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GE视角下财政政策的选择与优化
——一个文献综述

柳晓明 贾敬全 孙翠平

（1.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2.铜陵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61）

一、引言

当一国经济偏离原有均衡状态、特别是遭受衰退冲击时，财政政策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不同的复杂经济系统中，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议一直持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随后爆发的欧债危机，使学者和政府机构对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及长远影响的讨论愈发激烈。此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间财政政策的协调也成为研究的重点。

因此，采用合适的分析方法，对新形势下财政政策效应进行全面、深入探讨，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十分必要。从研究方法来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能分解并比较外生冲击，较好避免卢卡斯批判和动态不一致性问题[1]。在基本模型中引入各种名义摩擦和实际摩擦，可用于分析各种外生冲击的脉冲反应、政策的福利效应，有利于对不同情形下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结构的财政支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路径不同，只有基于结构性视角，才能准确把握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且分析结论也更具针对性（卞志村、杨源源，2016）[2]。

二、财政政策对经济均衡的影响

（一）单独实施财政政策的效果

Schmitt-Grohé和 Uribe（1997）[3]发现政府支出如果高度依赖于扭曲税率融资，高税率的预期会自我实现，无法实现经济系统的均衡。 Ambler和 Paquet（1996）[4]将财政支出分为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两类，通过分析政府投资、政府支出与产出的相关性，表明政府财政政策变动与美国产出波动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Finn（1998）将公共部门、工资支出从政府购买中分离，发现政府消费与公共部门就业冲击是美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成因之一。在确保政府支出反应强度使经济具有唯一均衡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可以稳定经济（Aloi et al，2003）。

Michel和 Thadden（2010）通过比较债务规模大小对经济均衡的影响，认为政府债务规模在特定区间内变化并且规模相对稳定后，经济系统才会存在均衡解。国内学者方面，黄赜琳（2005）[5]引入政府支出冲击，发现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基本解释我国70%以上的经济波动特征。李浩等（2007）分别构建封闭的和小国开放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发现政府购买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袁靖（2015）基于区制转移效应的DSGE模型，表明财政政策能使主要经济变量受到冲击后回到均衡状态。

（二）同时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影响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影响时，若货币规则为内生，则被动的财政规则与主动的货币规则组合时均衡是唯一的（Leeper，1991）[6]。 McCallum 和 Nelson（1999）发现逆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能够减缓宏观经济的波动。当消费者为有限期存活的代际交替形式，被动的财政规则与被动的货币规则组合时，经济也可以实现唯一均衡，但此时要求财政规则不再盯住债务（Piergallini，2005）。 Schaber和 Thadden（2009）[7]发现若政府实施被动的财政规则，当名义利率变化与通胀率相一致的货币规则与被动的比例税规则结合时，经济存在唯一均衡。货币规则为Taylor形式时，只有政府支出规模小于一定值，经济系统才会存在唯一均衡（Natvik，2009）[8]。 在具有唯一均衡的财政规则组合中，盯住税率与强自动稳定规则组合有利于实现稳定产出目标，需盯住债务与弱自动稳定的规则组合[9]（张佐敏，2013）。

三、财政政策规则的有效性

作为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学术界对政策规则（rules）与相机抉择（discretion）的争论在 20 世纪中期最为激烈。部分学者坚持认为相机抉择既不是最优的，也不是可信的（如Chari和Kehoe，1990）。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对于财政政策扩张效应的认识仍未形成统一观点。Kydland和Prescott（1982）结合RBC理论，认为产出、消费等大部分宏观变量仅受技术冲击影响，任何试图影响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都是无效、甚至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Woodford（2001）、Andrés和Doménech（2006）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如果税收采取盯住政府债务或者赤字水平而不是相机抉择政策，能显著提高社会福利水平。Schmitt-Grohe和Uribe（2007）[10]认为，与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相比，当税收采用一定规则形式，如盯住政府债务水平或者赤字，将会对产出和物价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使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针对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支出呈现出一定规则性，有利于经济的稳定性及社会福利水平的 提 高 （Alesina Perotti，1997）。 Fragetta 和 Kirsanova（2007）针对欧元区国家的分析也得出同样的观点。Blanchard和 Perotti（2002）等研究发现，由于税制的累进性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性，美国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相机抉择的作用并不明显。我国学者认为，财政收支政策的变化，改变人们对政策取向的预期，可能导致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贾彦东、刘斌，2015）[11]。

