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李光炯关系考论

李应青

（滁州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在长江之滨的古城安庆的东北角，有两处清冷的墓地，城东角的墓地位于枞阳县李兰庄陈家山原，里面长眠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家、民主主义思想家、安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李光炯；城北角的墓地位于北郊十里乡叶家冲月形山麓，里面长眠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陈独秀。

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既是同乡，又是同事，在革命、教育、政治等诸多方面有着杰出成就，各自演绎着传奇人生。这两个自尊特强，清高孤傲，执着敬业、追求完美的安庆人最终都魂归故土，长眠于扬子江畔。他俩生相随，死相伴。其情鲜为人知，今日作文，说其一二。

李光炯（1870-1941），字光炯，名德膏，晚号晦庐，安徽枞阳人，光绪二十三年 （1897）考中举人。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名乾生，号独秀，安徽怀宁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中秀才。

“当时的文化运动有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另一股是以李光炯为代表的反清、反北洋系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在文化界是很有号召力和影响的。陈、李两人早有深交，但是政见不同。在当时都是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人物。”[1]108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在“救国救民”这一共同志向的基础上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弃科举，游学日本，萌生革命种子

陈独秀考中秀才后，对举子业没有太大的兴趣。第二年乡试不中，“目睹科场之种种黑幕，遂与科举决别，倾向维新改良。”[2]1211898年与兄孟吉一道去东北，“在嗣父的衙署做些文案工作。”[3]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沙俄在东北制造一系列惨案，对他震动很大。如他后来回忆说：“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厚，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4]于是便有了留学到各国查看一番的想法，与兄盂吉从东北返回安庆。1901年9月清廷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陈独秀痛斥清廷丧权辱国，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到通缉，同年10月①离开安庆赴日本东京（专门）学校速成科②进修日语，希望在短时间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一度参加‘励志社’，倾向革命。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5]6

李光炯中举后，闻同乡吴汝纶为海内文宗，讲学于保定莲池书院，特别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深为李光炯所推崇。李光炯毅然决弃科举，负笈北上，深得吴汝纶器重。时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强盛，随着清政府“戊戌变法”各项新政的次第举办，学习日本教育的政策大大地推进了。“1898—1907年，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充满和谐合作的‘黄金十年'”。[6]清末学习日本教育的过程，主要通过派遣学务官绅考察日本和官自费学生留学日本两大群体同时推进。

1901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固辞不获，便要求先赴日本考察教育，李光炯、房秩五、方守敦等5位青年跟随。从1902年5月15日抵日，至同年9月29日离日，在访日的4个多月内，李光炯随吴汝纶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三四十所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一直到东京和京都帝国大学，兼及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学校、士官学校、聋哑学校。……在吴汝纶访晤的日本人中，上自卸任首相、文部大臣、大学总长、帝国教育会会长，下及普通教员，多达上百人。 ”[7]106“谈教育甚久，多切要语”[8]。此外，还有“—些日本学者和教育家与吴汝纶通过笔谈或书信来往，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日户胜部来信主张‘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师范学校’；山阳女子学校校长望月兴三郎来信主张‘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7]106这些意见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中国兴办新教育时应该注意和重视的问题，李光炯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感于日本的强盛和清廷的日益腐败，立志回国以后，从事教育，借以培养后进，开展革命活动，拯救中国。”[9]

尽管同为安庆老乡的陈、李都有游学日本的经历，但不巧的是李光炯一行游学日本时间 （1902年5-9月）正好介于陈独秀前两次 （1901年10月—1902年春；1902年秋—1903年5月）的游学之间，惜乎擦肩而过，相知而不相识。

