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倡导:中国现代报格观的理论进路与实践功能

胡正强 王雨晴

(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马克思曾经十分生动而深刻地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观念的这种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地位,集中地表现为它作为观念主体的一种“内在固有的尺度”(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而存在着,对社会实践既具有指导性,又具有创造性。在中国现代新闻观念系统中,“报格”一词举足轻重,它不仅曾是一个具有极高认同度的专业性观念,受到众多新闻工作者的体认和遵行,而且还是一个具有较广接受度的社会性观念,成为社会公众评价新闻业质量和品格的流行标准,对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发展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中,虽然学术界已有人注意到了报格观念的存在及其作用,但不仅大多局限于对某新闻工作者报格观念内容的阐释,而且在数量十分有限的研究成果中,还明显存在着以讹传讹的某种“符号式用语和英雄叙事”(3)周光明、全椹梓:《诠释与传说:作为学术话语的史量才“三格”论》,《新闻春秋》 ,2021年第5期。缺陷,从而严重影响了人们对该新闻观念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全面而正确性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在通过对中国现代有关报格话语文本内容历时性梳理的基础上,力求对中国现代报格观的起源、流变及其功能等,作出较为系统性的归纳和分析 。

一、中国现代报格观念的起源

所谓观念,一般来说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当中所形成的对事物总体的综合性认识。从语义结构来看,观念是通过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来表达的思想,即人们通过观念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文本写作,并与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4)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因此,观念与一般体系性的思想不同,它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并被人们所实践着,明显表现为普通人的生活习惯、日常习俗、宗教信仰、社会交往方式等。在20世纪20年代,报格一词在中国新闻传播领域乃至社会生活领域都较广泛地存在着,每一次关于报格的言说,话语主体都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叙事激情,伴随着一定的价值和情感指向。但是,若要具体地追溯中国现代报格观念的起源,却会像探寻口传的诞生一样困难,因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字作为一种确定性信息符号,其出现往往都要大大滞后于口传。

1927年5月28日,上海娱乐小报《荒唐世界》刊发了署名锦公的《报格》一文,这是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最早明确以“报格”作为标题的文章。该文说《荒唐世界》是一张由骆大荒创办的横式小报,“讲点嫖赌吃着的门槛”(5)锦公:《报格》,《荒唐世界》,1927年5月8日。,不料自该报问世后,半年时间内,上海一窝蜂似地跟着出现了四五十家同种类型但质量上却等而下之的小报。作者就此感慨道:“本来一种报纸,当然有一种报纸的报格,譬如像它们的老祖宗《荒唐世界》的报格,够多么高贵,文字够多么有价值,这许多子孙报的报格和文字的价值,却在哪里呢?不但如此,既然甘趋下流,也就罢了,偏偏他们却还要文过饰非,明明是横式的报,却讲横报怎么样不够,似乎他们并不是横报,明明秽亵文字多得呒淘成,却上面登着一段启事,说拒绝秽亵文字,还有上面半版,说得横报不值一文,翻开下面半版,却十篇有九篇是下流作品,好像上面的话不是他们说的。这种种掩耳盗铃的手段,给吴稚晖先生说起来,一定又要给他们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的譬喻了。报格低到如此,真是可笑得很。”(6)锦公:《报格》,《荒唐世界》,1927年5月8日。作者在这短短二百余字的短论中,连续三次使用了“报格”一词,虽然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报格定义,但寻绎其上下文语义,其所说的报格,不仅指一种独创性的报纸体制格式,而且还包含着文字干净、言行一致等等“高贵”的价值性内涵。虽然他所说的“高贵”,尤其是“讲点嫖赌吃着的门槛”的内容和宗旨,与一般人心目中的“高贵”相距甚远,但其直白坦荡的诚实办报态度,倒也不乏可爱可取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将“报格”作为标题,明显地有争取一般读者认同和支持的情感倾向。这至少说明: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衡量和评价报纸质量或品格的标准,不管其产生的史前期有多漫长,无论是在报界还是在社会生活领域,虽然每个人对其理解可能并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但报格观念至此已经完全形成并且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使用,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表面上看,报格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其话语却总是具体地存在着。那么中国现代为什么会产生报格这个观念呢?马克思明确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作为意识的一种形式,任何人类观念的本质总是客体在主体头脑中的反映。观念的产生还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我们认为,报格观念具有明显的伦理指向性色彩,其产生和发展既是中国现代新闻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新闻职业伦理上的一种必然要求和体现,也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中人格观念在报业中一种自然渗透、移植和拓展的结果。对报格观念的格外强调,显示了中国新闻职业伦理的本土化色彩,其中也透露出中国现代报格观念的起源和发展脉络。

