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激烈变革时期掌舵者的踪迹
——建国后《毛泽东年谱》第2卷阅读札记

林俊德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 福州 350001)

社会制度激烈变革时期掌舵者的踪迹
——建国后《毛泽东年谱》第2卷阅读札记

林俊德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 福州 350001)

建国后《毛泽东年谱》第2卷真实记录了我国社会制度激烈变革时期毛泽东主席的所思、所为，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心系人民、敬重人民，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团结多数、戒左戒右，谦虚谨慎、勇于自责，实事求是、注重实践，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等卓越才能和高尚品质；也呈现了他在过渡时期社会性质判断、农业合作化、胡风案件等问题上的失误。这是新中国历史的重要一段，《年谱》将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思想、行动和盘托出，有助于人们了解他的一些重要观点、主张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认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

毛泽东；年谱；探索；远见；失误

近日读完建国后《毛泽东年谱》第2卷(1953.1—1956.9)，感触良多。《年谱》所及是社会制度激烈变革、人们思想深刻变化的时期。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主席紧紧抓住制定和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主题，起草宪法、召开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予以通过，将党关于国家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主张转变为国家意志这个关键，驾驭中国这艘巨轮朝着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破浪前进。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言论、行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惊世骇俗的见识、震天撼地的气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并巩固了人民政权、恢复了惨遭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此后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这是1953年开始的这一时期毛泽东着重思考、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年谱》详尽记载了他的所思、所为。他反映广大群众愿望，集中全党智慧，制定了“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通过频繁深入各地调查，认真听取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综合分析研究，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暴露的问题中汲取教训，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提出了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一系列观点、主张，开启了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他提议筹备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起草、反复修改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主持召开八大，对七大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及其成就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尤其是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而丰富的成果进行了概括。这期间他的许多论述，就是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也极其深刻、十分新颖。例如：“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1]29“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1]33。这是1953年2月19日乘海军“长江”舰巡视长江时说的，正是我们今天大力推进的：建造航空母舰、打造能够投射远海的远洋舰队，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就是尚在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的界限，慢慢地就消失了。”[1]34这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党政关系，所谓党政不分的意思，就是党要统一领导，方针政策要统一；所谓党政分开，就是说具体业务由各业务部门去搞。”[1]40这是1953年2月下旬在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的。在共产党执掌政权的中国，这样认识党政关系可能更准确、更切合实际：党领导政，政执行党的指示，党政一致，所以他说“党政不分”；但是党与政毕竟是不同的机构、具有不同的职能，党不能取代政，更不能否定政，二者应该各就各位、各负其责，所以他说“党政分开”。“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1]458“就是一万年以后，人类还会有矛盾。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那时，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社会上还有美丑，无丑即无美。那时，还有真理，也有谬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1]640这些话今天听来似乎很平常、很自然，但是在讲的时候，1956年，不啻石破天惊！“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1]491不说别的，就说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它给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在说这些话的1955年12月，哪怕是最富想象力的人也想象不到。什么叫远见卓识？这就是！“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1]529这是1956年2月14日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时说的，清楚地表达了“制度更根本、更管用”的意思，是来自实践的真知灼见。“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我们有可能超过它”[1]537。尊重先贤而不迷信先贤，承认先进而敢超先进，这既是一种思想作风，也是一种气派和心态。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态度、求实精神和雄心壮志、豪迈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所得税的制度还是进步的，我们将来要采用的。不仅对资本家要收所得税，对工人、农民、机关人员都要收所得税。”[1]559很长时间我们把所得税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产阶级调节内部关系、进一步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谁会想到它还有进步性？更有谁会想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工人、农民、机关人员也要交所得税？毛泽东，能见人之所未见也！“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1]565这里肯定了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互相渗透的做法，对于形成军民融合的格局有重大意义。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1]563“共产党要重视民主党派，还要帮助民主党派自己重视民主党派。”[1]575这是共产党人博大胸怀的表现，也是明智之举；如何实现？民主党派要“万岁”，有赖于共产党的确认和支持，自身也要争气，要按照党派的要求把自己建设好，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和本钱。“犯人有权利争取改善生活，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应该按照他们应得的那种生活待遇予以改善。”[1]576谁否认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和保护人权，请他听听毛泽东是怎样说的吧！“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这是人民的感情，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取消或废除宗教，只有人民觉悟了，才会不相信宗教。伤害人民的宗教感情是没有好结果的。”[1]596-597这是对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方针的精辟阐述和郑重宣示。“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1]381。“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1]522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特地谈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和方式：“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建设强大，另一方面，要尽快收回台湾。有两个收回的时间。早一点，当然最好；迟一点，也可以。这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年，而是十年八年，甚至还要多。我们要同蒋介石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1]643仅仅过了3天，10月3日，他在会见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的新闻记者曹聚仁时又谈到这个问题：“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2]4(这是第3卷的内容，由于与前面谈论的问题紧密联系，先行引用。)这番话真诚、坦率地表明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和方略：台湾只要归还祖国，那里“一切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这不就是后来被誉为“最有天才的创造”的“一国两制”构想的初始的明晰的表述嘛！不过，我们决不能忘记，毛泽东也提到，“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就是要准备两手，不能只有一手！“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现在拿过来不见得有利。”[1]580-581“将来世界不打仗，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起来。”[1]535这可是1956年2月讲的，如今京津冀不是连了起来、成为一个大经济区了嘛！“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时间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十、四十年；第二种可能，根本不能打。”[1]632“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1]639历史正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言发展的！“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1]321-322毛泽东结合历史事实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1]308“中日若不友好，亚洲和平是不可能的。”[1]615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作出的这些论述、判断，大多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其价值和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我们不能不钦佩毛泽东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

