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近平“中国梦”视角看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
——近代中国进步与发展历史潮流新论

曹希岭，高 雅

（1.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264025；2.山东省商业职业技术工商管理学院，济南250103）

自从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潮流是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来，这个观点几十年来就成了我国理论学术界的主导观点。20世纪80年代后，先是胡滨、李时岳提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才是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稍后庞朴又从文化结构的角度提出代表中国进步潮流的近代化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观念三个阶段。以他们为代表，学习西方搞近代化一说得以很快流行开来，拥有了不小的学术认同。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中国梦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考究和解读近代中国进步发展历史潮流的更好、更科学视角。具体地说，以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梦”思想为指引来考究和解读中国近代史，那么，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是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

一、反帝反封建旧民主主义革命说及其缺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早谈到近代中国进步发展历史潮流的是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指出：“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到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1］449在毛泽东看来，始于鸦片战争，经过太平天国和戊戌维新，终于辛亥革命，这些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或改良的运动，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都没有成功，但仍然代表着近代以来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著中，更是明确的把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在这篇论著中他写道：“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1］632此后，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对近代中国进步发展历史潮流的主导看法。后来胡绳又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说，进一步充实阐释了这一理论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前后也是有不小变化的，并非完全一致。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说法就有了细微的差别。他在这篇著作中就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写道：“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1］666也就是说，当年毛泽东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看作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到1940年正好一百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清朝统治集团进行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与中日战争都放进这个历史进步潮流中，却没有把下层民众开展的义和团运动放在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里面。这肯定不是疏忽。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这个问题明显又是另一种说法。他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那时“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2］1469-1470毛泽东的这一新说法，明显淡化了反帝的内容而强调了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与文化，并把学习西方当成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在毛泽东看来，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这条线贯穿始终，中国共产党则是从西方学来了马克思主义，然后师法俄国，“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471因为把学习西方当成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也没有一处提到义和团运动。可见，在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时，他是把义和团运动排除在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之外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义和团盲目排外反对学习西方。《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思想最成熟阶段的作品，理应认定它代表了毛泽东对近代中国进步发展历史潮流的更成熟的认识。但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思想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竟然清一色都是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学习西方搞近代化。这肯定与当时强调阶级斗争与革命的大环境密切相关。不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这个新说法，无疑对一些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启示与影响。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观点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明显：

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归根结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按照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三次革命高潮说，中国近代机器大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主要在洋务运动中）都难以纳入这一理论框架。也就是说，在这一理论视野下，是包括不了也解释不了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的。这一理论框架片面强调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把中国走向世界融入全球化潮流的积极作用也几乎一笔抹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闭关锁国等同于捍卫国家主权，把盲目排外等同于反帝爱国。

其次，在这一理论话语体系中，撇开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进步螺旋上升的理论，片面强调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是向下沉沦的过程，因此称之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且与毛泽东的观点也相差甚远。在毛泽东的相关著作中，一直都是使用“成为”或“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说法，从来没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例如，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毛泽东写道：“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559；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626毛泽东之所以从不使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说法，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转变包含着社会进步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向下沉沦。例如，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1］451-452这就是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有了新的阶级力量，有了新的政治法律制度，有了新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当然不仅仅是向下沉沦。最新2018年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部分综述中就用“变成了”“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沿袭传统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说。［3］

再次，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地主阶级的历史作用的解释其实自身就不协调，让人难以理清头绪。按照前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说法，既然“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那么作为封建主义代表的地主阶级，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当然是起到反面的坏作用，可是紧接着他又说“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1］632确实如此，可这里面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与中日战争，都是地主阶级领导进行的对外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啊，这不说明地主阶级及清朝统治集团又是捍卫国家独立的进步力量吗？同样一段话里面，就让人难以理解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因此，传统的反帝反封建旧民主主义革命说，无法说清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

