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超越:《西方文化与悲剧精神:古希腊维度与基督教维度》评析①

戴玉竹,许铁汉

(佳木斯大学 人文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古希腊悲剧精神与基督教悲剧精神有何异同?又是如何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传承和展开的?郭玉生博士新著《西方文化与悲剧精神:古希腊维度与基督教维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以之为核心问题进行了解答。

作者在绪论中首先从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困境出发,指出提炼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需要新的思路。众所周知,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共同塑造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形态,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张力使得西方文化处于超越与创造的激情之中,充满活力。西方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即基督教与古希腊成分的混合、敌对、调和。作者接下来通过雷蒙·威廉斯、伊格尔顿关于悲剧、悲剧观念的论述的分析指出,悲剧性不仅仅是一个美学或文学艺术问题,而是建立在一种通常人类经验之上,关系到人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存的问题。悲剧精神是对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性进行文化观念的把握,是悲剧人物执著地追求自己所肯定的价值的失败、毁灭与死亡中获得的超越、圆满与升华。西方悲剧精神的本质即人在苦难中向自由人格的生成,它蕴涵着对人的价值、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切。作者认为,悲剧精神的传承是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到当代的伟大传统,悲剧精神的维度也是探索西方文化本质特征的重要途径。西方悲剧精神的古希腊维度与基督教维度既对立又互补地在西方文化中得以延续着,并影响了现代西方文化。

一

在西方文化中,人的尊严就在于他的本质是“精神”(Geist),“精神不是现存的‘事物',而是存在揭示的活动,即通过‘logos'(逻各斯、理性)、‘nous'(觉性、澄明)扬弃自然的原初的混沌状态,因而‘精神'的存在就是对‘自然'的否定和超越。”[1](P8)精神在自由中体现出来,而自由是人之为人最本质的东西。作者认为,文化精神的超越性是自由的基础,超越或否定首先是对自然和直接生命的扬弃。对于人的个体存在的任性、主观、随意最有效的否定就是“否定自身”,由此进入意识自身的本质,进入普遍性的自我意识,以动摇和消解自然意识的全部内容。但超越并非就是自由,自由的另一个前提是自我反思,只有当精神成为自为的独立的,对自然是自由的,自然才会显现为一个纯粹外在的客体;人通过自我反思使精神意识到自身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而不再被自然所规定。上帝观念同时显现了超越精神与反思精神。在西方人追求自由、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人的自然感性生命与完美神性永远处于对立冲突中。由此又产生构成了命运与正义、苦难与拯救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人于是产生了抗争与超越的行为,凭借着这种悲剧精神,在自由之路上执著前行。自然性与神性、命运与正义、苦难与拯救构建起作者论述古希腊悲剧精神与基督教悲剧精神的坐标。在这样的框架下,作者不仅对西方悲剧精神的文化构成要素在不同历史语境、不同思想家及著述中的内涵做了明晰精准的辨析,而且详细考查了它们在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传承转变关系,为读者清晰地勾勒出古希腊悲剧精神与基督教悲剧精神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既对立又互补地得以延续的脉络,说明悲剧精神绝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西方文化之于心灵内在性的具体展示,悲剧精神不仅是西方文化精神的表征,更是其文化意蕴的必然外显。

在对古希腊悲剧精神与基督教悲剧精神构成要素的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美学阐释中,作者不受某种方法、某种理论的局限,而是以现象本身为依据进行考察,探究概念背后的思想积淀,旁求博考地细读各种文献本身的理论蕴涵,“价值—现象”式追问与“现象—价值”式还原并举,表现出扎实的学术功力。学术界公认,与悲剧美学相关的领域研究难度大、创新空间小,然而作者知难而上,通过借鉴吸收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审美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现代性问题,终于使西方文化及其悲剧精神的研究向深层次推进。

二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该著的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细读第一手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作者对西方文化及其悲剧精神的理解与把握相当到位,这里以作者对基督教悲剧精神的分析为例。

国内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悲剧精神从本质上是同宿命、悲观、苦行、禁欲相对立的。任何形式的宗教,以及类似宗教的盲目信仰与崇拜都是主体性的丧失,都是对自身存在和生命价值的贬低和践踏,宗教在本质上是同悲剧精神对立的、互相否定的,是反悲剧性的。他们认为,如果只有遵循上帝的旨意,只有仰仗上帝的解救与指引,才能逃出罪恶的渊艹数,一切皆仰仗上帝,那么人还剩什么呢?自我已丧失,人还有什么生存意义呢?

