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路军留守兵团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贡献

魏延秋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杨浦 200433)

论八路军留守兵团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贡献

魏延秋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杨浦 200433)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主力部队，担负着守备黄河河防、清除匪患、进行反顽斗争、参与生产建设等多项任务。留守兵团固守黄河河防，保卫和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确保了西北国际通道的畅通，间接守护了后方大西南的安全。到1942年底，留守部队和地方武装经过数十次围剿战斗，彻底肃清了边区境内的匪患。留守兵团最经常、最复杂的军事任务，是进行反“摩擦”斗争，通过有力的反击，驱逐了边区内的反共势力，结束了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改善了部队官兵的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对发展边区经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抗日战争；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决定，从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中，抽出第115师之炮兵营、辎重营，第129师385旅(欠769旅)，120师359旅718团，及后两师之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特务营，共9000余人，组成留守部队留守陕甘宁边区，归留守处指挥，以保卫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1]462之后，为统一指挥，留守部队进行了整编，统一编为警备第1至第8团和第770团、骑兵营、鄜甘独立营，共下属12个团，约15500余人，并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八路军留守兵团，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保卫黄河河防、清除边区匪患、进行反顽斗争、参与生产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守卫黄河河防，阻止日军西渡

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陕西、山西分界的黄河就成为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分界线。1938年初山西全境沦陷后，突破晋陕两省交界的黄河，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由潼关到西安、进而南下重庆，威胁国民政府安全，是中国军队屏障西北、卫护西南的重要锁阴，是日军重点进攻的对象之一。黄河河防，也就成为中国军队和日军交锋的前沿阵地，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线，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被称之为“千里河防”的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北起府谷，南至宜川，有千里之遥，它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1]133因此也就成为日军进攻的重中之重。八路军留守兵团正是担负着这一段黄河河防的守备任务。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日军结束了在华北地区的大规模用兵后，即派部队占领黄河要津风陵渡，向边区河防逼进，企图切断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西渡黄河占领陕甘宁边区，进而进攻大西北。面对黄河防线的全面吃紧，为了加强保卫黄河河防，11月17日，八路军留守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将黄河河防划为三个地段，且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五县(绥德、葭县、米脂、清涧、吴、堡)、神(木)府(谷)河防司令部，肖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以全力保卫河防安全。”[2]323之后，留守兵团又根据形势发展，对河防兵力作出了具体部署，并不断根据实际变化进行相应调整，以明确任务，便于指挥。

从1938年2月起，出于战略需要，晋南日军开始频繁地进攻陕甘宁边区河防，并凭借其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多次以炮火、飞机猛烈袭击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守的河防阵地，进攻的兵力、频率逐步增强，陕甘宁边区经常面临日军直接进攻的严重威胁。

对此，河防司令部命令各河防部队不畏强敌，积极进行备战。构筑河防工事成为战前准备中一项最重要也是最繁重的任务。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河防部队克服技术、工具上的困难，依托黄河天险，选择有利地形，很快就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类似坑道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还高标准地构筑了河防阵地。当时，阎锡山的第2战区曾派员前来观察，看后情不自禁称赞：“八路军能做这样坚固的工事，实是我们所预料不到”，“这真正算国防工事”。[1]464此外，兵团部队还积极做好了包括侦查敌情、进行战斗动员等其他各项战前准备工作，并命令部队抓紧进行河防战术研究和训练，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后来的实践证明，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及充分的战前准备，成为八路军留守兵团在黄河河防守备战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自1938年春至1939年底，“日军先后对我留守兵团部队驻守的黄河河防发动23次进攻，每次使用兵力少则2000余人，多则2万余人。”[1]467其中，较大规模的重要战役主要有7次，包括：1938年3月的神府河防战斗、1939年1月的马头关、凉水岩河防战斗、1938年5月、1939年6月、9月、12月在宋家川进行的四次河防战斗，以及1939年11月的碛口河防战斗。1941年和1942年，日军又连续几次调集兵力进犯边区河防。“在历次河防保卫战中，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等装备上的优势，曾多次企图强渡黄河，速战速决，摧毁我边区根据地。”[1]133但对于日军的不断进攻，边区河防部队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沉着勇敢地战斗，打击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日军对河防阵地的进犯中，我军还摸索总结出了“半渡而击”“主动出击”“两面夹击”等河防战斗的基本经验。此外，在整个河防战备期间，留守兵团始终重视贯彻统一战线思想，对友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主动发动人民群众，构筑起军民团结的坚固防线。因此，在河东八路军配合下，在陕南国民党河防部队的协同下，留守兵团的河防部队先后对进犯黄河河防的日军作战80余次，取得多次河防作战的胜利，使日军始终无法逾越这条坚固的防线。

