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蝇纸效应的生成机理与行为政策应对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

崔兵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200237）

一、引言

肇始于公共财政领域在公共部门存在的粘蝇纸效应，在涉及私人部门决策的公司金融和家庭金融领域也被广泛发现。传统主流的新古典范式将地方政府转移支付中的粘蝇纸效应归因于激励错配，力图通过“做对激励”降低其社会福利损失，而行为经济学分析范式立足中间选民①政治学中的中间选民定理推断直接选举制度下，政府会迎合和反映中间选民的诉求，仁慈的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体现为中间选民的偏好。本文沿用现有文献中间选民的习惯表述，但仅用其指代辖区居民，并无特定的政治身份含义，因而其行为选择与选举制或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无关。（辖区居民）的“非理性”选择模型将普遍存在的粘蝇纸效应归结为“认知偏差”。显然，单一的新古典范式或行为经济学分析范式难以为粘蝇纸效应的生成和测度提供全面的理论解释。现有研究粘蝇纸效应的国内外主流文献主要关注公共部门的粘蝇纸效应，而且主要利用包括断点回归、双重差分模型等计量手段测度粘蝇纸效应规模，对粘蝇纸效应生成机理及政策应对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国内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对粘蝇纸的研究明显欠缺。中国作为事实上的财政联邦制，政府转移支付中广泛存在粘蝇纸效应（范子英和张军，2010；毛捷，2015；刘畅，2015；李丹，2015；薛凤珍，2018）[1][2][3][4][5]。从地方政府辖区居民行为分析的角度探究粘蝇纸效应的生成机理，一方面能为现有文献（主要从单一的政府官员激励视角研究粘蝇纸效应）提供有益的理论补充，另一方面能对粘蝇纸效应的福利效应进行更为客观的评价，进而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为地方政府应对粘蝇纸效应贡献更为丰富的政策工具。

本文立足中间选民的行为分析，从行为经济学视角探究中间选民的“非理性”选择引致粘蝇纸效应的内在机理，并提出有别于主流新古典范式的福利评价和应对策略。论文第二部分对粘蝇纸效应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文献回顾；第三部分运用行为经济学分析范式，通过理性模型的修订分析中间选民的“非理性”选择导致粘蝇纸效应的微观机理；第四部分对粘蝇纸效应进行福利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基于行为科学的应对政策工具；第五部分是简短的结语。

二、文献回顾：粘蝇纸效应的分解与求解

20世纪60、70年代早期的公共财政理论认为，作为完全理性的地方政府决策者，地方政府支出仅受制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约束，而与财政收入结构或收入来源无关（money is money）。据此，地方政府源自上级政府的一次性无条件转移支付（lump－sum unconditional grants）将促使地方税率降低，从而不会对地方政府支出产生影响。但Gramlich（1969）的实证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和个人收入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一美元转移支付引致的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量远高于一美元个人收入产生的政府支出增量，这一差距（gap）被Gramlich的同事阿瑟·奥肯（Arthur Okun）喻为“粘蝇纸效应”（flypaper effect）（Hines and Thaler，1995；Inman，2008）[6]。由此可见，背离传统理论的粘蝇纸效应不仅意味着一般转移支付会像增加居民同等收入一样，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增加（即图1：X2－X1），而且引致的公共支出增加幅度甚至超过后者（即图1：X3－X2）。因此，若将粘蝇纸效应定义为图1 中的X3－X1即FE＝ X3－X1，则粘蝇纸效应可以分解为两部分：FE＝ FE1＋ FE2，其中FE1＝ X2－X1，FE2＝ X3－X2。

