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歌德与“缺德”》发表355周年

●文 陈 冲

纪念《歌德与“缺德”》发表355周年

●文 陈 冲

首先承认，本文的标题中短缺了一个小数点。到本文快结束时，我会坦白交代为什么发生这种本来一眼就能看出的失误。

事情起源于大约35.5年前，公元1979年春末夏初的一次办公室聊天当中。那时候河北省文联还在石家庄北马路上一排排的平房里办公，其中有一间是省文联下属的《河北文艺》的办公室。坐办公室的人在办公室里聊聊天算不上稀罕事，不过那时候聊天还是与现在有所不同，一般不会聊股票的涨跌，或者报怨物价飞涨工资却三年不变样。以现在的标准衡量，那时候聊天聊的也是正事。比如那个名叫李剑的《河北文艺》的青年编辑，说的就是他最近写了两篇小评论，写的都是什么和什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有意的听者便是《河北文艺》的一位资深理论编辑。问：你写的那文章呢？答：刚寄走。又问：什么时候寄走的？答：刚送到咱们收发室。你快去看看，如果邮局还没取走，你拿回来让我先看看。这个提议显然对李剑有吸引力，因为当时的李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写了文章到处去投稿，哪篇稿子会被哪家报刊采用，就像当时的天气预报一样，相当地没准儿，如果能在自家刊物上发表，正是求之不得。于是赶紧去了收发室，不一会儿就拿回来两个鼓鼓囊囊的信封。还得感谢当时的投稿制度。那时候给报刊投稿，邮费由编辑部出，作者只要在信封上写明“稿件”二字，再把信封剪开一个角，就齐了。如果没有这个好制度，李剑要寄稿子，就得先称重量（稿子肯定比普通平信超重），再按重量计算邮资，买邮票贴好，才能寄走。这样他就得自己去邮局。交给了邮局，再想要回来可就难了。

资深理论编辑当场拆封，当场看完，当场表态：这一篇，你想给谁还给谁；这一篇，先留下，回头请田间同志看看，看能不能在咱们刊物上发一下。

后面的“这一篇”，就是发表在1979年第6期《河北文艺》上的《歌德与“缺德”》。

说这些闲话，意思很简单：李剑赶上了这趟车，纯属偶然。不偶然的是这个“事件”。李剑这篇文章里说的那个意思，不由李剑说出，也会有王剑张剑赵刀钱枪孙棍说出。实际上同一期的《河北文艺》上，还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歌颂与暴露》，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那表达本身不像《歌德》（以此简称，下同）那么刺激人。若是从理论的严谨性来讲，“歌颂与暴露”更能体现出这个问题的渊源流变。当然，如果特别较真的话，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这个话怎么说呢？简单说，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政策是对形势的反应。

从理论上说，“歌德”不构成一种理论，或者说只是一个伪问题所衍生的伪理论。《歌德》一文开宗明义：“据说，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一些人称之为 ‘歌德派’并进行猛烈抨击，那么，‘歌德派’有什么罪呢?据说是他们的文章和作品长于‘歌德’——歌颂是其文字的主要特色。这就有罪吗？这就应当批判吗？我看未必。”当时的创作实践是这样的吗？不是的。现在来考察这个问题，也用不着把当时的作品都读一遍，只要看看1978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名单，和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1979年的作品，即可一目了然。那个时候，所谓的“缺德”，或者叫伤痕与反思，例如上述名单、作品中的《班主任》、《伤痕》、《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确实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点甚至焦点，但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占多数的仍然是一种以“歌颂”为“主要特色”的作品，只不过它们又确实与此前的伪现实主义迥然有别，确实可以称作一个新出现的流派。如果就在这个现成的语境（或符码系统）中来表述，这个新歌德派“歌”的是能让人民受益的真正的“德”，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歌”的其实是让人民受祸害的缺德之举缺德之事。这样的新歌德派，或者说是歌真德派而不是歌缺德派的作品，在上述名单中占到半数以上。这确凿无疑地表明，新出现的歌德派不仅没有受到“猛烈抨击”，倒是得到充分肯定的。当然，这种“歌真德”与“歌缺德”的表述方式，怎么说怎么听都让人觉得太弯弯绕，也缺少理论上应有的严谨。原因无他，就因为它本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所以很难用理论的方式把它讲清楚。

它必须结合“形势”才能讲清楚。在不同的“形势”下，同样的文字，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最近我做了一个小调查，找了几个年轻人，在确认他们都对当年这场风波毫不了解之后，让他们看了《歌德》，提出的问题是：这是一篇受了批评的文章，你能看出它错在哪里吗？得到的回答惊人地一致：它哪儿错了？报上的文章不是都这样说的吗？