留守兵团固守黄河河防，保卫和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保证了大西北的安然无恙，确保了西北国际通道的畅通，间接守护了后方大西南的安全，迟滞了日军的正面进攻，对中国坚持8年抗战作出了战略性的重大贡献。同时，作为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守卫河防也是中国共产党参加正面战场抗战的生动例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二、肃清匪患，维护边区社会秩序

匪患一直是边区社会的一大毒瘤，直接影响着边区社会的安定。西安事变前夕，除少数以抢劫烧杀为职业的惯匪外，大多土匪是生活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我党在边区实行土改后，农民生活有了保障，匪源也随之消失。之后，随着日本的入侵，一些有正义感的土匪弃恶从善，接受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的收编。因此，匪情并不严重。

西安事变后，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边区内匪情重新加剧。“除散匪外，有两延(延长、延川)陈老大、三边张廷芝、陇东赵老五为头子的43股土匪，达4000余人，约2000枝枪。”[3]109他们的成分也变得复杂起来。除了最常见的以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的经济类土匪外，政治类土匪也日益猖獗。他们主要是受到陕甘苏维埃政权打击的地主复辟势力及其反动武装、反动地方军阀武装的残余、日寇汉奸武装以及国民党特务集结起来的股匪等。这类土匪受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的庇护，并在他们的暗中操纵和指使下，不仅抢劫群众财物、奸淫妇女，还破坏边区政权机关、杀害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严重扰乱了边区的社会秩序，影响了边区抗日救国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对此，毛泽东、朱德电示各部队及地方机关：“今后匪患任务，仍然严重的放在我们的面前”，“过去清匪虽有成绩，但收缴者占少数，被打散者占多数，计人枪各千余之众，依然藏归民间，未被收缴。必须深入一切地方工作，发动群众，才能彻底肃清匪患，否则仍有再行集合为匪之可能。特此通令各部队各机关，凡与清匪有关者，一律依此方针，彻底完成任务，不达目的不止。”[4]269

为了保卫巩固边区，作为边区主力的留守兵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此项任务。留守兵团抽调部分兵力，对边区的股匪发动了强大攻势，开展了肃清土匪的工作。通过研究分析股匪的特点，留守兵团在剿匪中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措施，包括：战略上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紧密结合；战术上分区穷追猛打与堵截合击相结合；路线上留守兵团和地方武装、民众紧密配合。由于战略战术行之有效，又有人民群众的帮助配合，剿匪行动很快成就显著。

1937年9月，留守兵团部队会同保安县保安大队，对保安县内的股匪进行了围歼，县内土匪基本消灭；1937年11月，留守兵团包括警备团、独立营和蒙汉支队等2000余人，在盐池县先后三次打击股匪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击毙匪徒百余人；1938年2月，留守部队有对清涧、黄龙山地区的股匪进行清剿，击毙土匪百余人。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38年底，共消灭土匪“大小40多股，被我们击毙击伤的有800人左右，俘虏的有400人左右，缴获枪1000多支。可以说，边区的土匪基本已告肃清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5]122

但到1940年初，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不断挑起反共摩擦事件，并组织派遣土匪、特务进入边区境内进行破坏活动，边区的匪患又再度泛起。

根据土匪活动情况，留守兵团司令部，专门开会讨论剿匪工作，制定了以军事进剿配合地方清乡、剿抚兼施，彻底肃清匪患的方针。为了统一指挥，决定以各分区司令部与党政机关组成清剿委员会，组织动员边区群众剿匪锄奸，并建立武装联防和情报网络，动员边区群众配合行动，对参与的土匪进行连续清剿。1940年2月，留守部队警2团在当地自卫军的配合下，将环县赵老五股匪彻底消灭。4月，又偷袭该县的张廷杰股匪，击毙匪徒40余人，散匪大部向我方投诚，少数残匪窜入国统区。

从1937年7月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和地方武装经过数十次围剿战斗，彻底消灭了36股，击溃了10多股，毙伤1200余人，俘虏改造30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10余挺，枪1700余支，子弹7万余发。[6]到1943年，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经过一再打击和分化瓦解，彻底肃清了边区境内的匪患。“边区的土匪基本肃清了，从而保障了边区人民生活的安全，社会秩序的稳定，为边区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4]274

