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陈眉公

●文 李国文

山人陈眉公

●文 李国文

陈眉公，即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籍贯江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

松江，古称云间，明清之际，人杰地灵，出了许多大人物，在这些大人物中间，陈眉公，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因为他是明代少见，中国不多的一个称得上是全天候的文人。诗词文章、随笔小品、书法绘画、音韵戏曲、艺术鉴赏、图书收藏、出版印刷、园林艺术、美食茶艺、养生休闲，几乎无所不会，无所不能，而且他的会，他的能，都是一流和超一流的。然而，在晚明文学史和绘画史上，应该占有重要位置的他，在当时，在以后，始终未能得到足够评价。为什么没有将他摆在导引文坛，指点画苑的领袖位置上呢？关键就在于他的这个山人头衔。

他是中国文化中出现“山人”这个集群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山人”典型。

可“山人”，从古至今，在中国是吃不开的。因为绝大部份国人，第一，相当传统，第二，相当正统，这两统，有被灌输的一面，也有DNA的一面，对于飘忽于云里雾里，驰行于风里雨里，优游于山里水里，潇洒于南北西东的“山人”，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排斥。人是一个复杂的载体，感情冲动起来会压倒理智，而人的本能或者本性又一定会压倒感情，传统和正统，并非大家热爱，而是成百年，上千年潜移默化形成的本能，超越理智和感情，压倒一切。因此，像“山人”这样异端的东西，非体制的东西，允许存在，可以接受，成为主流，就会大摇其头了。陈眉公，这位晚明山人的标帜性人物，尽管他一点也不叛逆于当局，尽管他锋芒不露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但主流派还是不认可他作为晚明文学和绘画的代表人物，或领袖人物。当朝派如此看，老百姓也如此看，甚至到了百年后的清朝乾隆年间，还是如此看，中国人的 “两统”，是多么根深蒂固了。纪昀作为四库馆臣，还念念不忘秋后算账。看看，这就是“两统”精神的惯性作用，其厉害，其持久，其阴魂不散。

这位大清王朝的文化鹰犬，在其《四库全书总目》的《续说郛》的《提要》里，如此结论：“隆万以后，运趋末造。”将晚明社会的頹败风气，归罪于“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将陈眉公与李卓吾并列为其批判对象。这当然是瞎扯蛋了，明代，甚至中国，这座璀灿的文化丰碑上，要没有李卓吾，要没有陈眉公，那真是减色不少。

这两位晚明文化伟人，同又不同。也许在追求心灵的自由上，追求艺术的自我上，追求人性的率真上，追求精神的完美上，有许多许多的相似之处，但在行为方式上，待人处事上，言谈举止上，生活态度上，却是背道而驰，逆向而行。李卓吾，是一点也不掩饰其异端，并且是极其张扬，甚至悖狂到了令人生憎的程度。而陈眉公，极其收敛，极其风雅，极其温良恭俭让，极其精致完善，然而，因为他是山人，只有这顶看似超脱，看似清高的帽子。明清两代的正人君子，从来不曾用正眼打量他。

这你就明白了，所谓山人，即山林之人也。而与山林之人相对应的，则为庙堂之士。一个在野，一个在朝，在野的瞧不起在朝的趋炎附势，在朝的看不上在野的没落无聊。造成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相当严重的分野，几乎无法予以弥合。山林之人，和庙堂之士，有可能坐在一起，品茶饮酒，吟诗赋词，这是万历年间北京城里的风流雅事。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心灵距离，相隔甚远。山林之士有阔的，如本文主角陈眉公，但很少很少。大多数山人，都活得不如庙堂之士滋润，这也是实情。庙堂之士按月领饷，定期打赏，出国开眼，四处观光。有红包暖手，有车马代步，有高尔夫可打，有华尔滋可跳，快活得不行。山林之人就比较凄惨了，拳打脚踢，入不敷出，连滚带爬，进账有限。住在亭子间，吃在大饼摊，秋风不好打，求人脸难看，真是很熬煎。

