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文化还是政治？
——略论延安时期的青年现象

刘长军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清华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9)

生活、文化还是政治？
——略论延安时期的青年现象

刘长军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清华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9)

延安时期，全国各地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高度政治认同的现象。延安青年现象不仅仅是生活现象，更是特殊社会背景下的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凸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理论优势。延安青年现象导源于国共两党政治博弈的人心向背，表现为延安青年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当代价值最主要有两点，即青年人生选择的示范作用和中国共产党做好青年工作的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现象；青年工作

延安十三年(1936-1948)既是中国革命事业绘就辉煌的十三年，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青年运动蓬勃发展的十三年。毛泽东高度评价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1]568在中华民族存亡的艰难时刻，全国各地青年不畏艰辛、长途跋涉奔赴延安，他们克服诸多困难，以饱满热情投入中国革命，在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延安青年现象①，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延安青年现象是什么现象

延安青年现象，特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中，全国各地青年冲破阻挠、奔赴延安，追求真理、追随共产党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对中国共产党高度政治认同的现象。延安青年现象不仅仅是生活现象，更是特殊社会背景下的文化现象、政治现象。

第一，延安青年现象是生活现象。这一现象具有艰苦的劳动、共性化的社会变迁等特征。这是从所有青年都具有的社会化共性方面而言的，如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延安还是生活安逸的国统区西安，青年们都会遇到生活上的共性问题。但是，以不同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既体现了不同政党对待青年的态度，也体现了青年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选择。比如，1937年4月18日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记着：青年组织的工作中心，不是光秃秃的政治，不是干燥无味的宣传鼓动公式，而是那些全体青年人所关心的活生生的问题，工资、教育，做工时如何求得舒服一点，体育和运动的问题，关于家庭的人类关系的问题，美术和科学的问题，恋爱与社会的问题。”[2]455再比如，在当时西安的国民党年轻军官中，娶两房甚至三房妻子的有不少人。但在延安就不存在找小老婆的现象。延安青年的这些社会性特征，一方面可以说明延安社会发展的概貌和延安青年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则透显着延安青年的生活态度和社会价值观。

但是，我们研究延安青年现象，不能将视野仅仅囿于延安青年的社会化生活，更需要从文化视角和政治视角，将延安青年现象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范畴来考察，这样才能真正说明延安青年现象的特殊性，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延安是科学真理之圣地、民族希望之源泉，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人民群众最终选择共产党。

第二，延安青年现象是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具有知识青年多、创作的文化作品多、精神生活丰富等特征。一是奔赴延安的广大青年中，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包括自然科学领域，还有医学工科等领域。有些人甚至是行业的翘楚，比如哲学界的艾思奇、音乐界的冼星海、文学界的丁玲等等，都是才华横溢的青年。他们奔赴延安是为了追求真理，同时也给延安带去了知识、文明和科学。二是延安时期的青年群众，不断创作文化作品，丰富了红色文化，积淀了延安精神。众多知识青年通过编写红色书刊和学校教材、翻译宣传马列著作、创作文化产品、参加培训学校、开展红色文化活动，以及在穿衣打扮和饮食习惯等方面，都突出了党的社会价值观导向，体现了延安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特征。三是延安青年的精神生活丰富。虽然延安物资匮乏、生活条件恶劣，但延安青年苦中作乐，充分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积极组织各种文化社团，积极传播革命文化。比如延安战歌社、山脉文学社、文抗、延安作家俱乐部、鲁迅研究会、鹰社、怀安诗社、人民抗日剧社、陕北公学流动剧团、边保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易俗社、延安评剧研究院、延安业余杂技团、枣园文工团等等。

