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阈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

杨成明　张棉好

摘 要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在新型职业农民生成主体、培育途径及培育环境等多重视阈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农民群体综合素质之限、培育理念之滞、生成主体认知偏差以及农业补贴、农业保险和土地制度不完善等多重困境。可以通过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途径、营造新型职业农民良好培育环境等途径破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困境，实现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多重视阈；时代特征；培育困境；培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28-0076-07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公布，开创了我国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一年聚焦“三农”问题的先河，这也体现出“三农”问题在我国时代转型期的历史意义。“三农”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系统，不仅需要现代农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代新型农民的培育更是顺利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更是强调培育职业农民的重要性，使得在我国社会经济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通过以培养职业农民为核心来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现代农业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特征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界定

2005年，农业部颁布的《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了“职业农民”的概念。由此，我国学者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至今仍未形成统一共识。郭智奇等人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具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生产技能和职业道德，并以农民作为自身长期从事和获取收入来源的职业，主要包括：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农业产业化发展带头人；技术员、农机手等农业生产的专业技术服务人才；种养大户等农业生产经营者[1]。朱启臻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本质首先是农民，因此需先满足作为农民的基本条件，即：长期居住、生活在农村，以经营自家占有耕地为主要工作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在此基础上，新型职业农民还需具备：通过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延长农业生产链等来获取农业生产效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积极树立安全生产意识，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产环境不被污染[2]。

综上所述，新型职业农民可定义为：具有满足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所需的文化水平、科学技能、开放思想观念等素质的农业从业者，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并以此作为生活主要经济来源，主要包括：以从事鲜活食品、创汇农业等附加值较高的农业生产群体为代表的生产型职业农民；具有一定农业服务技能，服务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服务型职业农民；凭借自身的技术、管理经验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经营型职业农民。

（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时代特征分析

1.“农民”属性的差异

传统农民不仅是对农民所从事职业的表征，更多的是对其自身在文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社会阶层等多方面的表达。因此，传统农民的涵义具有浓重的身份属性；而新型职业农民则更多的是对于“农民”职业属性的表达，从而突破了以往更多的是对于农民概念“身份属性”的狭隘理解[3]，表明从业者会长期从事该行业，并以此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新型职业农民不仅包括世代为农的传统农民经过教育、培训而转型的群体，还包含农业生产经营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农村发展带头人，以及掌握先进农业发展科学技术的技能服务性人才[4]。

2.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目标差异

传统农业生产由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环节单一、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使得开展农业活动成为农民经济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这也就决定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便是追求生计[5]；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为许多热衷于农业生产的群体提供了施展抱负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平台。因此，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不仅仅只作为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者获取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还是促进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农业生产能力，提升粮食自给率的重要途径。

3.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经营方式差异

传统农业生产中，以单个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组织等方面决定了传统农民通过采用畜力和小型机械为主要生产工具，以经验为主开展种植品种选择、农作物生长管理等环节的农业活动，整体呈现出粗放型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这也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低的结果；现代农业中提倡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利用大型机械，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农业科技等来开展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全方位的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业产业效率和效益[6]。

4.生产组织形式的差异

传统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以单个家庭为主的生产、经营单位，决定了其在市场竞争、抵御农业病害等方面的弱势性，并呈现出分散的组织形态的特点；新型职业农民依托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参照统分结合与自主经营为原则开展农业生产，其中以农业生产大户与农业生产技术能手为支撑，来为全体合作社成员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服务，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而且对于造就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产业、开辟特色农业、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7]。

二、多重视阈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困境

（一）基于新型职业农民生成主体的视角

1.农民群体整体文化水平之限

农民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主体，以及现代农业最大的受益者，其文化素质的高低对于我国农业转型的历程以及自身现代转型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由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水平较低以及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尚未完备，见图1，导致我国农民队伍整体素质较低。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主体队伍（20～60岁）中，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呈现出整体偏低的特征。其中，农村地区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人数占总体的88.71%、高中文化程度为8.5%、大学专科及以上程度为2.79%，见图2。而世界著名农业大国美国，1990年大学毕业的人数已达到农民总数的10.8%，而高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到32.9%。

2.农民群体整体科学素质水平之滞

现代农民作为先进农业科技得以运用到实际生产和发挥实际效益的载体，其自身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对于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转化具有实质性意义。据历年《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公民中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思想等，以及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参与公众事务的能力[9]）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27%，而农村仅为1.51%，见表1。我国居民科学素养现状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如：日本1991年公民科学素养指数为3%、1989年的加拿大为4%、1992年的欧盟为5%、1990年的美国为6.9%。我国农民群体科学素质整体水平偏低的现状成为阻碍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生成的重要因素。