最后，真正意义上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并非始于鸦片战争。因为清朝统治集团进行的鸦片战争只抵抗侵略不反封建，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战争都是这种情况，它们自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在没有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等新的阶级力量领导下是不可能推翻封建主义统治的，它的结局要么是被统治集团镇压而完全失败，如陈胜吴广和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要么是推翻了旧的王朝但依然延续封建主义统治，如刘邦朱元璋起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真正的反封建不是推翻旧的封建王朝改朝换代，而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用资本主义或新民主主义取而代之，这是中国旧式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运动不具备的。因此，也很难把太平天国算成真正意义上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说，“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1］667毛泽东有时也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斗争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总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用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就等于说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才开始了这个潮流，这明显是不妥当的。

二、学习西方搞近代化说及其缺陷

正是为了纠正上述观点的不足和偏颇，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胡滨、李时岳与庞朴等人提出了近代化代表近代中国进步发展历史潮流一说。庞朴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化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观念三个阶段，也就是从洋务运动的器物阶段，进到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制度阶段，最后深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观念阶段。这一观点很快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陈旭麓、袁伟时与雷颐等人也赞成这一说法。其实这种观点并非首创，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稍后，梁启超就阐述过这一观点。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里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4］民国时代影响很大的近代史专家蒋廷黻也持这种观点。

这一近代化代表近代中国进步发展主流的说法，抛弃了片面强调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适应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大的环境，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的观点，对洋务运动作了正面积极的评价，对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作用也有了客观全面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确实很受人们欢迎。不过，今天看来，它也有三个明显的片面和不足之处：

第一，它实际上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及其基本矛盾的学说都抛弃了，而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出发点。按照近代化代表近代中国进步发展主流的说法，它把正义的反帝斗争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都撇开了，也抛开了农民反对清朝统治集团的具有进步意义的阶级斗争。所以，历次反侵略斗争（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就不包括在这个进步潮流内，而只是片面地从学习西方和社会近代化视野，去看待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这在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大问题的，但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经常被侵略、缺乏民族独立的国家，这样看问题明显背离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把纷繁复杂的历史进步潮流简单化，这是人们常犯的认识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说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远。

第二，即使在学习西方和社会近代化方面，历史的进步也不像梁启超和庞朴所表述的那样，明晰判然的划分为器物、制度、思想观念三个阶段。因为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实际上是密切联系，难解难分，缺一不可的。把它们三者硬性分开弄成三个不同阶段，反映的是机械的形而上学思维，难以让人信服。如在洋务运动中，机器大工业的引进——器物的近代化，必然带来一些经营管理体制上的变化，也难免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史实也的确如此，在洋务运动中，王韬、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已然兴起。而被认定为制度阶段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为了变革制度，其代表人物都曾进行过颇有影响的思想启蒙和观念变革活动，他们的著作文章及所办报刊，都进行过大量的思想启蒙与宣传活动。中华民国的建立，更是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进步。这正如列宁所精辟概括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另外，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也都曾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围绕着器物的近代化做了不少工作。在所谓观念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军阀专制和帝制复辟，巩固民主共和政体，也与制度难解难分。

第三，国内学术界关于学习西方和近代化的观点与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中国近代进步发展的解释基本一致，都是借助西方文明的冲击与近代中国的积极反应这两个关键环节。这样一来近代中国的进步发展似乎主要就是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影响所致，而不是中国自身矛盾问题演化的结果，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理论也难以协调。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中国近代的进步发展，主要还是内因推动的结果。

因此，不论是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论，还是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一说，都有偏执一端的不足，看问题单一和片面，难以全面科学地解释纷繁复杂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三、从习近平中国梦视角探析近代中国进步发展历史潮流的科学性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随着我们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理想。这一伟大理想实际上总结提炼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一代又一代为之奋斗不已的理想蓝图，也真正科学全面地指明了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6］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7］