图1 粘蝇纸效应的界定

粘蝇纸效应被发现后，求解粘蝇纸效应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存在性（existence）和规模（size）测度两个问题展开，多数研究希冀通过粘蝇纸效应的规模测度验证其存在性。有关粘蝇纸效应规模测度的国内外文献着力通过各种计量模型测度粘蝇效应中的FE2，即X3－X2的规模大小。Hines and Thaler（1995）总结发现国外粘蝇纸效应（用地方政府支出对一般转移支付的弹性）基本在0.5－1.0左右，而范子英和张军（2010）、毛捷（2015）、刘畅（2015）、李丹（2015）、薛凤珍（2018）对中国省级政府转移及县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计量研究发现，粘蝇纸效应广泛存在于各级政府，其规模都在1.0－2.0之间。相比较粘蝇纸效应规模测度的丰富经验研究文献，求解粘蝇纸效应存在性，探究其生成机理的理论研究（尤其国内）则略显贫瘠。Hines and Thaler（1995），Bailey and Connolly（1998）[7]，Inman（2008）对粘蝇纸效应生成机理的理论研究文献进行了卓越的综述。概括而言，研究粘蝇纸效应生成机理的理论路径可以区分为以地方政府模型（model of local government）为基础的供给侧（supply－side）和以中间选民模型（median voter model）为基础的需求侧（demand－side）。由于传统经典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其公共支出应该完美体现作为公共物品需求者的辖区居民（中间选民为代表）的消费偏好，因此违背这一理论结论的粘蝇纸效应的根源无非在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以地方政府模型（model of local government）为基础的供给侧（supply－side）研究将粘蝇纸效应归结为政府官员的激励错配和制度失灵，通过构建追求自利官员（包括利益集团）的利维坦模型（leviathan models of local government）揭示粘蝇纸效应的生成机理。毋庸置疑，供给侧因素在粘蝇纸效应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Hines and Thaler，1995）。但是，单一的供给侧因素不仅难以解释公共部门粘蝇纸效应的全部（只能解释FE的一部分），对包括企业和家庭决策在内的私人部门的粘蝇纸效应更是鞭长莫及。相反，以中间选民模型（median voter model）为基础的需求侧（demand－side）分析跳过转移支付中的政治进程和激励错配，直奔公共物品需求者的行为分析解释粘蝇纸效应的微观机理了，似乎能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普遍存在的粘蝇纸效应提供统一的解释框架。在需求侧分析的理论框架下，粘蝇纸效应根源于居民个体面对不同收入来源时的“非理性”选择（包括非标准偏好、非标准信念及非标准的决策），政府间转移支付存在的激励错配或再分配效应只是在传递这种“非理性”选择的过程中进一步放大了业已存在的效应。与研究粘蝇纸效应规模测度的文献仅仅关注粘蝇效应中的FE2不同的是，探究粘蝇纸效应生成机理的文献虽然没有明确将该效应分解为FE1和FE2两部分，而且也将解释重点置于后者，但少数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视角解释获得转移支付的地方政府并未降低辖区税率的文献（Fossett，1990；Tunbull，1992；范子英，2010）显然对粘蝇纸效应中的FE1更有解释力。

粘蝇纸效应存在性及规模测度理论研究的文献几乎都论及对粘蝇纸效应的政策应对。由于多数粘蝇纸效应规模测度的文献并未着力分析其生成机理，因而几乎都将粘蝇纸效应归因于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供给侧因素，与以地方政府模型（model of local government）为基础探究粘蝇纸效应生成机理的文献一样，认定激励错配导致的粘蝇纸效应存在社会福利损失，应通过对转移支付的规范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约束（Carlos A.Vegh[8]，2015；范子英和张军，2010；刘畅，2015；薛凤珍，2018）降低其福利损失。与此相对，从需求侧寻求粘蝇纸效应内在机理的文献（Hines and Thaler，1995；Becker，Elizabeth，1996；Brennan，G.and J.J. Pincus，1998[9]；Walle，Dominique van de and Ren Mu ，2007[10]；Choi，James，David Laibson，Brigitte C.Madrian 2007[11]）并未对其福利效应进行一致性评价并提出政策措施（这正是本文余下部分试图弥补之处）。因为普遍存在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粘蝇纸效应存在正反两方面（pros and cons）福利效应，中间选民的“非理性”选择并不都会招致福利损失。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昭示粘蝇纸效应并不能简单“除之而后快”，而是要权衡利弊，并从行为分析的角度提供更为丰富的有别于供给侧的政策应对工具。

三、粘蝇纸效应的生成机理——基于中间选民的行为分析

行为经济学分析范式并不聚焦于政府公共支出决策与家庭个体决策之间的差异，仍然将地方政府支出决策视为对代表性中间选民偏好的真实反映，而是另辟蹊径直接通过重建中间选民的行为假设解释粘蝇纸效应的生成机理。由于中间选民并不满足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具有的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及完全自利的假设，而是像“普通人”（normal agent）一样只具有有限理性、有限的计算能力、有限的意志力并存在各种认知偏见（bias）。地方政府决策作为对身为“普通人”而非“理性经济人”的中间选民偏好的映射，在传递中间选民“非理性”选择的过程中释放出粘蝇纸效应。

