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深度翻译理论的《鲁迅小说集》翻译研究

王 伟

（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铜陵 244061）

一、引 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文学翻译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而深度翻译理论有助于文化更好地传播，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鲁迅小说是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是国民灵魂的体现，是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结合。运用深度翻译策略翻译鲁迅小说，可以使读者最大程度地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削弱跨文化带来的冲击，有助于文学经典的对外传播。

二、文献综述

从鲁迅作品的英译历程来看，前期学者大多集中于以《阿Q 正传》为代表的单篇小说翻译，到后期才有陆续的翻译合集，这些单篇小说或独立刊登在文学期刊上，或被收录于中国当代文学合集中。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国内有关鲁迅小说英译的研究已有阶段性成就，但是在理论深入和语料选择上还有待提高，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用理论规范深入探讨鲁迅小说合集译本的研究较少，而针对单篇小说译文的研究较多。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对鲁迅作品的翻译研究多以《阿Q 正传》译文为主，且单篇译本对比的文章较多，译本的选择也较为单一，主要为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和戴乃迭、杨宪益二人的译本。莱尔于1990 年完成译著《狂人日记及其它》（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翻译家夫妇杨宪益和戴乃迭于1953—1981 年合作完成了鲁迅先生33篇小说的翻译，即《鲁迅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1]。虽然《阿Q 正传》是鲁迅作品中最早进入英语世界且被翻译最多的一部小说，其中蕴含的研究价值值得学者深入探寻，但若局限于此以致其他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鲜为人知，反而不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2]。

其二，依赖单一翻译理论解释现存译本的可读性。目前被引用和提及较多的译本主要是四本。除上述两个译本外，学术价值较高的还有王际真的译本《阿Q 及其它：鲁迅故事选集》（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和蓝诗玲面向普通读者的《〈阿Q 正传〉和其它中国故事：鲁迅小说集》（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其中莱尔的译本由于时代性的束缚，英语语言习惯的地区性较为明显，但是他注重源语言文字在翻译中的还原性。寇志明等在对比《狂人日记》开篇的文言文译文部分后发现，莱尔试图模仿文章开篇作者的语气和文字用法，因为文言文的前言和白话文的日记主体在语言使用上有很大差异，这种文字转换是该篇章独有的特征，译者需要将这种文字落差带给读者[3]。相比之下，杨宪益、戴乃迭注意到言语的地区性和时代的差异性，不断优化文字，是兼顾语言和翻译技巧的集大成者。相对而言，蓝诗玲的译本在可读性上大做文章[4]。这些译本内容丰富，如果仅用单一的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尽管能让理论性的研究更进一步，但与此同时可借鉴的研究角度也会受到限制。

综上，国内现有的关于鲁迅小说英译的研究大多从现有的中国文学英译本中寻求最合理的翻译方法，并运用翻译策略促进中国经典文学的国际传播，但仍不够全面周详，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有鉴于此，使用能够有效削弱文化差异的深度翻译理论研究鲁迅小说的完整译本。

三、理论基础

起源于人类学研究“深度描写”的深度翻译自提出以来备受翻译学界的关注。“Thick Translation”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学者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提出，他发现译本被翻译后都会包含大量的注释和说明，认为这些文本内外阐释性文字的目的是补充大量的源语言文化背景知识，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更好地接收原作者传达的信息，实现最佳的理解效果[5]。深度翻译策略就是在翻译中通过一些叙述性文字，如引言、背景介绍、脚注、备注、编后记等来为读者提供必要的潜在背景知识，从而更好地保持译本的纯洁性，也更便于读者理解和鉴赏。