3.传统农民思想观念之锢

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注重经验的主导、农业生产单位的独立性，使得农业生产组织呈现出分散形态，这成为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重要阻力。由于农业生产的风险性，传统农民对于维持生计的农业生产目标的追求以及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低的综合影响，使得新型农业品种和农业科技无法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导致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生产效率较低，见图3、4。农村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低竞争性，使得传统农民竞争意识的树立和对于市场信息的关注呈现出较为冷漠的状态。传统农业生产的经验性、简单性使得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群体缺乏创新意识以及相关农业生态保护观念。

（二）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途径的视角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理念滞后

现代农村职业教育应根据农民职业的变化持续、有效开展相关职业培训和教育，从而为职业农民的整个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使农村职业教育成为现代农民终身教育和构建现代学习型新农村的有效形式。但当下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过程中，更多的是进行一次性的集中的教育与培训，而缺乏持续性、系统性的培训。这显然与促进农民职业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和系统职业素质的培育理念相违背。

2.农民群体未成为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生成主体

受传统对于农民概念的认知偏差以及当下我国农民阶层的社会现状等影响，造就了许多农业职业院校的毕业生“跳农门”多于“入农门”的现状，这使得通过农业职业院校毕业生以及具有务农热情的其他行业者短时期内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生成主体变得不具有可能性。而现实中，作为当下新型职业农民最具可能性的生成主体——农民群体，却未能成为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对象。通过挖掘现有农民群体中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基础、具有长期从事农业产业意愿的农民群体，通过合理的教育形式、适当的教育内容，从而促使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形成，才应是当下新兴职业农民培育的正确方向[11]。

3.农村职业教育内容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求的脱节性

当下农村职业教育更多的是注重对于农民基础文化、科技素质的提升，而忽视农民实际需求与内部素质分化的情况，使得培训缺乏针对性与实际性，这不仅不利于培养农业产业发展带头人、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而且对于农民职业向相关的二、三产业转业、自主性创业等都产生不利影响[12]。另一方面，当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更加偏向于社会热衷专业的建设，而偏离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三农”发展、推动城镇化战略发展的原始目标，使得农业职业院校学生学习内容与未来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所需的职业素质脱节，这也对满足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产生不利影响[13]。

4.农村职业教育形式与当下农民群体实际特征的背离性

现代农业建设产生了具备从事现代农业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需求，而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三个来源（传统农民转化、农业职业院校毕业生、具有务农热情的其他行业者），短时间内塑造了解农业产业、基本具备新型职业农民素质的农业从业者，较为可行的方式便是促使传统农业从业者的有效转化。而我国当前的农村职业教育多是通过正规学历教育来进行的，这与农民群体自身的分散性、作息时间的限制性、流动性大等特点不符，这不仅限制了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可能性和积极性，而且增加了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的难度[14]。

（三）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环境的视角

1.我国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备

完善的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制度不仅是农民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坚强后盾，也是提升农民生产效益和收入的重要保障。而我国当下，一方面农业补贴种类少、补贴力度小。如2013年广东省早、晚稻的种植成本分别为1206.95元和1323元，而广东省的补贴为每亩112元，单亩的补贴额度仅为成本的1/10[15]。另一方面，我国对于开展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相关支持政策的不完善，导致了保险公司因为低保险收入、高保险赔付率而不愿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以及我国农民的小农经济形态，在国家缺少相关保险补贴等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低下的背景下，农业保险因为增加了农民的农业保险成本，而使得我国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也就有所限制[16]。

2.农村土地制度的限制性

当前我国农村所实行的土地承包制，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人口均等分配土地的一种制度，从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小规模、零碎化经营，而且这一现状并未伴随农民市民化而发生改变[17]。缺乏灵活性的土地制度未能及时改革来满足现代农业的建设需求，也使得现代农业未能发挥其高收益的功能，导致了农业职业的吸引力不足的现状。

3.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准入制度欠缺

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性”的凸显，体现出了农民职业具有从业者素质的标准性以及相应的职业准入制度建立的特点。这无疑增加了农业职业的专业性与不可替代性，从而促使农民职业的吸引力有所提升。在农业发达的欧洲国家，始终将农业生产经营与农民综合素质相挂钩，并通过立法来明确二者的关系，使得农民职业资格的获得必须通过完善的农业职业技能考试，并获得“绿色证书”方可从事农民职业。这也是农民获得政府优惠贷款和农业补贴的依据[18]。而由于我国农民职业准入制度欠缺，使得农业从业者综合素质较低，农业产业综合效益不高，对现代农业所需的具有高技能、高文化水平等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必然会产生不利影响。

