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当代文学研究的“异质性”传统是否可能?

王再兴

(怀化学院中文系,湖南怀化 418008)

寻找当代文学研究的“异质性”传统是否可能?

王再兴

(怀化学院中文系,湖南怀化 418008)

近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争议。但它仍然面临着开拓新的研究路径的历史任务,其中一个比较隐蔽的问题是: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如何突破福柯“知识型”概念(《词与物》)所隐喻的被征引材料“同质化”的陷阱,据以恢复这一学科对于公共话语的积极建构功能?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又必然牵连到另一个话题,即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异质性”传统,是否存在可能?通过对形式主义文论“传统”概念(迪尼亚诺夫)的辨析,从当代文学研究与新史学(包括口传文本)、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交叉所形成的互文地带切入,这种寻找或许确实存在着可能。

当代文学; 异质性传统; 新史学; 社会学; 人类学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validity”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has faded out gradually from people's disputes.In spite of this we still face the historic task(or to say,the opportunity)to develop new research ways.Of the many topics to be researched,one concealed question is: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how can people break through the trap of“the homogenization”of the cited materials meant by the Michel Foucault's concept“episteme”in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so as for this discipline to restore its positive functions in the public affairs?The discussion of this question also implicates another topic inevitably,namely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find out“the heterogeneity”in the research styl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tradition”by Yury Tynyanov,one of the Russian Formalism theoretician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he neo-historiography,the sociology,the anthropology and so on,this kind of seeks perhaps truly exists.

Key words: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heterogeneous tradition; neo-historiography; the sociology; the anthropology

当代文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以印象式批评、道德化批评为主的模式,发展到后来以西方文论为主要工具的阐释模式和以史料挖掘为主要依托的思想模式等两大路风格;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代文学研究开始与当代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并走向一种阔大的、更具有民主意味的研究模式。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问题域,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然而,考虑到当代文学时间下限的开放性,以及当下“离散型社会”复杂多变的景观,①当代文学如果不想置身于对现实生活的建构性话语之外,就非常有必要以田野考察即“地方志”的方式,保持与德里达所说的各种文学和文化的“踪迹”的亲密接触,并寻求新的阐释和建构的可能。

一、“同质化”陷阱,复数“传统”与杂多的“文学理

论”

在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整体上走向稳固的前提下,仍然有一个较为隐蔽的问题,可能有待于引起更多的注意。根据福柯《词与物》(1966)中“知识型”的概念,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或文化,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说,是从同一种意义生产的结构而生的。从结构主义分析来看,在这个“知识型”概念里,各种意义的层级和重要性当然非常不同;在不同层级中,不同的意义处于格雷马斯语义学中“意义轴”的两极,但却是不均衡的两极。往往与引人注目的意义极对立的另一极会慢慢沉降下去,陷于一种令人视而难见的“无”。②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追踪前代的思想和史料时,其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我们辛辛苦苦搜寻的材料,可能其实是有很大“同质性”的。但部分研究者对此却习焉不查。由于中国历史语境某些阶段的特殊性,特别是前三十年的“体制化”运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语,有的学者如方维保在其著作《当代文学思潮史论》中称之为“文艺的国家化运动”),可以设想多数出版物、甚至是仅具有非常边缘化地位的民间故事集、小人书、乡村戏曲集等等,基本都是经过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隐秘改造的。这种情形大体上一直持续到出版体制开始市场化的1990年代初期。一些与这些显性话语不是非常吻合的文本,基本没有进入出版和传播的可能。但它们确实是存在着的。它们可能的存在空间是一个弥散的、更多是私人化的空间,比如私人书信(不只是名人书信)、口传故事或笑话、民谣及顺口溜、民歌歌词、新闻生产过程(不是作为结果的新闻文本)、散见于其他形式的日常社会对话、看起来与文学完全无关的建筑区划与设计、某个时期的经济方案、个人遭遇史(不是名人的,而更多是平民的)、乡村文书纪录、法律档案、“内部参考”、历史档案实物与记载、某个阶段的社会风俗、日常图像(包括家庭照片),等等。它们共同的特征之一,是很难以正式的文学、或者涉及文学的印刷文本(如出版政策、文化会议记录、宣传组织工作章程、名人通信等等)而存在。它们的流传,也看似非常的偶然和零散。③这是一个微弱的存在,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坚韧的存在,相比于当代文学研究中迭生变革的政治性话语,它也许来自于更为久远的传统。

