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域经济到都市圈经济:浙江县域经济转型研究

□ 袁涌波

县域是我国古老而稳定的微观地域单元，是我国的基层政治、经济实体。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也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走过了一条以县域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一发展道路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给浙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县域各自为政、中心城市集聚和辐射能力弱、高端要素难以集聚等诸多问题。

与此同时，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最小有效距离不断延伸、市场范围不断扩展、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从而使区域一体化特征日益显著。伴随着这一过程，区域内的城市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实现分工与合作，从而形成一种城市群(圈、带)网络体系。因此，都市圈的崛起成为了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由此导致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需要认真研究都市圈背景下县域经济的转型发展问题。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对于统筹城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加快推进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术界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县域经济”概念，当时探讨的重点是农村经济、乡镇企业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问题。党的十六大后，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文献不断涌现，主要集中于分析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如闫恩虎等(2008)提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传统阶段、发展中阶段和一体化阶段)，并认为体制“瓶颈”是当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①闫恩虎:《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主题探讨》，《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另一类文献则总结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如战炤磊(2010)总结了一批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范例以及一些比较典型发展模式①战炤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分类特征与演化路径》，《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还有一些学者也对都市圈经济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高新才和李岳峰(2007)认为，生产要素的差异和不平衡流动是导致城郊型县域与中心城市经济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改变这种现状的路径是以城促县，优势互补，互动发展②高新才、李岳峰:《生产要素流动U型假设下的城郊型县域经济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3期。。任寿根(2005)认为，短期看，中国城市扩张力和“城市场效应”将导致中心城市和城郊型县域的经济差距呈现拉大趋势，但从长期看，由于溢出效益的存在，两者的融合是必然趋势③任寿根:《城市兼并、城市场与城市经济发展》，《管理世界》，2005年第4期。。

在有关浙江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的讨论中，多数文献集中于探讨浙江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如李强(2002)等认为，浙江县域经济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众经济、民营经济、特色经济、农本经济④李强:《浙江县域经济的生机与活力》，《今日浙江》，2002年第22期。。也有学者分析了浙江县域经济目前正面临的困境:如李金珊和叶托(2010)指出，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由县政扩权带来的区域分割和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不强等问题使浙江经济难以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⑤李金珊、叶托:《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及其代价——透视浙江县政扩权的新视角》，《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最近几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都市圈经济的兴起。如王祖强等(2010)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都市圈和城市群已超越经济强县已成为经济空间集聚发展的新形态。⑥王祖强、应武波:《从强县经济到都市圈经济——浙江经济空间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徐明华等(2011)提出要根据各县域不同特点，分门别类地予以制度激励和政策指导，促进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发展⑦徐明华、陈文举:《浙江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发展研究:方法与实证》，《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成果对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了有益探索，对我国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出了较为有力的解释，对浙江县域经济的研究更是切中问题要害。但我们也发现，已有文献对都市圈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转型路径未能深入分析和探讨，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都市圈兴起背景下县域经济如何转型发展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郡县治，天下安。自古至今，县域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中的最基础层次和最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初期，浙江省大胆放权，坚持“省管县”财政体制，并通过连续五轮“强县扩权”，使“省管县”体制由财政体制逐步拓展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推动了全民创业，使得县域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截止2010年底，浙江县域行政区域总土地面积89122平方公里，占全省的87．6%;年末人口总数3412．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11．5万人，占全省52．8%;实现生产总值16295亿元，占全省的53．1%，县域财政总收入达1651．13亿元，占全省的43．3%。

1992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依据权威指标体系开始对全国县域单位综合实力进行测评。从历届的测评情况看，浙江进入百强县市的个数逐年增加，位次逐步前移，名列全国前茅。2003－2008年，浙江百强县总数一直位居全国第一，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详见表1)。

表1 2001－2011年浙江百强县的数量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浙江的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它在要素集聚、市场分割、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局限也逐渐显现了出来⑧这也可以从近年来浙江百强县数量的下降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一)过分依赖传统产业，要素制约日益突出

在县域经济繁荣的背后，浙江经济发展长期停留在粗放式增长状态。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成为浙江县域经济的一大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是浙江县域经济目前的产业分布集中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投资要求均不高，这些产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很容易被其他地区轻易地模仿，从而陷入价格恶性竞争的泥潭。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具有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特征，加上在浙江县域经济发展中处于支柱性地位的乡镇企业，大多数技术装备落后，规模较小，综合利用资源和深加工能力低，使得目前浙江县域经济面临的土地、人才等资源要素制约非常突出，而在现有的县域资源配置框架之下，挖潜空间障碍重重。

