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天方回回”与“炎黄子孙”
——西南移民中六盘山归附蒙元军户的命运与身份认同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贵州 贵阳550025)

引 言

今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不仅是一种历史以来自在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1]，也是一种诸文明或文化在历史中不断融合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互有区别之“共社会形态”[2]。而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乃是历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相互往来、共存共处、相互融入的杂糅结果[3][4]。无论汉族，还是回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也是一种由多民族融合形成的共同体。论文以西南卫所移民中六盘山归附蒙元军户为例，追溯该军户群体之历史与命运，尤其是该群体后裔于明以降的在地适应中，创造性地进行了“蒙古子孙”“天方回回”和“黄帝祖先”的族源创造与身份认同，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族识别实践，终呈现以回汉族为主体、杂有彝苗蒙古族等多民族身份共存的现象，这对理解并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可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西南卫所移民中的六盘山归附蒙元军户后裔，当下主要聚居于乌蒙高地，有回汉彝苗蒙5个民族。笔者关注这些人群并对之产生研究兴趣，乃源于对自己家族历史文化之“自我分析”[5]，并意识到今日乌蒙高地回族族源中普遍存在着六盘山的蒙古军户后裔[6]。论文在检阅《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所收西南部分卫所“武职选簿”档案相关记载[7][8]的基础上，参考黔滇川等地方史籍与方志、家谱及碑刻等文献中关于明初六盘山蒙古军户的记录，佐之田野调查资料相互印证，运用“历史系谱法”研究方法，追溯该群体之历史文化与现代命运。

所谓“历史系谱法”，即以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系谱法原理，主要依据家族历史系谱的档案式记录，辅之以地方史志、家谱、碑刻及出土文物等文献，以之追溯诸历史时期家族的发展过程及文化衍变，此方法主要适用于家族史溯源及建构研究。这种以历史民族志的方法追溯和撰写家族及其历史文化的研究，体现在余光弘师用祖籍和户籍资料分析澎湖的军户班兵移民[9]，庄英章等运用户籍记录讨论历史人口[10]及施添福从地理分布探寻清代在台汉人祖籍[11]的研究中。论文便是以“历史系谱法”对西南卫所中归附蒙元军户家族的历史民族志研究，尝试在元明以降的历史语境中追溯当代乌蒙回族社群祖籍族源记忆的塑型过程。

运用“历史系谱法”检视乌蒙高地诸军户家族历史文化，特别是该区域回族社群的祖籍族源，应注意到该群体中许多家族都提到“唐代入华”的移民传说。其原因主要在于清代中期以来，该区域许多回族家族修撰碑谱时，不约而同地受到当时的民间文学《回回原来》[12]中“唐太宗搬请，回回入中国”之影响，并选择了“唐代入华”移民传说的祖源表述，以创造“天方回回”的身份认同[13]，这是一种历史观的建构，亦是当时回族身份自觉意识的一种文化表达，其目的是赋予祖源族源及信仰以悠久之历史传统，将其穆斯林身份进行“文化合理性”处理，从而形塑出一种社群身份的“正统性”。这种文化身份的自我建构，应该与回族社群在清代渐渐形成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此外，亦不能够忽略其是清咸同事变时期回汉社群关系“构衅”造成的一种文化区隔之结果。当然，明代军户移民身份在历史上的文化再建构现象，在学界也并不鲜见，如“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14]、“宁化石壁和珠玑巷移民”[15]等便是著名案例。以下便从西南卫所移民中的六盘山归附蒙元军户，军户后裔的身份认同与历史建构，以这个归附人群的历史与命运，论述中华民族形成之复杂和多元性。

一、方志与选簿所见明代西南卫所中的六盘山归附蒙元武官

有明一代，朱氏王朝为便于管理户籍、征调赋税，施行黄册制度，依社会分工类别之不同，将人群编为军户、民户、匠户等，分类管理[16]。其中的军户制度，便是其最重要的一个户籍类别，由兵部主管，且对军户及武官世袭制度有严格的规定[17][18][19]，以使各地卫所屯戎的军户及其家庭能够为大明王朝“立万世不拔之基”。笔者在通过检阅碑铭、方志及明代卫所选簿等文献时，发现明初西北六盘山归附蒙元军户调遣西南卫所定住者有乌撒卫卯失喇、都匀卫孛良苔、云南左卫保帖木、平溪卫答失蛮及孟原亨等。

(一)乌撒卫卯失喇

今日西南所见最早记录明初西北六盘山归附蒙元军户文献，当是贵州省威宁县卯家沟出土的卯廷威墓志，其曰：“大明武德将军乌撒卫右所管军正千户□□□□□字廷威，陕西平凉府开城县六盘山蒙古人。□□□□失剌，前元宣慰司都元帅，洪武庚戌(1370年)归于圣，勑□浴红城子星牧监百户。征进甘肃等处，武功昭著，蒙钦升世袭。敕命洪武辛酉(1381年)随征云南，壬戌(1382年)调守乌撒，以功升武略将军右所世袭副千户，后以年老致政。”[20]墓志所言之卯氏始祖失剌(失喇)，亦见载于明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乌撒卫·职官·指挥佥事》“卯失喇”条：“卯失喇，陕西开城县人，洪武十九年升副千户。五世孙璇成化四年升指挥佥事，调本卫，沿有光袭”[21]。卯氏家族为六盘山“东方鞑靼回”[22]，且历史以来共有回汉两种身份认同之事，已有专文探讨过[23]，故不赘述。

