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候荒野:生态视域下《熊》的解读①

2013-08-15 00:51周加齐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年1期
关键词:艾克福克纳山姆

周加齐

(东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30)

“荒野”一词首次出现是14世纪晚期约翰·威克默(John Wycliff)等首次翻译拉丁文《圣经》为英语时,始用wildness(荒野)一词以指称近东地区那片无人居住的贫瘠空旷之地,进而延展原生自然和原野,是人类尚未涉足的大自然[1]。近年来荒野意向是受美国文学所追捧的母题之一,美国同时被认为是以“荒野”意向为生态思想的发源地。诺贝尔奖得奖者福克纳作为19世纪美国南方拓荒者的后代,以“自然之子”的身份,自然对荒野——大自然这位“情人”和“妻子”[2]充满了热爱,钟情于南方森林。

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的背景,均发生在一个以他的家乡“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奥维福斯为原型,自创的“约客纳帕塔法县”(Yoknapatapha)上,原意指“在平坦的土地上缓慢流动的水”,他对自然的热爱是溢于言表的。长篇小说《去吧,摩西》是他献给世界文坛的一部杰作。该作品以独特写作手法和深刻的生态社会意义跻身于20世纪经典文学之列。《去吧,摩西》由七篇既相互联系又独立存在的中短篇小说组成,《熊》作为整篇小说的轴心,讲述了一个白人少年艾克·麦克斯林在童年时代在荒野中接受大自然洗礼并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猎人的狩猎故事。小说以艾克·麦克斯林的成长历程为线索发展的。该小说问世后,文艺批评家对其的解读是多角度,多方面的。总的看来,批评家们依旧是对于种族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在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的当下社会环境下,这部绿色经典所带给人们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启示与价值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艾克作为一个孤儿,由比自己大16岁的表侄照管,他从10岁开始,便跟随着队伍进入森林,追随着老猎人山姆·法则斯学习狩猎技巧,掌握生存技能。12岁时,在山姆的帮助下,猎杀了一头公鹿,正式成为了一名猎人,“山姆·法则斯还用热腾腾的血在他的脸上画了纹记”[2](P28)。自此以后,每年打猎期他都会随着狩猎队进入森林,他们最伟大,最高贵的对手是一头巨大古老而受人尊重的熊——“老班”。艾克从小就从无形中感受着“老班”的种种传奇,早想一睹其“尊容”。在人们的眼里,“老班”已不在是一只普通的熊,是“熊司令”,甚至是人,一个称呼“他”(He)就足以看出其地位。“老班”是一位值得尊敬,认真对待的对手,每年都会举行一场“向这顽强的,不死的老熊表示敬意的庄严仪式”,做一年一度的拜访。因此,“老班”也代表了“渺小的人类云集并砍伐的野生世界中的原始之神”。

在北美古印第安民族图腾崇拜中,熊一直被看做是一种繁衍生殖的图腾崇拜物,布里亚特和达尔哈特人将熊看成是猛兽之王。在小说中,大熊作为荒野的物化形态存在,被看成是大自然的化身,也是自然法则的监督者,“他”要求与人类进行公平的竞争,每年也犹如酋长检阅般去审视猎人,同时履行着自然赋予“他”的职责。大熊作为自然之神的化身,同当时飞速发展的工商业文明显得格格不入,“他”甚至“都不是一只会死的野兽,而是一个从已逝的古老年代里残留下来的顽强不屈,无法征服的时代错误的产物,是旧时蛮荒生活的一个幻影、一个缩影与神话的典型”[2](P178)。

大自然中的任何生灵的存在都同其自身价值与意义一样重要,人类也无不例外的同其他生命平等的在自然的环境下生存繁衍享受生命的价值,然而作为拥有控制甚至更改其他生命命运能力的人类而言,又是不平等而是高于其他生命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在人类贪婪欲望,工业文明发展的催化下,导致了自然的日益衰败,同时也反作用于这罪恶的执行者——人类,承受着“自作孽”的后果,慢慢反省、觉悟、挽救。“老班”的死便充分给予了这一看法的肯定,“老班”不是死于同“他”一样“未受玷污而不可败坏的”山姆和杂种狗“狮子”的手上[2](P1),而是一个手法不入流的猎人布恩的刀下,布恩的刀便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与“老班”在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下对立存在的。人们目睹了“一只熊的死亡与一只狗的弥留”以及一个“野性难训”“没有子息,没有亲属,没有臣民”的老猎人的离去[2](P80)。也许谦逊,自尊的山姆是无疾而终,但更可能是已无留恋——一位惺惺相惜的对手已不在,伟大的敌人死了,自然的英雄也不愿再苟活于世。他们的死亡,预示荒野时代最终的逝去,一个时代的终结,原始的“美国南方”的渐渐消失,也代表着被另一个时代——美国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崛起。同时,也就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在日益膨胀,对自然的敬畏渐渐淡去,贪欲才刚刚开始,人类贪婪的脚步才迈出第一步。伴随着枪、手表、指南针人类工业文明产物的诞生,人类对自然挑战的首战告捷,初尝自然带来的甜头,贪婪的嘴脸也同时暴露无遗,人们渴望控制土地,征服自然,统治万物。北方的工业文明渗透到南方,人们的文明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却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树木砍伐,毁林开荒,拓荒建厂,肆意狩猎,空气污染,无处不蔓延着人类罪恶的身影。