人格素质首先表现为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表现为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处理方式。在这一方面,他必须具备了解和把握与自己相对应的外部世界的能力,认识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和角色,以形成思想和行为的特定模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格的本质是主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建立的人际关系规范创造活动的凝聚结果,也是作为客体的人自我认识、自我完善和自我确立的价值评价;主体人的创造活动与客体人的自我价值评价的统一,就是人格。人格作为人性或人的本质的一个组成内容,乃是这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伦理、道德关系的一种自我塑造过程。中国是一个注重和讲求伦理的国度,素以礼仪之邦和道德文明古国著称于世,道德观念的生长有着得天独厚的传统资源和人文土壤。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体系中,人格观念的产生历史非常悠久,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东方风格的人格理论体系已露端倪”(8)李江涛、朱秉衡:《人格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在殷商时代,德、礼、孝等伦理范畴、道德概念就已经出现并被赋予了相当的含义,而其后孔子以仁学为核心的伦理学说,更成为建构中国古代人格理论大厦的第一层基石,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君子和小人为划分标准的两类基本人格类型。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与人们的心理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的心理素质中,良心和自尊心,“是人格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辅助条件”(9)李江涛、朱秉衡:《人格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人的道德修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某种人格的倡导、维护和坚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语,虽然并不足为训,但其对人格观念的表达以及人格的作用,则体现得淋漓尽致,令人为之震撼不已。

新闻报刊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媒体,好像仅仅是一种承载工具,但媒体的控制和驾驭者则是活生生的人,这是媒体之所以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呼风唤雨功能的内在机制。在人的所有思想因素中,道德修养集中体现了人的思想品质,从而决定了其人格本质。人的言行举止无不受其思想的支配,因此,道德修养在人格形成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位置。在任何时代、社会情境中,人都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因素,是新闻事业发展方向的掌控者与形象的雕塑师,是新闻事业属性和品质的决定性因素。新闻工作者的人格观念及其在生活中的社会映像,必然会渗透、影响、反映到具体的工作之中,从而凝聚、赋予和移转到新闻媒体上来。新闻工作者与其厕身其间的媒体这种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使得物化的报纸获得了人化的生命,从而形成了拟人化的报格,人格和报格遂成为相辅相成、互为修辞的关系。这应是为什么人们常常将“报格”与“人格”二词并列进行思考和使用的道理,也是中国近现代报格观念起源的社会心理学动因所在。

事实也确是如此。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话语文本中,报格与人格并列使用是一种惯常的语用现象,深刻反映出两者之间所存在着的思维和逻辑关联。例如,1930年8月3日,上海小报《大光明》上就发表了一篇以《人格与报格》为题的文章,其中即有这样一段叙述文字:“他所最深印入我脑筋者,就是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这二句话真是我们报业的金科玉律。更不论是大报或小报的记者,都应该奉为格言”(10)报馆茶房:《人格与报格》,《大光明》,1930年8月3日。。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报格不仅已经是一个较为平常的专业词语,而且在新闻工作者队伍中隐然已成为一种崇高的专业理想,成为衡量一张报纸质量和品位的重要标准,而不管该报是偏重提供新闻资讯和舆论引导的大报,还是嗜好趣味和消闲性的小报,报格一词仿佛成了衡量新闻业质量和品位的通用性标准。即便有人对此质疑,也只是对报格的具体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不是否定报格对于报业本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初,《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三格说”,不仅腾播众口,更因为不久后史量才惨遭暗杀的悲剧性结局,引起了人们普遍和巨大的同情,从而对中国现代报格观念的流传和普及起到了巨大的助力与推动作用。

