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得益彰：抗战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与群众路线的形成

高中华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相得益彰：抗战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与群众路线的形成

高中华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党政军民之间出现了矛盾，加之官僚主义等因素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党在边区的领导和抗日大局。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群众性的双拥运动，从而密切了军队与政府、群众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不仅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而且实现与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二者同步形成，达到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与统一。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群众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双拥运动、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三大运动”，对确立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形成的原因、过程及影响，有所论及。有的著作指出党的一元化领导与群众路线构成了毛泽东政治工作的两条腿，观点中肯，但未展开论述，[1]116-117有的文章分析了延安整风对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挥的作用。①但对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二者同步形成的原因缺乏探讨。本文拟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来龙去脉，尤其对党的一元化领导与群众路线二者为何同步形成作一分析，以祈深化该专题的研究。

一、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引发的矛盾

(一)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经济困难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直接因素。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当时延安的财政严重困难，“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两次反动摩擦”，以至于红军“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处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也“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2]616-617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如不维持基本数量的军队就难以保证边区的安全，而经济落后的陕甘宁边区供养这些部队、机关、学校，就要筹措经费、增加公粮征收，这又势必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如遇到大的天灾或政策执行偏差，就更易激发更多的矛盾。

当时，陕北发生的“雷公劈死人”事件，给毛泽东以直接警示。毛泽东曾经讲：“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查找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1941年和1942年，边区遭遇到大的天灾，但农民交的公粮、公草、公盐并没有减少，致使农民的生产情绪降低。农民扩大的耕地仅60余万亩，仅占1939年的十分之六。农民养的牲口没有增加，也减少了。移民没有增加，也减少了，1942年只有4843户移民，其中仍有3527户外迁，主要原因就是“怕负担”。[3]179毛泽东批评军队与政府“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称这种“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做法，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承袭”。[4]618这些情况反映出党与群众的关系出现的问题。

(二)群众反映军政问题

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除了陕甘宁边区连年灾荒、征粮过重等因素外，还与基层组织不健全有关，而偶发的强行征兵也激发了群众的不满情绪，这些不满情绪主要体现在征粮过重、向干部说话难、强行征兵等方面。

群众反映了政府有征粮过重的情况。“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5]民众对干部的做法及作风产生了强烈不满。定边群众在演戏时化装成定边县长，“手中拿个募捐册向群众捐粮”，在闹秧歌中化装成边区三专员“穿的破烂，如讨饭的，手中拿个册子向商人捐款等”。政府干部认为“这是小的而且无耻的事”，群众“从这些地方来破坏我们信仰与污蔑我们”。[6]政府干部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只认为是群众对共产党存有偏见，这样更屏障了矛盾，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群众反映了“向干部说话难”的情况。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曾指出：“边区下级干部(部分)是变了质了，他们的一切要求和呼声，都是富农的要求和呼声。”一位同志从志丹来信，提出“请求干部和群众看齐”。为此，财政厅长南汉宸发出“同志们，这是一件多么痛心的事”的感叹，他要大家来讨论一下怎么来纠正“向人民说话容易，向干部说话就难”[7]226-227的不良倾向。1940年3月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群众说县级、边区一级的干部都好，但乡级干部太其害怕了。”[8]126-127“这次检查出来一七七个坏干部，有一百四、五十个是乡级的，这足证明下层组织的不健全。”但基层干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和群众直接打交道，关系“密切”。[8]126林伯渠在大会上使用了“坏干部”这个词，反映出边区政府已觉察到农民对边区政权产生了不信任感，意识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尚不健全。

群众反映了存在强行征兵的行为。陇东等地区就存在“有枪杆子才有工作”的情况。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谢觉哉指出：“陇东工作在枪杆子掩护下做，做的人和群众隔一条沟，群众有点怕。”所谓“组织”，就“多多多少不是自愿，没能体会群众自身的需要。”当时还存在着强迫命令等现象，如“只听一面之词来处理问题”；“个别下层政权机关握在坏分子手里，对穷人镇压”；“某些工作人员对上级恭维，对下级压迫”。[9]440谢觉哉指出，老百姓反映“不怕阎王怕小鬼”。这些官僚主义的体现，不仅在上层存在，而且越到下层越厉害。各处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9]441

