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中的战争场面描写①

王俊杰,丁万武

(1.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2.军械工程学院 基础部,河北 石家庄050003)

《史记》与《左传》等以写战争著称的先秦典籍相比,它不仅写天时、地利、人和等战争发生的宏大时空背景,以及战前、战中的伐谋与伐交,还描写了许多精彩的战争场面,如观师盟津与牧野誓师(《周本纪》)、马陵道(《孙子吴起列传》)、火牛阵(《田单列传》)、大泽乡起义(《陈涉世家》)、巨鹿之战、彭城之战与东城快战(《项羽本纪》)、井陉之战与潍水之战(《淮阴侯列传》)、白登之围(《匈奴列传》、《韩信卢绾列传》)、李广数次战匈奴(《李广列传》)、马邑之伏(《韩长孺列传》 、《匈奴列传》)、漠北决战(《卫将军骠骑列传》、《匈奴列传》),毕竟敌对双方孰胜孰败最终还要在战场上见分晓。这些战争场面中有以有道伐无道的战前誓师大会,有凭山高路险以伏兵毙敌之大将,有千牛竞奔烈焰滚滚的火牛大阵,有振臂一呼揭竿而起的农民大起义,有杀声振天威震敌胆的破釜沉舟,有四面楚歌的生死之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背水一战,有天寒地冻冒然轻进的身陷重围,有百发百中箭退敌兵的浪漫传奇,有张开口袋请君入瓮的战略大埋伏,有风沙滚滚刀枪蔽日的塞外决战。司马迁笔下的战争场面五彩斑斓,雄浑大气,每一个战争场面就是一幅铁血奔腾气势磅礴的战争画轴。

《史记》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五彩缤纷,波澜壮阔。与《左传》《汉书》等正统史传相比,其战场描写既有数量上的增加,更有质量上的提高,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如果与《三国演义》等战争小说相比,它的史家特色又凸显出来。以史传与战争小说为参照,《史记》战争场面描写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峻洁简净,不枝不蔓

柳宗元以“洁”来称许《史记》,他说:“《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又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没有进一步解释“洁”的含义,桐城派主将方苞对此有阐发,他说:“子厚以‘洁'称太史公,非独辞无芜累也,明于义法,而所载之事不杂,故其气体为最洁也。”(《归方评点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桐城派的余脉曾国藩对此也有解释:“事绪繁多,叙次明晰,柳子厚所称太史之‘洁'也。”(《求阙斋读书录》卷三)综合前贤的评述,柳宗元所谓的“洁”,是指司马迁见识高超,叙事能抓住要害,能用最少的文字把纷繁的历史写得井井有条,语言不枝不蔓,干净利落。

《高祖本记》所叙垓下战阵就很能体现司马迁写战“峻洁”之妙: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1](P378-379)

陈仁锡云:“淮阴侯极得意之阵,太史公极用意之文。曰:“‘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张左右翼也;淮阴侯小却,诱敌也;‘复乘之',合战也。所谓‘以正合,以奇胜,奇正还相生'也。”[2](P718)司马迁所叙垓下战阵,仅六十字,而阵法、战法之奇皆具,言简而事丰,虎虎有生气,使人感觉铁流滚滚的几十万大军如排山倒海般压将过来,如潮水般的大阵中又潜伏着不可捉摸的玄机。班固写这段历史时,对《史记》的这段文字却弃而不用,使神韵顿失。

针对《史记》的峻洁简净,吴敏树也曾大发感慨道:“史家原只依事实录,非可任意措置,然至事大绪繁,得失是非之变,纷起其间,非洞观要最,扫除一切旁枝余蔓,未得恣意详写,使其人其事终始本末,真实发露,读者警动悲慨,千载下如昨日事也。……故下笔万言,滔滔滚滚,如长江大河,激石滩高,回山潭曲,鱼龙出没,舟楫横飞,要是顺流东下,瞬息千里,终无有滞碍处耳。从来良史记事,第一论识,而柳子之评史公曰‘洁',真是高眼看透。学者但能从有会无,即详知略,则于序事文,立占胜步矣。”[3](P297-298)与《三国演义》等古典战争小说相比较,《史记》战争场面峻洁简净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小说可以不为史家笔法所限调度大量文字去摹写战场景象,而史家却不能这样随性而为,纷繁庞杂的内容与有限的篇幅之间的矛盾,迫使史家必须用笔简净。司马迁要在五十二万字的篇幅内叙写三千多年的历史,就必须要在“洁”上下功夫,战争场面描写的峻洁简净也就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了。

二、战斗描写,泄郁抒愤

史家写战重在战略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对于具体的战术战斗层面的东西涉及很少,而司马迁对此却有了不小的超越,这在东城快战及李广与匈奴的几次战斗的描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先看《项羽本纪》中的东城快战:

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原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目真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1](P334-335)

再看《李将军列传》写李广与匈奴的一次战斗: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饣各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1](P2868-2869)