二、中国现代报格观念的流变

观念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而任何社会生活都在时间的维度中才能存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有“一切皆变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论断,就深刻地揭示了时间对于事物存在的绝对和终极意义。时间具有永恒的流逝方向性,这使得人类的精神活动虽然无法在空间中定位,却可以在时间中得到定位。中国现代报格观念的生命旅程当然亦复如此。自20世纪20年代末报格一词正式使用于中国报界和社会中之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20多年的时间长河中,报格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间的延伸和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有所更新,呈现出一种流变的状态。

在1930年前后,报格一词基本上限制在新闻专业领域,是对报纸专业质量和品格的一种描述与阐释,也是对报纸使命和责任的一种想象与设定。在当时诸多有关报格的话语文本中,《大声周刊》1935年5月发表的《报格》一文,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该文开门见山地指出:“人有人格,报当然也有报格;人格是人的第二生命,报格当然也是报的第二生命;人格破产,这人一定被社会所鄙弃;报格破产,这报当然也一定被社会所鄙视和不信任。报纸如欲得社会的重视和信仰,首须维持它自身神圣的报格!”(11)诤卿:《报格》,《大声周刊》第7期,1933年5月13日。从人格对人的重要性,推论出报格之于报纸的重要性,这种思维方法和观点在当时并非标新立异之见,也正因此,才能作为该文下一步论证的依据。作者随后转入对报纸社会使命的阐述:“报纸的使命是监督政府,推进社会,介绍学术和宣传舆论。报纸的一言一语,与社会大众都有密切的关系。”(12)诤卿:《报格》,《大声周刊》第7期,1933年5月13日。作者认为,报纸乃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事业,因此,报纸主持人不过是受社会委托,社会是股东,而主持者则是经理或伙计。所以记载务求详明公正,立论务求正大周密,一切都须以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和意志为前提,只有这样,“才无损于它报格的神圣!”(13)诤卿:《报格》,《大声周刊》第7期,1933年5月13日。可见,记载详明公正,立论正大周密,一切以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和意志为前提,是支撑作者心目中报格内涵的基本要件。这些内容,都有着强烈的职业伦理上的道德色彩。此时即便是从更宏大的国家高度,将报格与国格连接,以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但也都可归结到对报纸报道和评论的具体业务范畴中。这一时期国人对报格的言说,往往局限在就事论事层次,其意义呈现出一种含混、模糊与碎片化特征,缺乏对报格内涵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理论思考。

归根结底,报格观念的指向是报纸的质量和品格。既然作为衡量报纸的尺度,必然就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报纸是人类的精神产品,被人们比喻为精神食粮,从报纸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人的需要具有层次结构这种角度来看,“高级”的报纸自然就会是在报纸产生后不久,人们在新闻阅读活动中必然会生成的一种内在需求。何谓高级报纸?人们对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高级报纸对应高级报格,换言之,有高级报格的报纸就是高级报纸,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理解和知识。所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中国现代诸多关于报格的话语文本中,其言说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讨论报格的高低、优劣上面,而且有关报格的话语具有强烈的媒介批评色彩,主要表达人们对某些平庸或低劣报纸的不满、抱怨、谴责与批判。