(二)都匀卫孛良苔

万历《贵州通志》卷十四《都匀卫·职官·指挥使》有“孛良苔”一条，载：“孛良苔，陕西开城县土同知，洪武四年功升副千户，二十六年男罗帖木儿调本卫。正统四年三世孙孟任升正千户，成化十六年五世孙原升指挥同知，正德七年六世孙凤升指挥使，沿至济邦袭”[24]。据文中所载孛良苔“开城县土同知”的身份判断，其当与卯失剌一样，同属六盘山开城归附的蒙古人，后被安插于贵州的都匀卫，其子后改为罗姓。都匀卫在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都匀市区，乃明代贵州通滇驿道迆南的重要卫所之一。

(三)云南左卫保氏保思聦

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8册所收云南左卫实授百户“保思聦”选簿载：

保思聦·实授百户

一辈保帖木，缺。

二辈保善，旧选簿查有：洪武三十三年正月，保善，系云南左卫中左所故世袭百户保帖木嫡长男。

三辈保贵，旧选簿查有：永乐十年七月，保贵，系云南左卫中左所故世袭百户保善嫡长男。

四辈保瑛，旧选簿查有：宣德四年四月，保瑛，年十六岁，系云南左卫中左所故世袭百户保贵嫡长男。正统七年二月，保瑛，系云南左卫中左所百户升本卫所副千户。

五辈保鑑，旧选簿查有：成化五年九月，保鑑，开城县人，系云南左卫中左所副千户保瑛嫡长男，钦与世袭。

六辈保恭，旧选簿查有：成化十二年十一月，保恭，开城县人，系云南左卫中左所故世袭副千户保鑑嫡长男。

七辈保晟，旧选簿查有：弘治十四年四月，保晟，开城县人，系云南左卫中左所世袭副千户保恭嫡长男。

[八辈]保思聦，缺。

九辈保东阳，万历十年二月大选，过云南左卫中左所照旧实授百户一员保东阳，年十六岁，系年老世袭百户保思聦嫡长孙，比中二等。

十辈保得举，万历十七年八月分(份)，保得举，年四十岁，开城县人，系云南左卫中左所故实授百户保东阳亲叔。伊侄原系实授百户，万历十三年故绝，该次侄保东晔承袭，患疾无子。本舍合照例借袭实授百户，待伊侄保东晔疾痊，或生有亲男，退还职事，比中三等。

万历三十五年四月大选，过云南左卫中左所故实授百户一员保东晔，年三十岁，系老实授百户保得举亲侄。查保得举原借东晔之职，今晔疾痊，应准还职实授百户，比中二等。

十一辈保天瑞，万历四十四年八月大选，过云南左卫中左所实授百户一员保天瑞，年二十岁，系故实授百户保东晔嫡长男，比中二等。

十二辈保天麟，天启七年四月大选，过云南左卫中左所实授百户一员保天麟，年二十岁，系故实授百户保天瑞亲弟，比中三等。[25]

以上关于保氏为六盘山开城蒙古人，且载有12辈的武职承袭履历，对当下乌蒙高地人口约6万人的保姓家族来说，乃是一个“新发现”。因为无论是1932年保廷梁修撰的《古滇保氏族谱》，还是2008年保氏族谱续编委员会续修的《保氏族谱》①，尽管都提到其始祖为“特穆尔/帖木儿”(即保帖木)且族源为明初陕西归附之蒙古人[26]，却皆不清楚其源于六盘山。值得一提的是，据《保氏家谱》载，其始祖职田在今云南沾益保家乡[27]。该家谱载“自吾入滇始祖阿保公始从回，至于清初改从汉，以奉儒奉佛者”[28]，又言“滇垣之族，有回有汉，宜良保郎村、陆良、罗平、沪西等则完全属汉，澄江、东川、昭通、寻甸、嵩明等族则又完全属回”[29]。

最值得一提的是，《保氏族谱》还记载了今云南沾益保家乡保氏祖墓群曾发现一座“蒙古包大坟头”。之所以叫“蒙古包”，据田野调查乃是一高高隆起的坟头，应是卫所武官坟墓，与往昔卯氏家族被盗祖墓的外形相似，因保氏族人自知其为蒙古后裔而名之。关于墓室情况，该谱亦言道：

根据保佑邦族人的介绍：1958年挖肥土时族人挖开了这个建筑物。当时向他反映，他及时赶到现场，作为第一目睹包内的人。从现场看，无人进去过和被盗墓的痕迹。在里面什么东西都未发现，只是在地面看到一条黑灰土。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罗平城区回族马建昇，因建设需要占用他家坟地。日前，共迁移71冢。这次迁坟，洪武年间葬的现在坟内一样都没有，只有少量的黑灰。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的借鉴，吾族进入云南到1958年已近600年历史，蒙古包内若是葬人，也可能向马姓迁坟一样，也一样无存，只残留点黑灰土。[30]

当下保氏族人言其祖先时，皆认为其祖在明初“改蒙古族为回族”，后部分由“回族改为汉族”，再部分“保氏改从彝族”②，后又部分“申请恢复为蒙古族”[31]，故当下保氏家族后裔分作了回、汉与蒙古3个民族，乃是蒙古人历史地交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典型案例。从上述记述可见,保氏家族在明初归附时也是六盘山的军户，其家族分为3个民族是其身份在历史中动态转化之结果，亦是各时期的生存策略使然。

(四)平溪卫答氏答时及孟氏孟原亨

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4册所收湖广都司平溪卫选簿有副千户“答时”一簿，该答氏则属于开城调入平溪卫者。该副千户“答时”选簿载：

答时·副千户

[一]辈答失蛮。

[二]辈答昭，旧选簿查有：宣德四年九月，答昭，系已革安陆中护卫副千户答失蛮嫡次男。父原系平溪卫后千户所世袭所镇抚，革除年间升除前职，病故。钦准本人袭父原职所镇抚，仍回平溪卫后千户所管事。