显然这是基于自身的文化立场,对西方文化及基督教缺乏认知,过分强调神人对立导致的错误认识。作者并没有对这种观点进行应对,但通过书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在吸收古希腊文化和犹太教信仰的基础上,按照自己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建立了一种新的悲剧性结构。“罪”与“爱”、肯定与否定、无辜与负罪、绝望与希望、沉沦与拯救构成了基督教维度的悲剧性核心要素。基督教维度的悲剧精神揭示了悲剧是对人性脆弱与邪恶的思考,呈现出人的悲剧性处境与超越悲剧性处境的完整过程。生存与超越的悖论只有放在此岸与彼岸的矛盾冲突中才能彻底展开,人的悲剧性生存的成圣和赐福不是被转换到神性之域来实现的,而是从神性之域馈赠到此岸中来,这种冲突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悲剧性的体验和超越离不开神性之维的介入。

面对现实世界,无论物质利益如何增长都会很快使人习以为常,人除了物质需求还要有精神需求,也就是想要获得全面的“好生活”。事实上,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生活”,或者说关于“好生活”的知识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很难有一种政治体制或者一个社会制度能够满足各异之心所想象的各种好生活。单纯的肉身拯救不能带给人完全的充实,科学知识的增长、社会制度的变革,最终都无法解决个人生存的本质上的悲剧性,社会进步、未来幸福都不能补偿每一个人当下的受苦,渺小、不幸、罪性既不会在自在之域中消失,也不会被道德形而上学的人性论所取消或掩盖。相反,一切外在手段只能是以一种罪恶代替另一种罪恶。基督教信仰同样对决定人类生活的社会客观结构进行批判,反对压迫和暴力,但基督教信仰所期盼的又远不止这种人的解放,人的内心转变能够在最残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而在最少压迫和暴力因素的社会制度下,人们内心深处仍然可能被某种非正义的思想所支配。人类不可能通过改变社会制度、通过结束贫穷与愚昧,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最终消除苦难与不幸。耶稣拒绝魔鬼的诱惑,所表明的就是面包的实惠、政治的秘术、宗教的奇迹不能带来真正的拯救。“拯救的力量不在于外在的、王政的、国家的强大,而在于内在的、心灵的、灵魂的更新。真正的拯救必须在个体生命内部发生,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是生活感受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意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的转变。”[1](P200)基督教信仰强调拯救灵魂,通过“救灵”实现“救世”。基督教不主张人信仰了上帝就放弃思考,相反,对于神圣的体验,必须以人的自身反思为条件。无所用心的人,不能自我反省乃至产生怀疑的人,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信仰。正是在人的质问、抗议、否定之际,上帝敞开了他的存在。

基督教维度的悲剧精神的救赎观,是将人设定在上帝救赎的神学景观中,在世个体的拯救来自上帝。就拯救方式而言,基督教用十字架的真给人启示,这是神性的下降但要求在世生命的参与。不同于其他造物,上帝赋予人以自由意志。从基督教维度理解悲剧性,悲剧性不仅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展示,而且也是对这种困境的超越,它不仅揭示人的罪性,而且也承诺上帝的救赎。如果将罪看作是人的悲剧性处境的先验设定,是人的有限性的体现的话,人仅仅凭借自身的活动就不能获得拯救,而必须依赖具有启示性的超验上帝来拯救。启示性的超验上帝的拯救固然是必要条件,但还要人懂得上帝的启示,上帝对人最大的启示是“爱”。爱是净化罪恶、超越苦难的唯一途径,爱的信仰实现了基督教对苦难的超越,开辟了一条救赎之路。所以,基督教并不与宿命、悲观、苦行、禁欲有必然联系,也不存在所谓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对人自身存在和生命价值的贬低和践踏。

那么,基督教对信仰拯救的承诺是否与悲剧性相矛盾呢?作者认为,基督教一方面给人生提供了终极答案,即在基督教信仰中,人的生存的有限性使个人的受苦和不幸依靠人自身无法消除,只能把人的悲剧性深渊与上帝之爱的全能联系起来,在上帝的爱中才有个体生存的根基。另一方面,当作为人之子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的时候,他大声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新约·马太福音》27:46)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表现了卑弱,他极为痛苦地呼号。这意味着,“尽管基督教坚信永生和人类灵魂不灭从而减弱乃至消除了人面对苦难和死亡的紧张感和焦灼感,但是人的生存属于有限的存在,展现为悖论、负罪和痛苦本身。因而悖论、负罪、痛苦作为人的生存本身的特质无法勾销,除非勾销人的生存本身。这样基督教无法从根本上取消人的罪性以及由此人在生存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痛苦、悖论、迷茫、绝望,从人的降生到最终的拯救之间永远横亘着一个巨大的深渊,这就是人生的悲剧性。”[1](P219-220)所以说,人有了基督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取消痛苦,反而对痛苦有了更大的体味与承载。