作为文化现象的延安青年运动，不但具有一般文化现象的外在特色，而且是延安军民精神文明不断陶冶的结果，融入到中国革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红色文化的基因之一，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第三，延安青年现象更是政治现象。这一现象具有彰显人心向背、有效政治参与、体现党的政治优势等特点。一是延安时期，全国青年奔赴延安体现了国共两党的人心向背。连国统区的艾思奇、何干之、丁玲等有志青年，都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奔赴延安，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青年了。广大青年奔赴延安的现象，背后反映出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和对青年的抢夺。“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3]181二是延安青年积极参加延安民主政治活动，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比如，参与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参与“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践、参与民主选举活动、参与管理边区的大政事务等等。在这些有效的政治参与中，延安青年的政治权利和主人翁地位得到了切实保障。三是中国共产党对延安青年的有效培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优势。广大青年在延安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青年、动员青年、组织青年，保证了延安青年运动的科学性。

可以说，延安青年在个人政治选择、团体组织活动、参与管理事务、精神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展现了强烈而鲜明的上层建筑色彩，体现了延安在复杂社会环境中阶级关系的变化。这些年轻人积极参与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进程之中，参与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之中、参与到延安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之中，推动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延安青年现象具有整体性。生活现象、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三者之间互融共通和相互支撑，有机地构成了延安青年现象的整体性。研究延安青年现象，首先需要确立研究视野的整体性意识或者总体性观念。但是，作为整体的延安青年现象，的确需要从生活、文化、政治等视角细化研究，以便更好地总结延安青年现象的经验和教训。实际上，延安青年现象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政治发展、军事斗争、阶级关系、政党制度、文化阵营等诸多矛盾关系的体现。因此，研究延安青年现象，更多地需要我们从文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视角来深入揭示这一现象的成因和表现。

二、延安青年现象的成因

延安时期，物资匮乏，条件恶劣。但为什么还会形成“万重山，难又险，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的壮观景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五个：

第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近代以来，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懈探索。但这些探索都失败了。只有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独立自主地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4]1098广大青年奔赴延安，奔向的是新中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广大青年奔赴延安、选择共产党，体现了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党的政治优势在青年群体中的反映。延安青年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发展的政治方向，以及国共两党的政治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高低。

第二，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毛泽东说：“延安的确不好，树木很少，经费不足；但是延安有民主政治，有政治自由。”[5]192彼时的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不良习气得以革蔽，三大优良作风得以弘扬，平等民主和勤俭亲民的新风尚得以形成。与此相反，西安的国民党军政宪却是官僚特权、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汤恩伯在河南的部队被百姓痛斥为祸害群众的“水、旱、蝗、汤”四害之一。难怪“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中外记者和美军考察组，在同时考察了西安和延安之后，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由此，延安成为全国抗日的堡垒、民主的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毛泽东等革命家的人格魅力。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家，既是普通革命者的一员，又独具人格魅力②，他们身上彰显了为民立命的民族大义、抗战救国的大局观念、追求真理的宏伟大志、视死如归的凛然大义、言论行事的一秉大公、待人接物的宽大胸怀、藐视困难的战略大气等高尚情怀。这些人格力量，是我们党弥足宝贵的精神财富，须倍加珍惜，弘扬光大。难怪外国友人盛赞：共产党真了不起，吃的是小米饭，啃的是《资本论》。革命家身上的人格魅力与红都延安的光辉形象相得益彰，吸引更多年轻人选择延安、追求真理、追随共产党。

第四，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青年政策。首先，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广大知识青年。毛泽东对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每到一百多人，都要亲自接见，并与他们亲切交谈”[6]207。其次，出台了鼓励保护青年的政策。为了能更好地吸引广大知识青年，中国共产党专门制定了有关政策。比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关于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等等。“对知识分子比较优待，教师的津贴一般高于党政干部。”[7]32再次，对广大知识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包括系统地学校教育、有组织地革命宣传、有计划地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等等，从灵魂上将广大青年塑造成与群众在一起的“工农兵”。最后，在工作中，以科学方法培养知识青年，提高他们的社会工作能力，不少人被委以重任，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地使用青年干部。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中着重讲述了如何使用干部的问题。他提出使用干部要坚决避免“打桩使用”的错误做法。打桩是农村老百姓盖房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主要特点就是众人用绳将桩缠紧，一人或几人一个绳头，合力将桩一上一下用以夯实地基。陈云用这个比喻，一方面是说明使用干部要讲究科学，不能忽上忽上，要注意青年干部使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要用历史的、全面的眼光来了解干部，要结合干部成长的历史来考察干部，避免片面性。[8]111-112

