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蛹成蝶的“打工文学”

●文 唐小林

化蛹成蝶的“打工文学”

●文 唐小林

在当代文坛，“打工文学”曾经就像是一只被人瞧不起的丑小鸭，常常遭到文坛某些专业人士的冷眼和奚落。在他们看来，“打工文学”仅仅是一种苦难的宣泄，根本就登不了大雅之堂。他们蛮横地将打工作家的写作看成是缺乏艺术性的照相式的描写。在这种浅薄的认识和世俗偏见的围剿中，打工作家作品的文学性，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和诟病。这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打工文学”的观点，一度很有市场，乃至甚嚣尘上。有些所谓的著名文学批评家趾高气扬地指责说：“打工文学不该做白日梦。”这种无中生有，是非颠倒的伪评论，典型地暴露出某些文坛贵族和对“打工文学”满腔的戾气。他们以偏概全地说：“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它的成员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在卷入城市化的进程以后，经历了种种遭遇，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失重感，在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书写的冲动。”说“打工文学”的写作者是在产生了强烈的“错位感”和“失重感”之后产生的书写冲动，这就如同断定他们确乎都患有“红眼病”，因为对城市里的富人们强烈不满，在极度的心理变态中，才开始了感情冲动、怒火中烧的仇富写作。试问这些文坛“高人”，“打工文学”不该做白日梦，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文学才该做白日梦呢？如此往打工作家身上大泼脏水，妖化“打工文学”的言论，使步履蹒跚的“打工文学”长时间以来总是蒙上了一层难以洗去的污垢。所谓的“白日梦”，完全就是某些捕风捉影的文学批评家们强加在打工作家头上的紧箍咒。正因如此，我们痛心地看到，在当代文坛上，谁都可以站出来公开对“打工文学”指手画脚，对打工作家说三道四。他们就像是救世主和神仙皇帝一样，不是要打工作家对社会感恩，就是对文学感恩。这种不把打工作家当作家，不把“打工文学”当文学的老爷似的文学批评家，在谈论“打工文学”时，往往就像那些伪善的慈善家做“慈善”一样，最多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和对打工作家可怜的施舍。这种居高临下，指点文坛江山式的矫情指责，凸显出的恰恰是某些专家学者对“打工文学”骨子里的鄙视和天生的隔膜。他们在并未认真读过几部打工作家创作的作品的情况下，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信口雌黄，首先质疑写作者的打工身份，然后就像文坛的大法官一样，对“打工文学”的文学品质进行不容辩驳的终审裁定。

在这种可怕的身份歧视之下，一些打工作家在写作上稍微取得一点成绩之后，便急于割断自己与“打工文学”血脉相连的“脐带”，摆脱自己灰头土脸的“打工者”身份。有的甚至公开拒绝承认自己是打工作家，断绝与自己曾经朝夕相处的那些打工作家的联系。如果有谁称其为打工作家，他们就会怒不可遏，毫不客气地跟谁当面翻脸。仿佛打工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打工文学”是一个非常耻辱的词。难道一旦被称为“打工作家”，作者真的就会颜面丧尽，八辈子都抬不起头，其作品的艺术性就会瞬间消失殆尽，毫无价值可言吗？在我看来，这些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急于摆脱自己“打工”身份的作家，其内心根深蒂固的自卑和脆弱，就像是活脱脱的一只只乌鸡，从骨子到皮肤里的黑，反而是谁都一眼就可以看穿的，他们缺乏的，是一种对于自己文学才华的自信。诚如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所说：“有些人听到‘打工文学’这个词马上觉得不高级，这是受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思维的控制，觉得这种单一身份不够复杂，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有的身份确实具有本质性，你抓不住它你就抓不住要害，这个要害抓起来，作家才有可能打开这个时代的经验中某些深邃的、极为复杂的层面。所以，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西瓜和芝麻是不等量的，打工者这个身份就是西瓜，你抓住这个不一定写好，但丢了这个一定写不好。”“所谓文学性，根本的前提是众生平等，忠直地容纳尽可能广博的人类经验。我们不要变成公共汽车上的‘上等人’，农民工让个座他还要擦一擦才能放下屁股。‘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我也不认为有多好，但是它是十几年里无数打工者一点一点写起来的，它不是书斋里推敲出来的，也不是文坛上立起的旗，它就是民间草根长出来的，我们不要叶公好龙，平日里言必称民间，真碰到民间又看不见了。所以，‘打工文学’，已经这么叫起来了，不准确，不高明也没什么要紧，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有多准确多高明？这种叫法起码是有鲜明的身份关切，一开始就在问我是谁。”