文学史研究中所谓的“传统”,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迪尼亚诺夫来看,“不过是某一种体系中的有一定用途、起一定作用的一个或者几个文学要素的不合理的抽象,是对在其他体系里的具有另外用途的同样的要素的缩减,缩减之后,突出了那些有一定用途、起一定作用的文学要素,根据这种要素组成了文学演变系列。”所以,迪尼亚诺夫认为,这种研究结果得到的只是一个“虚假的统一系列。”[1](P278)迪尼亚诺夫的见解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传统”,虽然非常混杂,但它本来是一个多样共存的复数序列(这与人类学中的发现惊人地相似)。这些序列依差异性原则而存在,并在不同的时刻里出现地位的轮换;然而,这又并不说明被取代的就已经被毁灭,它们其实只不过以“缩减”的方式不引人注目地存在着而已。这成为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在主流和精英的话语之外,仍然可以寻找到另外的“异质性”传统的可能。

然而问题是,我们到底如何才能摸索、并表达出这种可能性呢?特里·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二版序中说:“这本书所欲证明的正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下述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亦即,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相反,它们(指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引者注)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并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2](P3)人文学科本来存在着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互证关系,共同指向人类诗意的安居,那么,哪些学科知识,可能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带来某种程度的拓展?

二、作为“异质性”传统可能的学科边际互文地带

首先,今天的历史学研究,特别是本身带有跨学科特色的新史学,其成就与方法就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比如新史学中对于历史具有“事件”、“经历”、“神话”三种层次的理解,[3]以及不同的历史诠释理论,对文学研究就极有启迪。如《新史学(第一辑)·感觉·图像·叙事》中海青的文章《伤逝:对民国初年新女性形象的一种解读》,就惊人地表达了历史中与文学研究对新女性的陈述极为不同的另一种真实,并且其呈现过程同样纠结于叙事,等等。而且,西方通俗历史的研究早已成为补正主流话语厥漏的有力资源,如五卷本的《私人生活史》、房龙的《宽容》(T olerance)、福柯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这样的著作,都揭示了被“正常”历史大大化约掉的另一种异质性脉络。但在中国,同样的历史“讲述”却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如苏童、叶兆言等的小说、陈凯歌、张艺谋等的电影、吴子牛等的电视剧,其中充满了情节的意测、情欲的挣扎、权力的血腥,大大失却了历史书写的责任感,而退化为庸俗的佐谈文本(可参见秋风文章《通俗史学的“阴谋”》)。[4]事实上,一些其他的类似历史学文本,如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以及《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等,都会揭示出很多通常不太容易发现的史实和观念,从而对文学研究产生非常有力的影响。

历史学中更有与主流史观迥异的口述史一脉。作为最浅显的例子,一些易于流散的口传文本,同样具有某种特别的价值。如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到,“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这就涉及到了“街谈巷议”转化为现实的影响力问题。上世纪60年代大学生的一个顺口溜“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则反映了农村文化在当年外在平等地位之下仍然具有的自卑,和被城市“文化殖民”的真实。方维保《当代文学思潮史论》提到过一个文革时描述样板戏中女性角色表现的顺口溜:“一个女书记,站在高坡上,手捧红宝书,抬手指方向。敌人搞破坏,队长上了当。支书抓斗争,面貌就变样。群众齐拥护,队长泪汪汪。敌人揪出来,戏儿就收场”,[5](P111)显然也表现了民众在主流话语铁壁合围之下,以调侃形式而存在的文化抵抗。“工人哭,农民笑,知识分子坐花桥”,演变为后来的“工人哭,农民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桥”,则表现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改革初期的振荡中被重新阶层化的情景,正是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作为文学生产背景的社会思潮变化轨迹。新出现的口传文本,同样有很多意味深长的例子,如网易某则新闻后面有一位广东网友2008-01-06发表的跟帖:“看完《苹果》发现,男人靠不住/看完《色戒》发现,女人靠不住/看完《投名状》发现,兄弟靠不住/看完《集结号》发现,组织靠不住/看完《霍元甲》发现,徒弟靠不住/看完《无间道》发现,警察靠不住/看了这个报道发现,网易非常靠不住”。④帖子显然表达了对于后现代文学某些特征的不满。