（一）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中间选民的决策模型

基于（DellaVigna，2009）[12]，新古典范式理性经济人的标准决策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基本含义为决策个体（iindividual）在t＝0时刻的最大化其期望效用，期望效用定义为决策者的支付且未来各期效用按不变的贴现率δ贴现至期初。行为经济学（Rabin，1998[13]；DellaVigna，2009；Thaler，2016[14]）认为现实世界真实的决策个体存在不同于上述模型的非标准偏好（non－standard preference）、非标准信念（non－standard belief）和非标准决策（non－standard decision－making）。其中，非标准偏好意味着决策个体的效用U还受制于决策者的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比如公平、利他主义等）、参照点选择（reference point）和禀赋效应、损失厌恶及框架效应（narrow framing）等因素制约；非标准信念表明p（st）决策个体对概率分布的认识存在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有限注意力（limited attention）或受到劝说及社会压力的影响；非标准决策昭示决策者决策过，存在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有限的认知能力（或记忆力）、菜单效应（menu effects）并受情绪因素的影响。非标准偏好、非标准信念及非标准决策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而是彼此间存在相互影响。决策个体事实上的“非理性”选择也非是单一的“非标准”因素导致的，而可能是多个“非标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面对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税率变化等不同收入来源导致的个体决策者预算约束的改变，中间选民在决定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配置时表现出“普通人”广泛存在的非标准偏好：损失厌恶和框架效应（Hines and Thaler，1995）。损失厌恶意味着一定量的损失带给个体决策者的痛苦感远高于同等数量的收益产生的幸福感，而收入的非完全替代性（心理账户）意味着不同来源渠道的收入并不具备完全可替代性，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此外，置身于转移支付这一特定背景下（context）的中间选民还存在与此特定背景相关（contingent）的非标准决策，即对转移支付与公共物品成本之间的关系存在有限的认知能力，进而产生财政幻觉（fiscal illusion，Oates，1979）[15]。

（二）中间选民的“非理性”选择与粘蝇纸效应的生成

在政治进程不会扭曲中间选民偏好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决策应该是辖区居民代表的中间选民偏好的真实反映，地方政府基于辖区居民公共物品的需求确定对应的供给。据此，一般转移支付中的粘蝇纸效应源于中间选民非标准偏好和非标准决策的“非理性”选择行为。具体而言，中间选民存在的损失厌恶倾向导致显性征税的政治成本远高于等量减税的政治收益（Hines and Thaler，1995），因为减税一单位（绝对数量或相对量）给予纳税人的幸福感显著低于增税一单位给予纳税人的痛苦感。迎合中间选民的损失厌恶，地方政府在转移支付增加时不会轻易减税，而在转移支付减少时，也不会轻易增税。如果地方政府不同年度获得的转移支付具有不确定性，减税年度形成的纳税人轻税负的参考点效应会进一步加剧损失厌恶。中间选民的损失厌恶倾向诱发政府增税减税的非对称性成本和收益，产生图1中粘蝇纸效应的FE1部分。此外，中间选民具有普通消费者一样的心理账户，该账户是个人和家庭用来编码、分类和评估财务活动使用的认知运算的集合（Thaler，1985，1999）[16]。政府一般转移支付和居民自身收入增加本应对个体预算约束产生相同的影响（Oates，1979），但心理账户的存在却驱使中间选民将二者分配到各自不同的特定账户（separate mental accounting）。将前者视为“意外之财”（横财效应windfall effects），在心理上将其归为“获得”账户，而后者划到“本应”账户。由于“获得”账户收入存在高于“本应”账户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导致增加一般转移支付相对增加等量居民收入引致的中间选民对公共物品的更高需求，产生图1中粘蝇纸效应的FE2部分。最后，中间选民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形式、效应及对辖区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仅具备有限的认知能力（voter－misperception，Filimon，Romer，and Rosenthal，1982）[17]，而且其有限的计算能力又产生对转移支付与公共物品成本关系的认知偏误，形成中间选民的财政幻觉（Oates，1979；Filimon，Romer，and Rosenthal，1982），催生粘蝇纸效应。如图2：

