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绩溪小学教育的发展困境研究

许俊文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绩溪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南宋文学家汪藻云曾言：“新安之属，以县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绩溪为最”[1]。清末，绩溪在徽州地区率先尝试开设小学教育。1904 年，绩溪仁里村商人程序东创办私立思诚两等小学堂，开徽州小学教育之先河。1905 年，汪瑞英在城内秦家巷创办私立城西初等女学堂，创徽州女子小学教育之滥觞。民国时期，绩溪小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其速度和规模在六县中排名第二。1933 年，陶行知曾亲临余川私立燃藜小学视察，“高度赞扬燃小‘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措施，为新教育思想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有特色”①。以绩溪小学教育作为考察对象，在相关文献、史料基础上，探究民国时期绩溪小学教育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以期对徽州小学教育研究有所裨益。

一、教育经费不足

小学教育办理之完善与否，与经费是否充足有着莫大的连带关系。民国时期，绩溪小学有县立和私立两种类型，这两类小学的教育经费来源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存在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受此影响，很多小学的校舍、图书馆和教学器材等硬件设施都极为简陋，教师资源也十分短缺，难以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有些小学甚至因经费不足而不得不停办，如胡家村的私立明若小学在1935年就因经费不济停办，直到1940年才复办。教育经费不足严重制约着小学教育的发展，而这两类小学的教育经费问题又有所不同。

县立小学的教育经费除少部分来自学费、临时费等项目外，大部分来自县教育经费的拨给，如1930年县立女子小学教育经费共计1650元，仅县教育经费就拨款1340元，故而每年县财政收入极大地影响着县立小学的经费拨给。绩溪为山陬小邑，经济以农业为主，且山多田少，正粮出产尚不足自给。其他诸如木料、蚕桑、香菇、绿茶、冬笋、蜜枣等出产亦不甚丰。经商者虽然占本县人口的3/10，但大多在外，本地商业并不发达。因此绩溪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县教育经费来源中的牲口驼货捐、契税附加捐、串票附加捐、香菇捐和旧板捐受时局变动的影响较大，若时局稍有变动，各项收入无法全额收齐，这使县教育经费难以得到保障。1929 年，省厅督学叶明辉视察绩溪教育情况，对该年县教育经费问题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说明。

该县教育经费，本年度岁入预算共计一万二千四百七十八元，就中以各项附加捐款占数最钜，岁出预算数亦相同。故就表而视之，该县教育经费收支相抵，似无问题；然实际上本年度因迭受军事影响，各项收入俱形短缩。松板出口捐规定一百六十元，本学期仅收十元；牲口驼货捐规定一千三百元，本年度收入尚不足千元；茧捐规定五百元，丝茧捐局尚未缴纳；戏捐规定五百元，前被该县县政府抵作牙税，报解省库，现正呈请拨还。统计上列各项，依原预算之数目已觉短少，而所谓各项附加捐者，又实包括义教四项附加在内，故该县教育经费目前若不加以清理，则现状已不易维持，扩充更难谈到。[2]

县教育经费的不足影响到县立小学的发展，如县立中心小学“实验方面常因设备不足，各种设计多不完备，大单元设计更难。图书甚少，各科卦图，勉可敷用。体育设备甚形简陋，运动场则借用公共体育场”[3]。县立女子小学“儿童读物毫无所有，少许残书，全无用处。学生寝室仅一小间，一二年级教室采光欠佳”[4]。