2016年6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95周年讲话中谈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时说：“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8］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至今一直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梦想，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具体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近代中国，“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是中国近代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必须建立数千年未有之伟业。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是贫穷落后的中国面对着强势东来的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欺凌，神州陆沉，国将不国，民族危机接踵而来，古老落后的中国文明被近代先进的西方文明冲击得七零八落，难以招架，中国面临着国家贫弱、民族危亡、人民不幸和文明存续的严峻局面。这和以前的改朝换代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不相同，中国再也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制度文化优势同化“非我族类”的西方人了，因为当时中国的制度文化相对于先进的西方制度文化已没有任何先进优势可言。所谓“建立数千年未有之伟业”，就是中华民族要在艰难奋进中、在交织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融合中涅槃再生，抓住历史的机遇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圆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在近代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第一步必须维护国家统一，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富强；要实现民族振兴，第一步必须完成民族独立，一个没有独立的民族何谈振兴？要实现人民幸福，第一步必须完成人民解放，人民被压迫被奴役是不可能幸福的。因此，凡是为了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斗争或努力，都应属于推动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反之则是反动的逆流。

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近八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了捍卫国家主权进行了两次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即两次鸦片战争；农民阶级则开展了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反抗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阶级摆脱封建剥削均分土地财产的愿望，后期的《资政新编》则代表了近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谋求国家富强的理想，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革命纲领。虽然对外的反侵略斗争与农民的反抗斗争都失败了，但它们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第二阶段，从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地主阶级洋务派进行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阶段。在这期间，中国对外进行了反侵略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艰难地走向世界，融入全球化潮流；对内学习引进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致力于中国物质技术基础的近代化，军事近代化取得重大进步，近代教育事业也开始起步，这些确实为中国的富强和民族振兴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西北，左宗棠收复新疆，成功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西北边疆的安全。第三阶段，从甲午战败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通过不同的方略竞赛奋斗的阶段。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愚顽不化，民主革命在竞赛中胜出，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初立宪派进行的立宪改良活动均告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中国的历史大大前进了一步，对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改良派与民主革命派先后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潮流。第四阶段，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五四运动爆发，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捍卫和巩固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而继续斗争的阶段。因为发展资本主义、捍卫和巩固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是当时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关键，而维护封建的生产方式、复辟帝制和实行军阀独裁则是阻碍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不过，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理论武器以及革命方略都过时落伍了，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取而代之，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斗争。

在近代中国，一切为了捍卫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斗争，都属于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潮流；一切反对外来侵略欺凌、捍卫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属于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潮流；一切致力于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近代化努力，都属于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潮流；一切致力于人民解放和幸福的事业，也都属于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潮流。要实现这一切，要圆这个伟大的中国梦，归根结底离不开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最终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大业。所以，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最后到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都贯穿着社会主义的一条红线，表征着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天朝田亩制度》和康有为的《大同书》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社会改良主义，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只有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的先进又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的宏阔视阈下，用“中国梦”思想为指引来考究和解读中国近代史，来探析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即把“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作为中国近代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在这个视域下，能够更全面科学地阐释近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把一切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做出贡献的历史事件及其历史人物，都包括进去，并做出全面公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首先，“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正好把近代以来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作出贡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包括进来了，可说无一遗漏。原先的所谓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主要就是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包含在里面；学习西方搞近代化变革和建设，自然也在内，如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致力于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而上述两个说法无法包括进来的对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和曾纪泽通过谈判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也自然包括进这一中国近代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因为这是19世纪中国的仁人志士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客观的说，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件事无疑使他成为19世纪最成功的中国人，其功劳和历史地位甚至是林则徐、关天培、洪秀全、洪仁玕、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无法比拟的。没有左宗棠收复新疆，那就可能不仅只是丢掉新疆的问题，甚至会引起连锁反应，西藏也可能效法新疆民族分裂势力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的西北、西南边防情况将严重恶化。在上述两个中国近代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视野下，左宗棠的巨大贡献和历史地位都被大大低估。在所谓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话语体系里，左宗棠甚至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丑化成历史的反面人物。只有在“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这一理论话语体系内，左宗棠作为19世纪贡献最大的历史巨人之一，才能恢复其本来的历史地位。反之，那些入侵压迫中国、抢占中国领土、侵害中国主权利益的外国列强，就是中国进步发展的最大敌人；那些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出卖国家主权、利益与领土的人，如奕山、奕 、崇厚、李鸿章等人，在这点上自然都是历史的罪人；那些趁国家之危分裂中国的人，如阿古柏和蒙古王公等，更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那些愚顽不化、故步自封、阻碍中国走向富强与民族振兴的顽固派，如倭仁、徐桐、刚毅等，都是逆流而动的反动派；那些维护封建主义和军阀统治、反对人民解放的人，如慈禧太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等，也是历史进步的敌人。

