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 萧红心中的“半部《红楼》”

●文 古 耜

我看 萧红心中的“半部《红楼》”

●文 古 耜

一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陪伴萧红走到生命终点的，是东北籍青年作家骆宾基和萧红当时的丈夫端木蕻良。几年后，骆宾基出于对特殊境遇里知心朋友的深切缅怀和不尽思念，或者说是 “为了摆脱由于她的巨星般的殒落而在精神上所给予的一种不胜悲怆的沉重负担”，遂以记忆整合相关材料，完成了《萧红小传》。其中在写到弥留之际的萧红时，有这样的文字：

1942年1月13日黄昏，萧红躺在跑马地“养和医院”的病室里，C君（指骆宾基——引者）和头天晚上带着行李来的T君（指端木蕻良——引者）在床侧，围踞在酒精蒸汽炉旁……

萧红又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 《红楼》给别人写去了……

——萧红谈话录之二

19日夜12时，萧红见C君醒来，眼睛即现出：“你睡得好么”的关切神情，又微微笑着，用手势要笔。

萧红在拍纸簿子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写最初九个字时，C君曾说：“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萧红挥手示意不要阻拦她的思路。

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掷笔微笑。

——她掷下了求解放的大旗

骆宾基所记录的无疑是萧红的最重要的临终遗言。这些遗言，因为承载了作家丰富的、深层的精神企求与情感涌动，也因为其表述本身极度的哀痛凄婉，令人萦怀，所以长期以来，被许多萧红传记以及研究文章的撰写者所看重、所称引，直至成为萧红一生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符码之一。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萧红所谓“留得那半部《红楼》”云云，存在明显的语义上的模糊性、多向性和不确定性，并因此而催生了接受上的误读与错位。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那半部 《红楼》”究竟指的是什么？而多年来一些见仁见智的说法则提醒我们，找出其中正确合理的答案，对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文学史上的萧红，具有重要意义。

二

要厘清萧红心中的“半部《红楼》”，当然须从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入手。而一旦进入这本著作，即可发现，作家对“半部《红楼》”的解释，存在一个由粗略到详细的过程。从1947年即开始在上海建文书店多次印行的《萧红小传》的早期版本来看，作家没有在正文细说“半部《红楼》”指代什么，而是于正文之外加了一条注释：这《红楼》是指她（指萧红——引者）曾经谈到过的，将在胜利之后，会同丁玲、绀弩、萧军诸先生遍访红军过去之根据地及雪山、大渡河而拟续写的一部作品。

同时表示：“关于这些谈话，作者有机会当再写。在这里仅是对萧红精神上一个轮廓的探求。”果然，三十多年后，骆宾基兑现了当时的承诺。在完成于1980年6月4日的《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中，作家对“《半部红楼》”一说，做了更具体也更明确的交代：“自然，我也‘自陈’身世与入世流亡以来的阅历……而我谈的关于冯雪峰同志未及完成的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卢代之死》，深深感动了她，誓愿病好之后邀集多人与我共同来完成这部杰作。这就是萧红直到逝世之前念念不忘而只为我们两人所知道的‘那半部《红楼》’。因为当时，冯雪峰同志还囚禁在上饶集中营，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再有机会完成这部长篇巨作了。”

以上文字说明，按照骆宾基的理解，萧红遗言中所说的“半部《红楼》”，指的是冯雪峰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从骆宾基那边看，这样理解也许不无道理。因为已知的文学史告诉我们，从1938年底到1941年初，暂时回到家乡浙江义乌神坛村的冯雪峰，在撰写有关鲁迅文章的同时，确实创作了一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该书表现了红军将领从成长到牺牲的过程，并因此而涉及二万五千里长征。1939年元宵节前夕，正在浙东一带从事救亡宣传工作的骆宾基，曾专访冯雪峰，与冯一连三次做彻夜长谈。当时，冯与骆谈到了尚未完成的 《卢代之死》，不仅介绍了全书的故事梗概，而且出示了作品前半部的手稿，这些留给骆宾基的印象应该是异常深刻的。正因为如此，当骆宾基在香港成为病中萧红的陪护者，作为同属左翼阵营的作家之间的互告经历、各述衷肠，他完全有可能与萧红谈起冯雪峰和《卢代之死》。而早在鲁迅家中就见过冯雪峰，并一向对其心存敬意的萧红，也很可能被骆宾基转述的冯雪峰及其作品内容所感动，同时联想起当年同丁玲、聂绀弩、塞克等人在去西安的火车上集体创作话剧《突击》的快乐场景，进而产生了将来邀集昔日朋友，续写《卢代之死》的美好愿望。

