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视阈下单位社区贫困成因及其对策
——以安徽合肥H社区为例

(1、2.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230000)

一、 社区贫困研究缘起

单位社区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社区组织方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相似，单位社区的居民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国营单位纷纷破产，原先的社区失去纽带而逐渐凋敝，单位社区的居民也由于失业，成为城市中容易发生贫困的群体，造成“转型型贫困”[1]。H社区作为曾经的单位社区，正是在此背景下陷入贫困。以往的研究认为导致城市贫困的原因主要在于失业、家庭结构、个人素质和社会保障不健全[2]。

实际上，单位社区贫困的产生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静态的原因包括贫困文化的生产和物质的匮乏，而动态的过程表现为社区居民狭窄的流动渠道。贫困导致相对固定的社区产生流动，而安徽合肥H社区正是在流动中陷入贫困。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的学者对城市贫困的成因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而从社会流动的视角分析城市贫困的研究较少。这些研究既提出了问题，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

二、 关于城市贫困的相关文献研究

针对城市贫困的成因，部分学者从家庭、个人和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家庭规模大，就业人口少的家庭状况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3]。也有学者将家庭人口进一步划分为不具有劳动能力、具有部分劳动能力和具有完全劳动能力的人，前者占家庭人口越多，家庭就业面就越窄，家庭越容易陷入贫困[4]。也有学者从个人出发，认为劳动者自身素质低下,或说个人能力的不足,不能适应结构调整及技术更新的需要,是其陷入贫困的终极根源[5]。可见，在城市贫困中，就业人口与家庭规模密切相关。就业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越小，就越容易造成贫困。但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有学者从经济体制出发，提出原有经济体制的破坏而新的经济体制并未完全建立，导致大量的企业破产，造成职工失业，引发贫困[6]。也有学者从经济结构出发，认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造成职工的结构性失业，从而引发贫困[7]。但失业人员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是导致城市低收入群体陷入贫困的又一原因[8]。可以看出，城市贫困问题不仅是贫困群体的经济困境，也是文化困境，更是一种社会困境。这种社会困境在于贫困群体的社会流动受到了阻碍。

关于社会流动对城市贫困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贫困社区的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递的功能，影响着社区居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阻碍贫困群体自觉地向上流动。有学者认为家庭收入、子女教育程度、技能状况、父母的社会资源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9]。贫困的集聚不仅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而威廉·J·威尔逊曾提出“社会缓冲器”“社会排斥”和“集中效应”等概念来解释内城区贫困产生的原因。但由于单位社区并不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故而社会排斥体现更多的是阶层之间的排斥，阻碍贫困群体的社会流动。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排斥是指社会通过就业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剥夺贫困群体的各项权利，将其系统地排斥出社会生活的过程。从而导致贫困群体缺乏流动渠道，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10]。可以看出，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的双重受阻，加深了贫困社区的封闭和孤立，更容易产生贫困文化。社会排斥将贫困产生的原因从静态转向动态，实际上，社区中双向流动的阻隔，是H社区贫困加深的重要原因。

三、 H社区的贫困现状

H社区是20世纪70年代由多家国营单位集资建房形成的，辖区面积0.75平方公里，居民楼85栋，住户3434户，常住人口7750人，多为下岗职工，处于无业或待业状态，流动人口683人，辖区有一所小学，一所医院，个体商业网点105个。社区居民多为20世纪国企改革的下岗职工。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家属就业等问题，兴建子弟学校、卫生所、以及集体性质的房屋供职工居住和集体性质的小厂，用来解决家属就业问题。其中，单位兴建的住房建筑面积在46～60平方米左右，均为砖混结构。社区居民的同质性强且流动性弱，远亲不如近邻是最好的写照。

(一)物质生活贫困

经济体制的改革对社区居民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既是全面的，也是深远的，因为以往的单位照顾到职工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衣食住行到医疗教育。但单位破产后，以前的保障均已不在，失去收入的职工生活陷入困顿。

