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徽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贡献及启示

刘 晨，曲晓红，2

（1.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2.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 245041）

一、引 言

徽州山多地少，俗语道：“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为了生计，许多徽州人外出经商，出现了“服田者十三、贾者十七”①的局面。明清徽人大量外出经商，带动了侨居地和徽州本地经济的发展；徽商致富之后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建设侨居城镇和徽州乡村。

梅立乔《中国古代城镇化研究——以明清徽州为例》探讨明清徽商对徽州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1]。卞利《无徽不成镇——明清时期的徽商与城市发展》指出明清徽商发展了城市经济，丰富了城市文化生活，在城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王世华《论徽商对“三农”的贡献》探讨徽商对徽州地区农民、农业、农村的贡献[3]。陈阿兴《“无徽不成镇”的现代启示——兼论流通业发展与城镇化质量提升》，从商品流通的角度分析徽商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4]。学术史回顾表明，学界多侧重城市或农村视角，而从城乡二元融合或互助互惠角度探讨明清徽商的贡献尚显不足。

二、明清徽商带动小徽州、大徽州城乡经济的繁荣

（一）乡镇的扩大与增多

胡适曾言：“县志不可但见那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大绩溪，小绩溪便早已饿死，早已不成个局面。”[5]大绩溪、小绩溪，即大徽州、小徽州另一说法；小徽州包括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等。大徽州是指小徽州之外，徽人经常活动或受徽文化影响的区域，包含与徽州相连的江南地区，甚至华夏大地与海外。

明以前，徽州地区市镇所见无几。明清时期，一大批市镇先后兴起。据清《安徽舆图表说》记载，徽州有近70 个市镇，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市镇有18个②。徽商兴起直接带动了徽州本地城镇化发展。徽州乡村祠堂、院落、道路、桥梁以及徽州乡村教育的发展，都是徽商振兴乡村的直接体现。

（二）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运输和销售

粮食、棉布、茶叶、木材是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徽商不仅销售本地农副产品，也在其他地方收购农副产品。明中叶以来，洞庭湖流域粮食产量大增，湖广有“天下第一出米处”的美誉。粮商不辞辛苦奔赴徽州周边地区采购粮食，解决徽州本地粮食问题。顾炎武说：“徽人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池者，舰相接，肩相摩也。”③这反映出徽商在周边地区收购粮食贩卖入徽州的现象，他们顺应市场需求，也把湖广粮食运往苏浙。苏浙一带丝织业和棉布业发展迅速，桑田和棉田挤占耕地面积，水稻种植减少。苏州“丝棉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④。因而，当地粮食供应时有不足。据全汉昇推算，“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自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约为一千万石左右”[6]。根据资料，其粮食调运多由徽商所为。

明中叶以来，江南一带广种桑、棉，棉纺和丝绸业发展迅速。松江一府，每当秋季，各户所织棉布，每天上市量可达5 万匹。台湾学者刘石吉统计，江南地区知名丝绸产地至少有25个，知名的棉布产地有53个[7]。这些棉布、丝绸产区吸引了诸多商人，徽商则是主力。擅长运输与经营的徽商极大促进了当时的丝绸与棉布贸易。明清小说《石点头》曾描述徽商在苏杭采买几千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⑤。同时，徽商也将棉布销往西北、华北等地，如汪应选所说“居南里（南翔镇），足迹历蓟门辽左……以贸易起家”⑥。由于徽商不断的、长期的经营，以致松江百姓认为，“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⑦。再如，浙江平湖县的新带镇，出现“饶鱼米、花布之属，徽商至，贯铿纷货，出纳颇盛”的状况⑧。徽商确实带动了小徽州、大徽州城乡经济的繁荣。

徽州气候温润，盛产茶叶。许承尧说：“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推茶，南极广粤，北达京师，获利颇赊。”[8]徽商将茶叶贩运到各地，使得徽州的茶叶种植和相关人员的收入得到一定的保障。徽州山林盛产松树和杉木，范成大称“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⑨，徽商将家乡木材售往外地，直接带动了徽州山林经济发展，《新安志》记载：“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⑩。需要强调的是，木材和茶叶销售并不限于徽州本地，不少徽商远赴西南和西北，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往来。如汪伯龄说：“始胜冠，辄从父兄入蜀，称贷以益资斧，榷茶雅州。”○1歙人方景真也说“将以贾茶入蜀，资斧堇堇，闻者争赴”○12。换言之，徽商不仅销售皖南一带的木材，更是不辞辛苦奔赴湘、川、赣、云、贵、闽等地采木，然后在江南等地销售；他们还将徽州茶叶销往西南、西北等地。这种经营活动使得区域间的商品得以流通，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也为城镇化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宗族观念起到积极作用