概括而言，不管是群众反映的问题，还是党委发现的问题，都反映出在根据地的边区政府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军队中某些干部存在军阀主义，群众工作中存在封建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就会引发出诸如“环县事件”的类似事件。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群众路线，正因为尚未找到这样一条正确的群众路线，党的领导也就难以实施和贯彻。

二、生产运动中出现的矛盾

(一)从军人“请愿”事件到军队首先开展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日益残酷的对敌斗争形势，随着八路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不断扩大，牺牲、负伤的八路军与新四军战士不断增多。许多牺牲战士的家属及伤残战士也纷纷到根据地请求政府给予抚恤优待。[10]为了加强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工作，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抗日军人优待条例》，规定了优待抗日军人及其家属的具体内容。但由于边区经济困难，在政策执行上出现了具体问题，1938年初就发生了一起伤残军人找毛泽东集体“请愿”的事件。

1938年初，延长、延川、宜川等县200多名残疾军人提出要去延安向毛泽东“请愿”。毛泽东同意并接见了这些军人，向他们承诺妥善改善伤病员的待遇，把残废院改称荣誉军人教导院，并力改过去的错误方针。[11]50将“残废院”改称“荣誉军人教导院”，体现了对伤残军人的尊重。当时，边区约有5000多名荣誉军人，由政府依据负伤轻重发给抚恤费。边区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增加了抚恤金，对军人优抚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边区政府办有荣誉学校，每年向荣誉军人发放抚恤金。新成立的荣誉军人教导院共收荣誉军人2800多人。由于陕甘宁边区条件艰苦、缺医少药，有的伤病员主动提出回老家去养病养伤，不给政府再添负担。边区政府为他们发放了遣散费。从5月至8月，有近2000名伤残人员经妥善安排回到各省。

边区的经济困境及引发的诸多矛盾，引发了毛泽东等对如何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思考。他意识到，如再加重粮赋，会激发更多矛盾，很多事情将难以为继，只有开展生产自救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首先要求军队开展生产自救，减轻地方压力。193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留守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留守兵团随即准备在次年春季开始集体生产运动，不因战争而停顿生产。[12]3901939年春，毛泽东要求各级机关部队和学校人员一律生产自给，通过“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来减轻群众负担。

为此，留守兵团各部队开始开展生产运动，并注意处理了军政、军民及公私关系，不动用民力，不长期借用群众的农具。一旦军民利益发生矛盾，注意防止和克服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的不良倾向。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有军队向毛泽东反映边区政府不积极支持军队。对这一批评，边区政府不服，也去找毛泽东“告状”。

当时，边区群众反映的“征兵”问题，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40年3月，毛泽东告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13]52511月，毛泽东要求华北及山东各部队“进行一次冬季扩军运动”，同时要求考虑到边区的客观实际，要“注意根据地之人力，多在边境及人口众多的区域进行扩军”。[13]579彭德怀曾提出征兵制，毛泽东不同意，并答复“征兵在现时条件下不可能”，主要是“目前无此财力”。受限于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当时“只能加重自卫军训练”，“以老百姓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为原则”。[13]506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也要坚持自力更生，不能超越边区的客观实际进行“征兵”。

为了减缩开支，中共中央采纳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精兵简政”的方针，加上 “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治及经济措施，才有效缓和了曾经一度紧张的关系，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从而使地方对征粮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1940年12月14日，边区政府发出《中央关于征收救国公粮初步总结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由于群众热烈的拥护和积极响应，使征粮工作顺利的获得了初步成就。”[9]211虽然成就是初步的，但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从发现“坏现象”到查找问题实质