1936年4月4日,《铁报》上发表了《闲话报格》一文,以轻松闲谈的笔调,对报格进行解说。作者提出,报纸是给读者阅看,而不是留着给自己鉴赏。因此,“提高报格,力求上乘,固属办报者应具的目标;而研究群众心理,迎合读者趣味,也有相当的重要。”(14)红楼:《闲话报格》,《铁报》,1936年4月4日。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提高报格”谈何容易!因为当时的多数读者,还不能读报格颇高的报纸;至于能读高报格报纸的读者,肯不肯读与爱不爱读,还是个问题,因为“事实告诉我们;目前中国销数最多的报纸,还不是报格最高的报纸;而是迎合读者趣味,适应多数人需要的报纸”(15)红楼:《闲话报格》,《铁报》,1936年4月4日。。显然,该文作者意识到了“报格提高”的社会需求已经产生,并且有其必要性,但又注意到报格的高低、优劣,并不全然在报纸自身,因为决定报格的终极性因素还是社会需要及其可能,是读者的阅读趣味。读者的阅读趣味有层次之分,高报格的报纸并不必然受到读者欢迎,而报格不高的报纸,反倒有时能受到读者热捧。这种现象直接表现在报纸销量的大小。该文作者承认,评价报纸固然不能以销量的大小来论英雄,但是,支撑报纸存在的两大支柱就是销售和广告;广告的兴衰,又必须视销数的多寡为转移,且广告刊费折扣的高低恒以销数为标准,这是事实所形成的必然逻辑链条。既然没有人办报是以蚀本为目标,“那么,报格高得超过读者所需要的报纸,我们纵不欲以销数的多寡来论成败,而事实的演进,会使报格甚高的报纸,受种种影响,而致自身不克支持,而逃不出天然淘汰的公例。所以,就我们所知,我国一般富有经验的办报者,在今日还不敢把报格尽量往上提高”(16)红楼:《闲话报格》,《铁报》,1936年4月4日。。作者对决定报格高低因素的这种分析,从报业经济学的角度看,颇具一定的理论深度,显示出此阶段人们对报格的认识,正逐步向专业性深化。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日益临近,国人对报纸与国家和民族命运之间关系的思考,不再局限于向导国民和舆论监督的传统论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建构报格观念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对报纸如何为抗战服务及其实际中的表现,开始成为衡量报纸报格高低或优劣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1937年8月5日的《立报》,就曾发表《报格》一文,针对当时一些报纸表面上借抗日之名、暗地里行发财之实的投机行为予以批评。该文说:最近因国事严峻,人们关心抗战形势,很多平常不看报的普通市民也开始看报了。“这为国干城的气象,使报馆营业利市十倍。于是一批广告的投机者,也就利用这时机,大吹大擂:以抗敌的语调,不惜巨费,加大标题,诱读者的注目。”例如:“已有准备,决心奋斗”评论的结果却是“每盒二元五角,各大药房均有出售”。“和缓与紧张,但求彻底解决”的报道,劈头便是“淋菌由急性转入慢性中”。“全面抗战开始,丰台廊坊完全克复,炮火声中奇事”的下文是“二十九晨五时又电:《摇钱树》为某某导演”。“最后消息:时局张弛不定”的标题下是叫人速戴某种眼镜。最奇怪的是某报“本埠加紧防备,大举搜捕污渍党”的干洗店广告,竟然与平市战情同被抄录贴在墙壁上作为捷报,等等。针对这些“笑话”,文章作者指出:“我并不反对广告弄点新花样。但,像这样竞相欺骗,铺张,摆弄,却不敢赞同。这一面,固然是广告者的无识,一面还是编辑人的弃义重利,失去报格;甚至是新闻界的耻辱。至于正式新闻之不可靠,或颠倒是非等,姑置勿论。我以为,单这点背理的‘花样’也就够了。”(17)白鹤:《报格》,《立报》,1937年8月5日。他希望新闻界能够对此现象进行讨论,以便从整体上提高报格。爱国主义政治情感融入报格言说之中,是抗战时期国人报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关于报格的言说是新闻理论的一部分,其发展和进步是新闻理论深化的体现。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新闻界一度出现了短期繁荣,原先内迁的新闻学科纷纷复员,虽然由于社会秩序的不稳,总体上“新闻学研究日益萎缩”(18)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2页。,但毕竟在已有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一些紧迫性实践问题获得了一定的理论关注。这一时期对“报格”低劣的批评声音仍在,而关于报格问题的理论探讨,则获得了很大进展和收获。王公亮的《谈报格之建立》和张啸虎的《报格论》两文,可谓解放战争时期国内新闻界关于报格研究的代表性之作,前者从崇高的目的、正确的路线、一贯的立场、完善的政策等四个方面,集中讨论了建立高级报格的四个维度;后者则在承继这一论述的基础上,继续从报格的锻造、报格的性格与风格、建立报格的方式等三个方面,对报格问题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结构性解剖和实践路径设计,从而使中国现代报格观在学理化的道路上向纵深挺进。

三、中国现代报格观念的属性

尽管不同的人心目中的报格意义并不一样,但大体上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内容,具有相对稳定的内涵与属性,这是该语汇能被用来交流的基本前提。语言体现着时代的特征,一切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凝固在语言之中。语言的发展和变化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语言发展的这一规律自然也体现在报格内涵与属性的变化上面。报格一词自产生以后,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语义属性也在不断地变化和丰富之中,反映出时代变迁的内容及其脉络。