与县立小学相比，私立小学的教育经费没有确定可靠的款项来源，主要来自学费收入、私人捐款和地方人士筹措三种，个别私立小学还有祠款和基金收入。但这些收入并不稳定，如私立毓英小学在1933 年就因商业凋敝捐款困难，导致经费入不敷出，全校事业均无进展。虽然县教育经费中也会拿出一部分用作辅助费，以资助私立小学，但为数甚微，无法满足发展所需，而且也不是每所私立小学都能获得。据统计，1926 年全县50 所私立小学中，教育经费在200 元以下的有27 所，占了一半以上。很多私立小学受经费不足的影响，规模极小，仅能勉强维持日常教学。私立鱼川初级小学校“经费无甚支配，职教员均由校长耿简之一人兼任，教材采用商务的新学制国语常识两种”[5]，至于音乐、美术、历史等科目，皆无力开设。又如私立蔚北初级小学，常年经费100 元。私立祝山高氏初级小学，没有确定可靠的款项，学费收入百余元。这与当年县立中心小学1550 元的教育经费相比，差距甚大。1933 年省厅督学章绍烈在调查绩溪教育中表示“最近北乡教育界以该县教育经费，大半用之于城区，各乡所得甚微，来县请愿”，“岭北各私立小学因校款支绌，要求教育经费各区平均支配”。同时，他指出私立小学因经费不足而存在的问题，如私立西山章氏初级小学“校门外虽有运动场一方，但体育设备无所见，最新建楼房一所，亦无窗户，不适教室之用”。私立云庄小学“高级一二年级及初一二教室均无窗户，遮以布篷，采光不佳，入冬亦嫌冷。学生寝室一间，黑暗窄小，极不适用。三四年级教室复仍有学生床位两张，运动场略小，运动器材具亦为哑铃棍棒等”[4]。

值得一提的是，章绍烈在调查中发现“惟一般人民敬神媚佛，迷信观念，牢不可破，俗有所谓保安会、三元会、观音会等，演戏酬神，动耗巨金。教育局曾预计若征收迷信捐，每年约可得一万二千元。可见其糜费之巨矣”。因此他建议“本县若能从劝导方面着手，酌收迷信捐以辅助教育，似尚无不可也”[4]。

二、私塾阻碍

“私塾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是由民间力量创办的一种教育场所……对推动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6]绩溪私塾起源早、分布广，清朝时盛极城乡。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私塾逐渐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更是阻碍了同时期小学教育的发展。1930年12月，省督学员在视察绩溪私立旺川小学后写道：“近因该村附近私塾颇多，且极腐败，于该校发展前途大有障碍。应令教育局先将不良之私塾，实行取缔，以重学校教育”[3]。

私塾对绩溪小学教育发展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了小学的招生。私塾的存在，必然会与当地的小学争夺生源。绩溪胡家村的塾师甚至“一味播散谣言，破坏学校，煽惑家庭，诱引学子入塾”[7]。清末，小学堂无法与私塾相竞争。据1910 年统计，“全县私塾计有267 所，学生3529 人，占该年全县入学儿童（4161 人）的84%”[8]，许多农村小学堂仅有学生一二十人。民国时期，绩溪加强了对私塾的整顿与改造。1920 年，绩溪教育界人士曾联名县劝学所上书县知事，要求取缔私塾，以注重小学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私塾的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却未彻底动摇其影响与地位。到1934年，绩溪仍有私塾141 所，学生2005 人，占当年全县入学儿童的28%。部分家长之所以选送子女入私塾学习，一方面是因为绩溪地处皖南山区，社会相对稳定和封闭，人们习惯于遵循传统的教育方式，且塾师多是德高望重的人士，家长对私塾有着较强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很多家长对子女教育期待也只需要能写会算及满足日常的生产、生活即可，私塾的教学内容“大半为契据、婚丧对联、吊文、年对、书信、记账等”[9]，这对家长而言更为实用。如此一来，“即便私塾客观上受到了外源性现代化的冲击，但因他们对新式教育的优势没有真切感知，故不能立刻从心理上放弃对乡村私塾的认同转而信仰乡村小学校”[10]。

二是妨碍了新式教育的推行。新式教育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上的新，还体现在教学方法上的新，更体现在培养出的学生新。绩溪的塾师有不少是清末秀才，他们固守着传统的教学理念，甚至还“视新式教育为洪水猛兽，认为新式教育与传统文化不共戴天”[11]。绩溪磡头村塾师许福成1934 年时被要求停办私塾，但他为与新学一争高低，另择址大石桥新建房屋（题额“正养蒙童”）继续私教旧学。1925 年，《微音》刊登了邵振人的文章《绩溪私塾问题》，具体介绍了民国时期绩溪私塾存在的相关问题。首先，教学内容仍是传统伦理知识，他们的科目是“三字经、百家姓、幼学、四书之流”。其次，教学方法古板，不利于儿童的个性发展。他们的课程“上午是温书、背温书、上生书、背温书；下午是写字、认字、默字、上生书、背生书”。最后，惩罚手段则是“打嘴巴、敲脑壳、打手心、打屁股、扯耳朵、箝眼泪、下跪种种”，对学生人格毫无尊重[12]。上述的种种都与新式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很多在私塾就读的儿童，未能接受新知识、新理念。而这种私塾培养出的部分学生“衣服肮脏，举动难看；开口毁骂，好比是口头禅，别人所难以说的话，他们都能说出；年纪很小，就会赌博，吃纸烟了，没钱用，又会偷窃”[13]。

