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喜读大字本《智囊》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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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喜读大字本《智囊》的来历

《智囊》是明代冯梦龙编纂的一部历史智慧故事集。毛泽东晚年喜读 《智囊》，他收藏和阅读的 《智囊》至少有两部，均为线装本。一部字体稍小，被称为 “小字本”；一部字体稍大，被称为 “大字本”。大字本《智囊》一书存有不少毛泽东的批语，弥足珍贵。

这本大字本 《智囊》，是章士钊通过其女章含之送给毛泽东的。送书经过是这样的：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七十大寿当日宴请了几位亲友，其中包括了章士钊及章含之。在宴会上毛泽东表示，将来由章含之担任自己的英文老师。次年元旦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章含之前来毛泽东处任教，同时送上了这部大字本 《智囊》。

据章含之回忆，大字本 《智囊》是日本版的。笔者查询了多种与日本藏书印有关的书籍，近来有幸在林申清编著的 《日本藏书印鉴》中找到了与毛泽东所读 《智囊》吻合的 “晚翠楼图书记”印鉴。

根据 《日本藏书印鉴》中的介绍， “晚翠楼图书记”印鉴的主人为仙石政固（1843—1917）。他是日本但马出石藩 （今兵库县北部丰冈市出石町）末代藩主，封子爵。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仙石政固被封为地位仅次于日本皇族的华族，担任明治天皇侍从官、大学少监、贵族院议员。他家有“晚翠楼”藏书，部分书曾捐献给了书籍馆。所以，毛泽东所读大字本 《智囊》当为仙石政固的故物。

章士钊曾于1905年春至1907年夏在日本留学，仙石政固的 《智囊》或许是在这一时期流入章氏手中的。

（维之摘自 《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苏成爱文）

《毛选》“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据逄先知 （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7年）回忆，毛泽东1960年春在广州通读 《毛选》第四卷稿子时，特别兴奋。 “读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泽东曾说： “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

此后，他还进一步说， “《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 “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

不光是 《毛选》第四卷，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他多次同外宾讲： “《语录》和 《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 “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虽是谦虚之辞，视旧著为 “历史资料” “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

（逢周摘自2017年3月30日 《人民日报》，陈晋文）

《小喇叭》开场白是如何录制的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国家发展与民族未来考虑，十分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在这一背景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 《对少年儿童团广播》于1951年5月1日开播，对象是小学及初中学生。后来， 《对少年儿童广播》演变成两个节目《星星火炬》和 《向日葵》，原来的栏目名取消。对小学和初中的广播有了，学龄前儿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9月4日，《小喇叭》节目诞生。

“小朋友，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嘀嗒，嗒嘀嗒……”那清脆稚嫩的童声，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很多听众都对 《小喇叭》的开场白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句话印象深刻。可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当时录制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小喇叭》因为 “文革”期间停播的时间太久，磁带已经变形，有开始曲和开场白的这盘磁带音质也变坏了，不能用了，必须重录。领导把重录开场白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到广电局幼儿园中班和大班，找了30多个孩子跟着我学说儿歌和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句话，最后挑出五个口齿清楚、音质纯正、说话有力度、模仿能力强的孩子，每天教他们说绕口令、儿歌和这句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培训，我把他们带到录音间开始录音。我在录音室话筒前领着小朋友一句一句录。我说一句，孩子跟着说一句，五个孩子一个一个录，每个孩子保留说得最好的十句，由部主任贾玉芝和易杏英、郝尚勤及其他五个编辑一遍遍听，最后选中了其中一句。但到底是哪位小朋友说的，谁也分不出来了。从1978年11月6日 《小喇叭》恢复广播开始，一直沿用这个版本的录音。

（中美摘自 《纵横》2016年第11期，徐文燕口述 杨玉珍整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进城问题

1949年至1952年，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和保证城市治理的前提下，政府对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采取相对开放与正面的态度。

1950年3月到1952年7月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召开前，政府采取的是统一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结合的方针。当时的户口工作主要服务于肃反及统计人口的需要，颁布了 《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及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办法》等办法。正如1950年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所决定的：户口工作的任务是保证居民迁徙之自由，安心从事生产建设。国家遵循个人自愿原则，没有限制公民的迁徙活动。由于存在着城乡收入差异等原因，农民源源不断地进城。

1953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及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发生了重大转轨。中国要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无疑是关键。政府实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统购统销等政策，以保证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进行。与此同时，户籍管理和人口流动也开始被纳入到国家的计划当中来，户籍逐渐与粮食、就业等权益联系起来。这一系列政策虽对农民进城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但并未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整体趋势。城市人口的膨胀给国家各项计划的开展带来了许多困难。1958年1月9日，政府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 《条例》第一次从法律上正式限制农民进城，除了纳入国家计划的人口迁移外，自发的流动人口事实上失去了成为新的城市居民的机会。城乡分离的局面由此形成。

（晓政摘自 《中国现代史》2017年第2期，周肖文）

党史专家金冲及忆及的一件往事

20多年前，听说有位俄罗斯学者在美国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有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写道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作战，但俄罗斯档案馆中并没有这份电报，相反，倒有同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说：“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据说那位学者在会上批评中央文献研究室伪造档案。

我们采取审慎的态度。先仔细看我们保存的那份电报，发现手稿上没有发电的标记。我们又请教当时中央机要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发出的电报中，有没有在手稿上没有发电标记的事？他说：这种情况过去也有。但这样仍不能做出结论。我们又找来俄罗斯档案馆所藏那份电报的复印件，从内容和收电格式来看也不像是伪造或经过改动的。

经过再三斟酌，我们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 《毛泽东传》中这样表述：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 （注：指我们保存的手稿）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做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这样，就对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的复杂过程有了更完整的了解。

（齐鲁摘自 《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2期，金冲及文）

寄明创作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958年发生的 “8·23”炮战，让全国人民知道了厦门何厝小学13名小学生穿行炮战中支前的故事。1959年，厦门第三中学语文老师王添成根据故事创作了话剧 《英雄小八路》。1960年5月20日，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陈耘带领该校创作系、表演系毕业班100多人来到厦门三中采访。王添成把剧本交给了陈耘。陈耘看后非常欣赏。几天后的六一儿童节，上海戏剧学院排演的话剧 《英雄小八路》就在福州公演，演出引起了轰动。“英雄小八路”的故事引起了上海影剧作家周郁辉的关注，他把话剧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剧本，并把谱写影片主题歌的任务交给了寄明。

寄明原名吴亚贞，江苏淮安人，1917年6月出生于苏州。1953年8月，寄明调到中央电影局音乐处工作，负责电影作曲创作。

寄明从上海专门来到厦门，寻找到那些已经升入初中的 “支前小英雄”，听他们讲述当时冒着炮火上阵地给解放军送饭、送开水的英勇故事。采风快结束了，一个节奏热情奔放和起伏度较大的曲调在寄明耳边萦绕，她连忙挥笔直书，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初稿一气呵成。

1961年，电影 《英雄小八路》上映，片中主题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1978年，共青团中央在征求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后，将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正式确定为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筱蕾摘自 《上海采风》2017年第3期，马信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