[三]辈答曜，旧选簿查有：宣德八年十月，答曜，系平溪卫后所故世袭所镇抚答昭庶兄。嫡弟有嫡长男答信，年二岁，幼小，钦准本人借职，待长成还与职事。

[四]辈答信。

[五]辈答玉，旧选簿查有：天顺八年十月，答玉，年十五岁，回回人，系平溪卫后所故副千户答信亲侄，钦与世袭。

[六]辈答正，旧选簿查有：成化八年十月，答正，平凉府人，系平溪卫后所渰故副千户答信亲弟。

[七]辈答时，旧选簿查有：正德元年十年月，答时，开城县人，系平溪卫后所故副千户答正嫡长男”。[32]

前文所言平溪卫在今贵州省铜仁市的玉屏县，而答氏武官家族则是来自开城县的回回人，这应该是目前整个西南官方军户档案中，唯一一例明确记载其身份为六盘山归附军户的文献。尽管卯氏和保氏家族皆为明初六盘山归附的蒙古军户，但绝大多数却是通过口碑及碑谱等民间文献记录而来，并不似答氏武官家族这样因明确记录于选簿档案而流传下来。初读此档案时，尽管其记载答氏为“回回人”，可鉴于蒙元时期六盘山大量蒙古军士皈依伊斯兰教的背景[33]，故很难凭此判断其究竟是蒙古人还是色目人。在答氏后裔答振益编著的《湖北回族古籍整理辑要》一书中，收录有修撰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的《答氏宗谱原序》，其所载内容与选簿档案中的人物世系皆高度契合，可见二者所述为同一答氏家族，亦可印证其为色目人。兹引述谱序全文如下：

我族原籍西域，自元世祖至元癸巳，讳刺罕与剌海祖，同孛可人，献大珠，赐价不受。帝嘉其廉，命姓答氏，留官于朝。成宗时，进刺罕右丞相；武宗大德丁未，公仍前官，复擢刺海公左丞相。二公赋性刚方，才具敏捷，历相三祖，嘉言懿行，载在元史。英宗元年，罕公卒，赐葬东京。太宗二年，海公卒，敕并葬，此我家始宗也。

二世祖，讳禄，罕公出，官监察史。元祚改革，莫知所终。

三世祖讳阿忒，海公出，隐居陕西。

四世祖失蛮、纳速，纳速官建业，落籍江南六合县，各为一支。失蛮公宦游京师，董浚大内河道。明祖起金陵，公在红罗山蒙知遇，授驾前指挥。会帝亲征陈友谅事，过鄱阳遇风覆舟，公负帝出溺，帝奇其忠勇，赐袍。后被谗削职，遣戎长途中，公以袍自随，解官回奏，朝廷追思其功，诏复厥职。二十四年，分建藩封，公从郢王③至安陆州，遂官于郢，后降千户。宣德元年，谕祭郢靖王，建神道碑，附刻众臣职名，公与并列焉。卒葬城东凤凰山侧，此山盖公生前郢王所赐者，即居郢之始祖也。

五世祖长昭保、次昭恭、又次昭玉。昭保蒙恩世袭。宣德七年，追寇出德胜关外。九年，副(赴)广西差官复命，升鹰扬卫镇抚，并追赠失蛮公武略将军，是年九月卒。恭公仍回陕西，今开成县答家坪是其苗裔也。

六世祖耀，正统二年袭爵，除龙江卫千户，历景泰、天顺至成化元年，调征粤西海口有功，赐钞五十。九年，随定西伯蒋贵，征云南麓川及上江杉木等寨，斩首五，升授安陆卫镇抚兼赐屯田。今洋梓里回回挡，其遗迹也。后征陕西阵亡。

七世祖信袭。信公卒，八世恭，九世玉，十世钲，十一世明、铠、金、良、敬，五公俱幼，弟钲公代袭。钲公卒，仍给明公。正德四年，移镇清浪平溪卫，而世爵亦移焉。逮年久亦无传人。其居郢者曰良、曰敬。钲公生焉，与铠、金、良公共四房，支分派衍。

十二世祖福、聪二公，始叙历代祖若宗相传之由来，以昭示来兹。

至十三世，嘉靖十八年，设兴都留守司。有司详请以讳瑁公充守道舍人，后仲锡公承顶。至文彩、相楚诸公，历有四代，崇祯季年，废于兵乱。

我皇清膺图御宇，践土食毛，以隶卫籍，承丁户者名新。后增丁户名兴，至今相沿未坠也。明、良、金、铠、敬五房，子孙繁衍，从学天经而掌吾教者有人，习儒书而受青衿者有人。农工商贾莫不各安厥业，以奏圣朝太平之休，而居趾星散，几莫定其尊卑长幼。先祖世仙、世琨、世则与先叔士杰，见旧谱残缺失次，用是详叙其本末，无忘祖宗庇荫，以俟后之继起者，今复捐资授梓，以承先待后也，故敬述之。

嘉庆五年岁次庚申春月之吉

二十代孙永擢庚申春月之吉永纲

二十一代孙元海庚申春月之吉元璜熏沐同述。[34]

序中四世祖答失蛮、五世祖答昭保、六世祖答耀、七世祖答信、九世祖答玉、十世祖答钲等世系及承袭次第，正与平溪卫“答时”选簿所载大致相同，其“钲”为“正”者，或音同，或形近，并非另有其人，故选簿与族谱所载，仍指同一答氏家族而言。选簿所载该答氏承袭履历至正德初答时而止，“世爵亦移”，族序所载世系履历加详于选簿，包括答氏曾承袭世职于平溪卫的履历在内，其家族与湖广安陆朱氏宗室之关系，仍值得进一步追究。今答氏后裔的情况及姓氏之变化，亦有学人做过相关研究，认为湖北省钟祥的答姓回族“集体失踪”不是真正的消失，而是答姓改为了笪姓，在民族认同与文化自觉背景下，由笪姓改回答姓，同一家族三代不同姓氏的现象在一段时间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35]。