首先，由于失去工作，导致H社区居民陷入收入低或无收入的困境。按照“下岗安置政策”可将职工划分为几类：一类是退休人员，拥有固定的退休金，对于提前退休的人员，给予一定的数额的补助，但该政策仅针对即将退休的领导干部群体；二是完全买断工龄的职工，与单位的联系完全结束，单位不再为其生产生活负责；三是仍在岗的职工，从事着和以往相同的工作，但转为合同制；四是未买断工龄，仍然领取下岗补助，参与“4050”政策的职工。事实上，大部分职工都完全买断工龄，失去生活来源，从而或多或少地陷入贫困。

其次，人口的增多而导致住房需求紧张。单位虽提供福利分房的待遇，但仅限于国营的大厂，集体性质的小厂并不享有。随着家庭成员的规模不断扩大，原本不大的房屋，变得更加拥挤和简陋。而新进的职工不再享有分房的福利，所以人屋紧张的局面得不到缓解，导致住房紧张的问题产生。同时，由于房屋结构均为砖混，建成后也从未翻修，出现漏雨回潮、墙体开裂等问题，这也为居民的居住安全蒙上阴影。

再次，由于缺乏医疗保障，导致社区居民“看病难”。单位原有附属的卫生所，职工包括家属看病实行公费或劳保医疗制度，故而可以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职工看病花费较少。但职工下岗之后，失去了原有的医疗保障，需要自己承担医疗费用。而2007年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规定医疗保险根据缴费金额的不同，报销的比例也分为不同等级。这意味着居民要想享受较高比例的医疗报销，就必须有一份良好的收入，这对有病患的下岗家庭来说更是灾难。

最后，由于缺乏稳定的收入和充足的教学资源，导致社区居民的教育负担加重。H社区之前有着多家单位兴建的子弟小学，收费较为便宜，这不但利于解决职工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也减轻了家庭的教育支出。但单位破产之后，子弟小学纷纷倒闭，而H社区只有一所公立小学，教育资源匮乏。幸运的是，H社区的学龄群体多为独生子女，多数家庭可以支撑得起教育支出。但要为孩子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并不是大多数家庭能够承担的额外支出。

(二)精神生活贫困

失去生活来源的职工一部分为了改变当前的困境，选择外出找工作，一部分则自发地组织活动用以打发时间，例如打牌、下棋等。但随着社区人口的流动，参与娱乐活动的人呈现年龄下降的趋势。这也体现出H社区职工的精神生活的贫困。

首先，H社区的居民素质不高，公共空间意识薄弱。这主要体现在公众场所，比如垃圾点和菜市场较为赃乱，而居民生活区相对干净。由于以前的垃圾点为露天式，夏天容易滋生蚊蝇，散发刺鼻气味，危害社区居民健康。后来建成垃圾箱，但经常会发现垃圾并未丢进箱内，而是散落在箱外，这是由于部分居民从远处扔垃圾所导致。事实上，更换垃圾的收集方式并不能明显改善垃圾点乱扔的现象。而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旁若无人地进行交谈则是居民缺乏公共意识的另一表现。造成如此原因一是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二是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经久形成，并未形成公共空间意识。这就导致居民公共空间意识薄弱的行为。

其次，打牌成为主要娱乐方式。生活在H社区的人们多为再就业困难群体以及退休人群，群体成员年龄偏大，在公共场合打牌成为他们主要打发时间的方式。实际上，参与打牌的群体中多为下岗职工，其打牌多为打发时间，涉及金额并不大，通常在一局一元到五元不等。但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多，参与打牌的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缺乏合适的活动中心的老年群体，主要在于打发时间；另一类群体多为中年男性，而每局的赌资也比较大，几百到几千不等，属于聚众赌博，当地派出所多次出警打掉室内室外的赌局，并在H社区拉起多条横幅进行宣传，同时设立了治安岗亭。