定义是对事物做出的明确价值描述,反映出人们对该事物本质特征或有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人们通过事物的定义,来认识形容和解释事物,使之与其他事物相区别。在中国现代有关报格的言说中,就曾有部分文本对报格进行过某种定义性释名。

1935年3月24日,在《人报》三周年纪念特刊上,署名“千松”的作者发表了一篇题为《报格与报魂——为〈人报〉三周纪念而作》的文章,其中对何为报格及其功能作了解释和引申。其文中有云:“夫报有报格,报有报魂。格者何?风骨之谓也,规矩绳墨之谓也;报之待骨,犹体之树骸,犹形之包气;大匠诲人,必以规矩,矧为一时之舆论,一世之木铎,众视之所耽,群听之所趋。”(19)千松:《报格与报魂——为〈人报〉三周纪念而作》,《人报》,1935年3月24日。作者认为报格就是报纸风骨,即报纸应有的刚正挺拔的气概和雄健有力的风度。报格既是报纸外在生命和形象的内在依托,更是报纸发挥社会功能的能量源泉。“故报格之张也,风清骨骏,确乎正式,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0)千松:《报格与报魂——为〈人报〉三周纪念而作》,《人报》,1935年3月24日。如此,报纸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倘若“报格之弛也,则饤饾补缀之杂纸,营业主义之传告耳,奚足言报!”(21)千松:《报格与报魂——为〈人报〉三周纪念而作》,《人报》,1935年3月24日。如果失去了报格,即便拥有报纸的外在形式,也只不过是一种商业性的传单罢了,根本谈不上是报纸。

1938年8月15日,《末世牧声》刊发的《谈谈报格》一文,则通过溯源“格”的词义来阐释对报格的内涵理解。作者首先通过“还不离格”这句俗语导入,认为该俗语表达的是合乎中道的意思,然后再对“格”字进行释义,认为“格”就是“正”的意思。作者同时还提出了“格”字另一个“标准”的义项:“格”是一定之物。“设若一事一物常常在改变,而漫无标准,则不得谓之格,无格,也就是令人不知其所以了。”(22)编者:《谈谈报格》,《末世牧声》第18卷第16期,1938年8月15日。即事物的某种标准,就是社会公认的格。既是社会公认,那么“格要固定,标准要高尚”(23)编者:《谈谈报格》,《末世牧声》第18卷第16期,1938年8月15日。,则无可置疑。因为只有高尚的标准和固定的格,才具有令众人周知并奉为圭臬的资格。

张啸虎的《报格论》一文提出:报格是报纸若干种品质的综合物,报有报格,正如人有人格一样。“报格是若干品质的综合物,故品质为构成报格的原始单位。”(24)张啸虎:《报格论》,《报学杂志》第8期,1948年12月16日。他分析报格的构成因素,认为构成“‘报格品质’的数目很多,但并非单一亦并非分立的不同黏合的因素所集成,而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若干阶段与若干成分,依循一定的路线,经过相当的时间,向着同一的协调的方向所逐渐集积进化而成,是一种最复合的单一体。”(25)张啸虎:《报格论》,《报学杂志》第8期,1948年12月16日。多种品质因素间“有如化学的作用,其表现有如生理的表现,而历史与社会在其构成上则更有着决定性与连续性的关系”(26)张啸虎:《报格论》,《报学杂志》第8期,1948年12月16日。。就是说报格是由多种品质经过长时间、连续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体,可以通过将多种品质相互进行调和、培植、互动而最终养成。如同人格有不同类型一样,报格也有不同类型。报纸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时空环境不同,则所养成的报格也会有所差异。

在中国现代的报格话语文本中,人们很少细究报格的意义,更多的时候是在一种不言而喻的自然状态下进行言说。在具体语境中,传播者的意义表达清楚无碍,但接受者是否完全了然则往往不能肯定,报格的意义呈现出一种流动乃至不确定状态。但若归纳起来看,则中国现代的报格观念有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属性。