二是着眼于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这是毛泽东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无论作何种决策，开展什么工作，采取哪样措施，都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的，以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为根据。他说：“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也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1]36这里说的是进行土改、发展生产以实现农民利益；其实，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从事的所有工作，从生产关系调整，到政治制度变革，到方方面面建设，等等，都是从亿万人民利益着想的，都是亿万人民愿望和要求的反映。只要是有利于广大人民改善生活、走向富裕的，就千方百计去争取；凡是人民群众暂不赞成或者反对的，就暂缓执行或者完全放弃。前者的集中表现是推进农业合作化。毛泽东，由于坚信农业合作化是亿万农民“由穷变富的道路”[1]29，“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1]187，他用很多时间、很大精力抓这项工作。他走遍大江南北，考察了诸多地方的农业合作组织，同中央、省、地、县、乡的许多干部直至农民谈了话，商讨合作化的步骤和方式、方法；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系列文件，亲自动手编辑材料书《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阅读、修改了各地送来的几百篇文章、材料，为104篇文章、材料写了按语，为全书写了序言，可谓殚思极虑、呕心沥血，使农业合作化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后者的一个鲜明事例是西藏民主改革。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接见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得尼，一再亲自给他们回信，还接待过数批西藏各界参观团、观礼团等。在这些活动中，他反复申明：“西藏的改革，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和寺庙负责人赞成，至少是他们的多数人赞成，才能进行。……总之，条件不具备就不要改革。要藏族人民自己愿意，不能将汉人的意愿强加于西藏人民。”[1]293“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办任何事情”[1]348。“改革要人民同意。人民怕，就等一等。现在不要去搞社会主义，西藏的事归你们管，你们藏人看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不赞成的就不办。”[1]456要不是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西藏的民主改革很可能要推到相当遥远的将来去进行，这也就是毛泽东强调的，“不能干人家反对干的事情，……要按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办事”[1]229。

三是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这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遵循和实行的根本领导原则。《年谱》表明，这期间任何稍微重大的事项都提请政治局讨论决定，决没有个人说了算的。毛泽东指出：“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1]199。他一再删去或修改有关文件、文章突出他的领袖地位的表述。1953年8月21日，审阅修改青年团中央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说明草稿时，在说明稿的“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语后加“和他的战友们”六个字；将“沿着毛主席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改为“沿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及其战友们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将“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改为“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1]153-154。1954年4月17日，审阅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干会上的发言稿时，将“依靠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改为“依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删去“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的“和毛泽东同志”六个字，又删去“这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特别关心分得开吗”中的“和毛主席”四个字[1]234-235。1954年11月20日，审阅国防部关于颁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一语中的“和毛泽东主席”六个字删去[1]315。还一如既往，多次(至少七次)删去有关文件、文章中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并两次批示有关领导照此办理或修改相关表述。1953年4月10日，阅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草稿)》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草稿)》，删去两个文件中几处“毛泽东思想”的字样，批示彭真：“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1]811953年5月24日，审阅萧克报送的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等三个草案的报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1]104所有这一切，说到底就是他在1956年8月上旬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初稿时，批注一段话指出的“为了不要个人突出”[1]599。