四、 社会流动中贫困产生的原因

社会流动是人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转变，是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索罗金将这种过程分为两种类型：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在H社区中，贫困的产生与社会流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垂直社会流动受到阻碍，贫困文化就会在社区通过代际转移再生产，而水平社会流动较多地影响着社区结构。垂直的社会流动是人从一种社会层次到另一种社会层次的转移，具有向上或向下的不确定性。水平的社会流动是在同一个层次上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的流动。从宏观上来说，在经济体制转型中，整个工人阶层都是向下流动的，故而H社区的贫困现象并不是个例；从微观上来说，社区居民的个人素质是实现个人垂直流动的关键因素，而恰恰教育的缺失，导致工人的文化贫困，而这也成为贫困的根源。

首先，教育资源的缺失导致社区内的贫困代际转移。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教育是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但根据相关研究发现，父母阶层属性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概率高度相关，而失业或半失业人员阶层、工人阶层和农业阶层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低于一般水平[11]。而由于社区的居民受到经济改革的冲击，成为失业或半失业人员，同时又缺乏技能，也未受过高等教育，故而从事商业服务业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也导致其收入不高，无法为子女提供优渥的教育资源。由于H社区优质的教育资源稀缺，有条件的职工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选择搬离社区。但成长于H社区的孩子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和家庭经济状况的紧张，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服务，也就无法通过教育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而这是导致H社区贫困代际性传递的重要原因。

其次，“缓冲阶层”的垂直流动导致社区精英的缺失。一方面，H社区不仅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也缺乏良好的社会风气。故而有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的父母，以孟母为榜样，纷纷搬离了社区。另一方面，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也会选择在外购置商品房，享受更好的社区服务和物业管理服务。在具有知识文化和经济基础的人相继搬离社区之后，社区的贫困现状就愈加严重。威廉·J·威尔逊所著的《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认为造成内城区贫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社区中间阶层的缺失，社区中的贫困人群便缺少与社会精英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使得贫困在贫困人口之间彼此生产，形成“贫困文化”；发生在眼前的越轨与贫困变得十分自然，因为人们看不到榜样的力量，缺乏通过自己的奋斗可以改变当前现状的成功事例[12]。在H社区中，当一开始实行“下岗政策”，H社区中的人便开始分流，再就业困难的群体被留在社区当中，而这些群体也恰恰是贫困群体。往后不断有职工搬离社区，也有人搬进社区。但事实上，由于H社区作为老旧小区，缺乏应有的公共设施和物业管理，故而搬进小区的人员并非精英，这就无益于改变社区的居民文化结构和收入结构，反而加深了H社区的贫困现状，形成贫困的“集中效应”。

最后，威廉·J·威尔逊在《真正的穷人》中认为“社会排斥”指的是社会系统有组织地将一部分群体系统地排除在就业体系之外[13]。社会排斥阻碍社区居民正常的社会流动，一方面是社会的原因，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对企业和劳动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故而造成大范围的结构性失业，以往的用工要求不再适用，技能的单一使得找工作十分困难，阻碍其横向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是用工单位通过对年龄和技能设限，将有就业能力和意向的再就业群体拒之门外，阻碍了其通过自我能力实现纵向社会流动的渠道。在H社区中，参与“4050”政策的职工正是属于被社会排斥的就业群体。这一类群体指望依靠政策脱贫，但实际上却积贫积弱，从未实现脱贫，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实现再就业，但大部分人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与技术手段，以及年龄的限制，再就业十分困难，即使参加再就业帮扶中心，也只是按时上课签到，领取补助，真正学到知识技能并且实现二次就业的人寥寥无几，挡在再就业面前的是多年的待业状态和用人单位的年龄限制，同时多年的待岗状态，使得这类就业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意愿低，也难以适应当前的工作机制。无形之中，通过用工要求而产生的社会排斥，形成一道无形的幕墙，将再就业群体排除在就业体系之外，阻碍了其社会流动的渠道。