(二)区域分割严重，产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

县与市、县与县之间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在浙江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但是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区域分割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步扩大，最终成为产业升级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①李金珊、叶托:《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及其代价——透视浙江县政扩权的新视角》，《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与此同时，实行“省管县”的体制改革后，地级市的作用弱化，县域发展的自主权则不断加大。省内各个县、市面临的政策空间差异变小，这就刺激了各县的趋利“短视”行为，导致各县为了追逐政绩而侵蚀市场机制，忽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协调以及重复建设所带来的资源浪费。而县政扩权又大大削弱了地级市统筹各县发展的行政权力，进一步造成市场分割和恶性竞争，阻碍区域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导致浙江的多数县域经济“锁定”于特定的传统产业。

(三)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受抑，高级要素难以集聚

“省管县”财政体制在激励县级城市的同时，制约了设区市的资源汲取能力，抑制了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多数设区市如绍兴、台州、嘉兴、湖州、金华等城市的区域中心功能难以提升，集聚效应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例如，浙江一批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由于身处县域或镇域，人才、资金、物流、信息等资源和要素无法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迫使这些企业不得不实施外迁计划②有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000多家温州企业总部、200多家台州大中型企业总部外迁至上海等大中城市。。但这些企业多数却没有向浙江省内的中心城市聚集，而是大量“出逃”省外。究其原因，关键还是因为省内的多数中心城市缺乏高级要素的集聚能力。

三、从县域经济到都市圈经济:浙江经济空间布局的转型

都市圈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是具有单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并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次中心、城镇和农村所构成的圈层式地域。都市圈形成的动力在于中心城市、次中心和周边城镇、农村地区中各种经济活动要素的集聚作用和在不同空间形成的职能分工和协作。

(一)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集聚与扩散作为两个既具体又抽象的矛盾统一体，是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它们贯穿城市发展运动的历史全过程。从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到哈格斯特朗的空间扩散理论，都把城市形成与成长归结为集聚力和扩散力的相互作用。

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是指中心城市吸收聚合产业和生产要素的效能。从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看，集聚是城市的天然属性和内在要求，人口和产业集聚也就成为城市的基本特征。对于中心城市来说，其突出特征就在于它能够以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强大的服务能力、高效的信息交换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吸引区域内的众多企业和机构及社会经济各部门集聚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从而显示出其强大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主要源于中心城市自身结构的优化、规模效益的递减、要素价格的上涨等因素。③周游、张敏《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规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4期。中心经济城市的扩散效应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的扩散和产业的扩散:一方面，随着中心城市聚集效应的累积，受空间容量、环境容量和经济容量等因素的制约，集聚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集聚成本大大提高。为了追求更高的边际收益，资金、人才等各种要素就开始向周边城市和农村地区扩散。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与周边的小城市、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梯度产业链关系，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动，中心经济城市的那些低附加值的产业会逐步向周围的小城市转移和扩散，而这些小城市的某些产业也会相应的逐步向农村地区转移和扩散。

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心城市通过发挥扩散功能，促使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为其经济发展输入新鲜血液，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次，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自身的集聚能力。中心城市通过不断发挥扩散效应，超越城市原有的地域边界，向周边扩展，将周围地区纳入城市化轨道并与大城市融为一体，使得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在更广范围内和更高水平上不断集聚，形成以大城市为核心，拥有多层次城市体系和广阔发展腹地的大都市区。

总体上，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大体上遵循一个由增长极发展到点轴发展、再到网络发展的动态过程。通过中心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资源和要素不断重新配置，最终在整个区域范围内形成多个功能完善、规模等级有序的都市圈体系。也就是说，都市圈的发展演化就是中心城市“集聚—扩散—再集聚—再扩散”的产业空间重组循环过程，进而使中心城市由中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形成圈层式的空间经济结构。都市圈能使资源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能让圈内不同的城市承担不同的功能，实现城市间的分工合作，实现大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地区的协调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未来浙江应该把提升城市功能和竞争力作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突出区域经济空间组织形态的调整，推进形成圈层化的空间布局、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关系，大力推进都市化战略，加快形成杭、宁、温、金—义四大都市经济圈。每个都市经济圈既要通过集聚作用，加快培育都市区、省域中心城市、县城等不同层次的“中心”;又要通过扩散作用，有效拓展各级“中心”的辐射能力①柳博隽:《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向度》，《浙江经济》，2011年第16期。。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四大都市圈之间深层次上的圈际间经济联系，最终形成一个分工协作密切、空间分布有序的区域有机整体。