(一)独立性。几乎所有关注报格的人,都对报纸的独立性予以重视和强调。所谓独立性,是指报纸能够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纯然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据事实进行客观的报道和公正的评论。独立性其实反映了报纸价值系统及其构成的某种内在稳定性。“现在就是几张言路狭隘的报纸,什么老太爷等字眼也在不用之列,不过还有一张给交易所方面三百六十万收买的报纸,专替一般滑头股票宣传,使人家中他们的圈套,说起来也算是一张报纸,而且不幸而为一般人当作我们小型报同业(其实并非会员),那也是冤枉的事。没有人格的报人有应予铲除,没有报格的报纸呢?”(27)局外人:《关于报格与人格》,《繁华报》,1944年9月5日。报纸的工具性使其必然受到社会其他系统的影响,因此独立性对于报格的建构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困难,它要求报人在日常的具体新闻活动中花大力气予以锤炼和锻造。

(二)公共性。报纸的读者是社会上众多散在的、无名的公众,故公共性是构成报格的要素之一:“报纸的一言一语,与社会大众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记载务求详明公正,立论务求正大周密,一切都须以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和意志为前提,这样才无损于它报格的神圣!”(28)诤卿:《报格》,《大声周刊》第7期,1933年5月13日。但现实的威压和诱惑,极易对报格造成无法挽救的毁损。“态度公正是一个刊物的唯一要件,如果为了钱便甘心为傀儡,那么还有什么报格可言。把报格卖给金钱,实在像妓女出卖肉体一样无耻。”(29)《电影刊物的报格》,《电声(上海)》,1934年3月2日。现代触及报格的话语常常对此深恶痛绝,大声挞伐,恰恰折射出公共性之于报格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可信性。马克思曾指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页。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人们阅读新闻的前提,是信任报纸能够提供真实的信息,能帮助人们了解世界的最新动态。真实性是构成报格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是首要因素。在中国现代的报格话语文本中,信笔直书一直得到强调。“报纸之信笔直书,盖亦有难矣,有格于情者,有禁于势者,有依违模棱于环境者,有局促桎梏于处遇者,夫以格于情,禁于势,模棱于环境,桎梏于处遇,束之,缚之,轨之,范之,绳之,墨之,其能轶出于束缚轨范绳墨之表,大胆直笔,以抒写真实不虚之信言,尤难矣。虽然,廑此区区,即报格之所系也,报魂之所孕也,可以不宝之,环之,以丽泽陶铸其‘格’与‘魂’哉?”(31)千松:《报格与报魂——为〈人报〉三周纪念而作》,《人报》,1935年3月24日。因为只有那些一贯坚持报道真实新闻的报纸,才能建构起令人钦敬的报格,也才能获得最广大读者的信任与拥护。

(四)一致性。报格是一个持续的建构过程,也是一个向外界不断传递有关信息并被社会所感知、形象凝聚的过程。人们借助报纸所传递的各种外在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进而达到对报纸内在报格的认识。只有保持报纸输出信息的一致性,才能形成人们对某事物较稳定的观感和认识。这种一致性,不仅要求报纸言与行的统一,还要求报纸表里、前后、名实等方面信息输出的互相支撑,不致冲突。言行不一、名不副实、立场摇摆,是报格建构的大忌。王公亮在《谈报格之建立》中,就明确地将“一贯的立场”(32)王公亮:《谈报格之建立》,《中国青年(重庆)》,1947年6月25日。作为高级报格建立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认为“一个无定见、无主张、无中心原则的报纸,换言之,也就是一个没有一贯立场的报纸,决不能存在。即使存在,也不会有前途,更难得读者信仰。”(33)王公亮:《谈报格之建立》,《中国青年(重庆)》,1947年6月25日。这样的报纸不可能具有高级的报格,自然也不可能获得人民充分的信任。所以,尽量保持报纸各方面信息输出的一致性,是建构报格的另一重要条件。

四、中国现代“报格”观念的功能

在任何时代,先进的观念都可以创造奇迹,有助于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报纸,不仅时时向社会传递着各种事实和观念信息,也在不断地传播实践中生产着各种关于自身的观念体系。自近代中文报刊诞生以来,一批具有西方文化价值的新闻观念也传到中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磨合并经现实社会需要滋养后,一些具有中国色彩的新闻观念开始产生,并在新闻实践中凝聚为中国的办报传统,如有闻必录、同人报刊、文人论政等,都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印记。在中国现代新闻观念体系中,报格一词历史虽不久远,但使用频率较高,而且具有很强的时代跨越性,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活力。报格一词如此的历史境遇,与其功能的复合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言之,中国现代报格观念至少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社会功能。

