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徐汇 200233)

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徐汇 200233)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首席解放区，也是全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边区参议会则是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高度重视边区参议会，每次会前均作了极为详尽的指示，认真准备会议文件，并莅临每次参议会发表讲演，及时提出任务，指明今后奋斗的方向。边区参议会的巨大成就与模范作用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为共产党赢得了民心。

毛泽东；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抗战；民主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新形势下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举措。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极为重视，多方指导，具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边区参议会的直接领导。

一

1937年7月，国共两党在庐山举行正式谈判。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口头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后经蒋介石指定和国民党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延安等26个县归边区管辖，边区总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陕甘宁边区在行政上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实际上也就成了相当于省级的行政单位。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撤销，20日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11月，边区政府改名为陕甘宁特区政府。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林伯渠任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高岗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1938年1月，特区政府仍复名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开幕，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产物，随后迁往重庆。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的积极作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作出了关于在各省、市召开参议会的决定。随后，国民政府于同年9月，公布了《省参议会组织条例》。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参照《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改陕甘宁边区议会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以保持行政组织上的统一，并呈请国民政府暨行政院、国民参政会备案，法律手续完备。但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依法筹备开会时，却遭到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无理阻挠。

1939年1月12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张闻天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报告说：“重庆来电提出边区参议会是否可改为准备会议，并不向外宣传。”张闻天发言说：“我主张边区参议会仍旧开会，但不要张扬，如果不开对内外影响不好。……我看边区问题暂时还不能解决，还是照我们的方针去做。过去我们企图边区问题由部分的解决到总的解决，现在看来没有总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开参议会，国民党参政会提出弹劾，我们有理由答复。”[1]411-412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2]105当时的政治背景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成长十分惧怕。对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更是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1938年冬，他们对陕甘宁边区频频搞摩檫。以1939年1月21—30日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正式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根据蒋介石的报告，这次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即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遏制中共，自然不会同意陕甘宁边区依法建立地方性的参议会，而且即便搞准备会议，还不让向外宣传。张闻天拿出的对策是照样开，但不向外宣传，退了半步。毛泽东则是照样开，对外造成好的影响，坚持进步、民主的原则，寸步不让。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百忙中连续三次亲自参加。1939年1月17日，他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会上讲话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毛泽东提出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2]105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内停止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他最后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2] 106-107

2月4日，毛泽东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讲话，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应当溶化的，应当溶化的是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顽固分子和其他的坏东西。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应该取消。”他还指出，“对付国民党的“磨擦”，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2]111毛泽东的三次莅临讲话十分重要。开幕会上的讲话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定了实行民主抗战的基调；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实际上是参议会的主报告，它提出了“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的总要求；闭幕会上讲话则直接回应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反动，宣示了著名的16字自卫原则。

出席参议会的146名参议员听取并通过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其他单行法规，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大会最后一天，以同样的民主选举方法，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还选举了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

1939年2月3日，也就是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闭幕前一天，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发出致蒋委员长、林主席电，称：“当兹日寇深入，抗战继续发展之际，本会经过边区人民民主普选，遵照国府建立地方民意机关之指示，于一月十五日宣告成立，开会十九日，完满闭幕，谨代表全边区二百万民众向钧座致崇高之敬礼！今后当更彻底实施三民主义，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坚持保卫边区，保卫西北，援助前线之方针，为争取最后胜利与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该电强调两点：首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根据国民政府建立地方民意机关之指示开会的，完全合理合法；第二，与全国性的国民参政会不同，边区参议会是经过边区人民民主普选产生的，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还致电重庆国民参政会，通报“敝会经过全边区民众普选，遵照贵会建立地方参议会之原则，于一月十五日宣告成立，首届会议开会十九天，决议要案甚多，均为当前抗战建国之政，……今后尚祈多赐指导，共同为驱日寇，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3]175

二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第一个参议会，它为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