二、办刊物，办学校，宣传革命思想

1902年春，陈独秀在日本完成半年的速成科学习返回安庆，经南京停留，始结识章士钊和赵声等人[10]，出版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是为新学制小学堂编写的教材。署名陈乾生，石印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随后，陈独秀与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等人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创办了藏书楼，发表爱国演说，进行反清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被列为首要分子加以追捕，逃亡日本。同年秋，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是年冬，留日学生鉴于励志会日就腐败，成立青年会，……是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陈独秀亦入会，其时用陈由己（仲甫）名。”[11]1511903年4月29日，陈独秀在日本参加“拒俄义勇队”，时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无端与留学生为难，5月的一天夜里，陈独秀与邹容、张继等五人闯入其日本寓所，“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把姚的辫子剪掉，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事后，姚呼请日本警察抓人，酿成交涉，陈独秀等人被迫遣返回国。”[5]8陈独秀返国抵沪，在章士钊、张继等人8月7日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编辑部工作。1904年3月，《国民日日报》因倡言民主革命，为清廷所禁，陈独秀被迫回安庆，与房秩五、吴守一等人创办《安徽俗话报》。

1902年9月29日，李光炯随吴汝纶自长崎离日返沪，吴汝纶因时事变化没有立即北上复命，而是先回家乡安庆，借巡抚衙门南院为堂址，筹办桐城县学堂。“某不能久于故乡，光炯自可相助。”[12]因此，李光炯协助吴汝纶办起了桐城县学堂，同时在桐城县北门内县署勘定新校址，并聘请日本友人早川新次郎指导规划，吴汝纶自任堂长，1903年正月十二病逝。李光炯接任桐城县学堂第二任校长，“主张以‘异国长技’教育学生，遂与桐城绅士阮强、姚永概、马其昶等继续倾心办学。”[13]487不久，李光炯接受湖南巡抚赵尔巽邀请担任湖南高等学堂历史教师，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当时革命志士云集长沙，准备联合哥老会发动武装起义。李光炯暗中相助，于1903年秋和也在湖南高等学堂任教的卢仲农（无为人）两人自筹资金办了所学校，“接纳安徽在湘子弟，聘请革命党人黄兴、赵声、张继等人至公学教书，掩护其革命活动。”[14]取名安徽旅湘公学。由于陈独秀很早就与张继、赵声等革命党人有联系，因此，陈独秀以后的革命活动便与李光炯更加紧密了。

1904年秋，桐城县学堂迁往新建校舍，更名桐城中学，吴守一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东渡日本留学，编辑只剩下陈独秀。于是写信给好友汪孟邹，将《安徽俗话报》的社址迁至汪孟邹的芜湖长街码头科学图书社。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各种题材的文章十多篇，约八万字。他的文章旗帜鲜明、犀利流畅，通俗感人，启发国民起来爱国救亡。陈独秀1922年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5]14汪孟邹后来回忆这一阶段经历时，说“仲甫的脾气真古怪哩，《安徽俗话报》再出一期，就是二十四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商量，说好说歹，只再办一期，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教书去了。”1905年2月《安徽俗话报》合上了它短暂但却辉煌的历史。

1904年秋，因黄兴等在湖南策划的华兴会起义失败，“陈独秀已由爱国转向革命，动员李光炯把办在湖南长沙的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易名安徽公学。”[15]1905年2月，安徽公学正式开学，李光炯继续利用公学的有利条件，培养革命骨干。陈独秀担任国文教师，他不修边幅，上课不拘小节，有时边上课边搔痒，但课讲得好，学生受其新思想影响，“在该校先后任教的，除陈独秀外，还有章士钊、柏文蔚、刘师培、陶成章、苏曼殊等人。学校设中学、师范两部，学生都是安徽各地有志革命的青年，这是一所倡导反清革命的学校。”[5]14