由于前述问题在症结上没有根除，在大生产运动实施过程中，军政、军民之间还是出现了一些不融洽的现象。

在军队与政府关系方面，部队强调自身困难，出现了一些违犯政府法令的行为。在关中、陇东、三边、直属县、警备区中出现了一些“坏现象”。如军队随便破坏金融政策，打骂政府人员。税务局要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商店的货物，留守兵团“不让检查，反而说税务局检查了他们”，就在外面随便写个条子：“本店被税务局捣乱，停止营业”。为此受到联防司令部的批评，把条子收了回去，但隔了几天，条子又贴出来了。[2]538对此，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徐向前曾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严肃指出：“我们自己辛辛苦苦经过流血斗争得到政权，自己又来破坏它”，难道“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呢？”[2]537在政府方面，“由于数年来边区处在比较和平的环境，在一部分人民和政府人员中间，存在着与滋长着忽视拥军的观念，忘记了‘一切服从革命战争’的原则，甚至把爱护人民利益与爱护军队对立起来”，[14]502以至于妨碍了对军队工作的支持和拥护。

在军民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危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对此，徐向前斥责道：“政府也不要，群众也不要，你这个军队要什么，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群众不要，政府不要，什么是我们要的？”[2]538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在陕甘宁边区部队干部会上就曾经指出：“军民关系恶化，军队与地方关系之极不正常。”但军队将此归结为“责任是在地方，而不是在军队”。[4]65这实际上是主观主义、本位主义的表现。

在党政方面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边区党内同志有些不愿意做政府工作”。[15]488“特别是党部顶着军队名义出现，混乱军队与党的系统，闹不清楚。”党与其他团体间发生了关系不好的问题。[9]442

在政府与民众关系方面，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时，发现了“我们的党、政府、军队常常代替、干涉群众团体，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关系搞得很混淆”，这就会出现两个后果：一个是政府代替群众去与地主做斗争，失去了政府立场，最后“把地主闹翻了，群众又不拥护”；另一个是政府集中群众团体去突击征粮、征税、扩军，又会使群众以为这些农会、工会是“八路军的、政府的”，不说是自己的。群众代替政府，“就成了两个政府，结果变成了无政府”。[2]566

总之，军队和地方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实际上反映出党对军队和地方工作领导的弱化。当时，根据地某些地方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现象，这些都“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2]422

边区党委和政府既认识到问题的危害，也总结了问题的原因。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谢觉哉指出，这些“坏现象”，既有官僚主义，也包含着一些封建主义、军阀主义。[9]441“在某些地区干部中，(少数的)官僚主义以及在军队中某些干部军阀主义残余，还未最后克服。反官僚主义斗争还不够深入，自我批评发展得还不够，且有不正确倾向(如不注意党内、外分别等)。[9]279-280对此，他分析这是“不了解党是怎样领导群众，经过群众去实现党的主张”。[9]441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李卓然指出，地方政府对边区老百姓的特点不了解，如“对群众工作无耐心，无艰苦的工作决心”。[9]167边区中央局组织部指出，在群众组织工作上，“对根据地内群众工作路线还缺乏深刻明确认识，形式主义还严重存在，即是没有很好做到把群众工作与群众生产和生活联系起来。”[9]280这就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三、强化党对军队与政府的领导

为了协调军政、军民关系，毛泽东对军地双方经常给予教育和引导，要求军地双方“互相拥护”，成为后来“双拥运动”的发端。此时，加强党对军政民的一元化领导已在中央达成共识，下一步就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了。如徐向前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发言《建设根据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改进党政军民关系》中提出“怎么样来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怎么来改进我们党政军民的关系”[2]534的问题。

(一)思想引导先从军队开始

毛泽东不仅要求首先开展生产运动，也要求首先做好拥政爱民工作。在毛泽东的多次教导下，军队方面逐渐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错误倾向。八路军留守兵团坦承，“过去不尊重政府，只顾自己，不顾政府法令，不顾群众利益的思想与行为”。[4]87同时，部队自身“存在着与生长着忽视拥政爱民的观念，忘记了过去红军的优良传统，把军队与政府、人民有时对立起来。某些人员存在着军阀主义的残余思想，把军队看成为高于政府和人民，丧失了革命军队的品质”。[4]87