(一)认识导向功能。任何观念都是生活的反映,是人们认识的结果,这就决定了观念具有某种认识的功能。黑格尔指出:“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3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8页。特别是随着人类实践的范围越来越广阔,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观念的认识功能日益显著。中国现代报格观念是新闻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报格观念产生后的每一次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来自对中国报业本质、关系和深度认识的需要。报格观的认识功能是指人们通过报格这个观念来能动地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对报纸的客观要求,从而使人们认识报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了解报纸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让报纸(其实是其中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报格观念来认识到自己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报格一语的存在,让人们认识到报纸作为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的载体,不能仅仅停留在传播行为的表面和形式上,而是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按照相应的规则和正确的方向来进行。报格观念的提出,如同给人们树立了一个报业前进的坐标和努力的方向,认识到目前报纸的实然面貌与应然状态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并反思造成这种差距的思想和实践根源。

(二)理论建构功能。对实践具有先导、预见和指导作用,这是理论的价值所在,也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新闻传播实践离不开新闻理论的指导,但新闻理论不能自发地产生和形成,而是需要积极主动地建构,才能使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新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观念,通常是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概念与变量、陈述、形式的有机关联与组合,组成了理论建构的过程。在庞大的新闻理论体系中,包含着诸如新闻、传播、信息等一系列基础概念,每一个概念都对应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报格观念的产生和出现,无疑像其他新闻概念一样,给新闻理论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和发展方向,使人们可以在一个更宽广的视域中思考和处理报纸要素及其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关系。报格观念要求人们在观察报业的活动时,不再停留在传播的表层形式,而是深入到报纸运动的内在精神机制层面,从道德角度审视其活动的应然性,对报纸的宗旨、目的、任务、方式之间的关联做出新的逻辑推演和系统解释,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实现新闻理论的建构和发展。

(三)道德规范功能。顾名思义,报格的内容指向为报纸的品格。这种品格当然包括内容和形式的质量,但更多更明显地指涉一种价值取向、道德表现和品德规范,属于新闻伦理学的范畴。在中国现代的报格言说文本中,几乎所有的报格言说都与报业道德失范有关。1933年3月9日,《东方日报》在《软性读物与提高报格》一文中正话反说:“文章的体制,最好是谈女人,更妙还是描写性史。一个女人,她的身段是怎样的美,美到如何程度;衬衣和亵裤的长短,颜色,那便是小报最好的题材。”(35)《软性读物与提高报格》,《东方日报》,1933年3月9日。虽是嘲谑的口吻,却正中当时一些小报在内容上日趋色情化的弊端。作者在文末郑重提出:“要提高报格,做记者的第一要自爱,能知自爱然后可以希望事业的进展。”(36)《软性读物与提高报格》,《东方日报》,1933年3月9日。《市民日报》在《报格与人格》一文中,更是痛斥报纸追逐桃色新闻是利欲熏心的表现,是出卖报格的一种行为。“如果纸是死物,人是活品,则纸被人用,人用纸,问题只有一个了——办报的人和做报的人,要不要脸?”(37)泉水:《报格与人格》,《市民日报》,1937年7月3日。这些关涉报纸报格的言说,实质上都是在传达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的道德律令,从而起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四)质量标准功能。报格作为专业性话语,无论是否含有道德色彩,实际上都具有一种质量标准意义,即关涉报格的话语,都隐含着对高级报格的设定和追求,这种水准不仅指向新闻伦理的方向,也指向报纸的内容、风格、形式、文字等方面。因为报纸的这些元素虽然各有具体的内容指涉,但也都与新闻道德息息相关。你不可能要求一张趣味低级的报纸能有严肃的版面和干净的文字,也不可能要求靠津贴苟活的报纸能为大众请命,获得人民信任。如《大声周刊》在《报格》一文中所言:“有一种报纸,专为某一集团或个人作扬声筒,在津贴二字下,不要希望它能持论公允,简直是淆乱黑白颠倒是非,完全以一己的利害为本位,什么国家?什么社会?根本便未曾在心目中略一瞥过!这种没有灵魂,没有报格的报纸,怎能得到社会的信仰和信任呢?更怎会负起那重大的使命呢!”(38)诤卿:《报格》,《大声周刊》第7期,1933年5月13日。即便是报道是否及时、内容是否新颖和手段是否正当等,也都可以成为建构报格的要素。“有的报纸为了笔下痛快,常以谩骂为事。有的报纸为求新闻详尽,乃极力译取外电作为己用,这种现象都是有损报格,皆非大报所应取者。”(39)林熙:《报格与作风》,《新闻战线》第2期,1941年4月16日。中国现代关于报格的言说,有一些其实是言说者从自己的角度对报纸某方面提出的一种标准和要求。

