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符号学的文化旅游景观分析

汤恩萍 朱妙园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 650092

引言

1980年，布罗本特等学者建议，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可以运用到景观的研究之中。景观符号学可以在一个类似语言结构的体系下，研究景观的“符号”“语法”和场所“文本”。目前，在旅游景区开发过程中，景观文化特征逐渐丧失，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景观的文化“意义”应受到更多的重视。而景观符号学着重于研究景观的文化意义，可用于分析自在景观的旅游文化氛围及景区场所意义。

一 相关理论简析

（一）符号学及景观符号学理论解析

现代符号学创始人索绪尔认为,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能指”是符号的形式,“所指”是符号的内容,也就是符号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意义”[1]。皮尔斯理论则着重于对符号自身的逻辑结构进行研究,他把符号学范畴建立在思维和判断的逻辑关系上,任何一个判断都涉及对象、关系和性质这三者之间的结合[2]。在索绪尔和皮尔斯理论的基础上，美国行为语义学家莫里斯将符号学分为三个研究层面：语义、语构和语用[3]。景观符号学则着重于研究景观的文化意义。它分别从景观符号的含义、景观符号的关系（语法）和景观的场所意义等三个方面研究景观，景观符号学被认为是研究景观文化意义的重要方法和景观感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4]。

（二）旅游景观的符号学简析

陈岗博士指出，旅游景观是自在状态的文化景观（简称“自在景观”）经过旅游开发后形成的。旅游景观符号系统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由自在景观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构成，表达自在景观在旅游开发前的本来意义；第二个层面，自在景观符号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旅游景观符号系统的“能指”，表达旅游活动赋予自在景观符号系统新的意义（旅游景观的“所指”）[5]。陈兆荣教授在《旅游人类学》中谈到：一旦自在于旅游活动之外的景观进入旅游者的视野，成为旅游吸引物，景观符号也就完成了从自在景观符号到旅游景观符号的转变。旅游景观新意义的形成过程，是自在景观符号 （包括“能指”和“所指”）作为旅游景观的“能指”，在旅游活动中受到“改造”，并产生新的“所指”的过程[6]。

1 旅游景观悖论

随着旅游景观“能指”和“所指”不断拓展，自在景观符号成分在整个旅游景观符号中的分量逐渐减少，旅游景观持久吸引力逐渐下降，需要以更加强烈方式加强这种意义，导致旅游开发运营商继续“改造”自在景观，并“创造”更多与自在景观格格不入的现代设施和现代文化氛围，旅游景观的吸引力越发下降，也就是说，旅游景观本身导致旅游景观走向消亡。

2 旅游景观符号意义的生成

陈岗认为旅游景观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包括一个意义博弈的过程。各旅游文化主体以各自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读解并改造自在景观符号：当地政府和居民以地方文化为其文化背景；旅游开发运营商采用现代经营管理理念与开发手段；而旅游者则以自身的外来文化作为价值评价标准。各文化主体为了获得文化上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相关利益，导致意义博弈的产生。意义博弈的结果又导致“共享意义”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享规则 （制度）以及相应的改造景观符号的行为。

二 大理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景观符号的含义分析

（一）自在景观的符号含义

大理是我国佛教文化较为昌盛的地区之一，古有“妙香佛国”的称誉，而崇圣寺又有“佛都”之称谓。丰富的自在景观符号传达了大理佛教文化的内涵以及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特征。自在景观原来的符号意义产生的所指就是作为旅游“标示物”的意义。崇圣寺是全国最大的汉传佛教单体寺院，是中轴线（长2公里）最长的寺院，具有全国体量最大的大雄宝殿，具有全国最大型的木雕长卷，寺内617尊（件）佛像、法器均用青铜浇铸而成，用铜千余吨，其中599尊（件）为贴金，彩绘，创全国之最。寺内彩绘的、石雕的、木雕的龙共1万多条，是龙最多的寺院，具有全国最大的金刚杵，具有全国最大的牛皮大鼓。这些旅游景观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资源，其符号含义就是旅游“标示物”。

（二）改造景观的符号含义

旅游开发运营商为进一步加强旅游景观的吸引力，不断“改造”自在景观，从而“创造”更多与自在景观符号意义格格不入的现代设施和现代文化氛围，旅游景观符号在具有旅游“标示物”意义的同时，多了一层旅游“卖点”的意义。例如，游客以个人名义出资供养某一菩萨，可以在景区内以个人名义出资植树，出钱祈愿，还有很多的佛教纪念品也都属于这类景观符号的范畴，这些符号背后的含义就是“吸引游客的卖点”。