图2 财政幻觉与粘蝇纸效应

理性的中间选民对转移支付有完全的认知能力，知晓转移支付只是导致公共物品的平均成本变化，对边际成本并无影响，因而基于MB＝MCr，确定公共物品的需求量为Qr；存在财政幻觉的中间选民认为转移支付会降低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即MCfi＜MCr，此时，基于MB＝MCfi确定公共物品的需求量为Qfi＞Qr，两者的差额即为粘蝇纸效应。

四、粘蝇纸效应福利评价与行为政策应对

探究粘蝇纸效应的生成机理是为寻求相应的应对策略，但从解释粘蝇纸形成原因的实证研究转向粘蝇纸效应政策应对的规范研究过程中，必须首先对粘蝇纸效应这一经济现象进行福利评价，因为任何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的公共政策只是对有损社会福利的经济行为进行矫正或干预。虽然主流新古典范式和视粘蝇纸效应为“异象”（anomalies）的行为经济学范式，都能部分解释并预测现实的粘蝇纸效应，但是由于二者存在不同的理论假设，进而也意味着不同的政策含义（Gul and Pesendorfer，2008）[18]和政策工具。

（一）粘蝇纸效应无效吗？粘蝇纸效应的福利评价

传统新古典范式将粘蝇纸效应的根源归结为一般转移支付中政治进程的激励错配和再分配效应，认定政府决策没有真实反映辖区居民偏好，因而存在社会福利损失，其不言而喻的推论是粘蝇纸效应是无效的。这一推论背后隐含的判断标准在于消费者主权，传统新古典范式视域下完全理性的个体决策者能实现最大化其自身效用的理性选择，最大化社会福利就是最大化能够加总的个体效用。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将新古典范式的这一福利评价标准拓展到行为分析范式时，立刻遭遇理论困境。行为分析范式认为粘蝇纸效应并非源于政治进程对中间选民偏好的扭曲（政治进程能有效传递辖区居民偏好），而是中间选民自身的决策失灵所致。言下之意，粘蝇纸效应无非是“非理性”中间选民的偏好通过政治进程的映射加总，如此便不能如新古典范式一般得出粘蝇纸效应无效的明确结论。而且行为分析范式还发现除公共部门之外，在包括公司和家庭在内的私人部门同样存在粘蝇纸效应（Hines and Thaler，1995；Walle，Dominique van de and Ren Mu ，2007；Choi，James，David Laibson，Brigitte C.Madrian 2007；Xinzheng Shi，2008[19]），由此可见，行为经济学范式下需要重新思考粘蝇纸效应无效性命题。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源于对现实世界中各种“异象”的理论解释（Thaler，2016，2018[20]），并认为“异象”源于决策个体直觉思维导致的各种认知偏差（heuristic bias），具体表现为前文所述的非标准偏好、非标准信念和非标准决策。由于仍然以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决策为福利判断标准，行为经济学顺乎逻辑的将不同于理性经济人决策的“异象”视为福利损失，企图通过行为助推（nudge）矫正偏差。然而，既然行为经济学已经从演化心理学获知（威尔金森，2012）[21]“普通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导致的各种认知偏误是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心智幻觉普遍存在而远非例外”（Thaler，1991）[22]，个体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简单显示（reveal）业已存在的固定偏好（显示偏好原理），而是在不同决策背景（context）和决策过程中建构（construct）偏好。据此，同样的认知偏误是否有损社会福利取决于具体的决策背景。导致粘蝇纸效应产生的损失厌恶、心理账户和有限认知能力等认知偏差和粘蝇纸效应本身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前者是本能倾向后者是行为结果，而本能能否表达以及如何表现，取决于背景输入（杨虎涛，2018）[23]。由此可见，粘蝇纸效应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导致粘蝇纸效应的这些认知偏差本身，认知偏差既可能恶化社会福利也可能改善社会福利。意即，我们并不能因为粘蝇纸效应是由于认知偏差导致的而直接判定其有损社会福利。Xinzheng Shi（2008）利用甘肃省家庭调查数据就发现政府教育费减免并没有导致家庭教育支出的下降，此处的粘蝇纸效应产生正福利效应；而Walle，Dominique van de and Ren Mu（2007）对世界银行农村交通设施项目的研究发现，世行援助的减少并未降低受援助地区改善交通设施的投资（money sticks where hits），粘蝇纸效应显然并非无效；相同原因产生的粘蝇纸效应如果在地方政府一般转移支付过程中导致公共支出增加和政府规模膨胀，则粘蝇纸效应因为有损社会福利而无效。

