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
——《自由民主探源:徐润第、徐继畬散文中外百年解读》序

2016-03-15 02:00美国龙夫威曾燕涂楠
名作欣赏 2016年22期
关键词:费正清巡抚

美国 龙夫威 著 曾燕 涂楠 译

读书论道

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
——《自由民主探源:徐润第、徐继畬散文中外百年解读》序

美国龙夫威 著 曾燕 涂楠 译

本文回忆了博士论文《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的形成过程和中国学者任复兴先生翻译出版此书的艰辛历程,以及通过此书,两位中美徐继畲研究者建立的深厚学术友谊。如今,由任复兴先生编著的徐润第、徐继畬文集即将出版,相信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启示。

徐继畬 徐润第 任复兴 开创性专题 儒家文化 中国出路

为任复兴先生所编著的徐润第、徐继畬巡抚父子文集这一开创性研究成果作序,使我深感荣幸。在19世纪,引发巨大变局的挑战与中国不期而遇,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回答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两位徐氏学者共同建造了一座文献宝库,在宽广无垠的领域,揭示了儒家创造性思想的洞察力,既展现了问题的复杂性,又揭示了解决问题的潜在可能性。

1962年至1964年,作为斯坦福中心的一名研究生,在台湾期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到那里的第一年年底,我对试图探讨19世纪中国才智之士,是如何获得外国思想并为其所吸引,同时又为维护自己的传统而苦斗这一话题,发生了历史学兴趣。为此,我开始阅读鸦片战争时期——这场战争警告中国学者,他们的世界将面临改变——的清代文献,包括林则徐、魏源和其他人的著作。不久我又发现了徐继畬巡抚的著作,极为明显的是,他的观点与他同时代的所有著名人物都不同。他不仅努力避免用轻蔑偏激的字眼称呼外国人,而且他论述域外世界的观点,表现出了非凡的自由宽容。

1964年,我进入哈佛学习,在费正清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合乎逻辑地,我的选题是由他自己为今后的研究焦点而确定的,换句话说就是徐巡抚的人生历程。我总是想,费教授他自己也深感处于徐继畬式的困局中。作为两大敌对政治体系的中间人,他俩都因努力向自己国家的同胞揭示单纯的真相而受谴责。费正清在20世纪50年代,因同情中国而受到约瑟夫·麦卡锡追随者的严厉批评,如同一个世纪以前,徐巡抚被冠以出卖中国利益的罪名,受到极端守旧派谴责而被开除公职。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这些哈佛大学的学子们,在努力探寻中国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之后,观点开始分为两派。确实,当时为数可观的大学生、研究生接受黑格尔/马克思的观念,认为根本的革命斗争是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手段。另一些人(包括我)怀疑太急剧的变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混乱,将抑制中国创造型人才的生成,也抑制创造型体制的孕育,以至于阻碍现代中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我继续进行徐继畬研究的那些年月,中国正处在混乱时期(我只能想象任先生在追求他所感兴趣的同一主题时所面临的危险境况),我越来越钦佩巡抚的杰出智慧。

在费正清教授的指导下,我的研究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博士学位的论文课题,1970年的论文最后又编成一本著作——《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此后我转向别的研究课题,但徐继畬的人生历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十五年之后的1990年,费正清教授打电话问我:“你是否知道你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这对我来说是新闻。他已收到译者任复兴寄来的三本译本,并让我到他办公室取其中的一本。他当时很自鸣得意,我也是如此,尽管拿到此书是意想不到的突然。我在此书中的一些断定——举例来说,中国最近的历史表明,它已经偏离了徐巡抚及其同道提倡的温和中庸和务实的路线——可能被视为对“毛模式”的批评。我认为出版中译本,即便不是幻想,至少也是可能性极小的事。

后来我得知,由于任复兴为重振徐继畬记忆的献身精神,他1988年从北京查阅复印了拙著《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立即告知北京徐士瑚教授。可敬的徐向前从徐教授处闻讯后,从北京图书馆借阅了拙著,并欣然应请担任徐继畬研究会名誉会长。1989年,拙著由任复兴译成中文稿并经同学康立勋校订。

如果有什么事情能做见证,使我们回忆起1989年中美关系降到何种地步的极端低点,那么,围绕任先生译稿的出版,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他请新华社长穆青说话,责成所属新华出版社承揽这一事项,但是该出版社社长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一危及全出版社员工饭碗的出版事项,说:“即使他们开除了我,我也决不敢出这本书!”但是,奇迹中的奇迹,巧合的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梁衡,卡住了另一出版社一本被认为是淫秽的书;作为放行色情书的附带条件,那位出版商无奈地出版了任先生的译本。

有趣的是,尽管任先生想给哈佛大学出版社写信,以获得他的译稿的安全许可,然而他担心在这时候与一家美国机构联系,将使该书的出版成为泡影。但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给费正清教授写了一封信,并赠送他、我和哈佛—燕京图书馆各一本(该馆回复他一封谢函)。