（三）旅游服务符号的含义

服务符号主要是保障景区运行的一些服务性景观符号，其符号意义就是“服务”。随着旅游景观悖论的凸显，这些服务性景观的符号意义会不断改变，“获取利益”的意义更加凸显。例如，在景区内，导游人员在向游客解读“景观”的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其解说话语作为一种符号，蕴涵更多“利益”的意义，而非“解读”的意义，目的性的引导意图十分明显，比如，一些导游在讲到进香的问题时，将进香看成是与佛、菩萨交易的方式，鼓励游客烧大香，用“利益的意义”将取代自在景观的符号含义。

三 基于不同主体的景区各类景观符号的关系

景区各旅游文化主体在博弈之间、在各自的价值观念上形成的解读导致遮蔽、排挤。在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旅游文化主体包含四类：当地政府和居民、佛教团体（僧团）、旅游开发运营商、旅游者。佛教团体（僧团）以地方文化和佛教文化为其文化背景，这种符号生成与自在景观符号具有一致性；旅游开发运营商以现代文化为背景，其符号生成与旅游景观、改造景观、服务景观、植入景观符号具有一致性；而旅游者则以自身的外来文化作为价值评价标准。因此，景区中各类符号关系是旅游景观符号、改造景观符号、服务、植入景观符号对自在景观符号产生遮蔽和排挤。

四 大理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景观的场所意义

在景观的场所意义中，精神性应该放在首位，场所意义是由景观符号和符号关系共同建立的。然而，旅游景观的场所意义更多的是由旅游者的旅游体验状况呈现出来的，还受到旅游者的文化背景及个人经历等主观因素共同影响。因此，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描述及解释景观的场所意义。

（一）样本基本信息

从景观场所意义的构成要素出发，设计了十个相关问题来调查旅游者对景观场所意义的体验感受，采用打分法对不同程度的回答赋值（非常满意=5，满意 =4，一般 =3，不确定 =1，不满意 =0）。共发放问卷180份，收回159份，有效率88.3%。调查样本基本客观有效。

（二）结果分析

从十个问项的得分来看（见表1、表2），旅游者对建筑布局、自然景观的体验满意度最高，而对历史、文化、景观的教育与启发性、佛教文化氛围、导游解说以及纪念品的满意度较低。从调查研究实际结果看，景观场所的精神性没有得到较为完整的体现，在这个场所中，人们更多的与历史形成了精神对话缺乏对当下和未来的思索。

表1 不同地区来源、不同性别旅游者的体验感受

表2 不同学历、不同信仰旅游者的体验感受

从不同地区来源的旅游者看，省内尤其是大理本地的游客对佛教文化旅游氛围的满意程度较高，得分为4.53，远远超过平均值3.39，外地游客满意程度较低，仅为3.78。然而，外地游客对导游解说的满意程度高于省内游客和本地游客。从景区历史、文化、景观的教育与启发性的体验看，所有地区来源游客得分都偏低。这两个结果表明由于本省和当地游客对崇圣寺佛教文化比外地游客了解更多，因此更能解读景观文本，获得景观的场所意义。另外，导游解说作为脉络化过程之一没有对旅游主体的推理起到相应的作用。

从游客的学历构成上看，学历结构越高，对佛教文化氛围、启发性、景区的历史文化体验的满意度越低，其他各项没有明显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说，景区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深度挖掘，景观符号的组合存在问题，景观场所的意义显现受到阻碍。

从游客的信仰状况看，无信仰的人对佛教文化氛围满意度要高于有信仰的游客，而从景观的启发性看，有信仰的游客体验的满意度高于无信仰的游客。

五 结语

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作为大理地区典型的旅游文化景区，具有丰富的与当地历史文化和佛教文化对应的自在景观，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景区中四类主体主要是以旅游开发运营商和游客为主，其次为当地居民和佛教团体，这就导致基于旅游开发运营商的意识、理念的景观符号在景区中的影响最大，主要表现在一些与自在景观符号意义不相匹配的改造景观、衍生景观和植入景观符号的影响凸显，而与佛教文化和当地历史文化相应的自在景观的符号意义受到影响甚至遮蔽。这种影响和遮蔽可以从游客对景观的场所意义体验的状况中得到证实，根据实地问卷调查结果，景观符号意义组合透射出的场所意义主要表现外在物质景观的形式审美意义上，而旅游文化氛围、景区的场所意义带来的教育启发等精神性意义相对较少，这主要是与景区导游解说、景区自在景观的意义受到遮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