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①

詹舒畅

(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1956年中共八大开始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开端,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起来。张闻天是党内的理论家,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也十分关心国内的经济建设,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有比较深刻的分析,1957年,他在一次报告中说:“世界的基本趋势是和平和进步,战争是可能避免的。尽管局部的紧张、局部的战争可能发生,总的趋势仍是缓和。……如果争取到十年和平,我们将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仓库里原子弹也不少了,战争打起了就困难了。但是,我们的政策很重要,如果政策不对头,还是会出乱子的。”[1](P257)张闻天的话说到了时代的前面。可是,后来国内却出了乱子。

一、从兴奋到怀疑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相继发动起来,“超英赶美”的热浪席卷中华大地。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迅速发展起来。在“大跃进”之风刚起于青苹之末时,张闻天也是抱着热情支持的态度,想到人民意气奋发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他也怀着一片激情,但是从实际中寻找答案,在调查中获得真知,使他并不那么狂热,他要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

1958年4月,张闻天赴上海、杭州、绍兴调查了25天,看了工商企业、农村和科研机构共40个单位。他既为“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奋发精神所感染,也在调查中注意到基层出现的速度过高、求成过急等问题的苗头,他不赞成到处锣鼓喧天送喜报这样的形式主义做法。4月26日,张闻天致信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汇报参观考察的感受,基本肯定和赞扬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看到报告后非常高兴,感到同自己的思路合拍,还专门回信表扬。其实,在修改秘书起草的这份报告时,张闻天曾加写了几句话,主要是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但是考虑到“大跃进”毕竟才开头,所以,又十分审慎地把加上去的话删掉了。[2](P304)

1958年9月,他参观了当时宣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徐水县,对当地的浮夸、平调、军事化,特别是宣布三五年进入共产主义表示不满,曾多次引用一位教授的话说,这种“一块钱工资的共产主义”还不如不要。10月,他又和夫人刘英一起到天津和东北考察,这一考察使他变得忧心重重,他发现土高炉遍地开花,练出来的钢铁质量差,根本没法用,还浪费了大量的劳力和成本,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竟然变成了真理。一返回北京,他就下令停掉了外交部后院的小高炉,上级党委因此批评张闻天炼钢不积极,但张闻天并为所动。

二、忧虑与沉思

北戴河会议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良后果不断暴露出来。在东北考察期间,张闻天看到《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和毛泽东为此文写的按语。他对张春桥的文章很不以为然,认为“破除”论在理论上是混乱和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他结合调查中所见“吃饭不要钱”和平调成风的现象,认为按劳分配在现在条件下决不能破除,不能那样宣传。

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张闻天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从这时开始他以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注意阅读中央和地方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情况的文件和材料。他在外交部领导层的各种会议上和同周围同志的日常交谈中常表示,不赞成很快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论调;不赞成夸大群众思想觉悟,并据以采取“左”的措施;不同意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批判“条件论”;不赞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张闻天对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宣传很有意见,对那些违法起码的唯物主义常识的说法,给以尖锐的批评。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张闻天出席了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当时有种空气,似乎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以为办了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吃食堂,就是共产主义了,有些县甚至宣布两年进入共产主义。张闻天很不赞成,他多次说,我们有些人太热衷于共产主义了,不考虑进入共产主义要有物质基础。他同意刘少奇那时所作的分析,实际上“大跃进”只是起了个“演习”的作用,看看发动群众搞建设究竟能产生多大威力。在外交部传达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张闻天还说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左”的偏差的一些原因。他说,事实证明,只凭干劲不行,抢先、抢风头都是违反马列主义的,不能光靠干劲,也要靠技术,靠人海战术是不行的。大炼钢铁,有人说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然而后面的马都跟不上,有的掉了队。由于违反按比例发展规律,违反科学,造成经济失调。他还表示,几个月搞坏了,主要的收获是取得了经验。此时张闻天对“大跃进”运动的得失成败,观点已经很清楚了,他的思考,更多地深入到导致“左”倾错误的“左”的理论观点和指导思想上面。