其次,社会学是另一个对文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资源。文学惯于做文化和思想型研究,但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可能常常遭遇到某些细节的困难,比如做以农民文学为主题的研究,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判定一个人的“农民”身份?还会有其他相关问题:怎样才算农民的保守观念?是否真的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农民在城市遭遇歧视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一切又怎样地影响了文学的体裁、观念和表现?包括今天的“底层”问题,“新阶级化”问题等等,如果以社会学阐述为辅,常常可以收到切实、清晰的功效。像城市对于农民的歧视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小说”(有学者称为“打工文学”)的表达,甚至引起了一些争论。但社会学学者对这一类问题其实已经有了相关的调查结论,如朱力曾说:“在城市体制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在天然的而不是通过努力获得的社会资源与竞争方面占据着优势,使得某些市民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一等公民’心态实际上已内化为一种城市的市民性格,许多有偏见或歧视行为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他们只是按照几十年来演化的‘刻板印象’来判断事物,将农民工视作‘外来人’,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在心理上将‘他们群’视作异类,在认识上表现出偏见,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6]阅读其他社会学学者的著述,我们也许会有些惊讶地发现,某些在文学这里显得非常麻烦的问题,在社会学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提供了翔实的论证。如果文学研究与社会学家的成果形成缜密的互文关系,也许对两者来说,都将是一种非同凡响的助力。

再次,人类学是另一个可能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贡献超越性话语资源的领域。人类学知识对于我们“从何而来”,以及某种认知如何逐渐生成等等,通常都有非常细致的描述与研究,显然它与人类更为久远和坚韧的传统相关。也正因为如此,它和文学中的原型研究、欲望分析、地域文化描述等,勾连最为紧密。当年沈从文就曾说过,他的小说会比那些批判他的作品流传得更久远,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再如赵树理的研究,阐释的人已经非常多,但没有被穷尽的,部分仍在于赵的人类学底色与当时历史语境的冲突与调和:如他的农民自足社会的观念,“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中国化叙事经验,“好人”观念,不借助方言而做出的地方风味的模拟,等等。1980年代以后,沈从文、赵树理、张爱玲被逐步经典化的冲动,至今仍未停止,超越直接的政治化诠释、甚至实证的社会学诠释,而向更为深远的人类学意蕴回归,可以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其他如经济学、心理学、视觉理论等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不一一赘述。

结论:“寻找”策略的意义与方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问题的关注以及史料的征引上尽可能开放,不在学科边界上划地自限,而在最后重新回到文学的立足点上来,这同样可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策略之一。简单来说,设法寻找主流和精英两种话语之外的其他“异质性”传统,是文学研究中发现新问题、打开新局面、并积累新话语的重要途径。并且,这样去做,确实也是存在着可能性的。而如何才能从主流和精英两种意识形态的强力影响下“逃逸”出来,就成为能够发现、并表达这种“异质性”传统的重要前提。我们可资凭借的方法之一,就是去寻找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非常活跃的“公共空间”以及文化(文字)史料传承性极强的“话语空间”相区别的另一种空间。在这里,显然近代以来开始呈现的“私人”生活是首先应该考虑的;此外,在一种扭曲的“他者”化空间中,我们也可以通过转折的方式观察到许多无意识的表现。但同时,这种学术实践应该注意规避论述方式自身容易带来的“以偏概全”的失误:即,既要延入新的发现内容,以突破理性和逻辑的严密封锁;又要凭借广泛的互文性,冲破学科“内部循环”式的狭窄知识生产——在实际运用中,不妨兼而用之,以便其利。其次,这其中更有一个“人文关怀”的问题。这正是为了防止发生过分偏离的“他者”化叙述。如有学者曾以民国初年报载的无锡“佣妇笑史”等故事,来佐证农民遭遇“城市”后的愚笨无知,这应该说是有失公允的。如果同理可以成立,那么市民笑话则无论从数量或可笑程度来说,都少有稍加改善的表现。⑤这就使学术蜕变为非常无聊的东西了。

[1]董学文.西文文学理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英]特里·伊格尔顿.伍晓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秋风.通俗史学的“阴谋”[J].先锋国家历史,2008,(10): 2.

[5]方维保.当代文学思潮史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6]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 87-89.

注释:

①“离散型”的解释有多种。这里主要从传播学角度,喻指电子传播时代以来的“媒介与人的联系取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公众由于利益分化形成随机性区隔的社会状态.

②这与传播学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同样是相符的.

③李银河曾批评说,大陆学者喜欢做一些比较“有气势的”、“大的东西”(李银河:《我的心路历程(代后记)》,自《李银河自选集——性、爱情、婚姻及其他》).

④原帖较长,此处有删节;参见http://comment.news.163.com/ news shehui5bbs/416J5QSH00011229.html.

⑤从李鸿章外交笑话留下的“李鸿章杂烩”,到东南亚华人留下的英语短语“long time no see”,等等,见过“世面”的华人到国外闹的笑话同样不在少数,这其实不过是农民“进大观园”的另一个意义相同的版本.

Is it Possible to Find Out“the Heterogeneous Tradition”in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Zai-x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ihua University,Huaihua,Hunan 418008)

I20617

A

1671-9743(2011)03-0058-03

2011-01-20

王再兴(1968-),男,湖北鄂州人,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怀化学院讲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小说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