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啮合：谈合作化小说叙事话语的裂隙问题①

于树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5)

一

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重视某种陈述的秩序化的实践。“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起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P159)“话语”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同化作用。而“陈述”是使言语变成话语的重要环节,是构成话语的重要因素。如果谁的“叙述”不能被某一“话语”所认可,谁就会被排斥于“话语圈”之外;如果谁处在话语场域之中,谁就必须运用某种“话语”把它当作“忠于某一阶级、某一社会阶层、某一民族的标志或者说表现和手段。”[1](P175)按此逻辑,在文学领域,作家创作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通过“叙述”来传达某一特定社会时代的主流话语的过程,而其创作自然也就成为了认同支持某一阶级、某一社会阶层或集团的具体体现。相反,如果某一作家的创作不合乎话语的规范,那么,他将被排斥于“话语圈”之外,创作权力因此就会被“剥夺”。这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艺界体现得最为突出,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学的“体制化”。“体制化”即是指从“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接受消费)等环节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和因此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2](P188)可以说,作家的创作受到了权力话语的严格的、全方位的规训与压制。

需要强调的是,自新中国诞生之日起,全国上下以前所未有的冲天干劲努力使新中国步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