第五，有效地纠正了青年工作中的偏颇。总体上看，延安青年现象是正向的、积极的、健康的。这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广大群众的支持和青年群体自身的努力。但是在某个特殊时期，也存在一些问题，党对此进行了及时纠正。一是纠正了青年工作中的空谈主义。1936年夏天，《火线》第60期刊登了一篇大生同志的文章“平津二百多学生被开除与我们的空谈主义”。文章指出：“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原则指示，常常在口头上念得烂熟，可是从来也没有从实际上去了解它，和在实际上去运用它。他们简直是满足于背诵，安心于空谈。”[9]274对此，我们党提出青年工作要走出宅院、走出办公室、要从具体情况出发，防止空谈主义。二是纠正了青年工作中的教条主义。1938年3月，当时具体领导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地区的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冯文彬指出，青年团“盲目的照抄共产党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党做什么团亦做什么，党做一个政治决议，团亦做一个政治决议，党发一个宣言，团亦立即发一个宣言，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方式，是不适于青年的，是必然要走到脱离青年群众的。”[10]38对此，我们党提出青年工作要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不能本本主义。三是纠正了青年工作独立性问题。有些青年恃才傲物，不愿意听党指挥，不愿意走群众路线，起不到构架党与群众关系的桥梁的作用，使群众感到有些青年不好接触，影响了群众情绪。针对青年运动中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倾向，1936年11月1日，中央专门做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其中规定：“应该彻底改变在青年运动中的工作方式，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11]309“领导群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青年人决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这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求我们的青年到群众中去。我们的青年对于‘群众’两个字的观念常常是比较抽象的，有时把‘群众’理想化，有时看不起‘群众’，而不能活生生地去了解‘群众’。所以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实是开始领导群众时的必要的一步。”[12]54四是及时纠正了当时青年运动中的娱乐过度的问题。一些青年干部认为青年工作就是娱乐化，甚至不顾群众的反对，将正在干农活的青年组织起来搞歌舞、秧歌等，引起群众的反感。1937年2月19日，胡耀邦在《延安青年工作的一些经验》中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延安青年工作是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将党对统一战线区域工作路线在青年工作中具体化”。胡耀邦指出，一些同志认为，青年工作就是做好学校的工作就行了，而“学校的工作是什么呢？就只是一些文化娱乐的工作了”。[13]393五是纠正了青年运动中的“会务主义”。当时，有些青年干部热衷于开会，热衷于出席各种会议和混个脸熟。“一般的同志参加的工作部门太多，有的同志，参加民先、学联、学生会、同乡会、读书会、有的同志一天要开6个会，弄得精疲力竭，一事无成。”[14]540对此，我们党要求青年干部要从会务主义中解放出来，走到火热的群众生产和抗日战争中去。由于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上述诸多问题，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有效纠正了青年运动中的错误，使延安的青年运动迅速走上了正轨，保证了延安青年工作的正向性质。

三、延安青年现象的具体表现

延安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扎根延安，他们争做“最革命的青年”，书写了人生奋斗的青春篇章，为延安青年现象充铸了最核心的内容。

第一，积极参军抗战，用生命捍卫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团结抗战，救亡图存，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延安时期，广大青年积极拥军、爱军，踊跃参军到战争一线。党中央依据形势变化，适时改造共青团，多地成立抗日青年救国会(救国队、救国团)等。广大青年在安吴青训班、抗大等院校毕业后，直接开赴敌后和前线，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当时，毛泽东这样夸赞诀别国统区奔赴延安并且很想到抗战前线的著名青年女作家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第二，积极参加延安整风，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延安整风是伟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延安青年经过整风运动的洗礼，克服了自身缺点。他们的生活方式、劳动方式、写作旨趣、政治倾向、行为特征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世界观得以彻底改造，最终实现了从“旧我”到“新我”、从“旧人”到“新人”的凤凰涅槃。经过整风运动的延安青年，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当时的青年区梦觉曾感慨：“惟有经过这样的改造，才能成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才不辜负党的光荣称号。”[15]