三

由于选题的原因,作者没有对中西方悲剧观念进行比较,但通过对西方悲剧精神的透彻论述,读者可以自然而深切地体会到中西方在悲剧观念上的天壤之别,乃至于中西方文化的迥然不同,这是本书诸多富有启示性的地方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悲剧意识,但缺少悲剧精神。我国古人虽然认识到了人与外在世界的对立,即天人分裂,然而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放弃了人的意志与智慧,这就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人的超越与抗争激情,悲剧精神于是荡然无存。孔子追求建立一种完美的社会秩序、道德秩序,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当做生存实践活动的目的,建立起一套伦理标准,用以保证整个社会的秩序化和稳定性,悲剧精神在这种秩序化的要求里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佛教传入对中国有较大影响,它为悲剧的成因提供了“业”的概念,但它的出世论和涅 说彻底地否定了生命,弃绝了尘世人生,“佛教这种反人生的性质在已经现实实利化了的中国文化中极难得到受众的信从,它的中国化是朝着相对消解佛教的悲剧精神而使之喜剧化的方向发展的。”[2](P121)中国人否定了禁欲和苦行,淡化了彼岸世界的观念,这些都与悲剧精神相疏离。

中国文化由于特有的理性特征,失去了一个超验的、精神的维度,也使中国人失去了对人类与宇宙、世界、自然分裂和对立的尖锐感觉。悲剧的原因通常是社会或政治因素,人们往往将自身遭遇的苦难与不幸归罪于他人的道德品质或王朝的政治治理。悲剧故事或悲剧情景的目的,往往在于揭露强权者的罪恶、警示治国者的责任。悲剧的承受者往往无权无势,对自己的悲剧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因为他们是被动的承受者,构成悲剧的原因不在自身,他们只能挣扎在各自的悲剧里,心中怀着对铁面无私的清官老爷或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士的渴望,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悲剧的命运。作者“表示对悲剧承受者的同情,表示对现实统治者的不满和对强权者罪恶的控诉,抒发的是自己悲哀的人生感受,但他们与悲剧人物和制造悲剧的人物都保持着特定的距离。他们既不包含在悲剧人物之中,也不包含在悲剧制造者之中……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悲剧的主要结构模式。”[2](P122)在中国文化中,悲剧的原因是偶然性的遭遇而非必然性的人生,多的是苦情的抒发与宣泄,缺的是激情的抗争与超越;有悲剧意识,但少悲剧精神。

中西方的悲剧观念的巨大差异,反映出中西方对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的深刻程度。人的苦难根源归根结底来自人与生俱来的有限性,人的超越意识与现实有限性形成了悲剧性的永恒冲突。西方悲剧精神是从对人类、对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困惑中,在对人类、对自我人生命运的根本思考中产生的,体现着人的自由意志、独立精神,体现着人的主体性;与西方人对悲剧性的精神感受不同,中国人基于生活感受。在谋求现实生活的福祉以及改变实际困境的愿望中,人们关注的不是人类存在的最根本的悲剧性处境,而是那些看来可以解决的具体现实问题。由于失去了一个永恒意义上的人类目标,悲剧承担者在悲剧中所表现出的符合伦理规范的美德成为了最有价值的欣赏物,传统的人伦规范和幻想中的报应观念使我们看不到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超越的追求,呈现在眼前的是特权压迫下苦难者蒙昧的哀嚎声,是专制体制下形成的带有奴性色彩的民族劣根性。

一个缺乏悲剧精神的文明是肤浅的,也是危险的。如今我们处在一个每天都有无数悲剧性现象发生的时期然而却最少有悲剧意识,处处可以见到最丑陋的生命在金钱、权力的掠夺与挥霍的欲望泥潭中疯狂地翻滚。为了蝇头私利而不惜残害同胞、同类,没有反思,没有超越,既无理性,也无信仰、信念。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却导致了人向动物性的急剧滑落。如此,思考自由、解放,反思现代化过程中曾经设置的种种目标,应成为一种共识。作为学术著作,该书在这样一个竞相寻觅、标榜创新,自说自话的喧嚣时代,直面问题,体现了作者真诚的学术思考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使该书不仅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了深远的现实意义。

[1]郭玉生.西方文化与悲剧精神:古希腊维度与基督教维度[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J].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