此外，该平溪卫选簿中又有署副千户事实授百户“孟养浩”选簿，也为六盘山地方归附并调遣入卫者，其选簿载：

孟养浩·署副千户事实授百户

外黄查有：孟云，旧名斗保，平凉县人。父孟原亨，洪武二年归附，充头目，四年充总旗，六年充参随头目，九年充银牌先锋，阵亡。云系嫡长男，优，除平溪卫世袭百户。孟洪系孟云庶长男，父故，洪优袭。孟鑑系孟洪嫡长男，父正统四年麓川亡故，鑑优袭世袭百户。孟纲系孟鑑嫡长男，父故，洪优袭世袭百户。孟春系孟纲嫡长男，替世袭百户。孟阳系平溪卫右所署副千户事百户孟春嫡长男，嘉靖六年八月替职。

一辈孟原亨，已载前黄。

二辈孟云，旧选簿查有：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孟云，旧名斗保，系金吾前卫阵亡银牌先锋孟原亨嫡长男，钦除平溪卫右所世袭百户。

三辈孟洪，旧选簿查有：宣德二年八月，孟洪，年十六岁，系镇夷卫右千户所世袭百户孟云庶长男。父原系平溪卫右千户所，征交阯拨守前卫，病故。钦准本人袭职，照例仍回平溪卫右千户所管事。

四辈孟鑑，旧选簿查有：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孟鑑，年十五岁，系平溪卫右所故世袭百户孟洪嫡长男。

五辈孟纲，旧选簿查有：成化十九年九月，孟纲，平凉府人，系平溪卫右所故世袭百户孟鑑嫡长男。

六辈孟春，旧选簿查有：弘治八年十二月，孟春，平凉府人，系平溪卫右所故世袭百户孟纲嫡长男。

七辈孟阳，旧选簿查有：孟阳，系平溪卫右所署副千户事百户孟春嫡长男，嘉靖六年八月替职。

八辈孟宗孔，旧选簿查有：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孟宗孔，平凉府人，系平溪卫右所废疾署副千户事百户孟阳嫡长男。

九辈孟养浩，旧选簿查有：隆庆二年八月，孟养浩，年二十岁，平凉县人，系平溪卫右所署副千户事实授百户孟宗孔嫡长男。查得黄选，洪武四年充总旗，九年充银牌先锋阵亡，除世袭百户，续功升署副千户事实授百户。今本合照旧袭署副千户事实授百户，于八月十六日比试弓马得中，考试三等。

十辈孟良将，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大选过平溪卫右所署副千户事实授百户一员，年十九岁，系老署副千户事实授百户孟养浩长男，比中二等。[36]

选簿所载之人名“原亨”(孟原亨)及“斗保”(孟云)等，皆典型蒙古人名。据档案中10个世系的武职世袭情况，该家族改为孟姓，当从二辈孟云开始，选簿载其世籍军功，将“斗保”孟云之父“原亨”也记为孟姓。

以上详引失剌(卯氏)、孛良苔(罗氏)、保帖木(保氏)、答失蛮(答氏)和孟原亨(孟氏)5个明代卫所武官家族世职承袭相关文献，其目的在于完整地呈现军户武职承袭之史，为学界后续研究参考。当下能够较确定的是此5个武官家族皆为明初六盘山归附的蒙元军户，此外须交代的是这5个六盘山蒙元军户家族，因为任职卫所武官缘故，所以有机会在西南卫所的众多归附人群体中被官方文献记录下来，并偶然地保存流传至今，其他被官方记录却没有保存下来的六盘山蒙元武官及普通军户档案，则只能求诸于出土文物、家谱、碑刻及口述等资料。

二、民间谱牒所见乌撒卫与建昌卫中的六盘山归附蒙元军户

值得一提的是，明初蒙古人、色目人归附朱明王朝的行为，几乎都是群体性的。对于归附人众的大小头领，朱明王朝视其声名及人数之多寡给予相应的文武职位，甚至赐予姓氏以示优待。随后，他们大多数又被分散安置于内地诸卫所中，此情况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最重要之代表人物为张鸿翔[37][38][39]、Serruys[40]和奇文瑛[41]。其中，部分归附的蒙古军队及家小最初被洪武政府安置于当时的京畿南京及附近地区，之后又被二次安置于内地、沿海及西南等地方经制卫所中。这种“二次安置”方式，在永乐及此后的北京及周边地区同样存在[42]，对后世研究卫所移民文化的学人来说是一种“迷障”，因为归附诸军户在填写记录军籍的黄册时，多会选择南京等初次安置地所属州县为其籍贯，致使后人无法准确判断归附军户的祖籍地具体为何处。尽管如此，笔者根据卫所武官籍贯仍以六盘山地区州县地名来记载的线索，多方检索出土文物、家谱、碑刻及口述资料，发现除任职武官的卯氏(乌撒卫)、罗氏(都匀卫)、保氏(云南左卫)、答氏(平溪卫)和孟氏(平溪卫)5个军户武官家族外，能够有明晰历史线索追溯归附的蒙古与色目普通军户的卫所只有乌撒卫，其他卫所的普通军户资料几尽阙无。

