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舒畅
(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1956年中共八大开始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开端,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起来。张闻天是党内的理论家,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也十分关心国内的经济建设,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有比较深刻的分析,1957年,他在一次报告中说:“世界的基本趋势是和平和进步,战争是可能避免的。尽管局部的紧张、局部的战争可能发生,总的趋势仍是缓和。……如果争取到十年和平,我们将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仓库里原子弹也不少了,战争打起了就困难了。但是,我们的政策很重要,如果政策不对头,还是会出乱子的。”[1](P257)张闻天的话说到了时代的前面。可是,后来国内却出了乱子。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相继发动起来,“超英赶美”的热浪席卷中华大地。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迅速发展起来。在“大跃进”之风刚起于青苹之末时,张闻天也是抱着热情支持的态度,想到人民意气奋发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他也怀着一片激情,但是从实际中寻找答案,在调查中获得真知,使他并不那么狂热,他要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
1958年4月,张闻天赴上海、杭州、绍兴调查了25天,看了工商企业、农村和科研机构共40个单位。他既为“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奋发精神所感染,也在调查中注意到基层出现的速度过高、求成过急等问题的苗头,他不赞成到处锣鼓喧天送喜报这样的形式主义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