第三，积极参与各项建设，切实推动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许多奔赴延安的青年，密切结合群众的需求，积极发挥自身特长，热情参与延安各项建设。他们或创作文化作品、翻译阐释宣传经典文献以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或参与延安民主建设以践行“三三制”政权，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或参加大生产运动、建设工业工厂以改善群众生活，推动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延安是落后的，但延安各界青年在困难面前不畏缩、敢出手，以苦为乐，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

四、延安青年现象的当代意义

延安是落后的，但延安青年的人生选择却是先进的。延安时期是短暂的，但延安青年现象的影响却是长久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研究延安青年现象极具现实意义。

(一)青年要有正确的人生选择

1.青年要紧跟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延安青年挺身而起，选择了共产党，因为有且只有共产党才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在当前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征程中，当代青年更要紧跟共产党，因为有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跟共产党，就是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时刻维护党的形象和声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当代青年最重要的政治立场。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16]256

2.青年要选择与群众在一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证明：只要青年与群众结合在一起，走群众路线，就能获得社会的尊重和事业的成功；反之则惘然。延安时期的青年，之所以能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得益于此③。当代青年的知识结构和成长阅历，虽较于延安时期差别很大，但青年与群众相结合的好传统不能丢。习近平指出：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3.青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延安时期的青年，在党和人民最需要、条件最艰苦的地方，留下了他们青春奋斗的身影。他们既不拈轻怕重，更不挑肥拣瘦。当前，虽然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祖国建设何其多，好儿女志在四方，要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4.青年要夯实根基、创客圆梦，实现自己的人生选择。延安时期的青年，以天做被、以地作床，在窑洞里和煤油灯下孜孜不倦地学习，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时代发展需要创新，需要青年作个“创客”。 习近平指出：“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17]青年要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这样才能在逐梦圆梦中激扬青春，在推进党的事业中实现抱负。

(二)共产党要做好青年工作

1.要重视青年，尊重青年，培养青年，使用青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延安青年现象之所以影响深远，与党的高度重视分不开。当前，中国共产党应结合时代变化和青年工作实际，从顶层设计上做好青年工作的统筹规划，从基层探索中总结青年工作的经验教训。青年工作只有从青年实际出发，才能有效果。毛泽东指出，照顾青年的特点，从马克思就有了，不是新的发明，是我们的老传统。首先思想上要高度重视青年群体，充分尊重青年诉求，切实保障青年权利。培养青年，要从塑造灵魂入手，确立紧跟党走的观念。同时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在实际工作中，要充分相信青年，大胆使用青年，为青年成长提供适宜的用武之地和锻炼平台。

2.要防止青年工作中的偏颇倾向。一是防止青年工作空转化倾向。青年工作空转化，就是青年工作的“宅化”。宅化式的工作方法，就是缺乏调查研究，只是文件的空转和空传，结果使青年工作存在真空里。二是防止青年工作贵族化倾向。从本质上看，青年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一旦不能真正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极易变成高高在上的科层官僚。延安时期，毛泽东告诫：“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1]566前车之鉴，后车之覆，这在延安时期已有教训。

3.青年工作要与时俱进、与时偕行。早在1940年，陈云曾经指出，青年工作的方法应当根据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抗战初期的扩军运动和一切青年中的动员工作，只要宣传号召，就可一呼而集。那末﹝么﹞，现在只靠从前的办法已经不够，而必须加强青年团体的组织和工作，依靠青年团体组织的力量去动员青年。如果没有青年群众内部的工作，不加强青年团体，不加强青年工作，动员青年就难有好的成绩。”[18]18时过境迁，虽然当前与延安时期在社会矛盾、阶级关系、中心任务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青年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的基本要求，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回望延安万千回，不忘初心得始终。延安时期的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选择了延安，选择了党，实现了人生价值。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角已经吹响，当代青年更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谱写为国尽力、为民尽才的时代华章。