三、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对策

（一）明确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战略重要性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加速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是关乎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方面。现代农业作为与工业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产业部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亟需调整自身内涵从而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19]。建立集约型的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是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目标相一致的体现。因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构建现代农业必须纳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从而引起科技、教育等各领域的重视，为全方位实现农业现代化而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途径，增强培育有效性

1.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目标体系，明确“为农”功能

农村职业教育的目标并非只服务于从涉农产业转向非农产业的人员，还包括现代新型农民的培育。因此，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目标，有利于农村职业教育在推动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过程中发挥最大效能。针对已经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人员来说，一方面，根据农民自身特点和实际需要，通过成人教育、互联网等形式向其普及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文化知识等，逐步形成开放的思想观念，促进我国农民群体整体素质提升和农业发展新技术的普及推广[20]；另一方面，针对未来现代农业的继承者来说，根据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人才需求层次，明确不同农村职业教育层次的培养目标，以此培养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一线劳动者、农业技术员、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以及农业科研人员等，并通过国家在教育经费、政策方针等方面的支持，逐步提升农业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

2.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构建农村职业教育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培育网络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国家的主导作用，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通过推动校企合作机制来提升我国职业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是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效性的重要方面。借助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等相关行业的技术、资金实力，通过产学合作，利用职业院校的科研资源，为涉农企业、行业提供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等，使得职业院校做到密切联系市场需求，而涉农企业通过发挥自身在资金、生产基地等方面的优势来为职业院校提供科研资金、实训基地等，将职业院校作为企业科研阵地的同时，为职业院校培养的未来从事涉农行业的各层次、各类型人才提供锻炼机会。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协调、推动，促进企业与农户合作，签订价格保护、收购合同，企业为农户开展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及定期的相关知识培训，以此来提升农民的文化和科学素质，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加工、销售链的形成，形成企业和农户双赢的局面。以此，通过产农合作、产学合作的方式促使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见图5。

3.增强农村职业教育课程内容设置的针对性、时代性，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有效性

在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我国未来农业产业的劳动者、组织者和经营者，农村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来选择和安排。由于我国当下新型职业农民主要来源于传统农民的转变以及就读于农业职业院校以及普通院校学习涉农专业的学生、农业企业家等。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应针对当下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时代要求和不同对象的多样化需求来制定。首先，针对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的群体，根据其已有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等，通过互联网等多元形式对其进行现代农业所需的实用技术、生产管理等多方面知识的教育，促使其形成现代农业生产所需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和经营理念等。其次，对于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来说，加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注重对其农业科技推广、专业农业生产组织的管理、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等方面能力的培养。最后，基于农业集约化的发展道路，积极通过构建特色农业和特色产业的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加强具有市场潜力、能够发挥地方特色的专业建设，使得从事这些专业学习的学生毕业之后，对于推动地区特色农业、创意农业、生态农业的建设发挥作用[21]。

（三）营造良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环境，为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发展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

1.建立、完善新型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提升农民职业社会地位

完善新型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是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效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新型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应包括农民个体的素质（文化水平、科技素质等）、农业经营现状（规模、效益等）、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带头作用、群众认可度、资金力量、相关产业的企业联系等）、职业规划（农业生产规划、经营规划、未来发展规划）、职业理想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使政府机构、产业行业代表、农民代表等多方力量参与制定资格标准。通过农民申请，资格认证机构对于申请者实际情况的审核，审核通过者统一颁发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并由农业部门统一备案。同时，把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是作为农民群体获得国家农业补贴等相关优惠政策的依据[22]。以此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性和标准性。

2.完善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等政策体系，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构建有利的政策支持体系

一方面，完善的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制度不仅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有力保障，也是提升农民综合收益的重要方面。通过建立相关的农业立法体系、救济体系，科学进行农业补贴的预算、审批以及支出的管理和监管，确保补贴的有效、到位，加大农业补贴的程度和范围，逐步改善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因为面临日益增长的生产成本而出现“跳农门”的现象[23]；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完善方面的职责，完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对农民进行保险保费补贴，以此来为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保障，提升农民农业收益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为新型职业农民拓展发展空间

在现代农业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显现出传统农民由于农业产业效益低而撂荒与新型职业农民开展规模化生产土地难以集中的矛盾。因此，在实现现代农业的宏观战略下，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处分权完整地授予农民，并允许其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交易[24]，从而实现农村土地的集中生产和经营，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舞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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