徽州是宗族观念发达地区，堪称“正统宗族制传承的典型”。事实上，这种宗族观念对徽商商帮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少数人外出经商，致富后，他们回乡招募宗亲。很多人因为帮工而积累财富与经商经验。嘉靖时，休宁盐商汪福光财力雄厚，所用人员多为族人，“贾盐于江淮，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13。歙县汪通保在上海经营典业，资本越积越多后，遂令其族内弟子在附近州县开设分店○14。吴荣让致富后，在浙江桐庐县购置大量荒地，招募宗族子弟为他帮工，种植经济作物○15。类似的事例，不一而足。徽商致富后，带领家乡族人外出经商务工，不仅转移了乡村一部分闲散劳动力，也给乡村带来了财富，解决了自己的人力资源问题。

综上所述，明清徽商的经营活动，促成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促进了城乡商品流通，带动了城乡互惠发展。徽商表现出来的勤劳、审时度势、士大夫的情怀和重乡情乡谊的宗族观念，也成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素。

三、明清徽商促进小徽州、大徽州城乡教育的发展

（一）捐建和维修书院

徽州是古代教育发达地区之一，明清时期更趋繁荣，出现了“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16的局面。经济的发展需要教育，教育的发展亦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徽州深受朱子理学影响，尊崇读书之道。历史资料表明，弃儒从贾的徽商，致富后仍然真心向儒，热衷于家乡子弟的教育和培养。他们凭借财力优势，殚思极虑，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教育事业。徽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创立和维护与徽商有不解之缘。

张海鹏认为：“在徽州，是教育造就了一支‘儒商’，在家业隆起之后，他们又反过来资助教育。可以说，没有徽商便没有发达的徽州教育，更没有那斑斓璀璨的徽州文化。”[9]清代徽州的书院教育十分发达，共有书院90多所。康熙《徽州府志》记载：“新安讲学书院，较他郡为多”○17。由于地方财政所限，事实上，很多书院是由当地宗族或徽商所建，资金多来源于族里的徽商。黟县的紫阳书院，即是盐商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先后请于运司转详盐院，动支营运项下款银修复，书院建造的过程中，因经费缺额，他们又捐银11000 两，其中鲍志道捐银3000两[10]。

明代黟县商人舒志道致富后，“尝修理府学，兴建书院”○18；如歙商曹锦辰“建竹山书院”○19；县议建书院，商人也踊跃捐助，舒大信“存二千四百金助之”○17。徽州书院能够正常运行，得益于徽州商人的资助。书院平时的运行费用也多由徽商赞助，如黟县“邑人公议（黟县书院）延请经费由典商领本生息，官吏俱不为经理”○20。徽商对教育的热心与资金投入力度，可见一斑。

（二）文官增多和民众识字率增加

教育的积极投入，效果非常显著。据统计，“明代徽州文进士452 人，武进士56 人；清代文进士684人，武进士111 人。明清徽州文进士占全国2.20%，其中清代占2.55%”[11]。另外，仅婺源一地，七品以上官员，明代有505人，清代326人，共831人。古代七品官员一般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对道德文章和儒家事功颇有领会，可谓社会的精英阶层。

除了为国家培养人才外，徽商也提高了乡村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据统计数据估算，明清徽州男子识字率在70%—80%，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不少女子从小也认字读书。道光年间，当时的徽州太守对此深有感触，他在《重修徽州府志·序》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行其野，则村墟刻镂，桑麻铺彼，比户习弦歌，乡人知礼让，未尝不厥然发愤而兴起，曰此其俗化之厚，与其乡先生教泽之长也。”○21显然，徽州人崇尚礼乐和知识，风气甚浓。这种“俗化之厚”“教泽之长”离开徽商的助力难以实现。

（三）资助侨居地的教育

徽商不仅大力资助家乡教育，也大力资助侨居城镇的教育。如前述鲍志道曾捐3000 两修建紫阳书院，又捐8000 两修建山间书院[10]。乾隆初年，充任两淮总商的汪应庚，捐50000余两重建江甘学宫，又以13000 两购田1500 亩，悉归诸学○2。用其所得收入维系教育费用，颇显运营策略，其长远眼光保障了教育投资的延续。