话说回来，这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并非每位进入体制内的文人，都能吃香喝辣，都能眉飞色舞，也有不如意，不顺心者，说不定有可能马屁拍到马脚上，溜须溜错了门户和对象，哪壶不开偏提那壶，未能管好自己的舌头，而被剥掉庙堂之士的黄马褂，穿上山林之人的蓝布衫。反言之，某位山人突然接获一通电话，签收一份请柬，邀他某年某月某时，从东华门进宫，受陛下宠召，赐坐，并请教学问，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公元1922年5月17日，胡适就接到紫禁城中逊帝溥仪的电话，约他进宫。当时，胡适为北大教授，算不上山林之人，但相比赐四品衔的御前行走王国维来说，那种真正的庙堂之士，教授就等于野狐禅了。猫狗都能当教授，但不是随便拉一个人就能当御前行走的。王国维的书，现在能找到，胡适的书，更是铺天盖地，大家稍微认真读一读，便知道经过科举得来的学问，和没有经过科举得来的学问，差别何在了。然而，学问归学问，世道归世道。在野的削尖脑袋钻进体制内，在朝的害怕一脚被踢掉铁饭碗，便是我们从书本上，从生活中时常看到的文人众生相了。

晚明，尤其万历年间，是一个相当诡异神奇，光影杂呈的年代。我看过一次现代版的《牡丹亭》，票价巨贵，然而，我对能够出现《牡丹亭》的万历年代，十分神往。虽然清人张廷玉的《明史》说,”明亡，亡于神宗”，其实，细想想，不过这是一句屁话，他应该懂得，国亡要比家灭慢得多多。家灭，一把火就能烧个精光，国亡，一把火，两把火，是不会死的。所以，说“明亡，亡于世宗”，也并不错。嘉靖在前，坐江山四十五年，严嵩为相十九年，万历在后，坐江山四十八年，张居正为相十二年，严嵩与张居正一对比，嘉靖与万历高下立见。所以，近半个世纪的万历年间，你很难说它多么好，但你也很难说它多么坏。一个出现狂人李卓吾，出现“山人”陈眉公，出现《牡丹亭》，更不用说出现震惊中外古今的《金瓶梅》这部文学巨著了，如此了得的万历年间，岂是张廷玉、纪昀一笔抹煞的吗？

一方面，政治腐败，社会紊乱，国家空虚，官员贪渎。一方面，文化发达，文人快活，作品繁荣，精神自由。一方面，边境不宁，内乱频仍，阉宦骚动，宫廷捣鬼。一方面，海晏河清，文修武治，莺歌燕舞，一派升平。如果说，“泼皮”这个社会渣滓层的出现，是随着宋代资本萌芽早期状态而来，那么，“山人”，这种体制外的文人集群的出现，毫无疑问，则是明代晚期资本主义接近成熟的副产品。纪昀将“隆万以后，运趋末造”的罪名，扣在陈眉公头上，太高看读书人的能量。纪晓岚没读过政治经济学，资本经济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胜过农业经济，特别胜过小农经济对于社会的催动，不知强大到多少万倍。万历后期，中国人口总量为1.9亿，近两亿，假设其中一半人，不忧衣食，这一半人中又有一半，达到富庶程度，物质世界的大丰足以后，带来精神空间的大拓展，是一种谁也遏制不了的原动力。