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照毛泽东的修改稿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次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信中说：“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干部人手一张。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区中央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2]291-292毛泽东亲自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过多次修改。纲领共二十一条，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其实施完全是“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其中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条是毛泽东起草的，并对其他一些条作了重要修改。第七条是：“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并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第八条：“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第十条：“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地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及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第十二条：“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第十三条：“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第十四条：“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第十九条：“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第二十条：“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4]334-337仔细分析，可以知道，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八条，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直接体现了党的各项正确政策。第七条体现了党的司法政策，第八条廉洁政策，第十条土地政策，第十二条劳动政策，第十三条税收政策，第十四条文化政策，第十九条游民政策，第二十条敌伪军政策等。这八条与原有的十三条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及时、准确地界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系列政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更具体的应用。

4月3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及时发布了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决定》说：“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向边区人民提出的本党在边区的施政纲领，业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兹决定于五一劳动节发布。此纲领之布，具有严重之政治意义。各级党组织收到后，须立即加以讨论。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讨领，或用为教材，加以熟读。对边区党外人士，应征求其意见，欢迎自由批评，对边区境外之友党友军及广大人民，须同样征求其意见，并欢迎批评。无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一切为本党同志领导之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党员有违反此纲领之任何条文者，予以纪律之制裁。”[3]189

5月8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拥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称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选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是完善这一纲领的第一人。除去对其他条文的修改外，他自己添加的就有八条，占了整个纲领条文数的38%，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策规范化、体系化、集约化了，使得这一纲领成为我党的一个宝贵的政治文献，载入历史史册。必须指出的是，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达到了双重效果。一方面明白宣示了共产党的民主施政纲领，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排斥异己，以及“限制异党活动”的种种错误政策、国统区践踏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以国法为儿戏，视民命如草芥的黑暗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民主与专制的竞赛，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不言而喻。

三

1941年11月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问题。

11月6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并发表演说，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他强调，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5]807-809

此次参议会是在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激烈变化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发动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亲日派与反共顽固分子在大后方倒行逆施，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包围，陕甘宁边区遇到空前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也就在开幕当天，毛泽东与应邀出席开幕会的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等人谈国民党何文鼎部进攻边区及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二事。毛泽东向他们表示：“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2]339。

可见，无论是会上还是会下，毛泽东通过边区参议会这个平台发出的是团结、合作、抗日的信号，这是在国民党悍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的又一重要表态。

鉴于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官员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缺乏广泛的代表性，不利于团结边区的各个阶级和阶层，11月10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时提出，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出的边区政府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位非党的进步人士，这个提议获得会议通过。后来，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新一届边区政府副主席。

11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和西北中央局招待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宴会，席间同边区诸老“纵话乡土风情，笑谈国际局势，状如家人，一种亲爱精诚之气象，感奋四座”[2]340。在会上讨论边区政府1942年度财政概算时，李鼎铭等11人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案。这一提案的精神与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精兵简政方针不谋而合，自然得到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后经充分讨论，参议会于11月18日以16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这一精兵简政的决议。

11月21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会并讲话，指出：“本届参议会的胜利成功，除通过了很好的决议外，第一是暴露了我们很多东西，暴露了我们的好东西，同时也暴露了我们许多缺点。第二，这次参议会是个很大的学习，在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中，党内外人士亲密合作，可以克服我们许多同志的关门主义弱点。”[2]342最后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的作风，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

与第一届边区参议会相比，毛泽东此次除了在开幕会、闭幕会上讲话外，不再向参议会作专题报告。这是因为与第一届边区参政会不同，本次参议会一开始就由上届选出的参议长高岗主持。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正式参议员193名， 候补参议员16名，听取并通过了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参议长高岗在11月6日的开幕会上致开会词。11月15日他又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向各位参议员做了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首先说明了其基本精神是“团结、抗战、救中国”，同时提出保证这个纲领的实现，首先就要保证政权三三制。①其次要保证各级参议会确实成为一个有力的机关而不是请客吃饭的摆设。它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第三要各方面合作。[3]267-270由于讨论并决定接受《五一施政纲领》是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高岗这一大会解释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最后大会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原则，选举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高岗当选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安文钦补选为参议会副议长。