由上可知，徽商对大、小徽州教育的热心捐助促进了徽州本地和侨居地的一般识字率和文化水平，促进了精英阶层的扩大，这也为城乡融合发展打下较好的人才基础。

四、明清徽商对小徽州、大徽州城乡公共设施的建设

（一）建设徽派建筑和园林

徽商足迹遍天下，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称。商品流通繁荣了经济，也为区域文化交流营造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区域文化交流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及知识增长与良性更新十分重要。

建筑与园林是文化、风俗、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建筑与园林，起初是私人设施，但是当它们连成片或具有一定规模后，实际上也间接成为某种公共设施，或者对公共设施建设起到引领或奠基作用。徽商把外面的建筑样式带回徽州，结合家乡的地理特点，建成既适宜居住又节省土地的住宅，建筑史谓之徽派建筑。徽派古民居建筑粉墙黛瓦，雕梁画栋，重檐飞角，层楼叠院，风格独特。时人慨叹：“乡村如星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12]

徽商不仅改善住宅，还大兴园林。明代盐商吴天行，“以财雄于（歙县）丰溪，所居广园林，侈台榭，充玩好声色于中。”[8]504为了装点园林，他还“远致奇石无数，取‘春色先归十二楼之意’，名其园曰‘十二楼’，兹又造‘松石庵’”○23。据许承尧记载：“《胡心泉集》中有《水香园记》，略言：吾县（歙县）西山水平远，居人复工选胜，园亭树石，错落分布于其间，与川岩相映发。”[8]956另外，乾隆年间徽商修建檀干园，该园位于歙县潜口乡唐模村东，模仿杭州西湖的风景建造而成，当地俗称小西湖。在众多的园林中，徽州盐商汪石湘所建“水香园”最著名，水香园是清初潜口汪度营建的一座别墅，它坐落于阮溪之滨、紫霞山麓，周边鸟语花香，青山绿水，风光无限。

（二）建设道路、桥梁、水坝

与住宅和园林不同，道路、桥梁、水系、避雨亭可谓完整意义上的公共设施。徽商不但积极建设自己的住宅和园林，也积极参与道路、桥梁、避雨亭的修建，参与徽州水利维修。徽州山路崎岖，可与蜀道相比，出行甚为不便。致富以后，他们积极修建乡村道路。介于宣州与歙县之间的箬岭，是歙县、休宁、太平、旌德四县外出的交通要道。这条路几乎见不到阳光，有岩石碍路，亦有毒蛇猛兽出没。徽商程国光投资整修箬岭之路，路成之后，当地生活便利许多，与外界联系明显增多。

徽州水系发达，桥梁非常重要，而很多桥梁由徽商出资修建。如许涧洲在徽州与浙江的交通要衢湖村修建桥梁，方便村民出行。黟县石山有座挹秀桥，是人来人往的要道，因年久失修成为当地出行的难题。黟县商人吴翥知道后，拿出12000 两银子整修○24。宁国府的阮翁桥，由明代徽商阮辉、阮杰出资修建；此桥在清代年久失修，阮杰之孙阮士鹏再次出资修建。阮翁桥历经百年，阮氏家族在桥梁塌废之时，不断出资修建。人们为纪念阮家善举，也十分乐意将桥命名为阮翁桥。阮氏家族从明代到清代几百年间，不断地建桥、修桥、再建桥。由此，乡民与徽商形成某种较可靠的亲善关系。这种亲善关系也是今日城乡互融发展不可缺失的要素。

徽州有新安江、青弋江两大水系。境内纵横交错的水系网络，虽然利于水路运输，但汛期也带来危害，所以水利修建对徽州来说是重要大事。渔梁坝从宋代就开始筑坝拦水，给一方百姓带来收益，但到了清代，渔梁坝已经屡筑屡圯，地方财政拿不出修建经费，最后是徽商捐资修坝，造福一方。

仁义之士许涧洲拿出万两银子到山中采伐巨石，开掘水圳，从远处引灌溉之水，解决了村东城郭百顷土地的灌溉问题，使得这块耕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歙县江村人江演捐金数万，开新路四十里以便行旅。江演修建北关万年桥以利涉，又浚扬州伍佑河二百五十里及开安丰串场官河，使得盐艘免车运之劳。江演尤笃族宜，增置祭田，族中教养兼至。殁后百年，以致村党尤沾其泽。

