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语文质量”浅说

北京　王尚文

语文讲堂

吕叔湘“语文质量”浅说

北京王尚文

吕叔湘在1963年写的《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一文中就已提出“语文质量”这一概念。吕先生所说的“语文质量”和我所说的“语文品质”所指也基本相同。“语文质量”说的就是语言作品能否“正确地使用语文”，而语文的使用说的就是遣词造句，再就是谋篇布局，当然也包括汉字的书写。“语文质量”和 “语文品质”衡量的具体对象都是语言作品的语言表达，而非语言所表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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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读《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惊喜地发现吕先生早在1963年写的《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一文中就已提出“语文质量”这一概念。他虽未就这一概念本身展开系统、深入的论述，甚至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说，看起来好像只是在行文时不经意地带出而已，但其意义却千万不容小觑。我阅读时不禁感叹：倘若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当年就能够充分重视吕先生提出的“语文质量”及相关理念，五十多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啊！联系我自己近年关于“语文品质”的思考，不禁想起《庄子·秋水》里的话：“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一

我所说的“语文品质”其实就是吕先生所说的“语文质量”，却比他晚了五十几年。首先，“品质”和“质量”本来就是同义词，起码两者的含意、运用都有交集。梅家驹等人编著的《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就将“品质”“质量”归为同义词；袁晖主编的《新华同义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阐释了“品质”的词义后，特别注明“‘品质’还指事物的质量”；张志毅、张庆云编著的《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 （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同样说明“品质”“有时指物品的质量”；朱景松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也认为 “‘品质’还可以表示产品的质量”。可见，从词义的角度看，“语文质量”与“语文品质”可以说就是同义词。

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吕先生所说的“语文质量”和我所说的“语文品质”所指也基本相同。“语文品质”是指一篇言语作品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等方面表现出的语言表达水平的高下优劣，而非它的内容品质如何；仔细研读吕先生的相关文字，可以肯定，他所说的“语文质量”基本上也就是指一篇文章“用字眼、造句子”（《吕叔湘语文论集》，第331页）的好坏状态。《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一文有两处提到“语文质量”，一处是：

我要代语文教师呼吁一下，请求各科的同事和他合作，都来关心学生的语文，对学生的语文负责。消极方面，给学生树立好榜样。如果语文老师说某一个字不能这样写，学生说数学老师就是这样写，语文老师怎么办？积极方面，各科教师都应该要求学生在回答提问和书面作业的时候正确地使用语文。不能因为不是语文课就可以在语文上马马虎虎；正如语文课虽然不讲各科知识，可是不能让学生在作文里任意颠倒史、地、理、化方面的事实。分科教学是为了工作的便利，学生所受的教育是整个的，是不能割裂的。不但各科教师，学校行政也应该关心学生的语文，对学生的语文负责，每出一个布告，每发一个通知，每做一个报告，都应该检查一下语文质量，包括错别字在内。总之，要在整个学校里树立起正确使用祖国语文的风气，学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正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另一处是：

平心而论，近年来出版物的语文质量是大有提高的。但是出版物是如此之多，光是大大小小的报纸，一天就得印出几百万字，哪能尽如人意？

从以上所引文字，我们分明可以见出如下两点：一是“语文质量”说的就是语言作品能否“正确地使用语文”，而语文的使用说的就是遣词造句，再就是谋篇布局，当然也包括汉字的书写。由此做出 “语文质量”和 “语文品质”所指基本相同这一判断是符合事实的，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二是“语文质量”和 “语文品质”衡量的具体对象都是语言作品的语言表达，而非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吕先生所说的“每出一个布告，每发一个通知，每做一个报告，都应该检查一下语文质量，包括错别字在内”，一望而知，他所谓“语文质量”显然是指“包括错别字在内”的语言表达情况如何，而不是指布告、通知、报告写了什么内容。上引第二段引文所说的“大有提高的”毫无疑义也是指“近年来出版物的语文质量”，即“包括错别字在内”的语言文字使用方面的质量。