（二）粘蝇纸效应应对的行为政策工具：助推与助力

基于上文行为经济学视角对粘蝇纸效应生成机理的分析表明，公共部门的粘蝇纸效应并非如主流新古典范式所言，仅仅源于一般转移支付中伴随“激励错配”的政治失灵（political failure），而且还受制于代表辖区居民的中间选民“非理性”选择导致的决策失灵（decision failure）。据此，应对粘蝇纸效应的公共政策不再单纯依赖矫正政治失灵、针对政府官员的制度主义工具，而是需要开发因应个体决策失灵、针对中间选民的行为主义工具。然而，既然粘蝇纸效应福利效应的分析表明，导致粘蝇纸效应无效的认知偏差并不总是无效的，因而政策工具的设计就并不是消除（也难以消除）中间选民所有的认知偏差，而是针对不同认知偏差设计差异化的政策工具促进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行为公共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政府治理中的广泛应用（美国、英国政府、经合组织、新加坡及世界银行等），有效改进了新古典范式下的公共政策，包括提供新的政策工具，更好预测现有政策的执行效果并改善对现有政策的福利评价（Raj Chetty，2015）[2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行为公共政策是助推（nudge），即在不改变政策对象经济激励的前提下，运用自由家长制（liberal paternalism）式的政府干预引导个体决策。助推的本质是重复政策对象的认知偏误（re－biasing）（Ralph Hertwig and Till Grüne－Yanoff，2017）[25]，这项对策可用于应对产生无效粘蝇纸效应的中间选民的损失厌恶和心理账户倾向。既然转移支付的增加并不是免费的，而是需要通过增加税收获取，为避免中间选民损失厌恶和心理账户对转移支付的错觉（misperception），可充分利用其直觉推断的框架效应，改变转移支付政策的表征（representation）。如地方政府将获取转移支付“收入”表述为同等数量的增加多少“税收”，中间选民接收到增加税收的信息表征，损失厌恶心理倾向发生作用，就不会因为转移支付而增加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如此便可减少图1中粘蝇纸效应的FE1部分；同时也将改变转移支付和自身收入在心理账户中的归集（bracketing），既然转移支付的变化本质来源税收变化，因而与个人收入变化是等同的，因心理账户产生的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别也将消失，有助于减少图1中粘蝇纸效应的FE2部分。此外，由于损失厌恶与参照点的选择密切相关，而预期税负往往是损失厌恶的重要参照点，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政策沟通和劝说机制，改变中间选民的税收预期，进而减缓损失厌恶产生的无效粘蝇纸效应。与助推仅仅重复政策对象认知偏误不同的另一类行为政策工具助力（boost）（Ralph Hertwig and Till Grüne－Yanoff，2017；Ralph Hertwig，2017[26]），则是通过消除认知偏误（de－biasing）减少个体决策失灵产生的福利损失。助力的行为公共政策旨在通过增强个体决策者认识自身认知缺陷，重塑心智模式的努力，提升政策对象自身认知能力及公共政策的认知水平。针对由于对转移支付与公共物品成本关系的认知不足导致的财政幻觉而引发的粘蝇纸效应，公共政策应该助力中间选民增强对政府转移支付流程、转移支付与辖区税率和公共物品成本相关知识的认知，加强中间选民公共财政知识培训，提升其处理专业问题的能力。政府需要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和确定性，强化与辖区居民的政策沟通，确保政策对象如实理解政策设计者的政策意图，根据中间选民的认知反馈，有针对性矫正不同个体的决策偏误，防范认知缺陷产生无效粘蝇纸效应。

五、结语

粘蝇纸效应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普遍存在。传统主流的新古典范式主要对公共财政领域粘蝇纸效应的生成机理和规模测度进行系统研究，并将粘蝇纸效应的根源归结为政治进程导致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错配”。本文借鉴行为经济学对粘蝇纸效应的研究，立足中间选民的“非理性”选择分析粘蝇纸效应产生的内在机理，并对粘蝇纸效应的福利效应进行评判的基础上，设计通过助推和助力两类不同的行为政策工具防范无效的粘蝇纸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存在大规模转移政府的中国地方政府如何防范粘蝇纸效应导致的政府规模膨胀及债务攀升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续研究将进一步结合中国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和决策机制，洞察不同区域辖区居民的认知行为模式，解释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公共部门粘蝇纸效应的差异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行为政策应对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