四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反“左”，也反右。这是毛泽东从事各项工作的着力点及相应的政策。1953年1月13日，在为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除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不爱国的分子以外，凡是一切爱国者、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而且永远是这样。”[1]9他十分注意团结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很重要的问题，……”[1]572民族资产阶级“起很大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某些时候比工人阶级的影响还大，所以对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就很重要。”[1]571他非常谨慎地对待知识分子：1955年8月8日，为转发河南省委转报的洛阳拖拉机厂临时党委关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报告，代中央起草批语，其中说：“既要肃清一切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并作适当的处理，又要团结、教育和提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好人(包括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在内)，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针对该厂参加坦白检举运动的工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48人中有重点斗争对象13人的情况，批语指出：“这个比例很大。现在假定这十三人都是有反革命的历史问题或现行问题的人，我们必须注意分别情节轻重，做出不同的结论，争取其中的多数人留在厂内，在领导控制和群众监督之下，继续工作，在工作中加以改造。只对极少数几个人，因为情节十分严重，留在厂内极为不利，可考虑另外的处理办法”[1]415-416。1955年8月22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修正草案)》时，在指示稿中的“对高级技术人员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也是不对的”一句后，加写：“对少数因有某种必要经中央或各省市委区党委批准暂时不去触动的人，不在此例”[1]421。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56年1月20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针对一些工农干部说的“不要他们(指知识分子)也行”，“老子革了一辈子的命，不要你也行”等等“很不聪明的话”，严肃指出：“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1]515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他说：“现在是搞建设。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但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队伍，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和专家。”[1]620他极为关注党的工作中时常出现的偏向问题，提出：“要戒‘左’戒右。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1]361这个指导思想既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即使在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时着力批右，也没有忘记指出必须注意防“左”。例如，在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他在肯定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许多争论之后，指出：“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1]449此后又多次说过：“都要对党负责，听招呼，反右纠‘左’都要听，实事求是。对犯错误的人不要过分责备。……领导者的担子很重要，不准乱刮风。”[1]451“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不要讳言‘左’的偏向。同必须克服右的偏向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地克服‘左’的偏向……”[1]455

五是谦虚谨慎，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勇于自我批评。这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工作作风，是他总是高人一筹、能够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的重要条件。这个时期，毛泽东即使是作一个批示、写一篇按语这样的并非特别重大的事项，都要送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审阅，有些还要征求相关人士的意见。他说：“凡重要问题不厌其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1]380“我这个人的指令如果不经大家议论一番，就不一定正确。大家互相监督帮助一番，就更有把握嘛。”[1]530他从不讳言个人和党犯的错误。他说：“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1]282他在同外国客人谈话时坦言：“我们也犯过很多错误，今后还一定会有错误。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是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1]589他对中央工作中犯的错误承担了责任：“我是中央主席，这些错误都有我的份。”[1]1491956年9月24日，在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他对于我党涉及南共联盟的两件错事作了自我批评，并由此得到教训：“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1]634

六是坚持和倡导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是毛泽东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而锤炼的鲜明的思想作风。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定自己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并非一下子就明确，更非完全正确。有一个生动的例子。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同印尼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等兄弟党领导人交谈。艾地说：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回应：“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1]547-548他还在许多场合讲过类似的话。另一方面是希望外国朋友把他谈的意见只作为参考材料来接受，切不可照抄照搬。在上述同艾地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1]548在不久后再次会见艾地的谈话中，他对当时印尼共产党斗争的主要对象和工作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末后一再强调，在这次谈话中所提出的一切意见，希望只作为参考的材料来接受，不要认为我们的一切经验对你们都是正确的。[1]552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时，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做法和经验。最后说：“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中国的经验有好的，有坏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不一定跟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作为参考则可，照抄则不可。照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1]5731956年9月25日，在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叙利亚、黎巴嫩等三个共产党代表团时，毛泽东回答了客人提出的一些问题，谈了对客人关心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尔后说：“我的意见并不见得合适，因为一个人看外国人的事常有错，所以只能做参考。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解决，错了吸取经验，对了就好。”[1]636-637

七是秉公处事、决不徇私，严于律己、公私分明。这是毛泽东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以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为宗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熔炉中锻造的高尚品格，是他深得人心、久久为人民群众所景仰和怀念的重要原因。《年谱》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让人动容。这里撷其若干事例。他不为亲友、故旧谋事、就学提供便利。1954年3月31日，他给大革命时期帮助过他的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彭石麟复信，就该友人请求帮忙解决有关问题一事表示：“尊事已托毛蕊珠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1]2301955年3月6日，他给早年在长沙读书时认识的周敦祜复信，对这位故旧提出的帮忙入学之事表示：“我对学生入学的事都不直接干与，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鉴谅。”[1]349-350类似的信件相当多。一面不帮这样的忙，另一面却尽力帮其经济上的忙，一旦得知哪一位亲朋故旧生活上有困难，即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们寄钱，二百、三百、五百不等，受他接济的人非常多，有的还不止一次、两次。这当然是对他们的真诚关爱，同时也可能有对无法帮忙谋事、就学等表达歉疚之意。他要求家乡的亲属过平平常常的生活，服从当地政府管理，不能有任何特殊的表现。1954年4月29日，他致信湖南省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就他的亲戚唐家圫文家有人来京看他、回去后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理一事表明态度：“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1]240这封信很有人情味，也很有原则性；既不因涉亲情而废规矩，也不因讲原则就弃亲情。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和胸襟！他为江青擅自提议给他在玉泉山建造的游泳池支付建造费。1954年4月25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办负责人，将他责成江青就此事写的检讨信付给他们审阅，并提出：“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指旧人民币，相当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五万元。——引者注)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1]237他拒收按规定付给的人大代表工作费。1955年3月14日，毛泽东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给的全国人大代表七个月的工作费350元一事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此项工作费，我不需要使用，应交给中央。此次送来的以及以后的，均请你交给中央会计机关。”[1]353他自觉承担了个人和家庭生活的一切费用，没有揩公家一分钱的油。这里将《年谱》的记载稍作延伸。网上披露，1990年10月，中央警卫局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在清理交接毛泽东遗物过程中，发现了毛泽东一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77年元月的生活开支账目，从生活费的收支报表到日用费开支，一项项、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据负责记账的人员介绍，毛主席住中南海，要交房租、水费、电费，使用公家的家具，如桌、椅、床铺、挂衣架等也要交费，冬天还要交取暖费，这些加起来每月120多元，占工资收入的四分之一。公务活动中喝茶也有规矩：到外地，一概自带茶叶；到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地方，如喝了那里的茶，就不定期或定期，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去结账一次。(有账可查)至于外出就餐自付伙食费，更是毫不含糊，决没有不交或少交的。1965年5月22日重返井冈山，5月28日离开，前后7天，付伙食费17.50元(每天2.50元)，粮票23斤。(有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开具的两张收据为证)毛泽东堪称共产党人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楷模。