乌撒卫曾隶属滇黔两省，其辖地主要包括今贵州省威宁自治县与赫章县大部，云南沾益大部，据明万历《贵州通志·乌撒卫》载:“皇明洪武初改为乌撒军民府，十五年增置乌撒卫，初隶属云南都司，永乐十二年改属贵州都司……领千户所五：内左、右、中、前四所，外沾益州后一所”[43]。明代乌撒卫归附的蒙古人与色目人，为今乌蒙高地回汉彝苗等民族军户家族中军籍为固原的蒙元归附人，应同属当时驻扎在六盘山的一支蒙古军队[44]。

当下乌蒙高地明初入黔的回族姓氏中，除卯姓外，马家屯马姓源于明初“陕甘平凉府固原柳树湾马氏望族也”，下坝马姓“原籍陕西固原当日所称太师马家是也”，蔡家地马姓“祖居陕西固原柳树巷”，松林马姓是明初“住固原府寺口子居住，系名门望族”，陕西籍李姓“平凉府固原州李旺堡，明洪武十四年随军出征滇黔，安居于乌撒卫海子屯”，撒姓“始祖原籍陕西固原州望族”，虎(读作“mao”)姓祖籍地“洪武间，由固原迁威宁”，陕西籍张姓“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人氏”，所(锁)姓祖籍地“固原柳树巷白塔面前”，皆为六盘山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或色目人[45]。这些军户家族中，除卯姓可确认为蒙古人外，其余姓氏虽宣称族源为色目人，但其家族历史多被建构为“唐代入华”之西域色目人，可信度需详细探讨和甄别。这些被安置于乌撒卫的归附蒙元军士的屯田处所包括：卯姓在卯官屯，马家屯马姓在马家屯，下坝马姓、松林马姓与蔡家地马姓在“下坝回回军营”[46]，撒姓在五里屯，陕西籍张姓在尚官屯，陕西籍李姓在海子屯，所(锁)姓、虎姓在杨旺屯，这些军屯皆沿乌撒卫城西部排列，互为犄角，相互呼应。

此外，乌撒卫以外，在四川西昌地区的卫所中，也存在明代六盘山归附的普通军户案例，今四川西昌市(明建昌卫)马姓和杨姓穆斯林军户家族即属这种情况。据西昌《泸山脚下马姓宗谱》载，“我祖乃陕西固原县马家巷人氏，洪武年间来建。兄弟二人，一名马都贵，一名马代贵，统领乡兵，镇守泸山脚”[47]，此马氏家族清代时又移居回原乡地固原之六和乡五村，该村清真寺碑文亦载道，“我始祖马都贵，自洪武年由陕至建，住居泸山脚下，至曾祖马之莹，因为繁衍，移居四百户，创建寺宇一座”[48]；又《杨姓宗谱》言，“吾杨氏远祖，世居陕西固原，至明洪武二十五年因建昌月鲁帖木儿叛，太祖下诏征兵，左右以‘陕、甘两省之兵强悍而耐劳’故，于是征京卫及陕、甘兵一万千五余人，命吾教人凉国公兰玉(蓝玉)率师讨平之。故我祖先之来建，即随兰玉而来。月鲁帖木儿平后，祖先遂留守西昌西溪回辉村。未几祖先之胞兄弟二人来访亲，亦同居此焉”[49]。其中的马氏家族，为明初安插在建昌卫的归附人，而杨氏家族，则是洪武中期调拨而来，然皆未明言其族源是蒙古人或色目人。

还需指出的是，诸多文献皆载开城在明初为徐达安置蒙元降军之地。如《明太祖实录》卷41，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庚寅载，“大将军徐达以所获元豫王人口及头目和林童等车二百辆送开城州，以西安州所获男女七千余口送北京安置”[50]。嘉靖《平凉府志》载此更加详细，亦可与前引实录相佐证，其载：“大明洪武二年夏四月丁卯，大将军徐达率师次陇州固关……遂下隆德，越六盘山，至开城，万户巴丹以鞑鞑降。遣平章俞通海进攻元豫王于西安州，次海剌都，右丞薛显以精兵五千先袭豫王，王驰遁，尽得其人众车畜。达以豫王之众处开城，以西安州余众千余徙北平”[51]。又嘉靖《固原州志》亦载：“元万户把丹据平凉，洪武初归附，授平凉卫正千户，部落散处开城等县，仍号土达”[52]。

上述记述从侧面显示元末开城虽曾经历大地震等天灾，却乃是西北重要的人口重镇和屯军据点，不然不会出现徐达安置蒙元降军于此的事。这意味着阿难答争夺汗位/皇位失败[53]后，开城蒙元军队并未被撤换或受到清算，因为在蒙元帝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争夺汗位/皇位是黄金家族成员的事，并不涉及其部属之军士[54]。因此开城元末还有大量蒙古与色目军户，且归附明朝后被部分安置于西南诸卫所中，便是可以理解之事了。