三、进行反顽斗争，抵制反共高潮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但在合作抗日的过程中，由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敌后人民抗日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顽固派逐步走上了消极抗日、重新反共的道路。他们利用在边区境内的政权机构和武装力量，采取各种形式，在政治上制造事端，在军事上发动进攻，以限制、打击乃至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

以1938年12月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进攻晋西地区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为起点，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而陕甘宁边区，则是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武装摩擦的重要地区。在边区，从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就对我边区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制造摩擦事件。他们派兵大举入侵，夺地掠城；纵容土匪抢劫骚扰，袭击八路军部队，杀害我军政干部和群众；阻扰我军募兵征粮；并先后在我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两次陇东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分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等。因此，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摩擦”斗争，进行有力反击，以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就成为留守兵团最经常、最复杂的军事任务。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我党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坚决反击。1939年5月5日，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巩固陕甘宁边区有一个方针，即“一步不让”；两条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后，他又制定了同顽固派作斗争“有理、有力、有节”的三原则；并指出，要本着“不斗则已，斗则必胜”“适可而止”的斗争目标给予坚决还击。这些成为留守兵团进行反摩擦斗争时的原则立场和策略方针。

当时的国民党驻绥德专员何绍南，是一个搞反共摩擦的专家。他在绥德任职期间，制造了许多摩擦事件。1939年5月，在他的授意下，安定县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的驻军，打死打伤我指战员数十名。9月，他面谕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了我718团3营副营长尹才生同志。10月，他又指使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并串通一些土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他还伪造八路军臂章和115师通行证，冒充八路军偷贩烟土，败坏我军声誉……”[1]134对此，我留守兵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见毛泽东时，斥责了他。但之后仍故伎重演。他煽动保安队袭击我河防部队，打死我机枪班长和哨兵多人。我留守部队当即给予坚决反击，赶走了何绍南，并电报国民党当局，以揭露顽固派的反共伎俩。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顽固派对边区的武装进攻多达60多次，并先后侵占了属于边区管辖的镇原、正宁、宁县、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个区43个乡。”[7]474留守兵团部队进行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武装摩擦的军事斗争，在陇东、关中、绥德分区，我留守兵团在分区地方部队配合下，打退了顽军的进攻，迅速平息了顽军和股匪制造的骚乱，先后解放了镇原、合水、庆阳、绥德、清涧、米脂、吴堡、佳县等多个县城。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兵团果断命令国民党在边区境内的政权机关自动撤离，驱逐反动分子出境，结束了统一战线区。

在这场反摩擦斗争中，我留守各部队、359旅和边区地方武装，共消灭顽军和匪徒4000多人，缴获枪支3400余支，驱逐边区内的反共势力出境，结束了双重政权并存的统一战线区，使边区在行政上得到了统一，保卫和巩固了陕甘宁边区。

1941年初到1942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军民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在边区周围部署的部队达40万之多。在我党进行政治揭露的同时，我留守兵团分别在榆水、陇东等地打退了来犯之敌，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增派军队包围边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我留守兵团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再加上国内外政治舆论的压力，最终国民党不得不暂时搁置闪击延安的阴谋，这次反共高潮也以失败告终。

1944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加紧反共，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企图夺取我关中地区，妄图进而进攻延安。从7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军三个师由淳化方里镇向八路军爷台山进攻；另两个师向土桥、上下墙村进攻，最终占领正面50公里、纵深10公里的41个村庄。[8]68八路军留守部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全歼顽军，收复了爷台山阵地。并乘胜全线追击，收复被顽军占去的全部阵地和村庄，粉碎了顽军全面进攻的阴谋。这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反摩擦斗争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与此同时，驱赶走了边区境内各县由国民党派驻的所有县长，任命了边区的新县长，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局面，边区境内各县全部实现了民主化，整个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使边区真正地得到了巩固。

四、开展生产运动，促进边区经济发展

留守兵团所处的陕甘宁边区，地处高原，土地贫瘠，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日军的不断进攻，边区军民的生活物资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1938年后，留守兵团官兵的物质生活状况更加糟糕。每个干部战士每天只有5分钱菜金，不用说肉，就是蔬菜也难以顿顿吃上。官兵衣着破烂，冬穿单衣，赤脚履冰。其他军需品的供应更是十分匮乏。