对于军政、军民之间出现的问题，一些人仍不能正确认识，也难以恰当处理，以至在有些事情上还“闹得很僵”。1941年秋在延长就发生了359旅与县大队冲突的事件。据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他接到西北局通知：“359旅有两位连排干部违法营业，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在延长县政府院内开枪打了县大队的人，蛮横无理，对此事西北局已决定，将肇事的那两个连长和排长枪决。”莫文骅即提出待调查清楚后再严肃处理，并向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汇报，肖劲光也不同意西北局的决定。此事很快反映到中共中央。朱德、毛泽东都先后指示双方“要调查，讲点道理”。[12]399-400最后双方经过协调，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思想的疙瘩没有解开。1941年底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和边区行政部门的一些人对肖劲光等提出了批评，说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政府”“闹独立性”。针对这些批评，军队干部也反映了地方上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矛盾看似激化。毛泽东专门把肖劲光、莫文骅等10余位留守兵团负责人找到杨家岭住处，座谈军政民关系。他耐心开导大家说，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16]107要求大家从思想上提高搞好军政军民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加深对人民军队本质的理解。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使留守兵团的领导深受教育，表示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牢固树立拥政爱民的观念。毛泽东也多次给高岗及边区政府的其他同志做工作，要他们拥护军队，充分认识军队的重要性。此后，军政民关系得到了改善。

在这次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作了题为《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倾向》的发言。西北局高干会议一结束，即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部队干部会，谭政作了《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发言。任弼时、谭政等指出部队中存在“军阀主义倾向”，军队上有些同志一时难以接受。任弼时指出，留守兵团中“某些部队中的某些指挥员，产生一种脱离战士、群众的严重现象，产生一种只图自己享乐的腐化思想”。[4]20这说明了军队脱离群众的问题。谭政将军阀主义界定为“还只是一种倾向，在我们部队中还没有成为一种军阀主义的体系”。他列举了军阀主义倾向的多种表现，其中一种表现是“军队对老百姓对地方党政人员捆绑打骂的行为，恶意的侵占行为，攻击的行为，破坏法令政策的行为”，而且“是层出不穷的”。[4]65他指出，做群众工作时，军队“不能坐在旁边乘凉”，群众工作做得不好，军队要负责任，“主要责任是在军队而不是在地方与人民”。[4]65作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谭政，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难能可贵的。

抗战以来，绝大多数根据地孤悬敌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封锁和分割，使根据地在地域上相互隔离，再加上游击战争分散活动的特性，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党的上下级联系经常被阻断，大部分根据地处在“部分武装割据”状态，工作和斗争多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诚如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所说：“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即以陕甘宁边区来说，有警备区与老边区之分，有土地革命地区与非土地革命地区之分，有中心地区与边界地区之分。”[4]197以至于在基层“领出多门，党政民不分，一锅粥”“党政民混淆不清”。[17]124

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各根据地的自主权都有所扩大，后来“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了。[18]51政府中有的党员干部对中央局、中央分局的决定不很尊重，“没有认真按照决定办事”，到了后来，又发生了政府工作中党员干部“对党团也不大尊重的情况”。这些“不尊重”的现象后来蔓延到军队，以至于一些军队干部“对党的尊重是不够的，自以为与党是平列的，甚至觉得比党还要高一些、大一些”。[19]256-257群众团体中也出现了闹独立性的现象。在西北局出现了青年团体“走到‘青年主义’‘第二党’的倾向”。[19]257在实施“三三制”原则之后，有些同志想不通，认为“如果某一政党在政权机构中占优势，就等于某党独霸了政权，因而我党在‘三三制’政权中就不必要有优势”。[19]259这些军政民之间互相“不大尊重”的问题，势必影响到党的领导和抗日大局。