李广追击匈奴射雕者遇围,他令士卒下马解鞍吓退敌军。《李将军列传》还写了李广被匈奴所俘后而夺马得脱,写李广身陷重围而射杀匈奴裨将。这几次战斗描写凛凛生风,如在目前,它们不涉方略,着力突出的是英雄们在战场上采取何种战术而斩将刈旗、使敌披靡。一般而言史家写战略谋划才能使后人从中汲取治军安邦的智慧,活灵活现的战术战斗描写却于此不大相关,但司马迁为什么还会热衷于战场描写呢?答案就在于他要通过这些描写来写人物,来抒情怀。项羽、李广两位战神般的人物之所以那样深入人心,是与司马迁对他们在战场上的骁勇剽悍的叙写分不开的,如果剥离了这些战场描写,人物形象的丰满度就会大打折扣。司马迁还有满腔的郁愤要倾泄,而英雄们酣畅淋漓的战场搏杀就成了他渲泄情感的一个突破口,他以酣畅淋漓之笔叙写酣畅淋漓之战,抒发了对悲剧英雄人生命运的深沉的感慨之情。

司马迁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笔下没有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原生态”的战斗拼杀描写,有时实在无法回避战争的残酷性叙写,他就沿袭《左传》等已惯用的笔法,就是一笔带过不作详录。如《宋微子世家》写宋城被围,城中“析骨而炊,易子而食”;《晋世家》写晋军失败,掉入水中的士兵争相逃命的惨景是“船中人指甚众”;《项羽本纪》写汉军大败后,汉军尸体使“雎水为之不流”。在司马迁笔下没有尸骨横飞的血腥恐怖镜头,他虽然也写了英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杀人无数,但我们却不认为他们残忍,读者感受到的却是英雄的神勇威猛,体会到的是战争中的铁血豪情,胸中涌动的是和英雄一样的澎湃激情。这也是中国古代战争文学与西方战争文学相区别的重要方面。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印度史诗《玛哈帕拉达》等作品用大量笔墨极力铺陈格斗厮杀的场景,对战场做一种“自然主义”式的复原。而中国古人则是用写意的笔调,极力渲染的是战场的氛围与声势。司马迁虽然写具体的战斗,其笔法却不是“照相式的再现”,而仍是“写意式的表现”。它形式上似乎是“术”的层面,实际上仍属“道”的范畴。

三、自然描写,点到为止

中国古代的史传里几乎没有自然环境描写的位置,这不是说史官们不会描写自然环境,而是限于史传体例的“潜规则”不能去写。“传、记的重心是社会生活,尤其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社会生活,景物描写在正史中几乎未留下任何痕迹。稍稍留意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不难注意到一个事实:人对山水的追求,往往带有逃避社会的意味;山水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常常与超越世俗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正史不关注自然景物,不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一种以社会生活为关注对象的体裁,它在文化品格上必须与‘泉石傲啸'划清界限。”[4]司马迁在无形中也受了此“潜规则”的制约,然而司马迁终究是司马迁,他有时就有些不太守规矩,在写战争场面时兴之所至会捎带上几笔自然环境描写,虽然这样的文字很少,但却是出手不凡,其文学史意义不可小觑。请看《项羽本纪》对彭城之战战场自然环境的描写:

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1](P321-322)

彭城之战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项羽以三万精兵大败刘邦五十六万大军,刘邦也差点当了俘虏。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其军事意义,而是司马迁对战场上突然而起的大风的描写,这场大风折断树木,掀开房室,扬起沙石,一时间天昏地暗,司马迁用寥寥数语就将风沙狂啸天昏地暗的战场景象展现眼前。再看《卫将军骠骑列传》对汉匈漠北决战的描写:

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 ,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1](P2935)

《匈奴列传》对漠北决战亦有叙写,文字略逊于《卫将军骠骑列传》。漠北战役是汉武帝与伊稚邪单于决一雌雄的战略大决战,是卫青军功的巅峰。唐人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即用此事。凌稚隆评曰:“千年以来所无之战,亦千年以来所无之文,而骚人墨客共得本之以歌出塞、赋从戎,未尝不令神驰而目眩也。太史公绝世之姿,故《汉书》不为增损一字。”[2](P5514)漠北之战的叙写之所以能成为千古绝调,与其中精彩的大漠风沙的描写不无关系,这些描写虽然字数并不多,但对于营造战场残阳如血风沙滚滚的气氛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千载而下仍能撼魂动魄。

司马迁写战场自然景象不仅是因为要写出战争发生的自然背景,还是因为这些自然景象是影响战争进程的一种客观力量,要真实全面地写战争对此就不能视若无睹,换句话说,司马迁不是为写自然景物而写自然景物,他还没有像文学家那样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的自觉意识,而是有其史家用意。即使是这样,我们对《史记》描写战场自然景物的意义也不能低估。一则它为后来正史树立了样板,以后正史写战场景物皆不能出《史记》之牢笼;再则对古代战争小说也多有熏染,它们写战争自然景色绝少铺陈文字,大多也是点到为止,中国古代小说之所以缺少环境描写特别是自然环境的描写,《史记》的影响不能说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无论是史传还是战争小说,文字简洁洗炼成为战场自然景物描写的风格。