纪昀说“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的时候，说不定老泪纵横，他很痛恨，他很痛心。但历史不以人的意志转移，陈眉公应运而生，成为游离于体制外，渔利于体制内，上下通吃，左右逢源的山人杰出代表。正是由于这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圣贤王八，皆在其中的山人，进入精神领域，才形成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文艺复兴运动性质的繁荣。中国文人的活跃，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可谓空前，甚至绝后。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到十六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地上，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堪称前所未见；提倡个性解放，摒弃禁欲主张，破除儒学樊篱，冲决礼教束缚，更是闻所未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许可能与二十多年不上朝的“宅男”万历，不管、少管、懒得管，疏于对文人的“关爱”，有些什么关连。人类，在其进展的历史长河中，道路不尽相同，步伐未必一致，但必得迈过的门槛，必得经历的洗礼，必得升华的精神，必得付出的代价，是无可回避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不会留下时代空白。所以万历年间的这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是与西方世界同步的，也是资本化，市场化逐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中国的汤显祖和英国的莎士比亚，同逝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算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体现东西方文艺复兴心灵上的呼应。那么，次年，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及欣欣子序的一百回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轰然问世，至此，明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画上完美句号。如果让你指出五四民国的文学代表作，你会回答鲁迅的《阿Q正传》；如果让你指出清朝文学的代表作，你会回答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让你指出明朝文学的代表作，除了这部《金瓶梅词话》，还有其他吗？同样，我们将这部精彩绝伦的惊世之作，并列于欧洲文艺复兴三杰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著作中，毫无愧色。你能在以上这些西方古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中，读到如此深刻，如此细腻，如此全面，如此逼真的对于人类欲望的全方面表述吗？而能写出这样一部人类欲望百科全书的兰陵笑笑生，并非多年来大家所臆测的，将近四十多位侯选者，包括许多名流，大师的庙堂之士。甚至有的出版社干脆将《金瓶梅》编进《王世贞全集》之中，这种荒唐之举，真令人欲哭无泪，文化人怎么能行得出这等没文化之事呢？我不是认为王世贞写不出来《金瓶梅》，只是作为刑部尚书的王世贞，作为“两统”的铁杆传人，传统和正统，是他为官一生的压舱石。但传统和正统，则是他为文一生中，必然飞不起来的沉重翅膀。

因此，兰陵笑笑生，这位隐名埋姓的文学巨人，是比陈眉公更为“山人”的“山人”，才是这部杰作的真正作者。

唯有“山人”，才能做这等开天辟地之事，写这等惊天动地之文，因为他拥有的思想空间，拥有的写作自由，拥有的叛逆精神，拥有的市场观点，都比王世贞更为开放，更为广阔，才敢如此肆无忌惮，才敢如此挑衅纲纪，才敢如此诲盗诲淫，才敢如此赤裸裸地将人类欲望最丑最脏的一面，剥开来写，揉碎了写。世代为官，全家在朝，簪缨世族，书香门第的王世贞，他的才华，他的才情，他的才气，也许不输兰陵笑笑生，然而，他的胆量，他的胆识，他的胆略，与兰陵笑笑生相差，可不是一丝半点。一句话，王世贞敢为一部反传统，反正统的“下流”小说，搭上他的举世功名，付出他的身家性命吗？

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智商的人，决不会认为《金瓶梅》出自王世贞之手，除非此人是用脚后跟进行思维。

无论“山人”这名称顶风臭四十里，也无论绝大多数“山人”，是多么令人不齿。但正是有了像兰陵笑笑生、陈眉公这样的山人，才使明代文学，与唐、宋文学得以平行并列，而不气馁。

然而，说到万历年间，山人的不良纪录，可谓劣迹斑斑，夸张一点说，几成社会公害，也不为过。王世贞就说过：“山人不山，而时时尘间，何以称山人？”模范山人陈眉公自己，也有类似尴尬，有一次在宰辅王锡爵家碰到一位贵客，初次见面，寒喧以后，请教名氏，眉公自谦山人，客人当即撂脸：“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由于“山人”泛滥成灾，评价相当负面。诸如：“近世一种山人，目不识丁而剽窃时誉，傲岸于王公贵人之门，使酒骂座，贪财好色，武断健讼，反噬负恩，使人望而畏之。”诸如：“此辈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诸如：“世之为山人者，岁月老于车马名刺之间，案无帙书，时时落笔，吟啸自得，而好弹射他人，有本之语，口舌眉睫，若天生是属啮啖人者。”……

