。

1947 年冬开始的这次整党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三查”、“三整”。“三查”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查阶级、整顿组织，主要是将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流氓分子、特务分子、异己分子及蜕化变质分子清查出来，进行组织处理，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战斗力；查思想、整顿思想，主要是批评和肃清党员中的地主、富农思想，以及背离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查作风、整顿作风，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习气，树立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次整党运动的措施是“打通思想、整顿组织、纪律制裁”。[13]390这次整党分为两个步骤，“由上而下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目的是去掉障碍……，土地改革之后，由下而上整上来，这是巩固党，扩大成果。”[13]391把党的经常制度、工作作风建立起来，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对于整党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12]1253在老解放区，“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12]1277这种整党方法，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将极大地提高党的威信。

这次整党运动，“基本上克服了并在继续克服着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12]1343中国共产党也从红军长征后的4万党员发展成为具有400多万党员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政党。

四、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强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体制保障

党在延安时期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体制保障。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党内政治生态形成的重要政治保障，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以前，有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几届中央领导，但都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能够团结全党进行胜利斗争的领导集体，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建立。党中央到陕北后，毛泽东领导全党认真总结党的历史，使全党弄清了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逐步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正确处理了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遗留问题，到1945年党的七大，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实现党的团结统一，不但要有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还要有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保证。中共中央1941年7月1日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逐步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确立了党在党、政、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全党在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加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建设，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中央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将支部建设作为巩固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措施。

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毛泽东提出的向中央基准看齐的要求，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确立党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政治保证。如毛泽东1945年在主持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时所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1]592

(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路径

党在延安时期，通过开展整风和整党运动以及坚持不懈的教育活动建设党内政治生态，在整风和整党中采取由上而下打通思想、整顿组织，由下而上进行整顿、扩大成果，形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循环回路。

一个时期，党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人，在处理党内关系问题上，实行家长制、惩办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直到遵义会议前，我们党一直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党中央到延安后，首要任务是建立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党的领导集体和党的领导人之间、党的领导人相互之间、党的领导人同党的干部和党员之间、党的干部之间、党的干部和党员之间、党员相互之间、上级党组织同下级党组织之间，要形成信任、民主、团结、和谐、统一的关系。为了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影响，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在1937年上半年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苏区代表会议、白区工作会议等三次重要会议，推动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命题；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集体对路线是非的思想认识，统一了高层的思想。延安整风也是首先从党的高级干部开始，然后到一般干部和全体党员，采取从上而下，分级分批开展，通过扎实的理论学习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了全党思想认识的统一。经过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如果说延安整风是从中央高层开始，由上到下层层打通思想，统一认识；那么从1947 年冬开始的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则重点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始，由下而上进行整顿，用党内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纯洁了党的组织，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

如果把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中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作为一个整体，那么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路径是采取由上而下打通思想、整顿组织；由下而上进行整顿，扩大成果，形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循环回路。当然，在这个大的闭合回路中，在每一个重要的党的建设的历史节点上，又有若干个小的循环闭合回路，形成了成熟的党内政治生态，完成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任务。

(三)形成了完善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容

延安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动力，以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为基本规范，以实现党的团结统一为主要目的，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及其成员的精神命脉和灵魂，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在驱动力。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高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旗帜，以理想信念凝聚全党。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4]686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境界，而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则是漫长、曲折和艰辛的。他要求共产党员要下定三个决心：“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4]119在延安，连空气中都充满着为理想而奋斗、为革命而献身的气概，为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提供了环境条件。

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对党内政治生活问题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了积极的理论成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命题，明确重申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的纪律”。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14]有力地推动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开展。

延安时期，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成为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解放战争胜利的有力保障。

(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目标是 “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生动活泼”

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没有明确用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但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已经体现了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

1937年5月，毛泽东在苏区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结论中说：“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6]278毛泽东提出的“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是对党内政治生态的生动描述。

毛泽东在1941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历程时说：“从抗战四年来，我党的自觉性比五四时期更提高了，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1]333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党“更加生动活泼”，实际是指党内政治生态生动活泼。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再次明确阐述了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建立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他说：“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10]297对于如何建立这一理想的党内政治生态，毛泽东提出要通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以团结为目的，用民主的办法，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向中央基准看齐，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干部与党员要有正确的关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毛泽东所说的 “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生动活泼”，是对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形象表述。

(五)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净化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

1.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净化机制

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处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党员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毕竟只占少数，因此，党内政治生态不纯，党内政治生态容易受到污染是难免的。在延安时期，在党内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受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存在着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家长制、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严重损害了党的政治生态。如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党在延安时期创立了通过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纯净党内政治生态的三层过滤机制。

第一层过滤机制是积极开展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方法的党内思想斗争，对此，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打到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1]327第二层过滤机制是纪律处理从严。中共中央明确“四个服从”的纪律，《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党内法规，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干部从严处理。第三层过滤机制是法律处理从重。党员身份不是护身符，干部身份不是保护伞。延安时期，对于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依法从重处理的原则，“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15]。

通过上述三层过滤机制，从解决思想开始到对人的处理，清除了党内政治生态的杂质和污染物，形成了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和全党像钢铁一样团结的党内政治生态。

2. 树立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激励机制

如果说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共产党员，那么党的干部则是政治生态建设主体的关键少数。延安时期，由于党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五湖四海”的原则，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在实行正确的干部选拔政策的同时，延安时期还实行完善的干部奖惩政策，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对干部奖励的条件和处理的情况。1944年5月,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说:“奖励模范,不使先进分子沉没于一般群众中,是提高全部工作和全体人员的最好办法。”[16]439严格的奖惩制度，有效地激励了广大干部廉洁自律以及投身于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的形成。

3.建立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监督机制

党内政治生态不是一个封闭、不同外界交流的体系，而是一个不断同外界进行人员、信息交流的开放系统。延安时期，我们党建立了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党派监督、舆论监督“四位一体”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监督机制。

党内监督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依据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以及边区政府法律法规，重点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进行监督。群众监督主要是通过批评、建议、控告等方式直接监督，或者通过各级参议会常驻委员会随时转达要求、意见和呼声。党派监督是通过党外人士直接参与政府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改进政府工作；对党政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进行批评和检举,克服党政干部腐化堕落的危险等。党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工具在廉政建设中的监督作用，依法保护报刊等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支持新闻媒体披露各种不正之风。

延安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推动我们党完成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今天，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斗争中，我们仍然要从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传承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红色基因，使我们党能够领导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