四

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关系还表现在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时任参议会议长高岗的工作上。高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②在刘志丹牺牲后，他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快速提升。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他出任并且连任边区参议会议长本身就是党中央、毛泽东对他的重用。在陕甘宁边区时期，高岗能干事，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有一次甚至对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说：“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是行不通的。”[6]

在两次边区参议会期间，陕甘宁边区高层领导中就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运盐。由于盐在当时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边区对外出口的90%就是盐。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局作出了《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决定引用高岗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话说：“目前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与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争取时机销食盐，“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7]4，5。从7月24日起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前身为边区中央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多次向毛泽东表示对于高岗推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的不满。他和林伯渠的意见是“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8]1387月31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说：“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大。”[2]315信中还建议他们：“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2]315。同时毛泽还委婉地批评了林伯渠、谢觉哉两人工作中的缺点。8月6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指出就边区财经问题而言，“(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虽然是否能销出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尚不可知，然舍此并无解决出入口问题之其他办法，因而舍此便无法解决物价、币价两大问题，故此政策的根本方针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在盐的问题上，今年是不能行的，原因是粮贵、草贵与国民党限制，今年与去年不相同，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出境。”[4]366-367

8月13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发言。他明确表示，“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2]320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至此，党中央对谢觉哉与高岗的争论已经有了基本的结论。

8月21日，谢觉哉又给毛泽东写信，次日毛泽东再次回信说：在陕甘宁边区， “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4]370“我说盐的官督民运含有部分的强制劳动，不说半强制劳动，就是你说的公私交利之意。但必须承认这部分强制的必要性，第一，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第二，公盐六万驮，不但今年，明年还是必须的，应列入明年预算中。春耕秋收动员，也带部分强制性，但运盐的强制性，较之春耕秋收要多一些，与完全无偿的军事动员如运粮，经济动员如筑路则大有区别。但运粮筑路也是必须的，也得承认之。只反对劳民伤财有损无益的动员。”[4]370一句话，为了边区的生存与经济建设，高岗这种半强制性的“官督民运”政策即使进一步增加边区群众的负担也是迫不得已，完全正当。

最后，在11月12日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实行半统筹统支，统筹的主要项目是粮食、草料、被服、食盐、药材、纸张六项，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起实行。一九四二年动员运输公盐十二万驮。”[2]340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一决议为谢觉哉与高岗的争论作出了最后的定论，谢高之争最终尘埃落定。

五

对于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毛泽东也是精心指导。1944年7月5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将关于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送呈毛泽东审阅。当天毛泽东在审阅时作了大量修改。对于主要讨论问题之一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全部改写为：“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几乎全部改写，指出：“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经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2]526-527“选举问题”被毛泽东单独列为一项。修改后的《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明确主要将讨论“团结与民主问题”、“军事问题”、“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与“选举问题”。[9]179-180

7月11日，毛泽东宴请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和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联席会议人员，讲了推广“三三制”和上下一致两个问题。[2]527-5287月18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和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联席会议作出召开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的决定，全文采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本。署名依次为参议会议长高岗、副议长安文钦，谢觉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10]12月1日，毛泽东又修改了谢觉哉起草的准备在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参议会常驻会工作报告，并致信谢觉哉认为“此件很好，略有增删，请斟酌”，又说“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人民的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在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9]23212月4日至19日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延安召开，199名参议员出席。当时日军发动湘豫桂战役攻势作战，国民党军接连败溃，正面战场分崩离析而敌后战场却捷报频传，正在准备战略反攻。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成为全国人民的希望重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作了题为《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12月6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陈云到会作了关于边区财经问题的发言。③12月9日，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时局和国共谈判的经过。12月12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会上发表讲演，报告华北敌后军民英勇奋斗抗击敌人的情况、华北敌后根据地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的情况。[11]29312月14日，谢觉哉报告参议会常驻会工作及明年改选问题。

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2月7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决定由边区参议会发起，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准备会党内由周恩来、林伯渠、高岗等14人，党外由李鼎铭、续范亭等21人共同组成。[12]604两天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时说：“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2]564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2]565