在艾克离开的两年后回去探望山姆和“狮子”时,回到他曾经熟悉的一草一木的森林时,虽然已做好接受改变的心理准备,“但放眼四周一看,仍然大吃一惊,既感到黯然又感到愕然”——森林已变成了木材加工厂,到处是“堆积的铁轨”,上面新生的铁锈颜色也那么刺眼。随后,他又得知那棵“孤零零”的香蕉树上居然可以栖息十来只松鼠,而且全部跑不了“因为附近没有它们能跳过去的树”[2](P130)。这一切都是工业文明标志产物——火车的“功劳”。19世纪德国诗人凯纳尔在诗歌《在火车站》中,将火车看做“喷气的巨兽”“铁兽”,甚至用反讽的手法赞扬到“人类,继续登峰造极吧!”福克纳借助艾克的视野,对着愚蠢的做法做出了无情的讽刺与痛心疾首,“这荒野是注定要灭亡的,其边缘正一小口一小口地不断被人们用犁头和斧子蚕食,他们害怕荒野,……羸弱瘦小的人类对这古来的蛮荒生活又怕又恨,他们愤怒地围上去对着森林又砍又刨,活像对着打瞌睡的大象的脚踝刺刺戳戳的小矮人”[2](P178)这是大自然的悲哀,同时更是人类的悲哀。人类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自掘坟墓,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作为自然成员的基本属性已同荒野一样逝去。对于人类的种种行为,自然就是一面镜子,照得出人类的良知、觉悟,同时也看得见罪恶的一面;贪婪,欲望,自私,狂妄。一些愚蠢的人妄想毁掉这面镜子,也就毁掉了自己丑陋的嘴脸,于是便对自然进行了攻击。在社会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要采取理性的措施,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同跷跷板般此消彼长,采取适度的方式,有效的措施是人类维持同自然和谐发展长远也是唯一的立足点。

对于自然的担忧,不仅仅是福克纳,同时期甚至更早期的一些文学家,思想家也发表了前瞻性和预见性的看法和论断。19世纪超验主义思想家亨利·戴维·梭罗是位切实的大自然热爱者。他当时便预见了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世界”的观点,他也被看作是“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同作者福克纳相同,这种前瞻性的思想在当今文明更加飞速发展的世界里,也是打给人类拯救地球的一针强心剂,这一切错误的根源都是“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这种错误思想,让人类自我感觉凌驾于任何其他生命之上,以为自己手中掌握着主宰世界命运的能力,肆意妄为。在小说《熊》的结尾,这位曾经消灭掉了“不死神话”老班的英雄布恩却陷入疯癫的境遇,难道,我们能否认这不是大自然的报应吗?昔日的猎人们虽然由一种落后荒蛮的社会状态步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但由于这种过度的发展,同时却表现出无所适从,坐立不安到最后竟至神经错乱。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摧毁了执行者的本源能力,致使人类人性扭曲畸形和异化,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种现象即是“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一切都以人为尺度为核心的角度出发——造成后果的真实写照。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刺激了人类同自然作斗争的神经,为取得同自然斗争的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却忽略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结果就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环境退化,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的处境。

“人类中心论”给人类和自然生态都带来了巨大危害,环境破坏,物种消失,自我毁灭。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增长,逐渐脱离了自然的束缚,对自然的攫取与压榨与日俱增,致使自然成为人类摧残与剥夺的对象。“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3](P34)人类高估自我能力,在取得短暂胜利后沾沾自喜的丑陋嘴脸暴露无遗。在本身能力有限却无限大追求利益的情况下,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导致环境遭到破坏和生态的平衡。然而事物是具有两面性的。人与自然亦是对立与统一的结合体,对立中体现着统一,统一中蕴含着对立,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对立,双方是互为环境的。人类是生态环境下的普通物种,具有属于自然社会的生态属性,同时也具有保护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拯救生态和地球的使命,责无旁贷。且必须从破坏放纵,为所欲为的错误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以减少对自然个人物质享受的可能,以一种同自然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生活态度去取得与自然共同发展。马克思也认为,“人类的发展过程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的克服认识自然与社会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并逐步地从必然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4]。

福克纳把多复兴美国南方,甚至传统自然环境的希望寄托在了艾克,或者说艾克这类人的身上。把作为一个基本的“人”,把克服“原罪”带来的负面影响放在首位,首先要尊重自然万物平等的生命,无论人种,物种。作为有自律意识的人,更应该创造为万物和谐相处的大环境。“没有自制的欲望将导致毁灭”。[2](P58)在自然资源依旧被部分人滥用的今天,人类必须尊重自然尊严,遵守自然法则,摒弃之前的种种恶习,肩负起使命,寻回失去的自然本性,呈现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利共荣的崭新面貌,以不辜负福克纳的对人类前途的希望——“人类不但会苟且的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

[1]张燕.论《红字》与《荆棘鸟》中荒野意向[J].唐山学院学报,2007,(3).

[2]威廉·福克纳.去吧,摩西[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3]库恩.必要的张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陈金刚,刘文良.文学生态批评[J].北方论丛,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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