三、蒙元军户后裔的身份认同与历史建构

上文提及的16例六盘山归附蒙元军户中，可明确追溯后裔且聚居于西南的有11例，即乌撒卫的卯姓、马家屯马姓、下坝马姓、蔡家地马姓、松林马姓、陕西籍李姓、撒姓、虎姓、陕西籍张姓、所(锁)姓和云南左卫的保姓共11个军户家族，全聚居于乌蒙高地区域。若以各姓氏家谱人口计算，该群体现约有50万之众，其中的回族约36万人，汉族约13万人，其余约1万人为蒙古族、彝族和苗族等，更具体体现为：卯姓约10万人，有回汉2个民族，其中汉族约占99%，回族不到1%[55]；马家屯马姓约10万人，有回苗2个民族，其中回族约占99%，苗族约1%[56]；下坝马姓约8.5万人，有回彝汉3个民族，其中回族约占99%，彝族和汉族共约1%[57][58]；保姓约6万人，有回汉蒙古3个民族，其中回族约占55%，汉族约40%，蒙古族约5%[59][60]；海子屯李姓约6万人，皆回族[61]；蔡家地马姓约2.5万人，有回彝2个民族，其中回族约占99%，彝族不到1%[62]；松林马姓约1.5万人，皆回族[63]；虎姓约2万人，皆回族[64][65]；陕西固原籍张姓约1.5万，皆回族[66]；撒姓约1万人，皆回族[67]；所(锁)姓约1万人，皆回族[68]。而诸蒙元军户后裔家族中的有汉苗彝蒙古族人口的构成，乃是通过与汉苗彝蒙古四族或通婚、或收养、或依附、或“民族识别”时自我选择等方式归为同一家族的。如卯姓家族之有汉族，乃是先祖因赐姓而破穆斯林之戒且与汉人通婚[69]之结果；马家屯马姓之有苗族，亦是先祖与苗族通婚[70]之结果；下坝马姓之有彝族与汉族，乃是先祖被彝族掠去收养[71]和族人改教[72]之结果；保姓家族之有汉族与蒙古族，乃是先祖与汉人通婚和“民族识别”时选择蒙古族身份[73]的结果；蔡家地马姓之有彝族，又是清初“改土归流”时其先祖收入了依附的彝族“娃子”[74]之结果。

因此，六盘山归附蒙元军户后裔之所以在民族身份上呈现出回汉彝苗蒙古五族共存的情况，乃是因为该群体在600余年漫长的在地适应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化能动性，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中选择适合的自我生存策略。具体地看，蒙元军户后裔们的生存策略典型地体现在对“蒙古子孙”“黄帝后裔”和“天方回回”的身份认同与历史建构上，其次才是上述诸民族间或婚配、或收养、或依附等产生的民族分化和认同，这在上述11个军户家族中都有着鲜明呈现。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蒙元军户后裔汉族居多的家族，会选择“蒙古子孙”或“黄帝后裔/炎黄子孙”或“回回祖先”三种族源之一或之二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策略，这特别体现在乌蒙高地的卯姓和保姓军户家族历史和认同过程中。卯姓军户家族后裔在2012年之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蒙古人后裔的，他们的全部族源认知纠结在“西北回回军户”和“黄帝后裔”的回汉祖先争论里，甚至形成了两大针锋相对的房支体系，尽管后来全族第一部谱牒的修撰否定了“黄帝后裔”的说法，却无法形成明确的族源决议，直到2012年卯姓祖墓的被盗后，其墓主两块墓志的发现，整个卯姓对族源的争论才归于平静[75]。

保姓虽然是蒙古军户家族，尽管漫长历史的风沙淹没了该家族源于六盘山的事实，他们却一直坚守着蒙古人后裔的历史记忆，坚信自己就是“蒙古子孙”。如民国1932年保廷梁修撰《古滇保氏族谱》中，他反复强调“吾族原于蒙古，初以特穆尔为氏③(亦曰帖木儿)，元之右族也”[76]，且面对家族分为回汉等人群的现实，他提出“敬宗祭先，饮食起居诸习惯，回从其回，汉从其汉，尽心焉尔矣。何必强不同为同，而后谓之同宗哉”[77]。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时期之保姓家族，还未将“黄帝后裔/炎黄子孙”纳入自己的身份认同中来，待到2008年再次修撰家谱，他们才通过曾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族人保永康所写的《前言》，将这种认同写入家谱，并承认源于蒙古的族源：

第一，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和华夏儿女。这是我们的总根、总源和总脉。这个民族的历史和家族的历史是千真万确的，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考证或调查研究。凡属本谱范围内的保氏族人，不论是现在何方身居何地，都必须牢记自己是炎黄二帝的后代，牢记自己是华夏儿女血缘，牢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族，牢记伟大的祖国——中国。第二，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蒙古。[78]

这种看法在《保氏族谱》最后部分的《读谱旨要》得到再次强调：“保氏族源，始自蒙古，大汉后裔，遍及欧亚[79]。与其说保姓家族将“蒙古子孙”和“黄帝后裔/炎黄子孙”两者并列是一种矛盾，还不如说该家族是将“中华民族”作为新时期身份认同的一种策略，这其中的关节点在于保姓家族将“中华民族”等同于“炎黄子孙和华夏儿女”及“大汉后裔”。

之所以特别分析卯姓和保姓两个家族，乃是他们作为归附蒙古军户武官家族，受朱明王朝文化意识形态及其卫所武职世袭制度的影响最为典型。在明初王朝为确立自身政治合法性和文化正统性的过程中，颁布了一系列重立儒家/汉文化传统的律法和文化政策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这些“改造”策略，范德(Edward L. Farmer)认为是“中华文化的复兴”[80]，张佳曰“新天下之化”[81]，杜洪涛言“再造华夏”[82]，王铭铭则强调是“教化之儒”[83]。笔者看来，明王朝的“用夏变夷”文化意识形态实践，与其说是一场社会文化运动，不如说是一场试图在大明境内以儒家文明改造并替代其他如蒙古、伊斯兰和佛教等诸文明的“儒家文明化”运动。这场“儒家文明化”改造运动中，最强大和最彻底的“尖刀”是“儒家化律法”[84]这一文化意识形态机器，如《大明律》关于蒙古色目人婚姻法条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85]。因此，卯姓和保姓两个蒙古军户家族自明代便开始或因赐姓、或因与汉人女子婚配，渐渐分化为回汉两类人群。