四、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

（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Baxter和King（1993）的研究表明财政刺激效果与融资规则密切相关，总量税规则下政府支出增加冲击表现为刺激总产出，比例税规则下对总产出产生紧缩效应。而财政政策不具有产出扩张效应 （如Folster和Henrekson，2001；Dar和 Khalkhali，2002））与具有正的产出效应（如 Karras，1993；Ghali，1998）均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Bilbiie和Straub（2004）认为，政策效果与真实工资关系密切，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只有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才可能出现。Straub和Tchakarov（2007）基于新宽域模型研究公共支出结构变化的产出效应，结论表明在财政巩固框架下增加公共消费不利于增加经济产出。如果存在财政政策时滞，政府投资支出的产出效应将会被削弱（David,Leeper和 Walker，2010）[12]。

Adolfson et al（2005）通过构建开放条件下的 DSGE模型，发现财政政策对欧元区的经济产出效应并不明显。Benk和Jakab（2011）基于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表明财政巩固框架下的政策结构具有典型的经济抑制效应。胡永刚、郭长林（2013）认为财政政策能够通过居民预期改变其消费行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会挤出居民消费。丁志帆（2016）认为政府财政刺激产出仅有短期效应，若无法有序退出，可能增加经济下滑风险，从而反向抑制经济增长。

（二）有利于经济增长

Almeida et al（2010）认为，代表性消费者如果是“非李嘉图等价”的，尽管长期成本高于短期收益，但增加公共消费是短期增加经济产出的有效措施。对中国财政政策的研究发现，积极的财政政策使2009、2010年GDP分别增长3.1%和2.7%，政府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大于减 税 的 效 应 （Pietro Cova et al，2010）[13]。 Woodford（2011）、Eggertson（2012）认为财政政策扩张能够对总需求产生直接影响，会导致通货膨胀及其预期上升，促进私人消费与投资。

王文甫（2008）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研究发现政府支出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就业率。贾俊雪、郭庆旺（2011）发现，政策的实施使长远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状况受益。朱军（2013）认为财政刺激政策更能够化解外部债务并稳定宏观经济。王玉凤、张淑芹（2015）以我国1997—2013年数据为样本，分析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均增加社会福利，采用财政支出工具进行经济调控能得到最大的福利效应。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均能够有效地刺激产出和就业，并使得两者长期位于稳态值之上 （武晓利、晁江锋，2014）。

（三）政府债务与税收政策变化的经济效应

Schmitt和Uribe（2003）认为政府可以有一定的赤字，但需与产出缺口以及债务水平形成一定的反馈与互动。Leeper和Yang（2008）认为，当期减税政策可能会带来未来财政支出的减少或是其他税收的增加，因此，扩张性与紧缩性效果都有出现的可能。Perotti（2005）、Mountford和Uhlig（2009）引入实际粘性、名义粘性以及异质性消费者等因素时，发现政府支出存在挤入效应。

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罗英、聂鹏（2011）构建包含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结果表明政府支出正向影响消费和投资，税收增加对总产量和消费产生有着负向影响作用。贾俊雪（2012）基于1992—2009年的数据发现，我国税收存在对宏观经济走势和政府债务规模系统性的反应，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运行态势。朱军（2015）[14]研究发现，预算软约束框架下的税收增长模型更适合中国国情，也与地方政府主动以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相吻合。郭长林（2016）将生产性政府支出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生产型财政政策扩张能够从总供给侧对通货膨胀及其预期产生抑制作用。综合考虑李嘉图和非李嘉图两类居民个体行为，冲击结果表明减税效应相对优于支出扩张效应。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无论是统一实施还是不同机构分别执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都非常必要。Pindyck（1976）较早提出不同经济政策之间的目标冲突及相互冲突时可能导致的成本。 Leeper（1991）、Benhabib（2001）等学者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决定宏观经济效应。当货币政策采取 Taylor规则时，Woodford（2000）[15]认为，只有财政政策采取盯住名义基本赤字时，才能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Leith 和 Thadden（2008）[16]将代表性消费者假定为“非李嘉图等价”居民，分析表明这种情形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更为重要。Bernanke（2003）等认为央行购买国债从而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应对“债务—通缩”的机理。由于实施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财政政策无效，因此当实施货币供给量规则时，财政政策有效性得以保留 （Rankin和Ascari，2008）。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组合的研究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主动货币政策与被动财政政策组合时，Davig和Leeper（2009）发现，在一定参数范围内，政府支出的增加可以刺激私人消费。Krugman（2015）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能够更好地恢复公众信心，有效实现再通胀，从而帮助经济摆脱萧条。

对价格水平决定机制的研究表明，我国实行的是主动的财政政策与被动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机制，即财政政策占主导，物价水平主要由财政政策来决定 （刘斌，2009）。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政府购买支出和公共投资支出有可能对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产生正的挤入效应，从而最终达到以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目标（简志宏等，2011）。如果分别考虑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对货币政策反应，结果显示地方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大于中央支出（朱军，2016）。卜林等（2016）构建了包含房地产部门和财政政策的DSGE模型，认为在财政扩张背景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非合作模式会带来更好的政策效果。陈小亮、马啸（2016）[17]结合我国国情对DSGE模型的假定进行适当修正，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并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

