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增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案例

黄向

（1.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2.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0）

一、问题的提出

“增长三角（Growth Triangle）”，最早由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吴作栋于1989年提出，特指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和马来西亚柔佛州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区[1]，简称为IMS－GT。该经济合作次区域利用廖内群岛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柔佛州廉价的半熟练劳动力生产的制成品，通过新加坡走向世界[2]。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三角是指由几个地理上比较接近的国家和地区，发挥经济上的互补性和地域上的便利优势而形成的小范围综合性经济区[2]，这种区域被视为一种不同程度无边界化的区域政治体[3]。“自然的经济领土”[4]和“扩展的大城市地区”[5]也用于表达增长三角的内涵和外延。“增长三角”成为跨边境区域发展的涉及三方或三方以上政治实体的形成明显区域联动增长的一种地理标识[6、7]。在中国境内，由广东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所组成的跨境区域是世界著名的增长三角之一[8]，近年来，由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珠三角九市组成“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该区域的地理标识。

新柔廖增长三角（图1）区域，是一个国际级旅游目的地区域，受益于世界级城市新加坡完善的交通和商业基础设施，大量的游客从新加坡进入马来西亚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的岛屿，从而促进了整个区域的旅游发展[9]，因此也可以说该区域也是一个“旅游增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中中国香港、广州、深圳、中国澳门进入“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2016版的世界级城市体系[10]，世界级城市的存在奠定了大湾区成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基础，但大湾区是否具备成为“旅游增长三角”的可能性？

增长三角机制的理论，可用Sparkle的“增长三角经济互补模型”予以解释，机制的核心在于经济的互补性[11]。该理论表明，只要三角区域内生产要素或产业是互补的，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内部可达性和设立恰当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形成增长三角，也就是说生产要素或产业的互补是必要条件，空间可达性和制度安排是充分条件[12]。

Sparkle等的模型缺陷是没有考虑区域地缘合作的影响。如果没有协调机制，各参加区会因利益上的矛盾而发生冲突，进而导致“成长三角”进程的停滞[13、14]。这里恰当的制度安排体现的是政府间协调机制，也即是地缘合作机制。所谓地缘合作指的是由地缘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在战略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所进行的区域合作[15]。

图1 新柔廖增长三角

图2 增长三角的经济互补模型[11]

本文试图从“增长三角经济互补模型”（图2）出发，首先以新柔廖区域的地缘合作关系为切入点，构建一个更有机制解释力的模型。其次，以该模型为分析工具，考察“一国两制”政体下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广东省（珠三角9市）的旅游产业及生产要素互补关系，及港澳回归后直到2017年以前地缘合作关系，构建基于双边关系安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增长三角模型，解释地缘合作关系变化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再次，考察旅游地缘合作关系从双边关系转轨为多边关系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增长三角机制发生的变化。

本文的学术贡献是构建了基于地缘合作视角的“旅游增长三角”机制模型，该模型首先弥补了仅关注经济互补性的原模型在解释力上的不足，其次可用于解释全球唯一的“一国两制”样本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形成“旅游增长三角”的机制。

二、文献综述：有关旅游地缘合作的研究

地缘合作理论源自于地缘政治学，核心概念是边界，核心内容是探讨地理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对国家或地区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影响[16]。地缘合作融合了“地缘政治关系[17]”和“区域合作[18]”的概念，强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对整体区域发展的影响。

旅游地缘合作的研究即考察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对整体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一般而言，旅游地缘合作所研究的区域内应包含两个或以上有明确边界的政治实体的全部或部分区域，这种政治实体可理解为国家或有较高独立自主权的地区。目前旅游文献中很大一部分的旅游合作研究以同一政治实体下的区域为研究对象，由于没有地缘政治因素的介入，本文不视为旅游地缘合作研究。