萧红临终所说的“那半部《红楼》”，果真就是指《卢代之死》吗？这里，如果我们离开骆宾基的思路，改从萧红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她心中的“半部红楼”，即可发现，骆宾基的说法实际上存在若干破绽，是经不起辨析与推敲的。

首先，《红楼梦》是一部表现家族兴衰，闺阁聚散，人生沉浮的世情小说，把它和冯雪峰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卢代之死》放到一起，无论题材还是主题，都属于没有任何可比性的迥然不同的两类作品。对于这点，曾经与聂绀弩大谈《红楼梦》（参见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对话》）的萧红，自然十分清楚。既然如此，她怎么会在《红楼梦》和《卢代之死》之间，建立这种全不搭界的暗喻？即使从经典小说且只有“半部”的意义着眼，可供萧红择取的更贴切的喻体，也应该是被金圣叹腰斩了的《水浒传》，而决不是“悲金悼玉”的《红楼梦》。而要化解这里的矛盾，与其牵强附会，曲为辩解，还不如干脆承认萧红心中“那半部《红楼》”，原本就不是《卢代之死》。

其次，按照骆宾基的讲述，所谓“半部《红楼》”，是萧红在告别人世之前沉吟再三、念念不忘的一部作品。从临终遗言往往表现真诚意愿与深层自我的一般规律看，这“《红楼》”只能以“半部”行世，应当是萧红最为不舍和不甘，也最为遗憾和无奈的事情，甚至是她怨而发声的终极理由和死不瞑目的伤痛所在。而邀集朋友们续写冯雪峰的《卢代之死》，不过是萧红与骆宾基交谈时萌生的一个念头、一种想法，对它无论做何种意义的考察与阐释，显然都不具备以上所说的性质。更何况作为萧红的临终遗言，前边表达的是自己还想继续写作的愿望，接下来却跳到续补别人的“半部”著作，似乎也不尽符合思维的逻辑和既定的情境。唯其如此，我宁愿相信骆宾基将“半部《红楼》”解释为《卢代之死》，不过是一种粗枝大叶的郢书燕说或先入为主的李代桃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的场域中，萧红被视为左翼作家。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萧红是左翼作家中特立独行的 “这一个”——一种动荡年代的悲剧命运，一种女作家在漂泊和苦难中特有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征，一种更多来自鲁迅的精神濡染和观念影响，使得萧红与包括萧军在内的绝大多数左翼作家相比，多有不同，这突出表现为：同样是聚焦重压之下的社会民众，她并不单单表现人们的挣扎与反抗，而是在此同时更多地审视他们身上存在的愚昧、保守和自私；同样是关注国家危难和民族命运，她并不善于直接的战争摹写、也不承认绝对的题材至上，而是主张广泛多样地勾勒非常状态下的世道人心；同样是为一方热土、一个时代立传，她并不格外看重阶级的元素与政治的视角，而是更喜欢文化的色彩与人性的意味。难怪好友舒群会有这样的感受：“萧红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孙中山先生。”（参见赵凤翔《萧红与舒群》）

所有这些，支撑着萧红十年之间基本稳定的创作取向，同时也演绎出一系列极具个性的文学作品：《生死场》、《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小城三月》、《马伯乐》、《呼兰河传》等等。应当看到，这样的创作取向和文学作品较之冯雪峰的《卢代之死》，无论人物主题抑或风格手法，殆皆相去甚远。这实际上提示人们:从萧红已经形成并展示的题材优势与行文习惯来看，她显然不具备创作《卢代之死》这类作品的基本条件。关于这点，萧红自己大约是清楚的——当她被骆宾基讲述的《卢代之死》所打动，并有心让这部未竟之作变为完璧时，之所以会提出众人联手、集体续补这种明显不符合长篇小说创作规律的办法，其原因庶几就在这里。也正是有鉴于此，窃以为，萧红临终之际默念的不乏向往之情和理想色彩的“那半部《红楼》”，绝对不可能是自己根本就驾驭不了的《卢代之死》。在这个问题上，骆宾基未免谬托知己，自以为是了。

三

不知是不是意识到了骆宾基关于萧红“半部《红楼》”的解说存在明显的罅隙和疑点，萧红隔代的乡亲、女作家迟子建，在纪念萧红的文章里，就“半部《红楼》”的说法，做了另一种诠释：“端木蕻良能够在风烛残年写作《曹雪芹》，也许与萧红的那句遗言不无关系：‘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落红萧萧为哪般》）

