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瀚龙,范黎波,李德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
随着中国工业经济增速的放缓,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效应日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日渐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201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4%,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4个百分点。高技术企业具有高成长的特性,同时也存在较高风险,企业平均寿命较短。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我国企业退出市场的平均寿命为6.09年,寿命在5年以内的接近六成,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5.14年[1]。2017年1月,美国硬盘巨头希杰集团关闭苏州工厂,一时间政府规制负担过重而影响企业生存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生存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也是企业盈利和持续发展的前提[2]。因此,研究政府规制负担对高技术企业生存的影响机制,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提高我国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已成为愈加紧迫的问题。
政府规制负担是政府在对企业规制过程中对企业造成的与政府规制相关的、超过企业常规运行的成本[3]。企业面临的规制负担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实施更好的规制措施也成为各国政府的关键政策目标。批评者认为政府规制负担对个人和企业造成成本,阻碍初创企业、投资、创新、就业和增长,最终削弱国家经济绩效,企业、工人和消费者都受到影响[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