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对于“打工文学”，就连许多打工作家和热情扶持他们的某些热心人都曾把握不定，一度缺乏自信。为了提高“打工文学”的“档次”，有些机构采取了拔苗助长的可笑方式。为了引起文坛对“打工文学”的关注，某有关部门曾率领一批崭露头角的打工作家移师北京，在现代文学馆与众多专家和媒体记者们进行亲密接触，热忱邀请专家学者为“打工文学”把脉问诊。但其结果，就像是请来产科医生为骨科病人看病一样，这些专家学者的“医术”，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谈论“打工文学”，并非像产科医生关在病房里为产妇接生那样简单。根据笔者从网上看到的有关此次论坛的记录来看，这几乎与论坛举办者们想要得到的结果背道而驰。众多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云里来雾里去，谈了半天，就像孔乙己谈论茴香豆的“茴”字究竟有多少种写法一样，连什么是“打工文学”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似非常的“学术”，却连鸡毛和蒜皮这样的事都老是扯不清。更让人吃惊的是，发布在网上的此次“打工文学论坛记录”，就像是一场对打工作家的“恶搞”，看后不禁让人在内心里隐隐作痛，感叹嘘唏。笔者怎么也想不到，作为文坛专业网站，居然是如此的戏弄打工作家。在这篇名家云集，看似非常“高大上”的论坛发言中，只要谈到打工作家的作品和他们的名字，几乎就是在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撤。文中涉及到的打工作家们的名字几乎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如将林坚写成“林涧”；将张伟明写成“张伟林”；将男诗人谢湘南写成“谢香兰”；将郑小琼分别写成“郑小求”和“郑小雄”，并误认为是一个男诗人；将王十月写成“王石月”；将戴斌写成“戴兵”；将曾楚桥写成“甄楚乔”；将柳冬妩写成“柳冬物”；将叶耳写成“叶儿”；将徐东写成“许东”，并将其广为文坛称赞的代表作《欧珠的远方》写成《欧洲的远方》。穿凿附会，不把豆包当干粮，如此惨不忍睹的任意篡改，难道仅仅只是意外的文字事故？我敢说，那些对“打工文学”坐而论道的专家学者们，在谈论打工文学时，几乎连“打工文学”的皮毛都没有沾到。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打工作家在当代文坛上遭受到的一次不幸遭遇。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在一些人的眼里，居然就是这样的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在众多著名学者的高谈阔论中，连打工作家的名字都没有得到起码尊重，我们还能指望这样的论坛有何实际意义，能深入到哪里去？

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些专家学者的种种高论吧：“我说打工文学必须要有限制，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一个特定的现象，它是应运而生，也会要应运而亡的，我觉得这个并不可怕。我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生活的文学。”“我把打工文学看作是一种农村题材创作的延续，我也把它们看成是一种过渡性的。”在笔者看来，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打工这种社会现象就不会消亡，就必定会存在打工者所写的“打工文学”。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有什么理由来框范 “打工文学”，只能写打工者的生活，甚至将其认定为只能是农村题材创作的延续？谁能说卖酱油的就不能卖醋？打工作家难道就不能与时俱进，跨界而行，尝试多种题材的写作？又如：“如果说强大的国家承认弱小国家的话，强大国家给弱小国家无数的贷款，无数的技术支持，那么弱小国家才能成长起来。打工文学现在已经被体制承认了，他得到体制的扶持，体制的关心，但是他们同时也必须接受体制的规约，服从体制的意识形态。如果说这些承认的话那么打工文学就从现在文学馆开始消失了。”杞人才喜欢忧天。如此不靠谱的胡言乱语，简直就是对打工作家和“打工文学”公开的歧视！在这些专家学者的心目中，打工作家简直就是一些在文学圈里靠政府补助，专门“吃低保”的穷光蛋和可怜虫。他们要么就继续可怜下去，断然拒绝接受任何来自体制内的扶持和关心；要么就接受体制的规约，服从体制的意识形态，像一条恭顺的宠物摇尾巴，而与文学完全绝缘。试问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专家，自己本身就游走在体制之内，享受着体制各种好处的人，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义正词严地质疑和谴责打工作家对体制意识形态的服从。这种鼻孔里插大葱——冒充大象的做派，无异于是在将打工作家们往绝路上赶，让他们故作清高，拒绝政府的帮助，心甘情愿地去过那种与贫困为伴，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穷苦日子。