1959年1月,张闻天在外交部干部会议上的一次发言,集中反映了他从1958年10月东北调查到武昌会议以后这段时间的思考成果。这次发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从理论上进行了广泛、深刻的分析,已经具有日后那篇著名的《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的雏形。发言强调:“不能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混淆起来”,“要想超越阶段是不对的”。他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也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要求目前实行按需分配,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攻击按劳分配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张闻天说:“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视物质条件也是不对的。人改造物质世界,归根结蒂要发展生产,光凭主观想象是不行的。”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冲天的干劲,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强调前者是唯心主义,强调后者是机械唯物论。两者结合才是马列主义。”对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张闻天认为,“使用群众的积极性而不关心其生活条件,可以支持一个时期,不能持久。”在“动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照顾群众的生活”这两条中,“我们前一条是成功的,后一条做得还不够”。他还讲到了冷与热的关系,说现在大家干劲冲天,温度很高,成绩很大,“但有些地方冷静不够,甚至作风上发生虚假,不实事求是等问题”。他还将对问题的认识提到哲学的高度,指出:“冷与热,政治与生活,成绩与缺点,劳动与教育,提高与普及,民主与集中,统一意志与心情舒畅,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等都是对立统一。他着重指出:“每一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分强调了一面,就会否定另一面”,因此“要纠正片面性”。[3](P785)

1959年3月7日,张闻天偕夫人刘英视察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后回国,在广西南宁、桂林,广东湛江、海南岛、广州考察了20天。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造成的恶果。一路上,张闻天心情沉重,他这时已经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使得正确意见受到压抑,虚报浮夸之风盛行。讲话要看上面喜好,不敢讲真话,怕插白旗,怕戴帽子。此行触动最大的是在海南一个叫椰庄的地方同群众谈话中得知当地有饿死人的情况,感慨地对刘英说:“这一回看来光讲成绩是不行了。”[3](P789)

三、诤言纠“左”

张闻天一向勇于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只要他看到什么,总是向党开诚布公的提出来,而不考虑个人得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问题上,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发表诤言的机会。在1958年11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目前有些地方取消计件工资,这个做法不对。立即遭到一位同志的反驳:不是取消,是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自动放弃的。[3](P779)在八届六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他不指名地批评有的同志同外宾谈话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快要到来,不够谨慎。

1959年3月底,在结束广州等地的调查后,张闻天直接前往上海,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小组会议上,他发言强调实事求是,他以外交部的炼钢为例,认为到处砸锅炼铁是得不偿失。有人当场说他是老右倾,有人说他过去搞“左”倾,现在又搞右倾。他都置之不顾。发言中,他还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平衡问题,他举广西为例,说有矿,没有运输,有汽车没有汽油和零件,因此有矿石也运不出来,说明经济工作不讲综合平衡是不行的。[3](P790)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说要学海瑞,要敢于讲话,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没有面子,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补充了民主的另一个方面。他说:提倡“海瑞精神”这一面固然重要,但是光讲一面不够,更重要的是领导方面要营造民主气氛,使人敢于讲话而不害怕。[4](P405)这是对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次相当尖锐的批评,说明张闻天这时对产生“左”倾错误而又迟迟得不到纠正的政治原因有了清醒的认识。

1959年6月下旬,张闻天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刊宣传问题。当时有一种意见,主张压低了的指标不公布,宣传中要少讲缺点,多鼓劲。张闻天对这种主张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掩饰缺点并不能鼓劲,主张向人民讲实情,如实公布经过压低的指标,并把目前的困难和工作中的缺点向人民讲清楚。但有的同志听不进去,责备张闻天讲丧气话,是对形势估计悲观的一种右的论调。张闻天听了激动得争执了起来,说不要这样扣帽子。