(二)党对政府的一元化领导

在1940年8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董必武指出：“党要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15]4888月13日，毛泽东在《对八路军野战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批评了军队干部，称他们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9月11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统一边区党政军工作领导,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10月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经任弼时提议，中央局讨论各部队的工作时，请中央局有关部门派人指导。有关边区军事上的大的行动，经中央局商量以后，由书记高岗报毛泽东主席批准执行，一般的军事行动由高岗负责解决。[20]423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统筹协调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1941年1月8日至11日，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以《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为题发表了演说，谈到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要求对党的领导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对边区民主问题应有正确的估计和认识，进一步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以建立坚强的一元化领导。[21]73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它成为领导和贯彻执行陕甘宁边区全面具体工作的试验区，成为全国唯一的实体局。[22]

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明确了政府中心工作。在全党整风运动的推动下，1942年11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和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召开，军政双方都对军政民关系存在的问题作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了浓厚的民主氛围。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强调要处理好政府的中心工作与条块领导的关系，批评了“各自为政”“政府工作的步调不统一”的问题，就很有代表性。他指出：“政府工作中，各自强调自己的工作是中心工作，上面给下面的指示，有的讲民主建设是根据地的中心工作，甚至于是中心的中心；有的讲财政经济工作是中心，是建设边区的基本问题；有的讲教育工作是中心工作。”[23]10他指出，这种多“中心”就使得下面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底哪个是中心工作，以至于“工作中心一大推，就使得问题更加突出。”他举陇东庆阳为例，一个区在一个月之内就有13项中心工作，中心太多了，就没有了中心，哪件事也做不好。就反映出政府上下的领导关系问题，分散性太大，集中指挥太差，上面对下面的领导是“多头式”的。[23]11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缺点呢？他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党的一元化思想，因之工作步调上就不能根据党的统一意图、统一方针去执行”。其次是在组织关系上存在“自成体系”的问题，西北局已经确定边区工作应以财政经济特别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另外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认识不够，或只注意民主的重要性、分散独立工作的主动性，而忽视了集中领导、集中指挥的重要性，从而在领导关系上产生了各自为政的问题。马文瑞的分析，既有批评，也探讨了问题的实质，并进一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来保证工作步调统一。[23]12他的这一发言，得到了与会同志的支持和赞同。

四、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群众性双拥运动

在经济困境的压力与党政民关系的政治压力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因势利导，决定把肃清官僚主义作为突破口，推行群众路线，化解诸多矛盾，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样既能避免“闹独立性”，也能防止伤害群众革命的积极性。

(一)民众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结合

经过教育和整顿，陕甘宁边区党政军的相互关系更加密切。1941年1月13日，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发出《关于边区党的组织工作及今后任务报告提纲》，肯定了“党政军民的关系有了改进”，[9]280并指出了仍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如继续存在，势必影响党的群众工作的深入，弱化党与群众的联系，影响到党的巩固与进步。中共中央决定把解决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作为突破口。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提出了一个 “民众生活怎样能和政治生活打成一片”的问题。他提出，只有“民众生活和政治生活能打成一片，行政上更容易办事，强迫命令亦就没有了”。[8]127实际上，民众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结合，成为党推动群众路线的重要政治基础。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思想有了新的提升。谢觉哉提出，“党的主张经过党员散布到群众中去，群众接受了，变成了群众主张，才能使之实现。”[9]441李卓然提出，“工作要深入，必须由下而上的开展工作，即发动群众积极性。”[9]167-168毛泽东等既认识到“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还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群众路线，升化了共产党人关于群众工作的认识，直接指导和推动了双拥工作。

为了协调军政民关系，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加强干部之间的团结、党的团结。“在困难环境下，对待干部要有正确关系”，随着困难的增加 ，更应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13]579,580通过提倡干部团结，来消除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

针对各根据地出现的“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等新问题，毛泽东等一直在思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军队面临的一大挑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民军队性质问题、发展成败问题。在党政军民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应成为处理和化解各种矛盾的核心领导。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增强党性、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巩固根据地民主政权，加强党对军队与地方的领导。[18]51