历经沧桑，正是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打工作家们的辛勤努力，“打工文学”在经过无数的风风雨雨之后，已经日益走向成熟，并且开始化蛹成蝶。许多打工作家经过对文学创作多年的艺术探索，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高端化、精细化、经典化”的发展之路。他们在文学各个领域，驰骋疆场，一展风采。尤其是在深圳宝安这片文学的热土，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令人铭记的优秀的打工作家。他们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留下了最有力的见证和鲜活的记忆。他们贴近时代，关注打工者命运的历史书写，铸就了“打工文学”一个又一个文学地标，并且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千千万万打工者心中永远飘扬的旗帜。正是这些打工作家富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闪光的文字，使“打工文学”在文学的品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突变和提升，受到了文学界有识之士的交口称赞。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优秀作品是：林坚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短篇小说《下一站》；戴斌的中篇小说《深南大道》；郭建勋的长篇小说《天堂凹》；唐成茂的诗集《肩膀上的春天》；萧相风的非虚构作品《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曾楚桥的短篇小说《幸福咒》；徐东的短篇小说《欧珠的远方》；陈再见的短篇小说《张小年的江湖》。如今，打工作家的写作，早已从早期的仅仅是在小说和诗歌中进行粗粝的描写和痛苦的呐喊，转变成为了对于人类生存本质的追问和艺术的书写，他们的写作并非只是某些专家捕风捉影，凭空想象的，仅仅停留在苦难的叙述和对打工者不幸遭遇皮相的描述上，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了打工者这个特殊群体的内心世界，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真挚之情和感人的温暖。他们写作的边界，也在与时俱进，迅速拓宽。在深圳宝安，不但崛起了一批卓有才华的“打工文学”批评家——他们的文学评论已经引起了当代文坛的广泛关注，而且还涌现出了像陈诗哥这样才华横溢的童话作家。陈诗哥的童话《风居住的街道》，在高手如林的童话作品中，一路过关斩将，一举夺得了国内著名的多个童话大奖，为打工作家的写作开辟出了新的疆域。作为打工作家的陈诗哥，以其雄厚的创作实绩向世人宣告：童话是最高级的“打工文学”。他对那些专家学者们始终纠缠不清的“打工文学”发出了撼人心魄的思考和追问：“究竟什么是打工文学作家？像我这样的童话作家，能不能算打工文学作家？这里涉及身份问题。我想起自己的一些情况：我工作在福田区，平时在南山区写作，爱人和孩子在宝安区，每天回宝安区吃饭、睡觉，我户口在龙岗区，经常去罗湖区探亲戚，请问我是哪里的作家？人终生受到三个词制约：身、身份、身份证。这有些可笑，却异常真实。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超越身份的制约。打工文学的特点是在‘打工’二字，瓶颈也在这两个字。如果我们的打工文学作家能超越‘打工’两个字，就能在文学上产生奇迹。”事实上，深圳宝安的打工作家们，确确实实正是在以自己的创作超越“打工”二字。他们所取得的实绩，赢得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任芙康在全国第十届打工文学论坛上称赞说：“因打工历史之早，打工人数之多，深圳宝安是最能认同打工文学的一方热土。打工文学的星星之火，终成华夏燎原之势，宝安功不可没。对打工文学的繁荣而言，宝安就是宝地，拥有最肥沃的土壤，最适合的气候，最勤勉的农夫，最优秀的园丁。打工文学这面猎猎飘扬的大旗，推宝安为旗手，当之无愧。”针对某些人担心“打工文学”土得掉渣的顾虑，任芙康表示：“有评论家试图对打工文学重新命名，理由是打工文学直白、凡俗，缺乏主体意识。不叫打工文学，是否该叫派工文学、监工文学呢？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二哥、三哥、四哥，实际上都是为一哥打工。派工的只有一个人，监工的只有一小撮。绝大多数，皆为劳碌命。评论界一些人热衷命名，全然不顾及打工文学实际，无非表明他们浅薄而装大的可笑。”