其次，在“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这一中国近代进步发展历史潮流的理论话语体系里，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多面、立体和公允，不像前两种说法那么单一、片面和绝对。如对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评价，在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话语体系里，他们都被简单的彻底否定，理由不外是镇压太平天国，是反革命主帅，对外软弱投降，甚至是卖国贼。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兴办洋务、致力于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的事业，也被一笔抹杀。这种单一、片面的评价，肯定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国内外学术界现在已公认，洋务运动是中国致力近代化、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的开端，虽然并没有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但毕竟为后来的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留下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人才资源。在这点上，曾国藩与李鸿章当然功不可没。如果说在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话语体系里，清朝统治集团的不少人往往被不恰当的全面否定了，那么在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理论话语体系里，又不适当的贬低甚至走向否定底层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尽管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洪秀全看作向西方学习的进步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20世纪80时代以后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理论话语体系里，是没有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历史地位的，个别人如潘旭澜等就根本上否定丑化了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袁伟时也总体上否定了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人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多少年都难以恢复。由于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和拒绝排斥一切西方文明，在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理论话语体系里，义和团更是被说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逆流，从根本上就予以否定了。从黎澍开始，直到今天，这一主张的学者越来越多，如袁伟时、雷颐、张鸣、秦晖等人。事实上，仅仅从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而论，对义和团难免会得出这样的历史评价，但问题是近代中国是一个被侵略受欺凌的国家，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在其落后的外表下仍然表现了一种真正英雄主义的反帝爱国精神，是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的反侵略斗争，因此决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它的落后性是必须批判的，它的正义性也是必须肯定的。在“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这一中国近代进步发展历史潮流的理论话语体系里，就能比较公允的解决这个问题，既不会像在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话语体系里那样，过于拔高美化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也不会像在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理论话语体系里那样，简单否定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再次，“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其实就是以前所说的反帝反封建，内容虽一样，但表述却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反帝反封建是否定性的表述，“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却是肯定性的表述。一般来说，肯定性的表述会比否定性的表述更明晰，更准确，更严谨。比如反帝，是仅仅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还是连带也反对和埋葬外国的帝国主义制度？对这个问题在“反帝”的表述中很难说清楚。而“谋求民族独立”就比较清楚明白，就是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不包括后面一层意思。“反封建”一词也容易产生歧义，且不说国内外学术界本来对封建主义的理解就不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传统中国的表述，就不是用的“封建主义”而是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用“人民解放”这样的说法代替“反封建”，就可以避免产生如此的混乱和歧义。

最后，继续使用反封建一说与我们今天倡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难以协调一致的。因为，多少年来我们已经铁定把儒家思想文化当成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予以认定和批判，今天继续使用反封建一说，自然也就可能会暗含着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继续批判和反对。这是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难以兼容的。用谋求人民解放就可以避免这一难题，因为儒家思想文化并不是妨碍人民解放的思想文化，它对于人民解放、社会和谐与文明提升，其实是发挥着明显的积极作用的。

总之，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的宏阔视阈下，用“中国梦”为引领来考究和解读中国近代史，来探析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把“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作为中国近代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要比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说以及学习西方搞近代化说，更全面，更科学，更严谨，优点多多。有鉴于此，中国近代史教育，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领域，作为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教材和著作的编写，也理应与时俱进，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梦”思想来统领。因此，建议在中国近代史教材和著作编写中，采用“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来表述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