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示部队，要学会搞生产，把生产、学习与战斗结合起来。要克服经济困难，改善部队生活，减轻人民负担。对此，在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上，兵团领导提出了“生产、学习”的口号；12月，在兵团党代表会上，他们又提出“以战斗的姿态加紧生产”的口号，要求各级领导把生产作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任务来抓。留守兵团各部队立即开始行动起来。兵团的干部战士一边大力提倡节约防止浪费，一边采取开办合作社、大量种菜、开磨房、养猪养羊、打草鞋、纺毛线、打毛衣等各种办法，来缓解经费不足，改善战士生活。经过半年，就使广大官兵的生活大为改善，除蔬菜保证自给外，每周还可以吃两次肉；补充和解决了战士部分生活必需品和军需用品。

1940年后，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边区进攻和封锁，以及日军在边区周围进行扫荡，1941—1942年，边区经历了经济上严重困难时期，因此，对部队生产自给部分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1940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号召，要求各部队依照不同的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留守兵团立即响应号召，做出“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与集体生产的场所”的决定，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留守兵团部队除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努力满足蔬菜和粮食自给外，各部队还想方设法参与经营商业和运输业等辅助生产。先后“开办了11处毛纺厂，以及被服厂、鞋袜厂、皮革厂、木工厂、大车厂、煤窑、砖瓦窑、瓷器窑和各种作坊等共52处，有的部队还搞起了畜牧业、运输业、商业等各种生产经营”。[1]137不仅完成了部队粮食的自给任务，还解决了部分装备的补充任务。

驻守陇东抗日根据地的385旅，响应党中央“自力更生”的号召，旅长王维舟带头生产，组成了“王维舟生产小组”，在庆阳城周围开荒30余亩，王维舟被评委劳动英雄，毛泽东亲自为他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385旅也因成绩显著被群众称之为“抗日之英雄，生产之好汉。”[9]328

之后，从1943年起，部队要求纠正注重商业而不重视农业的偏向，提出“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普遍地学习了359旅的屯田制度，由半自给向自给自足前进。“1943年，部队生产自给率达56%，其中358旅自给率高达84%。”[10]4541944年，部队进一步贯彻“农业第一”方针，提出了“巩固革命家务，提高自给能力，保障丰衣足食”的任务。这一年，部队生产涉及衣食住及日用所需的大部分，自给率达到全部费用的71.8%。

在这里，最为成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359旅。1941年的时候，南泥湾还是个烂泥湾。朱德提出屯田制，并决定由359旅到南泥湾进行实践。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359旅以“不要公家1粒粮、1寸布、1分钱”的口号，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的精神，无一例外地参加了生产，开荒种地。南泥湾在留守兵团的建设下，变成陕北好江南，359旅也成为部队生产自给的模范。到1944年，他们正如歌中所唱：“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毛泽东在1942年12月召开的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夸赞了359旅的生产运动。“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359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更好些。”1945年，毛泽东曾肯定说：“留守兵团是一支好部队，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138

留守兵团进行的生产运动，使军队生产自给的程度大大提高，改善了部队官兵的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发展边区经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生产自给也是部队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产运动，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增强了官兵的纪律观念和劳动观念；改善了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对留守兵团的发展壮大，对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与巩固都发挥了作用。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回忆史料: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2]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战史编审委员会,编.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战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

[3]岳思平.八路军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

[4]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M].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5]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M].西安：档案出版社，1986.

[6]王晋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斗争.甘肃理论学刊[J].1995(05).

[7]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8]张廷贵,袁伟,陈浩良.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9]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1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辑[M].西安：陕西省档案馆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赵春】

On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the Rear Corp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to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WEI Yanqiu

(College of Political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the PLA, Yangpu, Shanghai 200433)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Rear Corp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as the main force in defending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were charged with the tasks of defending the Yellow River, cleaning up the local bandits, fighting against die-hard opposition forces, engaging in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y guarded tenaciously the military defense works on the river, defended and reinforced the border region, secured the international passage in the northwest, and hence indirectly defended the security of the southwest and beyond in the rear. By the end of 1942, they had engaged a dozen fights with local military forces and eliminated the bandit scourges within the region. Their most constant and complicated military task was to fight against the strife with the anti-Communist forces. They expelled the forces with deadly blows, and ended the coexistence of dual regimes. Their production campaign improved the living of the troops, eased the burdens of the people, improve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as well as the officer-soldier relations, and also spurr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ti-Japanese War; Rear Corp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K269.5

A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码号

号】1674—0351(2017)05—0073—05

2017-09-01

魏延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