（三）建设城墙和城门

明初很多城市没有城墙，一旦遇到匪乱即无法抵御。芜湖无城墙，以致官府库房两次被盗，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倭寇进犯芜湖，人心惶惶，各方强烈要求修筑芜湖城垣。万历三年（1575 年），人们又议论筑造城墙，但地方官府无力支付费用，于是他们想到了徽商。徽商徐行路是这一工程的主持人之一，官府“委任其事，迄底于成”。徐行路还“捐千金独造南城井干之楼”，歙人阮弼也积极参与，倡议在芜商绅捐资筑城，并率先捐出重金，于是商民士绅纷纷响应，结果“城完而坚，如期而告成事。”后来，阮弼又带头捐资修筑了芜湖的四座双层楼城门和三座便门，并且独资修筑了西门城楼○19。再如婺源人洪德税，在江苏六合等地经商，“六合城圮，捐千余金浚筑，六合之人德焉”○25。这种对侨居地公共设施的建设，惠及更多民众，充分显示了徽商的高尚情操。

总之，汪应庚、许涧洲、吴翥、阮氏、江演等人的事例表明，徽商在经济流通、共同致富、教育发展、公共设施建设、城乡协同共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和公共设施投资巨大，对徽商个人来说，只有具备不计得失、兼济天下的大情怀，才能做到这一点。

五、明清徽商对城乡精神文明的建设

（一）促进区域学术交流

城镇和乡村的发展繁荣，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还需要精神支撑，需要学术和文化繁荣。借用今天的说法，精神文明建设也需加强。徽州是学术昌盛之地，徽州学术文化的昌盛有赖于教育的发展，徽州教育的发达有赖于徽商的财力支持。当然，学术的发展还有赖于学者的交流以及新思想的吸收。徽商四处经商，经济发达的淮扬、苏浙地区是他们的侨居集中地。徽商在侨寓地和家乡之间往来，带动了徽籍学者对外学术交流。这种学术交流，既把徽州文化传播出去，又汲取其他文化，为徽州文化提供新的养分。

徽商尊重知识和读书人。徽商为家乡学子慷慨捐献，使他们一心读书，无后顾之忧。清代歙县商人汪梧凤，家中辟不疏园，广置书籍，延请四方名士，如江永、戴震、郑牧、程瑶田等“日夜诵习讲贯其中”“饮食供具惟所欲”[13]，一时成了学术研究中心。

（二）收藏和研究书画

徽商贾而好儒，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致富后，他们还喜欢收藏字画，如倪瓒的《山竹居图》《雨后空林图》，王献之的《鸭头丸帖》，颜真卿的《祭侄稿》等，这些名品巨作，可供画家观摩、研究，对徽州书画艺术产生积极影响。而一些时代名家收藏的书画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徽商不仅促进了新安画派的延续，还与“扬州八怪”交往密切，赞助或购买他们的作品。这也是徽商对近代市民文化繁荣的某种贡献。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不但捐资扬州沟渠修造，设义渡，造福一方百姓，而且热衷古籍收藏、文献刊刻、书画收藏、艺术赞助。马氏兄弟为徽州、扬州的经济与文化繁荣，甚至为《四库全书》编纂贡献良多。

（三）推进徽派版画繁荣和京剧的诞生

明清徽派版画也是美术和工艺之一绝。徽派版画不但制作精良，而且其文化品味也高出同时代的常规水平。它能积极借鉴与吸收士大夫的审美品味，在高雅与通俗的沟通上，颇能精微地把握分寸。萧云丛、丁云鹏等文人画家，亲自参加版画制作。徽州出现黄氏、汪氏等雕刻世家，其技艺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

京剧的诞生与徽商也密切相关。徽商蓄养戏班，以雄厚的财力保证了戏曲艺术的发展。他们支持戏班北上，最终促成了京剧的诞生。徽商走南闯北，眼界开阔，获取大量信息，对医学与科技的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粗略统计，明清徽州医学著作620 部，约占清以前徽州医学著作的80%。明初到正德末年（1521 年），仅有21 部医学著作，其他599部著作则是嘉靖到清末之间产生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著作，也大都在这段时间出现。[14]总而言之，徽商的兴起，带动了文化、艺术、科技的繁荣，带动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这种精神文明和商业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文明相益得彰。