我们的生活终于相交,取得了直接联系。由任先生带头,开始了对于我来说是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和令人兴奋的事件。1991年夏天,他组织了一次中国近代史学的国际会议,研讨和辩论徐继畬的角色,应邀出席这次重建历史的会议,并与众多杰出的与会者相识,对我来说是莫大荣幸。同样鼓舞人心的是,参观徐的诞生地,看了他的村子及山西周边农村后我发现,这里为他在晚清沿海地区和北京外交关系中扮演一个凄美的角色准备了条件。我们接着拜谒了任先生最近刚修复的徐继畬墓(此墓曾遭到红卫兵破坏但未被毁灭),拜访了徐家祠堂(红卫兵留下的粗鲁“鬼子”字样依然可见)和平遥,参观了徐巡抚被罢官后执教授业的平遥书院——我从来不曾想到这一切会成为可能,此行使我更充分地了解了徐继畬的根。当我回到剑桥后,费正清教授请我去他家做一个全面汇报。他的妻子威尔玛告诫我,因为先生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我只能与他谈十五分钟。但先生对所听到的信息十分入迷,不肯让我离开,就这样四十五分钟很快过去了(而威尔玛对我俩则是十分无奈)。

1995年,任先生在北京和忻州又组织了一次研讨会,纪念徐继畬诞生二百周年。我又一次以极大荣幸受邀,与其他学者和官员们一道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前门大厅内举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对可敬的徐巡抚的纪念仪式。在山西,我看到了任先生为推崇徐继畬而新刻的墓碑。2002年,我再次荣幸地参加了任先生在山西组织的第三次学术会议,主题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及徐继畬的历史角色。让我再一次感动的历程是,参观了徐氏诞生地附近的唐代寺庙,五台山华丽精致的寺庙群,以及平遥古城,这里有徐巡抚在那里生活时常去的孔庙——所有这些都说明,尽管徐继畬的智慧向不同制度体系开放,他却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地带的深沟高垒中。

不过任先生的努力并不仅限于中国。1997年他接受我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到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并在剑桥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做研究,在那里他查阅了有关徐继畬的史料。他在美国逗留的几个月使我们之间的学术关系发展成为一种友情,我更加佩服他在研究中所付出的努力。

在美国期间,任先生和我组织了一次在华盛顿特区华盛顿纪念塔举行的徐继畬纪念仪式,缅怀这位先贤早期赞颂乔治·华盛顿为值得世人尊重和效法的英雄人杰。纪念塔内高高地镶嵌着一块碑铭,上面镌刻着摘自徐著《瀛环志略》的长段文字,明示华盛顿的美德:他作为一个理想的领导者,率领人民获得了自由,但作为一位政治家,他成功地达到目标之后,毅然放弃权力,回到自己的农场,拒绝做帝王。任先生和我以为这是一个极为合宜的地点和时机,它能提示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历史关系。中美外交代表、学者和记者出席了仪式。

事实上,在华盛顿纪念塔纪念徐继畬的特殊意义,在随后克林顿总统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得到引用证实。

在过去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我见证了任先生不知疲倦的奉献,而且几乎是以只手推进一个领域。也正是由于他的努力,该研究领域现在可以被正当地标记为“徐学”。他不停地工作:组织会议,建立徐继畬研究会,翻译资料,撰写文章,收集汇编材料,等等。数十年后,任先生的工作终于达到制高点:这部意义深远的调查——徐继畬及其父徐润第和文集即将出版。

任先生这部史料丰富的开创性专题文辑,为徐氏的学术和思想特质提供了答案,终于开辟了新的前景。我当年的著作,对徐继畬的研究很有限,存在不少缺陷,只是初步的。显然,徐巡抚的变革主张,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洞察基础之上,但我只是推测这主要与其思想观念的特殊因素相关。很明显,他并没有抛弃中国传统,我推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变革所持的独特开明态度,或许能从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引申和重新解读当中得到佐证。

与我个人不确定的推测形成对比的是,任先生此书清楚表明,徐继畬对西方独立、自由和民主理念的赞赏,源于他父亲对中国古典思想的诠释中“人的基本权利是天给予的”的主张。事实上,“天命之谓性”“立”“自由”这些字句,明明白白出现在徐润第著作的第一页,是他明确的讲学宗旨。这一本源性的革命理念,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之中,并作为根本的制约力量,防止权力滥用,依据天赋性命剔除暴政。徐氏倾心于乔治·华盛顿的功绩和美国推翻英国统治的壮举,清楚地反映出他发现了中国理想和一个域外国家及其领导者行动之间的共同之处。总之,任先生的研究表明,基于对中国文化深邃透彻的理解,徐继畬既能放眼世界寻找极富吸引力的变革榜样,同时又能审视中国固有的丰富传统遗产,从而为现代中国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找到出路——也许可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

作 者:龙夫威,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名誉教授。

编 辑:斛建军 lh9189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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