旅游与地缘政治间有很强的联系但研究非常缺乏[19]。以“Geopolitics”和“Tourism”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的SSCI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得到论文23篇，在有限的文献中，大部分着眼于地缘冲突对旅游的影响[20、21]，而有关地缘合作的研究则寥寥无几。由于旅游地缘合作涉及跨境旅游，以“Tourism”、“Cooperation”和“Cross Border”作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的SSCI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得到34篇论文，其中涉及政治安排对跨境区域旅游发展影响的研究也较为罕见。目前有关旅游地缘合作如何促进区域旅游发展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区域内要有结构性的政府间制度安排。Stoffelen等研究了德国—捷克结合部区域的跨国境和跨省境之间的旅游发展，发现在这个区域中，无论是从国别水平（德国—捷克）还是省别水平（德国的巴伐利亚州，萨克森州，图林根州）来看，本土的旅游项目发展都很成功，但因为存在跨国别层次的多层级机构结盟问题和跨省别层次的旅游目的地竞争问题，整个区域在政治安排上没有一个结构化的政府间合作机制，这种跨境管理机制缺乏导致了区域旅游发展无法形成合力[22]。他们还比较了旅游发展相对不成熟的“德国—捷克”跨境区域和相对成熟的“德国—比利时”跨境区域，发现本土旅游项目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区域旅游的正向发展，反而会因为没有协调机制而加重发展的不平衡，避免这种局面的方式是构建跨境合作的制度安排[23]。“罗马尼亚—匈牙利”边境地区由欧盟所资助的乡村旅游项目的研究也间接证明了旅游地缘合作中政府间政治安排的重要性，研究发现该项目的成功来源于边界双边政府深度融入对联合区域品牌的共同营销[24、25、26]。

第二种观点是制度安排要在行业层面形成。研究发现包括芬兰、瑞典、挪威和俄罗斯的欧盟北部小圆顶区域所形成的政府间旅游合作协议INTERREG III A North（2000－6）在国家层面只是起了表面的作用，但在国内层面起了实质的积极作用，从而得出结构化的政治安排也不一定是在每个层面都有效的结论[27]。以“西班牙－葡萄牙”跨境区域的旅游地缘合作主要是在行业层面上而非政府机构间的研究结论也直接证明了这个观点[28、29]。

三、研究案例：粤港澳大湾区

在自然地理属性上，湾区是由于海洋（或湖泊）移动而形成的岸线凹入处，涵盖内河、海洋、冲积平原、海岸、入海口等要素；在人文地理属性上，湾区是衔接众多分布于港口或入海口城镇群的区域发展系统，它涵盖城市、港口、产业、高密度人口等要素[30]。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洛杉矶湾区是当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几大湾区[31]。学术界经历了从中国香港湾区[32]、伶仃洋－粤港澳发展湾区[33]、珠港澳湾区[34]、环珠江口湾区[35]，最终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认知过程[15]。2017年7月，国家发改委及粤港澳四方在港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简称《大湾区协议》），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正式提上日程[36]。

粤港澳大湾区（图3）由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2个副省级城市（广州和深圳）及7个地级市（珠海、东莞、佛山、中山、惠州、江门、肇庆）组成，面积超过5.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600万，2017年GDP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

图3 粤港澳大湾区范围示意图

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关注粤港澳旅游合作的问题[37]，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回归以来，不间断的有相关研究报道[38、39、40]。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粤港澳旅游合作有三种主要模式，分别是“旅游资源—产品—市场联合开发”、“旅游交通—设施—信息系统合作兴建”和“旅游政策—制度—管理的协作交流”[41]；粤港澳旅游合作与发展经历了理念趋同、机制构建、制度变迁和模式转轨4个阶段[42]。这些研究对粤港澳区域的旅游地缘合作有一些涉及，对过去的经验有所总结，但没有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

从地缘合作的角度来看，大湾区是全球唯一的“一国两制”样本区域，同属一个中国的国体下，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与广东采用完全不同的政体，也就是说在大湾区内形成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广东（珠三角9市）这三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及粤港和粤澳两个边界。这个独特样本为研究旅游地缘合作提供了与现有文献完全不同的情境。

四、基于地缘合作视角的新柔廖增长三角机制模型

地缘经济区是依托边境形成的政策性区域，地缘合作机制是某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或组成区域性经济团体[15]。新柔廖增长三角的地缘合作机制（图4）主要体现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边合作关系，其中新加坡在地缘合作中居于主导者的地位。双边关系的机制主要包括由部长级会议讨论重要议题，专业部门高级官员会议制定专业政策，双方组成的重点部门工作组和重点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重要议题和专业政策。一心两翼的双边机制是新柔廖增长三角的地缘合作关系特点。虽然缺乏多边的协调组织机制，但双边机制确保了三个区域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形成真正的“增长三角”。

图4 基于地缘合作视角的新柔廖“增长三角”机制模型

五、双边关系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增长三角机制

1.港澳回归后旅游地缘合作关系变化

梳理近25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三方合作关系的变化，可以发现，直至2017年，大湾区的旅游地缘合作关系还是以双边关系。