从1942年8月起，中共中央陆续制定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关系问题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进一步规范上下级关系和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要求。这些指示文件中，以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尤为关键。该规定于9月1日公布，也称“九一”决定。它成为中共中央正式实施“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的重要标志。

该决定明确指出：“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并对一元化领导体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了过去的党政军委员会。《决定》再次强调了协调党政军民关系的重要性，指出，如“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在一般情况之下，军队干部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军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专行，轻视党政，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决定》指出，“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会议指出：“有些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对于一切服从战争的认识不深刻，对主力军之人员补充，粮食及物质补充，优抗及反逃亡斗争，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2]422,429,425这些都是军队与地方党政之间关系不协调的后果。

军队首先响应并执行中央的“九一”决定。11月4日贺龙发出整军号召，要求边区军队统一在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下，所有建制部队统一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作风”，通过“四个统一”，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2]500与之相配合，政府也作出响应，12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提出党政军民之间要互相尊重，即“三个尊重”：地方党政人民尊重抗日军人权利、军队尊重地方党政人员、强调尊重人民权利。军队提出“四个统一”，与政府提出“三个尊重”，反映出军政关系愈加走向正规。

(二)一元化领导与双拥运动的结合

在全党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为了进一步调整军政军民关系，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和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共同商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运动，即群众性双拥运动，把1月25日到2月25日确定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

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才使得“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如这次大会所决定的一样，能够一件件地完成”。[4]59在强调一元化领导的原则下，双拥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就在高干会议闭幕的次日——1月15日，由边区政府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拥军公约》和《“开展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共同签署的《陕甘宁边区新订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抗日军人抚恤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动员战士归队暂行办法》《抗属离婚处理办法》《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等。一天之内，政府和军队双方如此密集地颁布这些决定、办法、条例，不仅仅反映了党对双拥工作的重视，更反映出党的一元化领导突出了中心工作，解决了实际问题，大大提高了效率。在双拥工作中，群众团体也认识到经济任务与政治任务既有区别，又相互结合，从而把双拥工作推向深入。

上述办法、条例的颁布，既保护了军政民各方的利益，大大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更凸显了在革命年代保障军人的重要性。如关于军婚问题，既要保护革命妇女追求解放的权益，更要强调军人家庭稳定对军人群体的重要意义，这在《抗属离婚处理办法》中有充分的体现。为了减少军民民事纠纷，《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对军民案件的管辖问题作了更具体的规定，要求“军人与民人同案共犯之事件，属于军法者，概归军法机关处理，属于普通刑法者，概归司法机关处理。[24]这就明晰了军地之间的司法管辖权。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的“一切服从革命战争”及服从于抗日大局的原则。

为了推动双拥运动，军队和地方互相配合。为加强舆论引导，林伯渠和贺龙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分别发表了题为《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和《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文章。此后，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迅速发动和开展起来。双拥工作得以正常开展，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的重要标志，也是对军政民关系的一次真实检验。正如1943年1月16日谭政在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上指出的，“现在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实现了”。[4]72同时，边区开展的群众性双拥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形成的充分体现。从194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查研究”“精兵简政”，到1942年开始“整风运动”，再到1943年确立“群众路线”，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执政的路线。

(三)整风、精简和双拥的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根据地针对存在的“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的问题，结合整风和精简运动，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从而实现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2]558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除接受军队系统自上而下的领导外，还必须接受所在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保证了军队在抗日战争残酷复杂的环境中渡过难关，并得以发展。1943年1月 28日，华中局在《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中提出“加强全党团结，贯彻党的领导一元化”，要求“党政军各级干部必须加强党性锻炼，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严格地痛快地清除自己的宗派主义余毒，严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领导”。[4]105这就体现了整风工作对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作用。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持续推进，双拥工作的开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压力得以减轻。当时，陇东地委一方面大力组织农业生产，一方面积极发展工业、运输业、商业和外贸。由于日寇的占领封锁，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方缺盐。三边地区的定边、盐池两县出盐。陇东地委就组织成立了盐业公司，大力组织盐业生产，把盐运到西华池等口岸出售。华池县县长李丕福“经常亲自带队，赶上成百头毛驴运盐，一路浩浩荡荡，颇为壮观”。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为了赚钱，贩盐的很多，有不少是宝鸡、四川来的。陇东地区政府就用盐换回根据地急需的棉花、布匹、火柴、办公用具等，大大缓解了边区经济生活上的困难。[23]572-573