必须说明的是，将参议会改名最早是谢觉哉在1944年12月1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来的，不过原先提出的名称是“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如此改名“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这一点以及此次参议会的其他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9]232。这样“放口头空气”看情况的任务就落到了正在召开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参议员们身上。在讨论时局和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问题时，马济川、李六如等37名参议员分别提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或“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参议员高崇珊说：“国民政府和统帅部非彻底改组不可。国民党当局若执迷不悟，我们中国老百姓必须自己打主意。”[13]12月15日毛泽东莅临大会，作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他指出“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9]234他呼吁“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9]235接着列举了1945年的15项任务：主要是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整训和扩大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和民兵，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进一步改善军民关系；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认真执行“三三制”政策；深入开展减租运动；普遍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注意文教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用多方面的努力和各种办法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2]566

12月17日，高岗议长在讲话中提出边区要做的四项任务：生产、团结、改变作风与训练干部，[3]461-462在毛泽东提出的1945年的15项任务中分别排列第十、第七、第十四和第十三。地方领导人与中央领导人由于地位不同，职责不同，考虑问题的重点有些差异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19日，大会最后一致通过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决议说：“我们十分乐意接受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关于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提议，我们一定把这个提议当成指示带到各地人民中去。……我们边区人民有完全的责任，……为联合全国人民争取民主的联合政府奋斗，为驱逐日寇出中国建设新中国而奋斗！”[3]466-467

六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首席解放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人民军队的总后方。如果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大本营，那么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边区参议会就是解放区实行民主政治的窗口，具有全国范围的先进性与示范性。作为其他各解放区的样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又具有唯一性。

毛泽东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与边区各级政府构成边区各级政权机关。众所周知，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两次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各级政权机关的组织与实际运作比较熟悉，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转变而来的。1938年秋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明确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因此由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身份来指导边区参议会是顺理成章，得心应手的，有着历史的合理性。毛泽东是做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每次会前他均作了极为详尽的指示，认真准备会议文件，或亲自起草或动笔大幅修改。从1939年1月17日到1944年12月19日边区共召开过两届三次参议会，毛泽东无一例外莅临讲话指导。他代表中共中央的那些讲话实际上是各次会议的主报告，及时提出了当时的任务，指明了今后奋斗的方向。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毛泽东的指导就没有边区参议会的巨大成就与模范作用。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安排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高岗担任边区参议会议长要职，并全力支持他开展工作，这也是边区参议会搞得有声有色，风声水起的一大重要原因。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充满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竞争与博弈。经过毛泽东与全党同志的不懈努力，健康发展的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控制下的国民参政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主与独裁，团结与分裂，光明与黑暗，两种道路，两种结果，使全国人民有了比较，也看到了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较短时间内战胜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与民心向背有极大的关系。而边区及各解放区参议会的成功又为解放以后的人民民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在实行“三三制”方面，1941年 5月绥德分区75名参议员中有50个是国民党员与无党派公正人士，其他如陇东、鄜县等地的参议会同样有国民党员及无党无派人士与共产党员实行民主合作的例子。

②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报告中说，陕北“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③《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4页，均把这次发言的时间写为1944年12月3日，误。

[1]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M].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内部出版).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莫文骅.终身难忘的怀念[J].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

[7]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 .

[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边区参议会常驻会政府委员会联会决定召开参议会二次大会[N].解放日报,1944-07-26.

[11]彭德怀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3]边区参议员一致要求立即组织联合政府[N].解放日报,1944-12-09.

【责任编辑赵春】

Mao Zedong and the Council of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SHAO Y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uhui, Shanghai 200233)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the first liberated area, is the birth place for China，s democratic movement. The Council of the Border Region under the direc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wa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for exercising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Mao Zedo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is institution, and gave detailed directives each time before it convened, carefully prepared the paperwork, attended it and gave speeches on the occasion, defining tasks and goals for the future. The achievements and exemplary role made by the Council brought about hop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on the Party popularity from the people.

Mao Zedong; Shaan-Guan-Ning Border Region; counci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emocracy

K265

A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码号

号】1674—0351(2017)05—0060—08

2017-09-06

邵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