1993年底，中国香港旅游协会、广东省旅游局和中国澳门政府旅游司联合组建“珠江三角洲旅游推广机构”，自此，地缘合作关系逐渐升级。回归后，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与广东置于“一国”的框架下，仍然沿用了推广机构联合营销的模式，层级为三地旅游部门首长。

1998年，“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作为广东和中国香港地区合作的议事机制设立，旅游合作是联席会议必然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2001年，粤澳联络小组首次会议召开，2003年正式由“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取代，旅游合作成为联席会议专责小组之一。两个联席会议制度的层级均为两地行政首长，广东通过与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分别合作的方式推动大湾区整体旅游发展。

2003年，中央政府分别与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并同年开放内地居民港澳自由行。粤港澳的旅游合作已经上升为中央政府与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合作，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对内地的旅游合作已不仅仅是和广东省政府协商，而是可以与中央政府各部门协商。广东的地缘作用体现为内地与港澳旅游对接的桥头堡，中央政府成为推动大湾区整体旅游发展的主导方，广东成为中央政府在大湾区的代表。

2015年，《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签订，2016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签订。这两个协议的签订是落实国务院《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具体举措。粤澳两地在原有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设立了新的由广东省省直部门和中国澳门特区政府各部门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粤港两地则提出了高层适时会晤，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决策层的辅助和支持层的建立，强化粤港合作策略小组的功能的工作机制。三地融合发展的态势已然形成，议事机制设置比原有机制更深入，更倾向于操作部门。

2.双边关系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增长三角机制模型

珠三角9市、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三地在旅游产业及旅游生产要素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这也符合湾区依托世界级巨型城市以产业互补和生产要素互补的形式向腹地辐射的规律。中国香港是世界级都市，拥有完善的都市基础设施对接国际旅游市场，以高品质的都市旅游产品（都市观光与休闲、会议展览、购物等）享有世界级旅游知名度。中国香港还拥有巨量的国际资本、国际标准的服务理念及水平和熟练的旅游业劳动力。中国澳门也是世界级的旅游都市，同样拥有完善的都市基础设施对接国际旅游市场，以博彩为代表的高品质的都市旅游产品（博彩、会议展览、都市观光与休闲、购物）享有世界级旅游知名度。中国澳门也拥有国际标准的服务理念及水平和熟练的旅游业劳动力。珠三角九市拥有丰富的旅游产品谱系，广州和深圳是世界级都市，拥有与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完全不同的都市风情。珠三角腹地的滨海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温泉资源和乡村资源所形成的滨海旅游产品、生态旅游产品、文化旅游产品、温泉旅游产品和乡村旅游产品与都市旅游产品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珠三角有完善的物质基础设施可对接中国大陆内地的旅游市场，同时拥有巨量的资本、熟练及廉价的劳动力和先进的互联网科技。根据sparkle等和Debrah等的理论[11、12]，只要完善大湾区内部的交通可达性，通过恰当的旅游地缘合作机制，就可以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增长三角（Guangdong－Hongkong－Macau Bay Area Tourism Growth Triangle，GHMBA－TGT）。

以三地旅游部门首长牵头形成的合作机制属于地缘合作的行业层面的制度安排，由于当时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还没有回归，政府间制度安排还没有形成。自粤港和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内地与中国香港及内地与中国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由更广泛的部门参与的新联席会议是粤港和粤澳不同阶段的地缘合作形式，其特点都是双边关系，这种双边关系体现为高层会晤、专责小组和部门协商（图5）。

图5 双边关系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增长三角”机制模型

3.回归后地缘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发展的影响

由于入境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统计系统中的过夜旅游者人数最为精确，本文采用该类数据作为考察大湾区旅游发展的基础数据。由于缺乏数据，无法考察珠三角九市作为一个独立区域接待境内外游客的情况，因此考察大湾区的旅游发展从两个维度进行。

（1）粤港澳作为一个整体旅游目的地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粤港澳作为一个整体旅游目的地对全世界的吸引力，可由粤港澳入境外国人旅游者人数得以反映（图6）。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无入境外国人的直接统计数据，数据是当年入境总人数减去来自内地的入境人数而得。

三地的入境外国人旅游者人数趋势大致相同，总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回归后到2003年，第二个阶段是2003－2007年，第三个阶段是2007年以后。其中第二个阶段有较为快速的发展，粤港和粤澳CEPA的签订（特别是港澳自由行）产生了较为积极的作用。2007年后，整体发展呈平稳趋势，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还略有下降，一方面跟国际金融危机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急需新的制度安排推动大湾区旅游三角形成新的增长。