三、建立岳王会，推动辛亥革命

“安徽公学传播革命种子，与上海、南京、安庆等地革命组织时有联系。同盟会是年八月在东京成立后，也通消息。先生课暇也常赴皖省各地，进行联络与策动工作。”[16]1905年暑假，陈独秀曾与柏文蔚（时任安徽公学体操教员）等人结伴到皖北一带联络淮上健儿筹备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处暑再返芜湖安徽公学，“与李光炯、柏文蔚、常恒芳、宋少侠、杨端甫等刺血为盟，在芜湖安徽公学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陈独秀任会长，安徽公学的教员、学生为主体。”[13]1151其后“孙敏筠等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谋刺皖抚恩铭，熊成基起义安庆，不数年间，接踵而起，革命声势乃澎湃不可竭抑，其策源实为安徽公学，而暗中推动者，先生之力为多。”[14]“公学一时成为革命党人通讯联络的中心及安徽辛亥革命的策源地”，“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早”。[11]154巡抚恩铭察觉到安徽公学师生的革命活动，“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革命党人被迫离开，分往他处活动，李光炯到九华山避难。1908年，接受云南总督李经羲（李鸿章之侄）聘请，李光炯到云南主持教育，传播革命思想，并进行一些改革。“辛亥革命军起，云南揭竿响应，未经流血之惨而大功告成，先生实推之。”[17]1906年暑假，陈独秀“与苏曼殊去日本考察，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2]1261907年夏，与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及日本人幸德秋水等筹组“亚洲和亲会”，欲把东亚各国社会党组成一体。“1908年9月下旬，安徽省教育总会召开秋季大会，陈独秀出席了闭幕式并发表了演说。……冬，陈独秀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员。”[5]17

四、出任秘书长，讨伐袁世凯

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在杭州写檄文声援武昌起义。11月8日，安徽也宣布独立，王天培任都督，不久，被原安徽巡抚朱家宝撵走，朱任都督。同盟会会员吴旸谷入赣请求江西浔军援皖，朱家宝遭围攻，在美国传教士、同仁医院院长戴世璜的帮助下“缒城出走”。[18]一时间，皖省无主，邓绳侯和韩衍等人组织“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维持社会秩序，邓绳侯还亲自去云南请李光炯返皖出任都督府秘书长，与他们一起筹划大政，稳定局面。1911年12月12日安徽临时会议选举孙毓筠 （少侯）为都督，成立军政府,李光炯“因韩衍被刺，愤而退隐。”[19]12月21日，孙毓筠仰慕陈独秀才识，便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1912年1月3日，陈独秀由杭州到上海，绕过被张勋顽守的南京，几经辗转回到安庆，出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参加工赈救灾活动，当年安徽水灾严重。陈独秀奉孙少侯之命，同卢含章、李光炯、李少穆等人去上海，与安徽旅沪各界及华洋义赈会研究救灾事宜，经他们努力，在芜湖成立了‘全皖工赈筹办处’，在上海设立了‘全皖工赈通讯处’，一面募捐，一面组织测量团去灾区测量。这对稳定安徽局势，解决灾区人民的生计，都起了积极的作用。”[5]19赈灾之后，陈独秀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因旧势力的顽固，加之与孙毓筠的政见分歧，未能施展抱负，便辞去秘书长一职。“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时间不长，就由李光炯接替了。陈独秀把秘书长职务交出后，就在原安徽高等学堂的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自任教务主任，聘安徽桐城马通伯任校长。”[10]55“5月，孙少侯去北京，被袁世凯重金收买，留在北京，辞去安徽都督职务。”[2]125袁世凯电令柏文蔚署理安徽都督。1912年7月，柏文蔚就任安徽都督，挽留李光炯。李光炯以共和告成，引退回家乡李兰庄，在私宅办李氏小学和简易工厂，教人识字、做工。此时，陈独秀因没有满足学生的无理要求，被逐出学校，柏文蔚请他再次出任都督府秘书长。由于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是由陈独秀主持。据当时在都督府任事的老人回忆，陈独秀在职期间，提出的施政意见主要有：（一）人民的生活要改善；（二）旧有官僚要敬克任用，不能因其有经验而全部留用；（三）对违碍革命的事，应大刀阔斧地革除。当时被人誉为佐柏文蔚‘治皖有功’”。[5]19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宋案发生后，柏文蔚十分气愤，同陈独秀等人商议，由陈起草了一封给袁世凯的责骂信。”[5]20随后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赶跑柏文蔚，在安徽实行恐怖统治，陈独秀“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21]2551914年袁世凯图谋称帝，想利用李光炯的清望，请他出任内阁秘书长，李光炯坚辞不就，还亲自撰写《讨袁世凯檄文》，约了柏文蔚等数十人署名，由安庆大德堂承印后发到省内外各地。后来袁世凯还派人携带200大洋到李光炯家登门促行，李光炯忠于民主共和，为此避居芜湖。