四、小说倾向,实中有虚

明清评点家开始将《史记》与小说相提并论,其实也就是看出了《史记》的一个重要特征:小说化倾向。《史记》战争场面描写,也具有小说化倾向的特征。如毛宗岗就拿《史记》中的“垓下之围”与《三国演义》第41回“长坂坡”一段作了比较,他说:

凡叙事之难,不难在聚处,而难在散处。如当阳长坂一篇,玄德与众将及二夫人并阿斗,东三西四,七断八续,详则不能加详,略则不可偏略,庸笔至此,几于束手。今作者将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叙出;简雍著枪、糜竺被缚在赵云眼中叙出,甘夫人下落则借军士口中详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则借百姓口中详之,历落参差,一笔不忙,一笔不漏。又有旁笔,写秋风,写秋夜,写旷野哭声,将数千兵及数万百姓无不点缀描画。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兵,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5]

《史记》对《三国演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战争场面就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方面。二者虽然体裁不同,写作宗旨不同,但在写作手法上确有许多相通之处。《三国演义》是小说中之“正史”,《史记》则是正史中之“小说”。古人常让小说攀附《史记》,以抬高小说的“社会价值”,我们也不妨颠倒一下,让《史记》与后世经典小说相比附,以看清《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的小说化倾向,到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史记》在艺术效果上达到了后世第一流战争小说的水准,使人回味无穷;二是指《史记》像小说一样有“虚构”。试看《田单列传》对“火牛阵”的描写: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 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1](P2455)

火牛阵不可谓不精彩,但其历史真实性是颇值得怀疑的。袁俊德指出其中的破绽:“蕞尔小邑,被围已三年,其不至‘析骸易子'者盖已几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余耶?火牛之事,当日谅或有之,史家过为文饰,反启后人之疑窦矣。”[2](P4469)田单事迹在《战国策》中有零量记载,但最精彩的火牛阵具体情节,今本《战国策》不载。今本《太平御览》中载有火牛阵故事,说是引自《战国策》。究竟是古本《战国策》与今本不同,还是《太平御览》的编者将司马迁的《田单传》误以为《战国策》而误收入《太平御览》,现在也都成了疑案。再看《孙子吴起列传》对马陵道的描写:

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 ,乃自刭 ,曰 :“遂成竖子之名 !”[1](P2164)

邓以瓒曰:“减灶已奇,斫大树自书益奇,期举火更复奇,摹写处甚工。至‘读未毕',‘遂成竖子之名',情境跃如,可惊可叹。”[2](P3808)孙膑破庞涓于马陵道事,《战国策》无详载,只在《魏策》中连带提及。马陵道的战场描写更非“实录”,充满了巧合,孙膑颇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神机妙算,百计百中,这可以明显看出司马迁已经有意用了后世小说家惯用的巧合笔法。《史记》具有小说因素,它不仅运用了小说笔法,还有明显的“虚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史记》“是”小说,《史记》具有“小说化倾向”是对这一现象的更为准确的概括,《史记》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也是如此。

这些战争场景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艺术感染力,与司马迁突破一般的史家观念密切相关。“以史为鉴”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功利主义态度,总结兴衰成败给时人及后人以智慧,就成为史家责无旁贷的责任。这就要求史家把每件史实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史家或是寓论断于序事之中,或是直接出场表明态度,目的就是要从历史表象中总结出人世的规律,让人们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有了这样的目的与动机,概述性的叙述再辅之以夹叙夹议就成为史家运用最多的表达方式。司马迁著书除了以史为鉴,还是为了“发愤”,他不仅要把历史脉络经验教训写出来,还有要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活灵活现地再现于笔端的自觉意识。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不仅要用概括性的叙述语言,还用了大量的描写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描写手法就是文学手法,大量描写手法的运用就是《史记》区别于其他众多史书的重要特征,这也是造成《史记》人物那么栩栩如生,场景那么生动逼真的重要原因。

《史记》战场描写的成功也源自司马迁对前代艺术经验的广泛汲取。《尚书·牧誓》写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的誓师大会,场面宏大,气氛肃穆,开了写战争大场面的先河。楚辞中的《国殇》声调铿锵,刚健悲凉,把战斗的惨烈战场的肃杀表现得酣畅淋漓,堪称战场描写的千古绝唱。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汉大赋,对天子及诸侯王田猎盛大景象的铺陈,也是气派十足,田猎场面与战争场面只是一纸之隔,一点即破。汉乐府中的《战城南》对战后沙场的描写,悲壮凄凉,艺术上已近乎化境。积极汲取前代艺术经验,再加上自己的天才创造,司马迁终于摘得了那枝迎风傲霜的战地黄花。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韩兆琦.史记笺证[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3]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Z].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4]陈文新,王炜.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2).

[5]罗贯中.三国演义[M].毛宗岗,批.济南:齐鲁书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