应如何整顿私塾以促进绩溪小学教育的发展，邵振人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严厉取缔私塾，同时“县视学员必须前往劝学，嘱办初小学校，俾就学儿童不至于失学”；二是取缔私塾后，原有的塾师“也请他入校，协助管理，使其逐渐同化于新教育”[12]。1936年4月，安庆成立了“省会塾师训练班”，各县也于暑期仿效举办塾师讲习班，经过此次改良，绩溪私塾数量锐减，但偏远山区仍有零星私塾存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绩溪私塾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三、教师队伍良莠不齐和派系斗争

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是绩溪教育界的中坚力量，“教育有没有进步？与社会有没有影响？毕业学生有没有出路？这些责任都捆在教师的肩膀上”[14]。绩溪小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教师，如胡稼民、胡子敬、程铁华等人，对推动全县小学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绩溪教师队伍内也存在师资质量不高、德行有亏等问题。“有的连三皇五帝都弄不清楚，有的几句浅近文字弄不明白，有的因欠赌债而被人剥衣裳，有的串通赌博吃人家好处”[15]，他们的存在是绩溪小学教育发展中的一大阻力。

1925 年，吴了红在《微音》上对当时徽州地区县立和私立小学教员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

县立方面：一、校长和教员，每每兼任讼师，不时为人包揽词讼，奔走衙署（不如是的很少）；二、校长和教员，身兼本地董事，时常替人家作和事佬（不如是的很少）；三、教师不是一班老腐败，就是一些三中和二师的制造品，写一封信，大都要换三五次信纸信封的先生；四、教员一年的薪金，不过数十元，每天要吃许多粉笔屑，和改一大堆卷子，所以肯尽心负责的很少。私立方面：一、教员和县立的一样，恐怕还不如；二、一班死不通的商人，被歇生意回家，不得以而胡乱教一群小猢狲，骗些青菜饭度日。这一种教员，多半是发现在乡下偏僻的地方，更无足谈了。[13]

绩溪小学教师中也同样存在着上述问题，如私立资政小学，“教员胡和生授国语，学生进行背诵，其余学生端坐，呆若木鸡，极无教法可言。统视教学，极其腐败，校长胡钟毓年近六旬，头脑冬烘，办理该校，一无成绩，全校精神之颓废，为该县学校之所未有。”[3]此外，在绩溪小学中，常出现学生缺席现象。如私立长安小学“下午二时许，学生三十四人，仅到半数”[16]。私立云庄小学“一二年级出席生十二人，缺席者甚多，下午一时许，儿童回家午餐尚未到齐也。三四年级出席生十四人，缺席者亦甚多”[4]。学生缺席频繁，反映出教师对教学工作责任心的欠缺，也给学校的声誉带来负面影响。

绩溪教师队伍还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问题，以1924 年发生的绩溪县教育会冲突事件的影响最为恶劣。绩溪县教育会成立于1919 年7 月1 日，在发展中分裂出两个派系，一是明伦派，以县一高小教员倪咸为首，成员“大都属县立学校”[17]。二是协恭派，以私立淑培小学校长周协恭为首，成员是“私立各校的教员，或是须发斑白的老学究，或是第二师范出身”[17]。两派积怨已久，双方矛盾在1924 年选举教育会会长时集中爆发。事件的起因是1923年暑假，“倪咸在省学国语，本不想做教育会长，秉有乃父遗传性的章雪存，专好播弄是非，硬要为倪运动，甚至裸体赤足的讼棍和卑鄙不堪的市刽，都挪进来投票。胡在渭、汪维安等本与倪咸意见相左，便借题发挥，群起反对。倪咸经这么一来，势成骑虎，教育会长一席，欲罢不能，欲做不得，因决意到今年来还本”[15]。1924 年8 月8 日，县教育会正式开会，倪咸等明伦派人员不到会，反而去包围县署，县知事被围不能到场监督，致使会议无法正常开办。直至8 月9 日教育会方能召开，但“要是投票，倪咸又是失败，只好强词夺理，拿退席做抵制。本来少数会员退席，也可以继续开会的。而有一位因赌被人押过铺盖退席会员葛先生，大声叫喊！以致会场秩序大乱，无结果而散”[15]。