五、开展新文化运动，革新安徽教育

1915年9月，陈独秀离开日本回国，“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端。”[20]2561917年1月，他接受蔡元培聘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箭杆胡同9号寓所，以北大为主要阵地，宣传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专制，抨击封建礼教。1919年4月，陈独秀因反动当局压迫离开北大。不久，五四运动爆发。

1915年，陈独秀“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文，提出教育的唯民主义。不久，邓中夏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教育思想遂得以逐渐推广。”[7]219为革新安徽教育，开展新文化运动，“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李光炯、卢仲农、光明甫、刘希平、高语罕等奋身力行，积极宣传陈独秀提出的新文化运动宗旨，向青年学生介绍各种新思潮。”[21]据朱蕴山回忆，1917年2月初，他到芜湖“会见了李光炯、卢仲农、王肖山等人。大家一致认为，黑暗的统治局面甚长，……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通过普及国民知识，提倡新文化，竭力而慎重地介绍新思潮，去提高青年们要有社会责任心的觉悟。做好这项工作，还应该大力提倡普及义务教育。”[1]1151919年，鉴于一战后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李光炯认识到生产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与朱蕴山、光明甫、卢仲农等人在芜湖东门外创办私立芜湖职业学校，内设染织、机械各科，以造就生产建设之人才。李光炯曾对家里人说：“我过去要做官的话，顶子早红了；要钱的话，也早已成为资本家了。我的志愿在教育事业——办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22]

六、声援“六二学潮”，参与废督裁军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军阀倪嗣冲仍掌握着皖省军政大权，扣压教育经费、贿选议员、任用反动校长等所作所为，大多违背民意，皖人屈于淫威。1920年，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进步师生要求驱逐反动校长赵继椿，欢迎老教育家李光炯出任一师校长，倡导正气。1921年2月，李光炯出任一师校长。1921年6月2日，一师学生姜高琦、周肇基等，请愿增加教育经费，又遭杀戮。李光炯慨然曰：“督军拥重兵，上干国纪，下为民害。议会天职在代表民意，反而助督牋民……此而不除，不特皖政无澄清之日，而先烈艰苦缔造之民国，亦危乎殆矣！”[23]于是乃以废督、裁兵、澄清选举为己任，和刘希平、光明甫等联合皖省各地进步校长，组织“安徽教育会”“安徽教职员联合会”，以及“六·二”惨案后援会，奔走京、津、冀、豫，赖省外各团体以及在京名流国会议员响应，诉之舆论，请命中枢，四载不还。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尽管忙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工作，但还是抽空关心家乡的政事。他指导北大皖籍教授高一涵等成立‘旅京皖事改进会’，后又在上海联络光明甫等15人组成‘旅沪皖事改进会’；协调王星拱和李光炯放弃竞选安徽教育会会长，同意安徽教育会改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并发表《根本改造安徽教育会宣言》……。”[17]结果，督军被废，安武军被裁，军费削减，教育经费定为专款，贿选议员遣散，省长倪道烺（倪嗣冲之侄）的老师李兆珍被赶走。

七、探监有感，避难四川

1927年3月25日，武汉国民党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令安徽省政治委员会由八人组成，即李宗仁、光升（引者注：即光明甫）、常恒芳、朱蕴山、麦焕章、沈子修、李光炯。指定李宗仁为主席。这项决定被蒋介石扣压，擅自任命了以陈调元为主席，右派占绝大多数的二十八名委员组成的安徽政务委员会。”[24]1927年，李光炯得岭南霍守华之助，在枞阳创办宏实小学，推广乡村教育。慎重选聘教师，教师选编教材，教法不拘一格，里居之日，常自宏实亲自指导，向师生灌输其爱国思想与立身行事之道，绩效斐然。其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先后四次征辟，继而何健、方振武主皖，邀其出任省政府委员，皆以宏实小学方待擘划而不就。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1932年10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了陈独秀。1934年6月，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城监狱。此后陈独秀的新朋旧友先后有50多人到狱中看望，其中就有李光炯。