这里要强调的是，明王朝发动的这场“儒家文明化”改造运动，对所有归附蒙元军户群体皆有极大影响，如乌蒙高地之马家屯马姓、下坝马姓、蔡家地马姓、松林马姓、陕西籍李姓、撒姓、虎姓、陕西籍张姓和所(锁)姓等9个军户家族亦不例外。在明代，前述9个军户家族的男子皆只能娶汉人女子。《大明律》禁止同姓为婚，“凡同姓为婚者，各杖六十，离异”[86]，该律条的精神运用于蒙元军户，则为“不许本类自相嫁娶”，从汉籍文献检索乌撒等地西南军户的直接记载也颇难得见。较意外的结果是，直到清初陕西阿訇刘吉对整个乌撒卫的军户社群进行“正教”改革[87][88]，以“马氏分姓”的婚姻革命重塑了该地社会形态，加快了乌蒙高地回族形成的步伐[89]。“马氏分姓”后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下坝马氏家族一位第五世系的读书人效仿汉人社会开始修撰谱牒和排列字辈，受其影响，乌蒙高地的回族家族清以降皆修撰谱牒和排列字辈，并诸家族联合进行彼此“字辈序列”的优化设计，以保证整个回族社会的“彝伦攸叙”[90][91]。

在乌蒙高地诸回族家族修撰谱牒的文化实践中，其需要面对一个最重要且棘手的问题：如何“合理性”地叙述自己的族源？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乌蒙高地最重要的回族家族恰是上述的马家屯马姓、下坝马姓、蔡家地马姓、松林马姓、陕西籍李姓、撒姓、虎姓、陕西籍张姓和所(锁)姓等9个军户家族，且很难确定其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但“马氏分姓”婚姻改革将乌蒙高地社会从一个通过“穆斯林—非穆斯林”婚姻形成的“开放型社会”，塑造为一个由“穆斯林—穆斯林”婚姻构建的“内趋型社会”，加之经堂教育在诸穆斯林社群城镇与村落聚居区的经营与实践，编制了一张巨大的社会文化网络，这个社会文化网络形塑了该区域社群“文化之自觉”，增强了作为一个民族类别人群的身份认同，且这种认同感伴随着清中后期回族士绅在原来“马氏分姓”基础上之礼法设计，加强了该区域社群更紧密地形成一个由“血亲+姻亲+宗教”作为社会文化基础的“区域穆斯林命运共同体”，并在清咸同回民事变中因为回汉关系的“构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变得更具凝聚力，形成了今日乌蒙高地的回族[92]。

正因如此，马家屯马姓、下坝马姓、蔡家地马姓、松林马姓、陕西籍李姓、撒姓、虎姓、陕西籍张姓和所(锁)姓等8个军户家族皆采用了《回回原来》中的“唐王搬请”移民传说，赋予自己“天方回回”的正统身份，以其显示家族悠久的历史感和深厚的宗教虔诚度。当然，这是一种为赋予自我身份以“文化合理性”的历史创造。而撒姓，则直接将自己的源流附会为赛典赤后裔，迁徙自称是从西安至固原再到乌撒卫(今威宁)的，详见于《撒氏家程》“先祖：赛典赤(咸阳王)……赛公有五子，二十三孙改姓为纳、马、撒、赛、速等姓。撒姓是赛咸阳王二子的后裔……起祖：撒国梁，祖籍陕西省西安府固原州撒家台人……住威宁下坝”[93]。

值得注意的是，乌蒙高地马家屯马姓、下坝马姓、蔡家地马姓、松林马姓、陕西籍李姓、撒姓、虎姓、陕西籍张姓和所(锁)姓等8个回族家族的族源历史叙事方式高度雷同，其基本结构为“‘天方回回’→‘唐王搬请’→移居‘固原’/六盘山→屯戍乌撒卫/威宁”。

如《马家屯马氏家谱》载“唐贞观时……郭汾阳来请我族援助……再三挽留我族……此为我族之入中国籍也……我祖根，原住于近东不花次城，为大教长职，亦在聘请之列，此我族来至中国之始祖也。盘踞于陕西省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居焉……洪武十四年，居威宁县(乌撒卫)马家屯……”[94]。又《下坝马姓族谱序》曰“考吾教先世，原居西域国。贵圣在位兴教劝化时，唐贞观元年时，明皇因梦感悟，钦差石堂大臣，旨西域国，延请贵圣驾下臣员(宛)葛思来中国，随车者盖三千人马，敕奉安居于陕西西安府城内仓门口盖造清真寺，迨后派流繁衍……时补乌撒卫获守军民，遂晋乌撒卜宅营于城北门外下坝狮子、马金、火龙等山……在开城堡柳树湾居住，敕封太师马姓之号”[95]。再蔡家地马姓的《太师马家谱历史系统图考》曰“考吾鼻祖系出西域，派演贵胄，隋开皇季有功社稷，敕封太师。至唐延和初，奉命来中国，蒙唐皇建寺安置，落籍太原，仍袭封号，宠礼上宾，以太师名家……吾家来威宁之起祖公讳泽源，窃窥其弊，守道不仕，于天启贰年由柳树巷假贸易为名客游于黔……”[96]。又有《松林马姓家谱》载“我祖先原为西域圣裔，于天宝元年春来至中国，居陕西西安……因子孙繁衍，始迁各方，唐皇乃命我祖移住固原府寺口子居住，系名门望族……洪武年平滇，以军功留乌撒卫”[97]。