这里，迟子建的寥寥数语虽然不乏语义的弹性，且用“也许”给自己预留了退路，但表达的意思仍很明确：萧红遗言中的“半部《红楼》”与端木蕻良有关，指的是端木与小说《红楼梦》的特殊因缘。而晚年的端木之所以不顾衰病，奋笔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很可能是对萧红的别一种纪念。

迟子建这样看待萧红所说的“半部《红楼》”，应该是基于她对端木蕻良与《红楼梦》关系的深入了解。在现代作家中，端木的《红楼梦》情结由来已久，超出常人。据他自己所说：“《红楼梦》的作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和他接触了。我常常偷看我父亲皮箱里藏的《红楼梦》。我知道他和我同姓（端木本名曹汉文——引者），我感到特别亲切。”“我作了许多小诗，都是说到他。这种感情与年日增，渐渐的，我觉得非看《红楼梦》不行了。”“我爱《红楼梦》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曹雪芹的真情主义。”（《论忏悔贵族》）显然是因为这种情结的推动，端木下笔不仅常常涉及《红楼梦》研究，而且很早就萌生出要围绕曹雪芹或《红楼梦》进行长篇创作的念头。曾有老朋友赠端木诗曰：“三十五年认旧踪，几番浮白几谈红。细论功罪抨兰墅，喜见勾萌生雪蕻……”（端木蕻良《写在蕉叶上的信》）说的就是这件事。从这样的背景着眼，迟子建认为萧红所说的“半部《红楼》”与端木深爱《红楼梦》相关，也算言之有据。要知道，萧红与端木毕竟共同生活过三四年，对于端木特有的《红楼梦》情结，她应该拥有较多的了解。更何况萧红撒手人寰时，端木也在现场，萧红将某一句临终遗言掷向自己的丈夫，倒也不悖常理。

然而，这里的疑问和龃龉依旧清晰可见：第一、端木的《红楼梦》情结毕竟属于端木，而萧红所说的“半部《红楼》”表达的是自己心中的遗憾，二者之间界域分明，即使是作家夫妻亦无法通约。而要化解其中的阻碍，唯一的可能便是当年的端木曾经表示过将来要同萧红一起续补《红楼梦》，只是迄今为止，我们在萧红和端木的著作以及其他材料中，找不到这样的信息。因此，将“半部《红楼》”落实到端木身上，甚至同他晚年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联系起来，也就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第二、萧红临终之时，与端木原本就不甚牢固的感情纽带已经出现很大的破裂。按照骆宾基的说法，当时的萧红一再明言，“我早就该和T（指端木——引者）分开了”，“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们不能共患难”，而且还留下了写有“我恨端木”的小纸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当年的端木确实向萧红谈起过将来共同续补《红楼梦》的话题，然而，内心怨愤充塞的萧红，又怎么可能将其作为心中念叨再三的最大遗憾？由此可见，联系端木的“红楼”因缘来解释萧红的“半部《红楼》”，仍然困难颇多，难成定论。

四

那么，萧红遗言中所说的“半部《红楼》”究竟指的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有一种几乎是顺带说出，常常被研究者普遍忽视了的意见，其实更有关注和审视的价值。

《萧红评传》第六章，着重介绍萧红到香港后的创作和生活情况，其中写到萧红“半部《红楼》”的遗言时，葛浩文和骆宾基一样，在正文之外加了注释：“这‘红楼’或许是她所计划写的长篇，如今无法得知。”这里，尽管作者的口吻很有些小心翼翼，欲言又止，但透过其中的注中之注，我们还是可以获知，在他看来，萧红所说的“半部《红楼》”，很可能是指她自己最终未能写完的长篇小说《马伯乐》。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陆续写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文版1979年9月在香港初版。从书中内容及注释看，葛浩文显然熟悉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因此，他也应当看过骆氏关于萧红“半部《红楼》”的注释。倘若这种推论可以成立，那么葛氏说“半部《红楼》”是指《马伯乐》，实际上是对骆氏观点的否定和矫正，只是葛氏将这一切表达的漫不经心，不动声色。

在我看来，葛浩文将“半部《红楼》”归之于萧红自己的创作，委实是一种明智的、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很自然地化解了“半部《红楼》”的说法在与《卢代之死》或端木蕻良相联系时所出现的种种矛盾与症结；更重要的是它推开了通往萧红心灵纵深处的一扇门扉，使我们愈发清晰地认识了萧红之所以是萧红——在即将告别人间之际，未完成的文学创作是她最大的遗憾、最大的不舍，由此可见，文学创作早已构成了她活着的要义和生命的天空。至此，我们更加理解了端木蕻良为什么要说创作是萧红的宗教；同时也真正懂得了萧红在艰难动荡的跋涉中，为什么还会有一种身处“黄金时代”的幸福感。