六、研究前景

尽管财政政策被认为是通过变动政府支出或税收，改变总需求，用于缓解产出和就业波动的短期性政策工具（Zagler和 Dürnecker，2003），然而，无论是政府购买政策还是税收政策都显示了对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自Barro（1990）的开创性研究以来，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未来财政政策的研究重要内容。

（一）更为关注经济发展阶段性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性

纵观国内外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财政政策的效果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只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才能科学把握财政政策调控的时机与力度。在经济常态下，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财政政策的效应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研究通过财政政策实现制度供给的乘数效应，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分析财政规则与人力资本积累、技术与制度、市场竞争环境优化等方面的相关性，运用DSGE模型探究财政政策的效应及相应的工具选择。

（二）深入探讨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与互动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一国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时受到本国政策溢出和外国政策流入的影响，同时，本也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外部效应。现有研究表明，收益的大小对经济开放度的变化非常敏感，各经济体的收益与开放度呈现正相关（Coenen et al，2008）。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各国从经济政策合作中所获收益也将越来越多。因此，为应对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动与国外政策冲击的影响，需要运用包括DSGE在内的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国内外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特别是溢出效应的持续时间、变化方向与大小。

（三）DSGE模型结构的优化与假定条件的拓展

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既无法明确社会福利函数的具体形式，也难以在制定政策时仅寻求单一福利函数的最优化。大多数时候，政府财政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多目标的决策问题，而且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矛盾的。在运用多目标规划模型时，需要从国家自身特点和发展水平出发制定目标、寻找合适的解集。已有文献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经济分析时大多假定消费者为同质、无限存活式李嘉图个体，这一假设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并不完全相符，需要合理改进模型的假定条件与具体结构。在寻找最优解的过程中，决策者偏好直接影响目标之间的优先顺序乃至求解结果，正确认识并显示自身的偏好信息。

此外，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协同性，构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协调的政策体系。中国现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属于典型的PMPF范式，难以确保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一些学者认为从PMPF范式逐渐转向AMPF范式应成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范式转变（马勇，2015）[18]。因此，应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研究具体的转变路径，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良性互动，为经济发展增添内生动力，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KYDLAND F E,PRESCOTT E C.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J].Econometrica,1982,50（6）:1345-1370.

[2]卞志村，杨源源.结构性财政调控与新常态下财政工具选择[J].经济研究，2016（3）：66—80.

[3]SCHMITT-GROH S,URIBE M.Balanced-Budget Rules,Distortionary Taxes,and Aggregate Instabili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5（105）:976-1000.

[4]AMBLER S,PAQUET A.Fiscal spending shocks,endogenous governmentspending,and realbusinesscycles[J].Journal ofEconomic Dynamics&Control,1996,20（1-3）:237-256.

[5]黄赜琳.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 RBC 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5（6）：27-39.

[6]LEEPER E M.Equilibria under'active'and'passive'monetaryand fiscal policie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1,27 （1）:129-147.

[7]SCHABERT A,THADDEN L V.Distortionary Taxation,Debt,and the Price Level[J].JournalofMoneyCredit&Banking,2009,41（1）:159-188.

[8]NATVIK G J.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Taylor Principle[J].JournalofMoneyCredit&Banking,2009,41（1）:57-77.

[9]张佐敏.财政规则与政策效果—基于DSGE分析[J].经济研究，2013（1）：41-53.

[10]SCHMITT-GROHE S，URIBE M.Optimal simple and implementablemonetaryandfiscalrules[J].JournalofMonetary Economics,2007（6）:1702-1725.

[11]贾彦东，刘斌.我国财政极限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利用含体制转换的DSGE模型对全国及主要省份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5（3）：97-115.

[12]DAVIG T，LEEPER EM，TB WALKER.Unfunded liabilities anduncertainfiscalfinancing[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2010（5）:600-619.

[13]罗英，聂鹏.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分析—基于 DSGE 模型的数值模拟[J].经济学家，2011（4）：53-62.

[14]朱军.中国宏观DSGE模型中的税收模式选择及其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1）：67-80.

[15]WOODFORD M.Fiscal Requirements for Price Stability[J].JournalofMoneyCredit&Banking,2000（3）:669-728.

[16]LEITH C，THADDEN L V.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inaNewKeynesianmodelwithcapitalaccumulation and non-Ricardianconsumers[J].Journalof EconomicTheory,2008（1）:279-313.

[17]陈小亮，马啸.“债务－通缩”风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J].经济研究，2016（8）：28-42.

[18]马勇.中国的货币财政政策组合范式及其稳定效应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5（1）：173-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