(五)文化资本功能。在中国现代有关报格的言说中,存在着一个较为奇怪且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发表报格言说文本的报刊大多为小报,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或指责同为小报阵营的同业,或替小报的某种行为与存在进行辩护,隐约具有与大报在某方面进行争斗或比拼的强烈意味。在中国现代新闻界,小报数量众多,发行量很大,但在新闻场域中,小报一直被视为旁枝末流,与大报处于不平等地位。通过报格的言说,对大报的某些失格行为进行嘲讽、批判和打击,就成为小报抢占道德高地以获取文化资本和竞争优势的手段。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流行“小报大办”之说,这为小报提供了正名机会。《小日报》就在1932年5月2日,借该报发行2000号之机,专门发表题为《报格何如》的文章,有言道:“大报小报化,小报大报化,甚嚣尘上,本报适以二千号闻。本报,小报也,日报也,报以大日报名者,实有而名无,报以小日报名者,实有而名亦有。先名实者,各报也。故不及二千号,亦必大出其红报,大印其特刊,后名实者,本报也,即纪念之,亦不必红报,自识其二千号而已矣。”(40)天择:《报格何如》,《小日报》,1932年5月2日。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其中的报格一语,显然是被该报目为一种自己已经具有且可与大报进行竞争的文化资本而加以使用。

(六)专业保护功能。中国现代报格观念作为一种专业标准,不仅在当时新闻业内部获得了广泛共识,而且在社会其他领域也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常常成为业外人士批评报纸行为失格的一个规范性概念,逐渐转化为人们心目中所认为应该追求的报业理想目标,其中隐含着人们对报纸及其从业人员在进行新闻活动时所应持有的立场、采取的方法以及叙事本身特点的设定和想象,即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公益性、相关性,等等。报格一旦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性用语,那么它也就成了报业的共同标准,成为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常规做法,具有社会律令的意义。拘束和控制报纸,易被理解为是对报格的冒犯和损害,从而会招致社会性的谴责和抵制。“政府要尊重舆论,一切措施,才能得到民意的拥护。舆论要自尊自重其报格,才能够代表民意,而发生匡助政治监督政府的力量。所以尊重舆论与尊重报格,是相辅相成的。”(41)《尊重舆论与尊重报格》,《益世报》,1948年9月1日。1948年9月1日《益世报》的这篇社论,对国民党当局钳制报纸恶行的批判,旨严而语婉,就是巧妙利用了报格一语的专业保护功能而进行的言说。

在中国现代社会里,报格观念言说始终在一定的时空场域中进行,主体对话语意义的操纵和表达的主观欲望受到传媒工具,如语言、文类、叙述模式等等因素的制约,也受到话语场域的机制性质、对话情景乃至政治和文化典律的影响。报格的言说固然通过个体表达而体现出来,但报格并不仅仅属于个体。表面上报格是个体自由、独立选择和自塑的结果,而实际上报格始终是个体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自由选择与被迫接受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可能都会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不管如何,在报格不断走向人格化的过程之中,不可能不打上时代背景和传统文化的鲜明烙印。无论是你讨厌它,把它视为无法摆脱的沉重包袱也好,还是你赞美它,把它视为意外的天降恩泽也罢,它都有形无形地渗透在中国现代报业的肌肤和骨髓里。报格观念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属于一种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它靠从业人员的内在觉悟、长期修养才能形成,但它又代表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批判和倡导性言说,报格意义在流动中不断走向整合与内化,由此获得社会认同的力量,从而产生强大的舆论和感召力量,与社会行动联系起来,起到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巨大作用,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还需要再次研究报格观念的历史及其结构脉络所具有的某种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