以身份和职业来判断作家写作水平的高低，可说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评判标准。打开世界文学史，青年时代的莎士比亚曾为出入剧场的富人牵过马，在剧团里当过跑龙套的演员。为中国众多著名作家顶礼膜拜的卡夫卡，也仅仅只是在布拉格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打工的小职员。安徒生的父亲是一名鞋匠，而且体弱多病，母亲是一名靠洗衣为生的家庭妇女。安徒生的父亲在临终时，留给他的，只是所有的制鞋工具。安徒生不仅在裁缝店里当过学徒，而且还在香烟厂里打过工。俄国作家高尔基，年轻时曾做过多种苦力，可说是一个在社会这所“大学”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地地道道的“打工作家”。但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哪一位专家学者会对他们的身份和作品横加指责，吹毛求疵，不是说他们的作品文学性不够，就是人为地框囿住他们，只能写自己的打工生活？如果照今天中国文坛上某些专家学者为打工作家们胡乱开出的药方，莎士比亚和安徒生都乖乖地埋头去写自己的打工生活的话，整个世界文学史，将会留下多少遗憾，失去多少难忘的经典之作！吊诡的是，在当今的中国文坛，谁都可以像教训自己的孙子一样，对打工作家和“打工文学”说三道四，对打工作家的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想踹上几脚，就踹上几脚。这深刻地说明，许多专家学者对于“打工文学”的判定标准，首先就是对打工作家身份的判定，而绝非是对文学品质真正的判定。在他们看来，打工作家无异于是一群闯进文坛，没有户口的盲流。

以短篇小说享誉世界文坛的美国作家卡佛，从来就不讳言自己的“打工”身份。卡佛的家庭，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打工之家”。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父亲在一个锯木厂工作，母亲做过售货员和女招待。成名之后的卡佛，坦率地告诉记者说，我在图书馆工作，每小时挣一两块钱，我妻子在餐馆做女招待。卡佛甚至在一家医院找了一个夜间打扫厕所的工作。这个工作一干就是三年。纵观世界文坛，有谁会在意，乃至专门去追究莎士比亚，以及安徒生和卡佛们的打工者身份，进而怀疑他们作品的文学性呢？就像那些专门以貌取人的势利眼一样，当今的一些文学批评家，俨然就像是文学的大救星，他们动不动就以身份来评判一个作家的作品和艺术成就。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打工作家的作品，早已从初期的痛苦呐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作品的文学品质，在一代又一代打工作家的不懈努力下，早已经化蛹成蝶。此前从未被国内文坛关注过的打工诗人郭金牛，以其卓越的写作，展示了“打工文学”迷人的风采和卓越的艺术高度。其诗歌先后被翻译成德语、英语、荷兰语、捷克语等多种语言，参加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并且获得了大奖。打工文学再也不仅仅是灰头土脸的苦难叙述，而更多的是致力于传送温暖，关注打工者真实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如徐东的短篇小说集《藏·世界》，在这本书中，读者根本就看不到有关打工者苦难生活的任何字眼，就像作者所说：“以我在西藏生活过的，看过蓝天白云与雄伟的褐色群山的眼光，和相对纯净简单的心去看，去感受一些人和事时，我感受到自己的不合群与不合时宜。因为孤独，因为渴望爱着一切，我想借助于小说来虚构另一个世界。我希望有一天，读者能通过小说，来认识和理解我，来重新认识和理解自己以及所有人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我相信，除了现实世界之外，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世界。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远方开始，换一种眼光，换一种心境去看待和理解一切。”徐东对于小说创作的不懈追求，可说正是当今无数个打工作家的一个缩影。反映出打工者的精神需求，而又并非仅仅只是拘泥于对打工生活的书写，这是当今打工作家在写作上可贵的探索和可喜的突破。那种“打工者写，写打工生活”，将“打工文学”定义为农村题材的延续书写的所谓专家教诲和僵死的规定，简直就像是在干帮人生孩子的事，不但丝毫解决不了“产妇”们面临的困难和实际的疼痛，反而会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最终，极有可能使打工作家们的写作产生大量内容上的重复和题材上的撞车，不约而同地大家都吊死在同一棵树上。

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和文学现象。在深圳宝安，“打工文学”，已经成为文学方阵中一道迷人的风景。多年来，各级组织在扶持和关心打工作家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尤其令打工作家们感动。正是因为有了“打工文学”，许多打工者精神上有了依托。打工作家阿北深有感触地说：“文学是生活的馈赠。我最为尊崇的作家鲁迅先生说：‘文学应该成为引导民众前行的灯火。’我知道自己还年轻，还没有能力写出这种‘引导民众前行’的作品，但我清楚的是，文学的功能是向上的，必须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进步。这是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打工作家们对于文学清醒的认识，正是他们披荆斩棘，不断前行的巨大动力。不卑不亢的打工作家们不需要那种慈善家们施舍式的廉价的同情，更不需要那种指手画脚，故作高明的傲慢调教。在社会这所大学里百折不挠地学会思索和写作，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走向成熟和成功，这正是无数打工作家相似的经历和美丽蝶变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