此次教育会冲突事件，因参与者多是小学教员，故对小学形象损害极大。很多家长由此产生了对小学的不信任感，这对正处于发展期的绩溪小学教育而言无疑是一大重创。当时绩溪教育界人士王子乾不禁感慨道：“至若此届教育会事，双方争执，必各有一部分之理由，惟各走极端，不免感情用事，言之痛心，极盼各存退让之心，庶可比除成见。否则并非焦头烂额不止，殊非吾教育界之幸福也。”[18]

四、家长教育观念落后

家长的教育观念包括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认知，绩溪家长的教育观念整体上比较落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小学教育的发展。

家长对学校教育认知的落后直接影响着小学的生源数量。由于平常接触或使用文字的机会少，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不少家长对学校教育并不重视，“不识字有饭吃，不识人没饭吃和种田人何必读书，读了书不必种田等等固执的心理。若说不做官爷，也要读书，不做状师，也要读书，简直岂有此理，笑你不懂世故呢……结果，虽富有人家，也不愿送子弟入学；以为我家田产可以吃着不愁，何必再送子弟入学读书，自寻烦恼！更可笑的，现在有许多人以为读书（所谓洋书）读不得的，读了则将来发生男女自由恋爱结婚，甚至无家无父，要变洋鬼子了”[19]。虽然每年绩溪小学的入学人数在不断增多，但与全县学龄儿童的总数相比较，则差距甚大。1930 年“全县适龄儿童至少也有二万之家，平均每校约八十人，那么失学的儿童，也还有一万五千之多。就是说失学的儿童比入学的儿童要多三倍，这样看来，学校教育是到了什么情况，也就不言而可知了”[20]。这其中固然有因家境贫寒无力送子女入学读书的，但也有家长认为读书无用，不如提早结婚生子或外出打工赚钱以补贴家用。在绩溪失学儿童中，女子尤占多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长期根植于绩溪社会，不少家长认为女儿“横竖是他姓人，‘嫁出女儿泼出水’。她识不识字，干我底事”[19]。即使已经读书的，“到了一定年龄，家庭便要命她停学，放在家里，练习烹饪、缝纫等事。女子能继续升学的，实在很少”[20]。如绩溪著名女教师汪月华，17 岁时以品学兼优在燃藜小学毕业，本想继续升学，“但父母认为女孩子是别人家的人，能粗识书字就行了，所以要她在家里学做针线活，塑造她将来婚嫁后成为一名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因而失去了升学机会”②。女生入学人数少，能够读到高小毕业的更是寥寥无几。1926 年，全县初高级小学生共计2539 人，女生335 人，占13.2%。到1945 年时，女生有2170 人，创新学以来女子入学最高纪录，但女生总数也仅占总学生数的28.5%。

家长对家庭教育认知的落后间接地加重了小学的教育负担。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紧密联系，共同促进学生发展。由于很多家长没有接触过新知识，对家庭教育多半是效仿古法。“他们认为教育儿女要用最严格的办法，绝对不许儿女自由行动。他们教育儿女的方法大概都是遵依古训，所谓男子学得彬彬有礼，规行矩步，女子学得呐呐寡言，不出门外。”[20]这不仅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甚至个别家庭教育的缺位给子女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一些父母“出外赌博，任儿女独在家中，精神奋猛的时候，也许带儿女一同出去，终夜在赌博场所。这样一来，儿女当然也是要染了许多不正当的恶习”[20]。如果知识缺乏尚可弥补，但恶习一旦养成则难以纠正，这加大了学校在德育方面培养的难度。

五、结 语

民国时期，绩溪小学教育在清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开启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小学数量增至109所，入学人数达7611人，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不过受时代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绩溪小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教育经费不足、私塾阻碍、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以及家长教育观念落后四个方面，严重阻碍了小学教育的发展。

注释：

①绩溪县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绩溪现代教育史料》，2004年，第136页，现藏于绩溪县图书馆。

②绩溪县胡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绩溪现代教育史料（第三集）》，2009年，第143页，现藏于绩溪县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