边区的经济压力减轻了，不仅使各种矛盾得以缓解，也使边区军民、军政关系大大好转。1944年2月，延属分区向边区政府提出申请，为补助军队运输力之不足，自动减少甘泉私盐三千驮。因该县自1943年12月以来驻军增多，“该驻军部队全无运输力量，运粮运菜全靠属县帮助”，并动员群众背粮给军队。“军队每月吃粮十六、七万斤，需牲口千四百头(每头驮百二十斤)，同时仓库距驻军均在七十里以上，运输力不易供给，倘常此下去将影响群众生产。”并指出：“要旁的县份帮助驮运太不合算，新至部队自己背粮又不适合，也不合拥军原则。” 随着春耕将至，各项生产即将开始，为此，延属分区主动提出减少私盐，这样“对军政民都能顾到”，得到了延属分区及边区政府的同意，边区政府还同意“在其他县运盐超过数内补足”。[25]88

正是兼顾了军政民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整风、精兵简政和双拥三者的结合，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43年2月春节期间，毛泽东致信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称：“边区财政困难已渡过”，“人民经济亦有大发展，提出丰衣足食”；通过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历史，当时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11]426可见毛泽东当时的欣悦心情。此后的一年之内，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进步。正如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指出的：“1943年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他将这一年的“大进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二是“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三是发扬了联系群众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26]203其中，后两条明确了党的一元化与群众路线的密切联系，二者既是同步的，也是相得益彰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群众路线就成为党的政治工作的两大优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群众路线，既能保证党和政府的权威，也能防范出现“闹独立性”；群众路线的开展，既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工作的效率，也有利于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党的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实行大生产运动以应对经济危机，开展整风运动以整顿党内“三风”，推行群众性双拥运动以缓解党政军关系，这些都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经济、思想和群众基础。同时，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一系列法令，调整中央机构，以巩固党一元化领导的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随着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强化，进一步处理与协调了各方关系，党的一元化领导达到了高度统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注释：

①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见《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又见任文主编《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上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01页。

[1]宋婕.中国革命的现代变奏：毛泽东革命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A].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A].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A].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薛鑫良.毛泽东在延安“挨骂”的史实[N].学习时报,2007-11-19.

[6]马骥,主编.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史料选编:上册[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边县委员会编印,2007.

[7]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2册[A].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8]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卷[A].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9]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1941):甲2[A].未刊本,1994.

[10]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J].解放,1939(68).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2]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人民生活)[A].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A].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6]萧劲光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17]张闻天文集:第3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9]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0]戴茂林,赵晓兵.高岗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21]李恩东,主编.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献回眸[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22]陈迪生,陈延生.陈正人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前后[J].中华魂.2015(11).

[23]马文瑞文选:第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4]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N].解放日报,1943-02-14.

[25]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A].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A].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张海波】

The Unified Party Leadership and the Forming of the Mass Lin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One Complementing the Other

GAO Zhonghua

(College of Party History,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idian, Beijing 100091)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growing economic difficulties in the 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 led t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arty, government, military and the people, which, plus such negative factors as bureaucratism, had direct impact on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War. He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trengthened its leadership over th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fostered closer ties between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earnestly promoted the Great Production Movement. It adopted the mass line, and meanwhile pursued and strengthened unified Party leadership, achieved the solidarity and unity between the Party, government, military and the peopl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unified Party leadership; mass line

K265

A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码号

号】1674—0351(2017)05—0090—09

2017-09-05

高中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