不是道理变了，是形势变了。

《歌德》在《河北文艺》发表后，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用当时人们喜欢引用的话语来描述，就叫“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是当时的形势必然会引起的效应。有强烈的批评，也有相当广泛的支持。有资料称，从六月初《歌》文发表到八月底,《河北文艺》编辑部收到这方面来信来稿227件,批李的119件,同情李的108件。王若望批《歌德》的文章发表后,不同意见日益上升，进入八月发生逆转,批王若望的几乎占了六成。今天回过头去再看当时正反两方的文字，真有一种“晃若隔世”之感。看那些正方（支持方）的文章，只要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或拘泥于理论小节（它本来就不是理论问题），那么应该承认，它们在大的方面没有错，至少符合那几个年轻人的说法：现在报上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这样说的。看那些反方（批评方）的文章，感觉却不怎么好。有些不怎么说理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例如王若望将《歌德》一文形容为一股“冷风”，会觉得过于情绪化。另一些比较说理的，又觉得实在是迂腐得可以，其实这里面原本没有多少道理可说。真正让我佩服的还是阎纲。他说：“（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

不是道理错了，是对形势的判断错了。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公权力不及于文学的地方；如果有，除外。剩下的，“歌颂是其文字的主要特色”就是普遍规律了。中国的古人常爱讲空话，“闻过则喜”就是其中之一句。偶尔闻闻还行，如果说有个人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整天听到的都是你这不对那不对，然后天天如此，还能始终喜气洋洋乐乐呵呵，这人肯定有病。才没有这种事！这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谁都懂。除非你下了决心不招人喜欢，可以不管这些，否则就不能不买这个账。更何况中国文人又有“揣迎上意”的传统。当然，有人这样“揣”，有人那样“揣”，但既然是“揣”，自亦不免只能大而化之地“揣”，所以做出与《歌德》相同、相似、相近之“揣”者，自亦不在少数。例如两个月后，第8期《山东文艺》就发表了《这样的“时髦”赶不得》，堪称与《歌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那时人们的注意力都被《歌德》所吸引，也就被埋没了。也是运气不好吧。如果不是那位资深理论编辑让李剑把寄出的稿子又从收发室拿回来，即使能在别处发表，恐怕也在此文之后了。

何况在别处发不发得出来，还真是难说。这种文章出在河北，虽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亦自是事出有因。《歌德》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倾向性，至少是符合或迎合了当时部分河北文艺界领导人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正是误判形势的思维基础。一年多以后，这场风波早已有了结论并成为过去，在我有幸参加的一次省文代会上，仍有一位老作家义愤填膺地拍了桌子：你们总说要解放思想，现在解放得还不够吗？再解放，你们要解放到哪里去？又过了若干年，在一次于涿州召开的会议上，一位老作家把《歌德》中“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要这些人又有何用”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庄稼人养条狗，那狗还知道给主人看家护院，现在有些作家连狗都不如，不光不知道看家护院，还冲着主人乱汪汪！这位老作家是别的省的，他在他自己那地方没说过这个话，到了河北，他觉得这才到了可以把这个话说出来的地方了。

这些道理，至少从道理上说原是不错的，起码没有大错。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有些道理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比如三十多年以后，一位省的作家协会主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旗帜鲜明地表态说：作家协会不是养作家的地方！您瞧见没有，再想替主人看家护院都求之而不可得了。

这位主席不是河北作协的主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北不再是说这种话的首选之地了。最近有一则报道，一位原县委书记因受贿被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在其被起诉的109起案件中，有六十五起为收受当地党政干部的贿赂，最终导致当地八十余名官员被免职，这些人的所在单位，几乎涵盖了该县所有的乡镇和县直机关。事后，有关部门打算就此案拍一部反腐片，却被该县拒绝，理由是：我县的发展需要正能量。有报道称，一位有十年该县官场经历的官员表示，大家都不愿意提这件事，官员们都喜欢说的是另一句话：“多提正能量的事。”而事实上，这个县也确实在实践着这个方针。他们自己搞了一篇报道，标题就叫《×县“村官讲堂”传递正能量》。报道说：为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学历高、头脑活、信息灵、创新意识强的优势，我县组织八十三名大学生村官成立“村官讲堂”，深入全县各村及社区开展宣讲活动，将党的惠民政策、创业技能、健康常识等送到群众家门口。为使宣讲活动取得实效，我县根据大学生村官的专业特点和特长分成“政策宣传”、“法律普及”、“爱国教育”等授课小组，为群众制定“一对一”菜单式宣讲内容，针对群众所思、所想和所需开展服务。目前，“村官讲堂”已开讲六十多场次，受益群众五千余人次。您瞧见这份菜单没有？它包括了方方面面，连健康常识都讲，就是不讲反腐肃贪。这个县不在河北。1979年，它所在的那个省份，是很不可能发表《歌德》这种文章的。