马姓而外，又有李、虎、张、所(锁)等姓。《海子屯李氏家谱》载：“系西域阿拉伯，于唐朝奉诏随贡使抵中国，受赐封安居于西安府长安县仓门口，继迁于平凉府固原州李旺堡。明洪武十四年随军出征滇黔，安居于乌撒卫海子屯”[98]。再虎氏家族之《威宁虎龙山虎自高碑》载“余始祖系西域国人，自唐贞观□□入陕西西安固原……洪武间，由固原迁威宁”[99]。又《张氏合族支派家谱总序》曰：“吾族自唐时由西域初来中国，流落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人氏……移贵州省威宁州属北门外下坝上官屯落业”[100]。据《昭通大蒿地所(锁)姓碑文》载“鼻祖原冉，唐太宗李世民时由猡唆国请移来陕西长安城内，受唐王钦赐封参将世职，后派往固原府柳树巷白塔面前，后因洪武年间，余祖奉旨调派威宁杨旺桥筲箕凹居住”[101]。

乌蒙高地诸回族家族之所以在清以降采取《回回原来》中“天方回回”被“唐王搬请”的族源历史叙事，一个便利因素在于作为回族文学词话本的《回回原来》，清时期已遍传于西南云贵川诸省的回族社群，这从已发现的数个《回回原来》云南和成都版本[102][103]的情况可得到佐证。在此我赞同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04]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105]中认为《回回原来》是不可凭信之作，而乌蒙高地回族各家族将之作为自己族源之凭证编撰入家谱，乃是清时期该区域回族开始形成并寻求族源认同的一种文化创造，亦是一种身份认同策略。这种情况同姚大力在《“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106]及《附录》[107]中对“回回祖国”与回回族源认同之间关系的讨论相似。乌蒙高地诸军户家族的案例，恰也说明回族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民族体在清季时就已经成型了，而非美国人类学家杜磊(Gladney)所谓回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因“民族识别”而被塑造的政治身份[108]。

四、结语：归附人、儒家文明化与历史观

目前，学界关于明代乌撒等西南卫所中存在蒙元六盘山归附军户的观点已可定谳[109][110][111][112]。笔者曾以前述威宁卯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两块墓志为线索，证实乌撒卫存在来自六盘山一带的蒙古与色目穆斯林族裔[113]，亦撰文证明黔西北“剃头礼”源自西蒙古“剪胎发”习俗，是其适应乌蒙高地文化的结果，并呼吁在卫所军户群体的族源研究中重新检视军户迁入地文化与其原乡文化的移植[114]。此后，笔者又以威宁卯氏蒙古军户家族为个案，对明初以降卯氏家族的历史与回汉身份认同的“动态转化”过程进行讨论，以重新检视“民族”概念在面对历史时的解释力困境[115]。基于笔者的相关研究，丁明俊直接用卯氏家族案例探讨了阿难答及其部属身份问题[116]，这些因归附军户群体引发的讨论，也再次让部分学人将眼光聚焦到卫所军户的军籍与族源上来，从而更深入地检视军户原乡文化移植与在地适应的丰富多元性。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夷/夏”一直是对应区分“你族/我族”人群身份的重要文化标识。这种标识在宋和明等所谓“汉人王朝”的文化政策中最为明显，且被“儒家化”的律法所强化。特别在明代，作为文化政策和律法主持设计者的朱元璋，其宏伟抱负乃是希望通过儒家文明涤清数百年来受蒙古、伊斯兰和佛教等诸文明熏染的大明子民，彻底消除历史以来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侵扰，以达至“江山永固”的政治蓝图。他在具体的国策施行中，将夷夏观改造为“儒家文明-夏”/“非儒家文明-夷”这样简洁的二分方式，并通过律法这个意识形态机器对非儒家的文明或文化形式进行“儒家文明化”的改造，这在近700年的中国历史中乃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变革，影响至深，甚至有学人认为这是中国成为“民族国家”之成型期[117]。

对明初西南卫所中归附的蒙元军户群体来说，“儒家文明化”的改造就是一只无形的推手，强大而又深远地形塑着这群人的命运，但这群人并非一味地被塑造，他们也在各种的局限社会文化环境中，创造性地将自己的原乡文化“地方化”以形成地方生存策略，智慧地通过与汉苗彝蒙古4族或通婚、或收养、或依附、或“民族识别”时自我选择等方式，与西南诸民族混融且转化成了回汉彝苗蒙古诸民族人口中的一部分。这特别体现在部分军户后裔进行了“蒙古子孙”“天方回回”“黄帝祖先”的族源认同和“文化创造”，以之赋予自己回汉蒙古等民族身份认同的“合理性”，这是一种文化历史观的具体实践。同时须指出的是，此六盘山蒙元归附军户后裔群体的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英国人类学家李区(Leach)研究缅甸高地政治体制时通过克钦/景颇人案例提出的“动态均衡”(dynamic equilbrium)理论[118]不同，乃是一种非均衡的“动态转化”[119]结果，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之情境作出不同适应策略，如卯姓之回汉，保姓之回汉蒙古，马家屯马之回苗，下坝马之回彝汉，蔡家地马之回彝，等等。而这群人的历史与命运，更力证了中华民族乃是诸民族大融合之共同体的事实。

致谢：本文初稿曾应邀在2016年11月“2016中国·安顺‘屯堡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安顺：安顺学院)上宣读过，感谢会议方的邀请和与会专家的评议。亦特别致谢北方民族大学杨德亮教授的指正。

注 释：

①在2008年修撰的《保氏族谱》中，收录了《古滇保氏族谱》的全部文字作为其第一部分，故下文谈到此两部族谱，皆称《保氏族谱》。

②尽管修撰于民国时期的《古滇保氏族谱》载有保氏后裔有融入彝族的情况，但后来新谱修撰时其族人经多方调查并未找到保氏之彝族后裔，故本文对此事采用新谱调查结果。

③此处保廷梁对蒙古人的命名传统有误解，蒙元时期蒙古人只有名，而无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