(二)都市圈背景下的县域经济转型

从近年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县域的区位状况、自然资源状况、经济社会基础等基本要素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可忽略。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些基本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越来越小，从而需要从都市圈的视野和层面来统筹和配置各类资源和要素，进而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发展。

在区域一体化和都市圈经济兴起的背景下，首先应进一步明确县域经济在都市圈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县域产业的战略定位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大力接受中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积极融大都市经济圈。其次，要进一步加快县域城市化进程，重点引导县域人口和二、三产业向县城、中心镇集聚，并以此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县域经济进入不同层面的圈层结构，促进与周边县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融合发展。最后，要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和完善要素配置的路径和机制，最终使得各类要素资源能在不同的都市圈之间、都市圈内部各城市之间以及各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

(三)县域经济与都市圈经济的关系调整

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都是浙江优化空间布局结构的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两者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与促进的关系②王祖强:《浙江空间经济新格局: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经济地理》，2011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在“强县战略”思维下，浙江许多县(市)依托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县域经济。在区域一体化的新形势下，为了克服要素制约日益突出、区域分割严重、高级要素难以集聚等问题，浙江迫切需要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在区域经济中的带动作用。因此，大力推进“都市圈战略”势在必行。推动以县域经济为主体的空间结构向以都市圈经济为主体的空间结构转型，主要目的在于弱化行政区域壁垒，强化区域内各圈层的经济社会联系，形成一个分工协作、分层竞争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最终目的是提升经济组织水平和竞争能力，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资源要素组合提供一个高效率的平台。

四、都市圈背景下浙江县域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

都市圈形态的逐步确立，使得浙江发展县域经济的视野境界有了大的跃升。大跨度集聚要素资源、借助外力推动自身发展的机制也更加灵活，因此县域经济的转型路径应不断优化。

(一)承接大城市的辐射和转移，积极主动融入大都市经济圈

这一路径适用那些处在大都市周围，与大都市联系密切，自身也有较强实力的县域经济。首先，要在都市圈内部建立和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分工协作关系。都市圈内的各级城市之间要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尤其是轨道交通体系)，不断增强关联性和互动性，从而有效提升组织化程度，同时还要不断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的空间布局，最终目标是要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分工有序、紧密协作的大都市经济区。比如杭州都市圈周围的富阳、临安、德清、海宁等县(市)，应积极利用近年来杭州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重工业企业正向周边地区转移和扩散的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吸纳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驻。与此同时，还要利用杭州许多高等院校搬迁的机遇，吸引这些学校入住，加强与大院大所的产学研合作，鼓励优势骨干企业高起点建立工程技术中心，大力引进创新团队，靠科技人才助推县域经济转型，积极融入大杭州都市经济圈。

(二)发挥自身优势，培育区域次中心城市和卫星城

这一类县域经济与中心城市的联系稍弱，或处于两大都市圈的交接地带，或所在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来辐射、带动，而其自身经济实力又较强，比如慈溪、温岭、诸暨等。对于这一类县域经济，要按照合理分工的原则，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现有的主导产业做大做强，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同时，也要注意研究中心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变化，把一些大都市因受发展空间、生产成本和环境保护等因素限制的无法做的产业和项目吸引过来，迅速壮大这些产业和项目的规模，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最终，促进其向未来大都市圈的区域次中心城市或重要的卫星城方向发展。

(三)扬长避短，错位发展，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

这一类县域经济与中心城市的联系很弱，而且从区位和发展条件看，通常处在欠发达地区和生态涵养区，如开化、庆元、景宁、泰顺、盘安、淳安等县。对这类县域，一方面，必须彻底摒弃过去那种“全面抓、抓全面”的常规思维和片面追求经济门类“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发展模式，立足县情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切合自身实际做好培育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文章，围绕种养加工、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领域兴办一批生态产业项目。要利用其丰富的农业资源，形成与之相关的农产品加工环节和产业链，并通过政府引导形成上规模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特别的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机制、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人口转移等途径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五、结 语

总之，随着我省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验表明，大都市圈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能真正参与国际竞争的实际上都是大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当前，推动浙江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的转型，主要目的在于弱化县域经济发展的行政区域壁垒，克服地方政府之间以邻为壑、过度竞争的现状，强化大都市圈内各城市的社会经济联系，为优化要素的空间配置和完善城市功能提供制度框架，并以此作为更广空间组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