（四）支持社会文化活动

徽商的发迹得益于宗族的支持，他们虽然“春月持余资”外出贸易，“冬月怀归”，但是对故土的感恩与怀念从未减少，所以致富后积极为宗族效力，捐资宗族的各项文化事务便是其中之一。李琇“居严源，做贾真州，多赀”，“尝建宗祠，置祭田”，“至今春秋归胙”[15]。金城“就商于景镇”，“育婴、义渡、会馆、义举均城领袖醵赀”，“众商感城之力，为立木主，时祭归胙，以酬其劳”○26。徽商不仅积极支持家乡的文化活动，还将这些民俗传统带到了经商所在地。

会馆是商人在经商地形成的同乡组织，这里按期举行家乡的风俗活动，如祀神仪式等，为联络乡谊带来方便。“春秋祭期，定以三、九月十五日”[16]，即清明和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并且“祭毕颁胙”[16]46。在《重续歙县会馆录》的“春秋祭祀”条下列有详细的“祭品”“祭章”等内容[16]188。无论是资助特定时间节点的家乡风俗活动，还是在会馆举办同类的活动，都寄寓着徽商浓厚的宗族情谊，同时也为徽州社会文化活动的传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六、结 语

胡适说，一个乡村因为徽商的进入可能发展成为市镇，一些市镇因为徽商的进入更加繁荣[17]。明清徽商在大徽州和小徽州之间奔走，促进了物质的互通，提高了徽州本地与他地的经济繁荣。通过投身大、小徽州公共设施的建设，造就了民众的生活福祉，也增进了区域人际信用关系的良性循环；通过对书院与教育的投入，提高了人才储备量和人们的文化水平；通过对文化、艺术、科技等多方面的资助，直接促进了大、小徽州精神文明的发展。

可见，小徽州没有因为大量人员外出经商而变得萧条没落，反而是变得繁荣富饶。小徽州和大徽州之间的互动，直观地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具体体现在教育、水利、建筑、雕刻、艺术等多个层面。正是这种互动融合，发展出博大精深的徽文化，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精神文明，让更多人、更多区域受惠。

注释：

①《祁门志》，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刊本，卷四。

②《安徽舆图表说》，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石印本，卷一。

③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四部丛刊本，卷三二。

④陈（荀大）纕、丁元正修，倪师孟、沈彤纂《吴江县志》，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刊本，卷五《物产》。

⑤《石点头》，明崇祯金阊叶敬池刊本，卷八。

⑥张承先纂《南翔镇志》，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刊本，卷七。

⑦李绍文撰《云间杂记》，奇晋垒丛书本，卷一。

⑧《（天启）平湖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本，卷一。

⑨范成大著《骖鸾录》，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

⑩《（淳熙）新安志》，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刊本，卷一。⑪汪道昆撰《太函集》，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刊本，卷五三。

⑫汪道昆撰《太函集》，明万历十九年刊本，卷四〇。

⑬《休宁西门汪氏宗谱》，清顺治十年（1653年）刊本，卷六。

⑭汪道昆撰《太函副墨》，明万历十九年刊本，卷四。

⑮汪道昆撰《太函集》，明万历十九年刊本，卷四七。

⑯赵汸撰《东山存稿》，清乾隆刊本，卷四《商山书院学田记》。⑰《徽州府志》，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刻本，卷七《营建志：上》。

⑱《黟县志》，清嘉庆刊本，卷七。

⑲石国柱修，许承尧纂《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铅印本，卷九。

⑳马步蟾修，夏銮纂《徽州府志》，清道光七年（1827 年）刊本，卷三《营建志·学校》。

㉑马步蟾修，夏銮纂《重修徽州府志·序》，清道光七年刊本。

㉒歙县《汪氏谱乘·光禄寺少卿汪公事实》，清乾隆抄本。

㉓吴南祜撰《丰南志》，（民国）稿本，第九册《松石阉》。

㉔吴克俊纂《黟县四志》，民国十二年（1923 年）刻本，卷十一。

㉕《婺源县志》，清光绪九年（1883 年）刊本，卷三一《人物·义行》。

㉖《婺源县志》卷三十九“人物·志行”，清光绪八年（18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