山人之多，最后惊动了万历皇帝。明人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中说：“恩诏内又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冤录》仅其小者耳。昔年吴中有《山人歌》，描写最巧，今阅之未能得其十一。”上窜下跳，招摇撞骗，乃“山人”的谋生手段，四出活动，到处忽悠，成“山人”的日常工作。连当朝宰相，也都成为他们的公关对象：“按相门山人，分宜（严嵩）有吴扩，华亭（徐阶）有沈明臣，袁文荣（炜）有王稚登，申吴门（申时行）有陆应阳，诸人俱降礼为布衣交。惟江陵（张居正）、太仓（王锡爵）无之。今则执厮隶役，作倡优态，又非诸君比矣。”其实，陈眉公作为山人，他也不能不依照山人的规律行事。虽然沈德符说：“太仓无之”，其实陈眉公也是宰辅王锡爵府上的常客，否则，他也不会遭遇“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的面斥了。不过从他所说：“士人当使王公(锡爵)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一切游大人者，落落如飞鸟投兔，心窃羞之”的言论来看，陈眉公做这个山人，始终保持谨慎，十分难得，尤其晚年的他，“朗月和风，穆然无竞”，怡悦风雅，温婉淡适，真是很令人肃然起敬的。

陈眉公大约三十岁前，突然顿悟，谢绝科举，大约四十岁前，益发坚定，婉拒征辟。如果说，不参加会试，也是怕名落孙山的难堪，有高调一下，求其虚荣的宣传意义。但天上掉馅儿饼，皇帝发聘书请你为官，居然敬谢不敏。《明史》称：“黄道周疏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谓继儒道高齿茂，宜如聘吴与弼故事。屡招征用，皆以疾辞。”天哪，陈眉公这一份矫情的成本，也实在太高了。胡适不过接到逊帝的一通电话，就如此屁颠屁颠，你我凡俗之辈，若生在那时，赶上这事，这一点姿态，怕还真做不出来。所以，陈眉公从此一门心思做他的山人，一直做到老，做到死，不到处卖他那张老脸，不时常唱他那些老调，不出风头，不出洋相，足不出户，尽量收缩。一个人，老了老了，能达到这种境界，你能因为他是“山人”，而少一份尊敬么？

然而也不，清代乾隆年间，江南三才子之一的蒋士铨写了一出《临川梦》，其中有诗曰：“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声名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据清人倪鸿的《桐荫清话》披露，“蒋苕生临川梦院本，刻意诋毁眉公。番禺叶兰台太史衍兰，谓此诗非诋眉公，实诋袁子才也。所说未必足据，然诗中神气颇相肖。”袁子才，即袁枚，三才子之首，其次为赵翼，再其次为蒋士铨。袁因为居长名盛的缘故，倚老卖老，人老了，十个有九个糊涂，他也许是那剩下的一个，不糊涂，可他装胡涂，竟然视赵、蒋为小弟，为跟班，因此，蒋对袁的拿大，自炫，颇有微言。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言人短者，自己也不会长，这是真理，这位蒋士铨也不比袁随园高明多少，他一面借古人敲打袁枚，拿陈眉公开涮，一面又追着袁枚屁股，敦求不已，为其诗集写序，以彰名声。其小人嘴脸，在袁枚的《随园诗话》中，点睛一笔，显露无遗。

这说明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文人也是人，人是欲望动物，这是《金瓶梅》告诉我们切切牢记的一点。为了欲望，有的人（不是全部，也不会是全部），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加上“两统”的道义支撑，蒋士铨把百年前的陈眉公拉出来陪绑，也就不必诧异了。

其实，对文学而言，多几个陈眉公，不是什么坏事，所谓的那个文坛，热闹比冷清好，嘈杂比寂寞好，山人唱大戏，庙堂响锣鼓，瓦釜黄钟，共鸣齐响，这样的文学世界，才叫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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