李光炯1935年到南京狱中探视，只见高墙内的陈独秀，须发大半白了，面色又瘦又黑，李光炯心头一酸，紧紧地握着陈独秀的手走进他的住室。二人对面坐在方桌上，除了问及彼此的健康及心情，谈及最多是安徽的教育，李光炯最后说“余生死未卜，先生亦体弱多病也”[25]471，才依依不舍离去。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由武汉赴重庆，1938年8月携妻潘兰珍避战乱寓居四川江津。同年日寇进犯安庆，李光炯见形势迫切，于安庆沦陷前数日，率家小子侄等经汉口、到宜昌、而重庆，千辛万苦，至成都避乱。

八、关心抗战，魂归故里

李光炯成都避乱后，每日披阅报章，与故乡、重庆、江津老友往来书信，关心抗战前途及职业教育，见战事胜利则喜，否则戚戚终日。1941年4月8日病逝于成都。遗榇存于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燃灯寺。临终前留下遗嘱，恪守先人养成的俭朴仪型、不传财产于子孙的清白家风，家产、书籍、河业股份全数捐归宏实小学及孤贫儿童教养院。”[26]

陈独秀闻噩耗后，作诗一首：《悼老友李光炯先生》

自古谁无死，于君独怆神。

撄心唯教育，抑气历风尘。

苦忆狱中别，惊疑梦里情。

艰难已万岭，凄绝未归魂。

同时自序云：“六年前，老友李光炯视余于金陵狱中，别时全有奇感，以为永诀。其告余，生死未卜，先生亦体弱多病也。抗日军兴余出狱，避寇入蜀，卜居江津，嗣闻光炯先生亦至成都，久病颇动归思。闻耗后数日，梦见先生推户而入，余惊曰：闻君病已笃，何遽至此？彼但紧握余手，笑而不言，觉而作此诗，录寄余光烺君，以纪哀思。光烺笃行好学，足继先生之志。先生无子（引者注：长子相慎，七岁殁；次子相钰，二十一岁殁）而有婿矣。民卅夏日。 ”[25]471

陈独秀寓居江津，审时度势，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2年5月27日溘然长逝，葬于鼎山山麓康庄门外的园地上。

1947年两条民船先后载着灵柩中的他俩，从四川漂流而下，最后一次在亚细亚这条最浑阔、也最漫长的河流上漂流了几天几夜，这是他俩最深爱的、日夜流经故乡的河流。

陈独秀是在这一年的2月由三子陈松年将其遗榇由江津运回安庆，与原配高氏合葬于安庆北郊十里乡叶家冲月形山麓。李光炯是在这一年的8月由嗣子李相璞和女李相珏，将其遗榇及妻方氏灵柩由成都运回枞阳，合葬于故居李兰庄侧陈家山原。

二君终于就此长眠，生相随，死相伴，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缅怀与敬仰。1975年，88岁高龄的朱蕴山在《忆梦二首》诗序中说：“四月以来，游梦正多。常在梦中遇故友光炯、希平、仲甫等人，合眼即可入梦。”[1]89

总之，陈独秀早年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之初的突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李光炯是个革命志士。一方面积极兴办教育，拯救中华民族；另方面积极支持革命活动。”[21]469李光炯现在已不大为人们提及，但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注释：

①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陈独秀自填留日时间是1901年10月。

②那时赴日的人大多是刚出私塾书院之门，新学基础不足甚至毫无新学基础，不少人连日文字母都未曾学过。……当时一些日本教育家也极力鼓吹速成教育是培养中国人的最有效的途径；而一些日本人出于营利的目的，竞相开办各种速成学校。学期短至半年，甚至3个月。见卫道治主编的《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140-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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