如果我一开始想到“语文品质”这个概念并拟做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时，就能发现吕先生的“语文质量”这个概念的话，我一定不会再用“语文品质”的概念。两者同义，何必另起炉灶呢？不过现在，我却希望能够继续沿用“语文品质”。主要理由是：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比起“质量”，“品质”一词似乎与人的行为和作风所显示的思想、认识、品性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参见《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8、6031页），而我始终认为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固然是一种技能、技巧，但往往不可能和言语主体的思想、情感、个性等完全脱钩，恰恰相反，两者的联系常常是相当紧密的。试比较：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秋夜》）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言语主体之所以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之所以这样说而不那样说，起主导作用的明显就是思想感情，绝对不单纯是技能、习惯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吕先生的相关表述有欠周到之处。他说：

现在来谈谈学习语文的过程。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不过语文活动的生理机制比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更加复杂罢了。任何技能都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不正确就不能获得所要求的效果，不成其为技能。不熟练，也就是说，有时候正确，有时候不正确，或者虽然正确，可是反应太慢，落后于时机，那也不成其为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以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凡是习惯都是通过多次反复的实践养成的。

这些话都没错，但说“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以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凡是习惯都是通过多次反复的实践养成的”，却没有提到言语主体的思想情感在“使用语文”过程中的作用，不能不说是留下了遗憾。特别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是把“从事语文教学必须认清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作为“两点基本认识”中的一点来说的：

我要谈的有两点。第一，我认为每一个做教学工作的人必须首先认清他教的是什么……其次，我认为从事语文教学必须认清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

语文是人文课程，“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绝无可能与学习者的精神世界是绝缘的。“语文质量”“语文品质”，以何者为宜，浅见谨请方家和同行们指教。

二

倘若我的一得之见果真有点道理，那也并不说明我在这个问题上就比大家、权威高明。在我有关“语文品质”的系列文章里，没有怎么提到错别字的问题，而吕先生就一再指出语文质量“包括错别字在内”，在这本集子里还有专文《错字小议》对比加以论述。该文精辟地分析了错字的来源、发现的难易、后果的轻重等，最后还提出了有效的应对办法。

我在《吕叔湘语文论集》一书中搜寻到的与语文质量相关的部分，无不论述精辟，见解独到，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限于篇幅，我这篇短文无法全面引述，只能约略地谈谈自己的一点学习心得。

首先是他对语文质量的重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他认为“语文”不单是语文教师的事，各科教师和学校行政领导既不应该也无可能置身事外，大家应对学生的语文共同负起责任来，因为“正确使用祖国的语文”，在学校里又有谁能够例外呢？他一再强调“用字眼、造句子”不是无关紧要的所谓“小节”。例如有的新闻报道常有时间、地点、数目前后账合不拢的问题，他举了《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例子：“1924年沙特攻占汉志，把侯赛因逐出阿拉伯半岛……侯赛因被逐出阿拉伯半岛后，英国于1921年扶植他三子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吕先生说：“这里的1924和1921合不拢。如果这两个年份都不错，‘侯赛因被逐出阿拉伯半岛后’的‘后’字就有问题。”

这类问题在报纸、杂志、书籍中尚且不是小事，对于专门学习正确使用祖国语文的语文课来说应该就是天大的事情了！

我觉得，一篇文章的语文质量高下优劣，以及能否对其高下优劣做出准确的判断，取决于文章作者和评论者的态度是否认真，语感是否敏锐。从上文之例我们就可真切地感受到吕先生极其认真的态度和极其敏锐的语感。许多作者、编辑、老师（包括教授、博导）就缺乏吕先生这种较真的精神和敏锐的感觉，常常弄得笑话百出。最近我看到这么一个大笑话：