《年谱》也让我们看到这期间毛泽东的一些失误，主要有三：

一是对过渡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不符合实际。在酝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1]31可是过了不久，他就批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1]115,116。过渡时期总路线定型后，他把过渡时期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国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此没有异议。新中国成立时形成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也应该不成问题。根据有二：第一，行动纲领规定的。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3]672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经毛泽东多次修改，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此作了结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4]492第二，客观实际体现的。新中国成立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联合，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政权，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将过渡时期看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把新中国成立时的社会看作资本主义社会，既没有理论根据，也缺乏实践基础。这一判断对于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时时担心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状态的形成，可能有一定关系。

二是对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过高。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是清醒的、冷静的。1955年3月上旬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谈话时指出：“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一九五七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1]350可是在考察了一些地区，为一些农民积极参加合作社的热情所鼓舞，又听了一些领导人的不实汇报，便转变了思路，主张加快进度，尽早实现合作化。他在同年7月15日与一些地方的领导人谈话时讲到这个转变：“关于合作社的发展，原来我也主张停一年，在南方不要办得太快。看到浙江、安徽都搞了好几万个社，我的主意变了，为什么其他省不可以多搞一些呢？”[1]399于是，就催促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1]367，严厉批评从实际出发、稳步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邓子恢等一批从事农村工作的领导同志，指责他们是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走快了、走快了的“小脚女人”[1]409，从而导致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三是对胡风开展了错误的批判。胡风的问题，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升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和声讨，直至作为现行反革命犯逮捕、判刑，还牵扯到一大批相关人士。毛泽东不仅领导了这场批判运动，还直接介入，通过汇编胡风言论材料、撰写“编者按”等形式予以批判。这许多按语，撇开所指对象，其言辞生动、犀利、泼辣，观点鲜明、尖锐、深刻，充满了战斗性，可谓政论文的典范。但是用在胡风等人身上，则多属不实之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复查表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案。

这一卷到中共八大闭幕(1956年9月)告终，既有篇幅限制的因素(每卷640多页)，也可能同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正确轨道上前进、少有重大失误的时期即将结束有关。

[1]毛泽东年谱:第2卷(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毛泽东年谱:第3卷(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4册[A].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刘滢】

The Tracks of the Helmsman during the Period of Drastic Changes in Social System- Notes on Reading A Chronicle of Mao Zedong，s Life (Vol. 2)

LIN Jund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Fujian Central Committee, Fuzhou, Fujian 350001)

Mao Zedong，s words and act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recorded in A Chronicle of Mao Zedong，s Life (Vol. 2) show his great foresight and vision as well as his outstanding talents and noble characters, featuring his concern and respect for the people,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under collective leadership, solidarity with the majority, on guard against both the left and the right, modesty and prudence, courage to introspect and examine himself, seeking truth out of fac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trict self-discipline and integrity. The Chronicle also reveals the mistakes he made on certain issues, such as his misjudgment on the nature of the societ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adical approach in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error in Hu Feng，s Case, etc. The Chronicle, constituting an important chapter of the Chinese his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unfolds clearly Mao，s thoughts and actions during that period, which would shed light on the shaping and evolution of some of his important ideas and propositions, and enable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arduous exploration for a path of socialism suitable for Chinese conditions.

Mao Zedong; chronicle; exploration; foresight; mistake

D616

A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码号

号】1674—0351(2017)05—0046—08

2017-07-26

林俊德，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