注释：

①延安青年现象特指延安时期的青年现象，文中所指的延安青年，既包括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奔赴延安的青年，也指延安本地成长的青年。在不同的语境中，甚至还指两者的混合体，即延安时期生活在延安的青年。实际上，包括很多国外学者在内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了延安青年现象。在战争频仍的岁月里，甚至有海外人士专程赶赴延安、研究延安、宣传延安。他们在著作中多次提及有关延安青年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也有一些海外学者虽未到延安，但仍将延安时期的青年运动作为重要研究对象。这些代表性著作诸如E.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主义诞生的经典叙述》、N.威尔斯著《西行访问记》、J.贝特兰著《华北前线》、E.F.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H.福尔曼著《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G.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I.爱泼斯坦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班威廉和克兰尔合著的《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相处的两年》、M.塞尔登著《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等等。

②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人格魅力，正是通过再平凡不过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体现出来的。比如，在祝寿问题上，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决定不为自己作寿。这与蒋介石的风格完全不同。1944年，民主人士续范亭与毛泽东谈话时，了解到毛泽东在1943年的50岁生日时，竟然没有作寿，深感意外，遂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先鸣，好与先生祝寿考。与共产党做法相反的是，1946年，国民党大肆为蒋介石庆祝60岁生日。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喉舌《中央日报》不断造势，国民党军政宪教育等各个系统都从上而下，开座谈会、学术研究会、唱颂歌、贴标语等，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大兴个人崇拜。结果劳民伤财，民怨沸腾，群众对蒋家王朝的政治认同度反而急遽降低。参见朱翔《新闻媒体下的蒋介石祝寿文化探析》，《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5期。

③比如，24岁的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到延安后，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到的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你应该上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还嘱咐他，要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毛岸英愉快地前往吴家枣园，参加农业生产。同年秋天，毛岸英回到延安，毛泽东抚摸着岸英长满老茧的双手，夸奖说，这就是你“劳动大学”的毕业证。参见李向前主编《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页。当时，青年作家舒群曾经感慨地说：“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比较认识到另一个道理，到底什么叫做面向‘工农兵’。这就是说，我们要写他们，起码要写和他们有关的人和事……这就是新文艺发展的必然道路。”参见舒群《必须改造自己》，《解放日报》1943年3月31日。另外，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边区的生产建设，并在青年中开展多种劳动比赛活动。比如在青年工人中间开展“赵占魁运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增强了青年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参见杨长春《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载欧阳淞、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一册政治卷上，济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346页。

[1]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1937年4月18日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通过)[A]//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1935-1937).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3]陈云.关于干部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年12月10日)[M]//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永久奋斗(1939年5月30日)[M]//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

[7]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陈云.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M]//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大生.平津二百多学生被开除与我们的空谈主义(1936年8月31日)[A]//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1935-1937).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0]冯文彬.使青年运动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1938年3月)[A]//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1938-1940.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11]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1936年11月1日)[A]//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2]洛甫.论青年的修养(1938年4月12日)[A]//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1938-1940.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13]胡耀邦.延安青年工作的一些经验(1937年2月19日)[A]//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1935-1937).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4]张谨斋.关于半年来北平学生工作报告(1937年7月17日)[A]//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1935-1937).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5]区梦觉.改造我们的思想意识[N].解放日报,1943-03-08.

[16]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M]//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04/c_115639203.htm.

[18]陈云.华北青年工作中几个问题(1940年6月)[A]//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5册(1940.6-194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刘滢】

A Phenomenon of Life, Culture or Politics? -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Youth Phenomenon in the Yan，an Era

LIU Changjun

(Intercollegiate Collaborative Centre for Stud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tudies, Haidian, Beijing 100089)

During the Yan，an era, young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flooded into Yan，an to join the revolution, showing a high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rty. This phenomenon was not only a phenomenon of life, but also a phenomenon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highlighting the Party，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trength. This youth phenomenon manifesting as young people in Yan，an engaging actively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temmed from the popularity gained or lost in the political game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KMT. This phenomenon is still of great value today, for it has an exemplary role for young people in life choice and gives some insights for the Party in conducting the youth work.

Yan，an era;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youth phenomenon; youth work

D231

A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码号

号】1674—0351(2017)05—0099—07

2017-07-01

刘长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17年立项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编号：2017B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