某211名校有这么一位教授，在其专门评价人物的大作中有这么一段类似相声小品的文字：李自成的爱将刘宗敏抢夺了安禄山的爱妾，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吴泽顺：《野猫禅》，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说实在的，我笑不出来！

语言文字的使用，对于个人来说有时关乎人品，在某一时段许多人所表现出的共同特点，还可能形成一时之文风。吕先生指出：“文风问题牵涉许多方面，从思想方法到选词、造句、使用标点符号，都有关系。”对我们当下特别有警示意义的是他对中学生“多用套语”的恳切批评。在《文风问题之一》一文中，他说曾看到几篇竞赛得奖的中学生作文，把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段落抄录下来，并做了语重心长的点评。他尖锐地指出：“多用套语不是写文章的正经路子；相反，很容易把写作的人引到邪路上去。”限于篇幅，我只录如下一段：

青春啊，该怎样度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在这仅仅一次的生命中，迸发着火花的青春时代更是短暂，更为宝贵。该怎样度过，该怎样度过呢？我不愿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蠢事，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庸人；我讨厌整天无所事事，只顾自己小家庭的可怜虫。我要学习雷锋……我要学董存瑞……我要学×××、×××。他们在“为祖国而学”的巨大动力推动下，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心血，凭着他们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顽强刻苦的学习精神，攻克了科学道路上的一道道关卡，创造出“惊人的结果”。他们是中国青年的骄傲，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青春是绚丽多彩的。

让我吃惊的是，我曾把这段文字请好几位现在的中学生和大学中文系学生看，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文章不错，有一位中学生还说，这样好的文章，我是写不出来的：足见已经病得不轻！吕先生特别提醒语文老师、报刊编辑不要有意无意地把多用“现成话语”作为写作语言表达的导向。比起吕先生当年所见，这种文风现在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笔在邪路上走，实际上是人在邪路上走，竟不自知为邪，或以为这就是康庄大道，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与文风相关的，特别明显的还有吕先生指出的下面两个问题。

其一是乱用成语。吕先生说：“成语之类的东西，当然有用，是要用得恰到好处。什么叫恰到好处？有两层意思。第一，要在非用不可的时候才用……第二，不能接二连三地用。”

其二是耍“花腔”。我觉得问题比多用成语又要严重得多。先看他发现的《人民日报》上的例子：

晨曦，采一把带露的鲜花，摘几枝含苞的杨柳，这是时间留下的见证……我看见，你们用炽热的鲜血浇出青松绿杉的圈圈年轮；高楼矗起，你们向宇宙探讨着人生……时间啊！有时像雷电一闪而过……有时把希望、回忆压缩在流水之中。

吕先生指出：“这就是那种扭扭捏捏的‘花腔’。这种文章乍一看似乎很漂亮，可是禁不起推敲。拿上面抄来的例子来看，试问：含苞的杨柳是个什么样儿？又怎么是时间留下来的见证？怎么用鲜血浇出年轮，怎么向宇宙探讨人生？ 时间又怎么压缩希望和回忆，怎么把它压缩在流水之中？三问两问就变成一堆无意义的废话。作者能用大白话说说究竟都是些什么意思吗？”

以上内容，只是管窥筐举而已。有的人或许会嫌太琐碎，其实这绝不是琐碎，而是具体。据我个人的体验，说语文品质，谈抽象的原则、标准容易，难就难在具体，不做空头文章；至于要说出之所以如此判断的道理来，那就还得有精深的理论修养。总之，论者的水平往往就体现在具体上。

读吕先生的文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高山大海般的大家风范，由于学问的深广扎实，所说往往发人所未发，举例则是信手拈来，无不自然生动确切。吕先生的语言表达具有极高的语文品质，总是让人如沐春风，享受到一种审美愉悦。

作 者： 王尚文，当代语文教育家，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出版有《语文教学导论》《语感论》《语文教学对话论》等专著，主编有《浙江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新语文读本》等。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