这就叫“形势”。

《歌德》之所以成了靶子，按当时的说法，还与它的“文风”有关，以今天的眼光看，倒不如说与它的文采有关。当时的一篇批评文章说，同样的观点，又发表在同一期刊物上，为什么人们只抓住《歌德》不放，却没怎么计较《歌颂与暴露》？原因就在于前者骂人了，后者没有骂人。这样讲，其实是相当勉强的。“缺德”在日常生活里确实是个骂人话，但在骂人话里阶位并不高。这个词，用来作为一种道德谴责时，确实是一种很严重的谴责，但那不是骂人，而是严肃的批判。真正用这个词骂人时，反而常带着点轻描淡写的意味。更何况李剑还给它加了引号，至少表明他是在特殊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实际上，比较这两篇文字，你很容易看出两者在文采上差距。说实在的，《歌颂与暴露》写得真是太闷了。

还是看看《歌德》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描写吧：

“从根本上讲，我国的历史是前进了的，祖国人民的生活较之旧社会是提高了的，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

在这样一类的文章中，能把文字写到这个份儿上，就得算相当有文采了。读着“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这样的句子，不由得感慨系之。这样的美景良辰，那时候是真有，现在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那时候没有歌而咏之，现在只能在回忆文章中悠然神往了。那时候的治安状况，也确实比现在好得多，现在虽然少有盗贼会傻到大白天执仗行凶，蒙面大汉夜晚光顾时一般也不会叩门，但你却会时不时就接到一通电话，说你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还没有领取，或你的存款涉嫌卷入了一桩洗钱大案。至于所说无失学失业之忧和衣食无着之虑，也要看怎么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只要大家一律绝口不提，慢慢也就忘了。饿死多少人的问题也只是专家们在争论，有说是×位数的，有说是×位数的，即使是歌德派也没好意思说只有×位数嘛。这既是个认识问题，也是个说法问题，类似的事，一直有人在做，而且做得越来越专业，至少是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乃至专业部门参与。前不久，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结论是：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工资水平快速地大幅度上涨。这可能跟你的实际感受相差很大，但仔细看看想想，人家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故意。他这样说，是为了证明近些年的出口持续下降，并不是由于政策不好造成的，而是因为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导致竞争力下降造成的。更何况人家也没有说这个工资大幅上涨是工人们争取来的，而是“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当然，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样专业的部门所公布的同样专业的研究结果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也最不好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产能过剩，一个是劳动力过剩。你仔细看不难发现，他这样说，并不怀有让那个宣布劳动力短缺的兄弟单位难堪的故意，只是为了证明政府现在推行的政策是正确的。CPI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这三个英文字母，翻译成中文好像应该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公布出来的数据，总是百分之二点几，偶尔有个别月份是一点几或三点几，总而言之，数值很小，且非常稳定，让人看了以后很放心很安心。它还有一个“同比”，即和上一年同月相比的变化。不过它公布的从来不是数值之比，而是涨幅之比。所以你常能看到“同比涨幅略有下降”一类的表述。在有关物价的统计中看到“下降”这样的词，你的心理感受是不是肯定会很“正面”？我在我们家不管采购，对这方面的事感觉迟钝。前几天，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亲自”去超市买了每天必吃的果酱、花生酱各一瓶，这才大吃一惊地发现，两年前这两种东西都不过是六七块钱一瓶，现在却都卖到二十多块一瓶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才勾起我的回忆，想到了歌德与缺德的问题。不过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歌德派有时候实际上相当地缺德。

所以，你可以认为李剑的观点不怎么对，甚至很不合时宜，但终归说不上有何大逆不道。胡耀邦在解决这场风波时，一方面指出“文章确实是有缺点、有毛病的，是不恰当的”，一方面也指出“作者是个青年人，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过多地追究。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恳帮助他”。胡耀邦的这个指示后来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人们并没有难为李剑。不过，他后来还是离开了文学圈。据说，离开文学圈之后，他亦未受到此事太多的影响，也算事业小有成就吧。我想这或许可以说明，他至少是个智力不低的人，问题只看用在什么地方而已，不像有些人，虽然用的地方挺对，就是智力不够，徒让别人替他干着急。