在中央会议上,张闻天一次又一次地发言批评“左”倾错误,可是一次又一次地不被采纳,而且受到反驳、责备甚至奚落。这使他“觉得似乎中央不准讲反面意见”,“心中对中央只讲反右,不讲反‘左’是有点意见的”。有一次开会回家,他对夫人刘英说:现在不能讲缺点,一讲缺点就有人扣帽子。又说:“愈是不要我讲,我愈是要讲,我脑子里就是存在着这些东西,不能不讲。”[4](P406)从这些话中可见,做过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清醒地看到了错误的症结之一是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的滋长,解决的关键是党内民主问题。

四、庐山会议上的抗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举世皆知的“庐山会议”。会议的头半个月开得比较轻松,人们曾称这段会议为“神仙会”,但是张闻天的心境却像庐山的云雾一样舒朗不起来,会议进行了十几天,主要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大家认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虽然有人检讨“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但是也有人护短,不愿多讲缺点,不愿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纠过了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间,当时看到“左”倾错误严重的人,为数不少,但能够看清产生错误的原因而又敢于直言诤谏的人不多,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就是彭德怀。1958年冬武昌会议后,彭德怀曾回湖南调查,了解到粮食没有收好,而上报数字高得吓人,一位伤残的老红军还教给他一首歌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5](P266)彭德怀认为会议开了十几天没有把问题谈透,十分焦虑。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标题,印发给与会者讨论。并且在政治局常委的范围内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张闻天是带着对“大跃进”以来许多“左”的错误的忧虑上山的,同彭德怀对国内困难局面的看法大致相同。对会议上一些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错误,对毛泽东不能虚心听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比较切实的批评意见,也深感不安。7月10日前后,张闻天曾对秘书说:我们来合作,给毛主席写封信吧。并拟出了提纲,交代要写的内容。但是秘书写出的稿子,张闻天认为太空洞因而未发出。[2](P313-314)7月18日前后,张闻天决心在小组会上发言,并开始准备发言提纲。他怀着一种期望,自己的一席谈,也许能够促使毛泽东醒悟,或者说服更多的人一起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那岂不是大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在他准备发言提纲的时候,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和胡乔木预感到将有一场风暴,知道张闻天要发言后,担心他在这险要时刻出事,先后给他打电话,劝他少讲一点,“大炼钢铁”和党内民主等敏感问题就不要讲了。但是张闻天没有动摇,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还是要把想讲的话都讲出来。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第二小组会上发言。发言用丰富、确凿的材料,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及其严重后果,并对纠正缺点的状态作出了确当的估计。更为可贵的是,发言中深入分析了产生缺点的主观原因,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问题。他坦率地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全民炼钢,引发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给各方面造成很多损失,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没有经验,而是在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程度,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他强调,对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在总结经验时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否则,只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他还说,民主风气很重要。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是要造成一种环境使得人们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发言又说,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可是,这些话已经没人能够听得进去。

历史已经证明,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思想的代表之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的全面、深刻、科学的理论总结;是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多得的讨“左”檄文。但是,就是这次发言,给张闻天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五、信仰不可改变

庐山会议后,回到北京,夫人刘英抱怨他不该发言,张闻天却说,对于讲我都不后悔,因为我讲的是真话。身边工作人员来看他,也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因言惹祸而惋惜,张闻天讲了一番哲学上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说不上山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唐代散文家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6](P323)

讲真话是不应该付出惨重代价的。然而,回到北京后,张闻天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和追查,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被解除,这意味着为新中国诞生和成长奋斗了40年的张闻天被抛在了一边,在内心里这是极其悲凉和痛苦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闻天同样未能幸免,他受到了无数次地审问和批斗。但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在逆境中他既不怨天尤人,也不顾重病在身,毅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内现实问题,反思当时的“左”倾错误,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论文和笔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江苏无锡病逝。临终前他仍然坚信:社会主义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不管有多少反复,但最终是一定会胜利的!

伟人长逝,但精神永存。人民会记住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人,并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1]张闻天文集:第4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2]萧扬.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张闻天同志[C]//回忆张闻天.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3]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4]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5]彭德怀.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C]//回忆张闻天.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