当然，对于葛浩文的说法，我也想做一点修正和补充。这就是：萧红心中的“半部《红楼》”可以是《马伯乐》，但却未必仅仅是《马伯乐》。在萧红没有明确交代的情况下，我们做过于具体的认定，未必就符合作家的原意。而事实上，在香港期间，萧红已有计划乃至构思但未及动笔的作品尚有多部。譬如，她曾告诉骆宾基，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而在致“园兄”（华岗）的信里，她则谈到了另一部准备撰写且已有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设计的以革命者恋爱为内容的长篇小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所有这些已进入孕育过程的作品，都可以说是萧红心中的 “半部《红楼》”。甚至可以这样理解，萧红所说的“半部《红楼》”，就是指她原本不应该过早夭折的文学生命，因此，包括她所有想写而未能写的作品。

五

行文至此，萧红心中的“半部《红楼》”已经大致合理地浮出水面，按说，我这一番解释也该结束了。然而，不久前由李樯编剧、许鞍华执导的以萧红为主人公的传记影片《黄金时代》在全国放映，其中对相关细节的处理，又使我觉得还有花点笔墨，稍加枝蔓的必要。

《黄金时代》讲究材料的严谨，追求历史的再现，为此，影片在镜头与画面的叙事中，引入了大量萧红作品中的文字和多种多样的历史记忆，但是，萧红临终时关于“半部《红楼》”的遗言，却被意外地舍弃掉了。影片何以如此？当《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就这一问题与编剧李樯作交流时，李樯的回答是：“一开始我写了，后来觉得，因为这是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里的文字，我觉得骆宾基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点文艺腔了。对萧红倾注了太多的主观情感，有点过度煽情、自伤自怜的意味。我觉得反而会削弱萧红对生命的这种力量。同时也因为影片的篇幅，这段话并不太必要，萧红不说这些话，照样有力量，她说了，只会让人伤感，仅此而已。”

由此看来，《黄金时代》之所以没有选用萧红“半部《红楼》”的遗言，虽然也有电影容量和艺术效果之类的考虑，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应当是李樯不曾完全明说的一点：萧红所谓“半部《红楼》”的遗言，是由倾听者骆宾基转述的。而骆宾基在转述萧红这段话时，明显失之“文艺腔”，同时也过多地投入了主观情感，结果让人觉得是在自说自话，有些矫揉造作，以至影响了这段话本身的真实性。这里的潜台词庶几是，编导者不愿将一段有些可疑或疑似走样的人物语言，放到力求还原历史的传记影片中。

面对大量的有关萧红的史实与史料，《黄金时代》的编导者自有选择和舍弃的权利，但是，他们以怀疑“半部《红楼》”说法的真实性为理由将其拒之银幕之外，却不能不说失之简单和草率，甚至有些庸人自扰的味道。平心而论，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尽管有一些微观上的粗疏与穿凿，但其整体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还是经得起学界挑剔和时间考验的。具体到再现萧红遗言时的文字，不仅特殊的细节十分真切，难以编造，而且遗言本身的修辞用语也完全符合萧红的性格与身份。唯其如此，这段记述被大多数关心萧红的读者和研究者所认可、所接受。

至于李樯从“半部《红楼》”里听出的“文艺腔”，我觉得，恐怕主要是一种因世风转换所引起的审美错位。要知道，经历过“五四”或“五四”余韵的那一代人，尤其是作为社会知识精英的进步作家，面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尽管不断遭遇同环境的冲突以及来自命运的迫压，却始终不弃一种浪漫情怀和理想色彩。反映到那一代人的作品行文乃至语言表达上，就是总有一种诗性的、高蹈的东西在穿行、在弥散。这种特质可以从鲁迅、瞿秋白那里找到，在萧红身上亦有充分的体现。而“半部《红楼》”的遗言只是这种特质的悲剧性一闪。应当看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浪漫的、理想的、诗性的、高蹈的特质，曾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种合理的存在，然而，到了日趋物质化、速度化乃至实利化和粗鄙化的今天，这一切立即呈现出与时尚——包括语言上、趣味上和心灵上——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足以让李樯这样的专业人士在遭遇骆宾基——萧红的“半部《红楼》”时，感到恍如隔世，疑虑重重，直至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回退？个中真谛，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