可是他为什么还是离开了文学圈呢？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随后那些以《醉入花丛》为代表的缺德派小说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在1980年第6期《湛江文艺》上，发表了署名李剑的小说《醉入花丛》，随后又在其他刊物发表了《竞折腰》、《女儿桥》等小说。与《歌德》一开始的毁誉参半不同，这次李剑受到的是几乎一边倒的批评，而且激烈的程度也有过之无不及，如果说《歌德》最多也只是被指为一股冷风，那么这回他直接被指斥为攻击伟大领袖的“恶徒”。连缺德派也很少有人同情他。最后还是胡耀邦出面化解了这又一场风波。他肯定了一篇比较温和、比较说理的批评《醉入花丛》的文章，说这篇小说确实应该批评，但态度还是要与人为善。凭着胡耀邦这句话，李剑仍然没有受到什么“追究”，但后来还是离开了编辑部，到北京“下海”去了。以我当时的感觉，这位老弟确实很难再在文学圈里混下去了。很多人公开地、或在私下里表达了对此人的不屑。他这样地“忽左忽右”，明显是投机。这是一个“人品”问题，是很让人瞧不起的“恶德”——比缺德还要糟糕的坏德行。更何况以当时的形势，和一个这种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人交往，政治上也不安全。所以，他及时地离开了《河北文艺》编辑部，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然而，如果我们今天再来读一读《醉入花丛》等小说，又会有什么感觉呢？要说它一定有多么好，就跟要说它一定有多么不好一样，都得好好想一想才能张开嘴。它可能有点生硬，有点荒唐，可也不一定特别地离谱。它可能有点直奔主题，可那个主题如果你绕太多圈子，很可能就到不了那儿了。那么它当年为什么又会受到如此强烈而且一边倒的批评呢？你能给出的最有把握的回答只有一个：跟《歌德》一样，它又赶错了形势。

道理不大容易变，但形势很容易变。三十多年以后，出了一篇批评文章。这是一篇本不应该被埋没的文章，但因为没有赶对形势，还是被埋没了。我想在此做一番努力，看能不能起一点“钩沉”之类的作用。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歌德之后的“缺德”者》，作者黎娜，刊登在2011年3月的《赤峰学院学报》上。当然，我是在网上瞎逛时偶然读到的。文章全面回顾了李剑的全部小说作品，包括 《醉入花丛》、《竞折腰》、《古堡女神》、《女儿桥》、《风流不在人知》、《花间留晚照》，并且以全新的视角，对包括“符号”、“超现实”等通常被认为属于“边缘写作”的特征上进行了重新解读。我先略去文章的论证部分，直接给出它的结论性的观点：“在 ‘文革’这个阶级取代一切人性的黑暗时代，李剑的出现无疑是一抹鲜红的亮色。《醉入花丛》在掘出知青文学畸形的精神资源——知青运动的荒诞性的同时，彰显了‘文革’黑色幽默的本质特征，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知青文学另类书写的逻辑起点。从李剑的《醉入花丛》开始，到阿城的《棋王》、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李洱的《鬼子进村》和何顿的《眺望人生》，以及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家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种或隐或显的内在联系。”我不想说我立刻就认同了这个观点；正相反，我读完后的第一反应是：对于这样的观点，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得好好想一想再张嘴。

而让我真正不敢小觑这位批评家的，是一个很私密的原因。文章在对李剑的小说进行文本分析时，抓住了两个关节点：一个是“女性”，一个是“身体”。文章说，“李剑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女性为中介来表现政治权力的斗争”。文章又说，“身体是一个人所剩的最后财产”。确实，如果以较有代表性的《醉入花丛》为例，它用来“说事儿”的那个“符号”，正是女性的身体！多有眼力啊！这位批评家完全没有可能知道那个真相，仅仅通过对作品的解读，竟然距离真相只差一步之遥了！只差再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男作家这么喜欢在女性、身体和女性的身体上做文章？真相是：这些小说根本就不是李剑写的。据了解他的人介绍，他十六岁时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后来参了军，从战士做到了新闻干事，学的练的无非是小评论和大批判。他根本就不会写小说。那么这些署名李剑的小说是谁写的呢？还真是一位女士写的。至于她写了以后为什么要署上他的名，那是人家两口子之间的事。你怎么猜都可以，反正无论怎么猜，至少目前都既无法证实也很难证伪。

形势毕竟不同了。前不久，又出了一篇文章，完全可以称之为2014版的《歌德与“缺德”》，而且贴在了一个叫“××文稿”的网页上。我是在凤凰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的，凤凰网转载时特意用了加粗体的目录，以示醒目吧。文章上纲上线地批评了三种“错误言论”，指出此类言论是绝对不能允许出现的。现在上网的，真是什么人都有，自有好事者，“人肉”出这三个未被点名的挨批者的真名实姓。截至目前为止，还看不出这三位有何不安全之处，倒是那篇文章，凤凰网上已经找不到了，据说“××文稿”上还有目录，但是网页打不开了。于是又有人出来说公道话，说“× ×文稿”其实也没必要这么紧张，让它留着，谁爱看谁看就是了。

于是我决定写篇文章，就用现在这个标题。我真是做了种种设想，355年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与其想那么远，还不如就说说35.5周年的时候可以对这件往事有何种看法想法。355年实在太长了。中国的历史，自汉以后，还没有一个朝代能维持这么长，就是汉朝，也得把西汉、东汉加在一起才够数。何况我又想起了元稹的两句诗，叫做：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还是拉倒吧。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