图6 回归后粤港澳入境外国人旅游人次情况

图7 回归后广东入境人数情况

（2）广东与港澳相互作为跨境旅游目的地的维度

第二个维度是港澳作为境外，广东作为境内，相互作为跨境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由于缺乏港澳居民互访数据和单独的广东居民访问港澳的数据，这个维度采用内地入境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以及港澳同胞入境广东的数据反映。其中港澳入境广东省的数据无直接统计数据，由港澳台入境广东数据减去台湾入境广东数据而得。

回归后每年港澳入境人数占广东入境总人数的90%以上（图7），发展趋势总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回归后到2003年，第二个阶段是2003－2011年，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之后。第一个阶段的快速增长可理解为联席会议制度在制度安排上的推进，第二个阶段的增长同样是粤港和粤澳CEPA的签订产生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第三个阶段的下降说明急需新的制度安排予以持续推动。

回归后，内地入境中国香港的旅游者人数从1998年的占比28.30%到2016年占比75.51%（图8），充分说明了回归后中国香港的旅游发展依靠地缘合作带来的机遇。发展趋势总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回归后到2014年，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以后。第一个阶段，粤港地缘合作的制度安排都在促进中国香港的旅游发展，第二个阶段趋势有所下降跟中国香港社会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整个中国香港社会心态的变化有关，也说明了新的制度安排的迫切性。

图8 回归后内地入境中国香港旅游人数情况

回归后，内地入境中国澳门的旅游者人数从2000年的占比32.74%到2016年占比64.88%（图9），充分说明了中国澳门的旅游发展依靠地缘合作带来的机遇。发展趋势总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回归后到2003年，第二个阶段是2003－2009年，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以后。第一个阶段中国澳门旅游靠外国人入境为主，粤澳地缘合作有一定作用，但不是主体作用。第二个阶段中国澳门的外国人入境和内地入境呈平衡发展态势，共同推动了中国澳门旅游的快速发展，粤澳地缘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个阶段，中国澳门的外国人入境呈停滞发展状态，而内地入境人数增长推动中国澳门旅游在短暂的下滑之后重拾快速增长，说明粤澳地缘合作起到了主导作用。

六、多边关系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增长三角机制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大湾区协议》签署仪式，协议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四方协商一致制定。《大湾区协议》明确了合作宗旨、合作目标、合作原则与重点合作领域，并确定协调及实施的体制机制安排，显示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迈出协同发展坚实的一步，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大湾区协议》提出通过编制和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地缘合作议事机制调整为“四方每年提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年度重点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征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意见达成一致后，共同推动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建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日常工作机制，更好发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办公室在合作中的联络协调作用，推动规划深入实施。”大湾区旅游发展事务纳入到《协议》所设定的议事机制中，至此，“多边协商＋中央督办＋三地部门执行”的涵盖粤港澳三地的地缘合作制度安排正式形成（图10）。

图10 多边机制安排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增长三角综合模型

七、结论与讨论

为响应陆大道院士提出要加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的倡议[43]，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一国两制”样本区域，构建了基于地缘合作视角的“旅游增长三角”机制模型。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具备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区域的基础，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广东（珠三角九市）在旅游产业和旅游生产要素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可形成“旅游增长三角”；（2）基于双边关系的地缘合作模式对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旅游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有效的推动了“旅游增长三角”的形成；（3）粤港澳大湾区近年来旅游增长乏力，基于多边关系“多边协商＋中央督办＋三地部门执行”的地缘合作模式为“旅游增长三角”的继续增长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

无论从长效合作机制的维度、国家功能的维度、一带一路的维度、大城市群的维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都应打造成为一带一路重要门户枢纽[44]。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旅游产业和生产要素互补性，随着大湾区海陆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全新的地缘合作多边机制将为大湾区形成旅游增长三角奠定制度安排的制度基础。有理由相信，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在服务水平、旅游地吸引力打造、全球营销、旅游产品体系完善等方面发挥求同性，即统一行动，共同提高，达到一致对外，面向全球。而在内部的错位发展、个性塑造等方面又能兼顾各自的文化差异和地方性，积极培育风格各异、功能相互弥补的旅游差异，形成良性互动、彼此促进的健康格局，粤港澳大湾区最终将发展成为富有竞争力的世界性旅游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