作为模范的“缓冲阶层”的离开是导致H社区贫困的内在原因，同时也造成大量流动人口进入。社区原住民也面临的结构性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现状，不仅造成H社区贫困的长期化和固化，也形成了贫困再生产的内在机理。H社区原住民面临的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使得中间阶层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脱离H社区。中间阶层的缺失导致H社区的贫困更具封闭性，这两者相互影响加速社区贫困的再生产。

五、 积极应对贫困产生的对策建议

H社区的贫困原因是教育资源的稀缺、缺少职业技能与就业机会和无稳定收入所导致的不平衡的社会流动引发的，故而解决贫困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人的问题，即人的素质问题。针对H社区的贫困现状，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供关键性公共服务和优惠政策，稳步改善当前社区居民的贫困现状。

(一)丰富教育资源 提高居民素质

教育资源的稀缺是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阻碍社区居民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故而改善教育资源的不足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基础教育资源匮乏是重要问题，教育的阶段性就意味着教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能力和知识积淀的重要过程，密切关联着学生未来的成长。能否进入教师资源深厚的优秀高中，是进入大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H社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稀缺，质量难以保证，故而平衡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是改变社区现状的首要任务。其次，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一方面，社区可以兴建活动室，解决社区居民缺乏公共活动场所的现状。另一方面，以活动室为中心，开展相关的文娱活动，组建居民活动群体。同时，可以兴建图书角，为青少年的课后阅读提供便利。最后，以活动群体为主体，扩大群体规模和种类，吸纳更多的居民，选择群体内具有声望的居民，在群体内部展开自主管理。

(二)提供就业机会 补贴就业收入

劳动技能的缺失是阻碍居民再就业的重要原因。首先，培训居民再就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以往的“4050”技能培训存在问题，名为培训，但上课是形式，考试是过场，学员并未学习到真正技能。原因在于，提供的技能培训并不灵活，课程是强制性安排，学员并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无法调动学习的兴趣。同时，进行培训的内容都是知识的皮毛，无法应对复杂的工作任务，这就说明技能培训并未真切地解决失业群体的就业问题。故而针对“4050”群体需要量体裁衣，将实际的工作技能应用在课堂之中，学员根据自我的兴趣爱好选择培训科目，而非强制学习。同时，搭建远程教育平台，为失业群体提供全面多样的技能培训，与其使用书面考试，不如采用检验培训成果的方式进行结课。其次，习得技能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再就业。而现实面临着企业以年龄设限，居民再就业倾向不高的困境，无法就业意味着技能学习的目标未完成，故而社区作为中间人的角色，联系用工单位和失业人员，根据用工单位的需求和再就业人员的就业欲望的强弱与技能熟练程度进行双向选择。最后，以往的就业培训课程会发放一定的补助以提高再就业人员的积极性，但这一措施仅保证了出勤率，无法保证技能培训的质量。故而可以对实现再就业人员将补助以工资补贴的方式定期发放，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收入水平。

(三)打击越轨行为 净化不良风气

社区不良风气是导致越轨行为频发的重要原因。故而营造社区良好风气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打击社区频发的赌博等行为，这不仅是维护社区治安稳定的要求，也是创建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一方面需要公安加强管控，设置常驻站点，对于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越轨行为坚决打击，绝不容忍；另一方面，社区需要加强内部的普法宣传，通过挂横幅、写标语的形式辅助公安维护社区秩序稳定。同时，社区居民作为社区主体，可以组织团体，选举代表，参与社区治理当中，联合社区与公安达到自我管理的目的。

事实上，越轨行为的产生，究其原因是教育资源的匮乏、社区精英的流出，导致社区的居民素质结构发生变化。打击越轨行为只能起到短暂和表面的良好效果，只有在教育问题和失业问题解决之后，越轨行为才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单位社区的贫困原因与贫困文化有着密切关联，贫困群体的产生不仅有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同时与社会变迁和转型也有关联。改变H社区的贫困现状并非朝夕，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考虑的是解决教育问题和就业问题。只有在相关政策落实后，在社区居民有相对稳定的收入，素质普遍提高和人口结构优化的条件下，社区流动才会趋于平衡，而促进社会流动的平衡正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