英国学者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把阿皮亚的“Thick Translation”概念运用到跨文化研究中。在跨文化翻译研究中，复杂的专业术语和一些特有的文化氛围仅通过译者去理解和传达只会加剧文化交流的屏障，削弱文字本身的力量，很难不受译者本身思维差异的影响。而深度翻译的提出则给跨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这也是赫曼斯所推崇的。深度翻译策略能够有效规避翻译中由于译者主体思想差异导致的译文缺乏客观性的现象，也能避免译者在面对复杂枯燥的文本时陷入精准化、格式化的翻译困境，从而为译者增添更多的文字选择性和可编辑性，避免因为翻译困难造成的文化缺失和文化交流障碍[6]。

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和莫伊拉·考伊（Maira Cowie）在阿皮亚的理论基础上对深度翻译策略在译文中的表现形式进行补充，他们认为任何包含大量源语言文化信息的阐述性文本材料都可以视作深度翻译理论的应用。他们更加强调深度翻译策略的文化性，即帮助读者提高对源语言文化背景的认知。他们指出，这些阐述性文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丰富文化背景和语言语境，体现出深度翻译策略的文化交流功能[7]。

四、深度翻译在《鲁迅小说集》英译本中的应用

2009 年，英国新生代作家蓝诗玲所译《〈阿Q 正传〉和其它中国故事：鲁迅小说集》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发行。文中所选英文案例来自此译本，中文案例则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蓝诗玲译本是目前少有的较为完整的鲁迅小说译本合集。译者考虑到汉语和英语的语用差异，采用了一些翻译策略，如引言、文本内外的注释和一些文化词汇处理等，其目的和深度翻译策略不谋而合，在对译文进行文化和历史语境补充的同时，也融入了译者自身的感悟。

（一）文本内的深度翻译策略

1.脚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些看似简单的文字背后却有独特的文化含义。在英译过程中，如何将这种蕴含丰富文化的文字以最佳的方式译出一直是翻译界努力的目标。深度翻译策略可以通过注释等阐述性文本对文化进行诠释，并且在其形式的选择上趋于多样。在蓝诗玲译本中，以最基本的注释形式出现的深度翻译策略并不多，但挑选的案例却十分考究，为简单的词语赋予文化深意，这也是她综合考虑读者感受后做出的最优选择。

例1：

原文：华老栓忽然坐起身。[8]

译文：Hua Shuan suddenly sat up in bed.

注：Lu Xun uses words (‘Hua’① and‘Xia’)thatcan also mean‘China’for the surname of both the old man and the revolutionary, infusing the story with an intense historical symbolism.[9]

该例摘自《呐喊》的第三篇《药》，此处所加的脚注是为了给读者解释主人公的名字在中文中所暗含的意思。华老栓的姓取自“华夏”二字中的“华”，华夏是中国的别称，这里代表着老翁和革命者的姓氏，为这个故事增添了强烈的象征意义。译者在该短篇第一段中使用脚注，用阐述性文字为主人公的姓氏注解，让未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英语读者了解到一些特定文字的寓意。源文本在此处并没有给出注释，因为母语读者对本国文字会有天然的理解能力，译者非常巧妙地在此处添加“华”字的注释，足以看出译者的用心程度。

例2：

原文：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8]79

译文：My only consolation in this whole sorry business is that one syllable of his name at least‘Ah’—— can boast of an unimpugnable correctness.

注：An all-purpose Chinese prefix added to personal names, with a roughly diminutive effect;in the case of Ah-Q, one perhaps imagines his interlocutors cannot be bothered to say or remember his full name.[9]83

该例摘自《呐喊》中《阿Q 正传》的作者序言，主要介绍阿Q 名字的由来。这里的脚注是对中文中姓名常见字“阿”进行说明，即“阿”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通用前缀，削弱言语强度。此处是为了让读者明白与阿Q 交谈的人们根本不在乎他叫什么，也可以说不想记住他的全名。译者通过对细微之处文字的注释让阿Q 的形象在读者眼中更加立体，使读者在之后章节的阅读中更能体会到作者传达的思想。

例3：

原文：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8]106

译文：This, it was put about with gasps of admiration, was the insignia of the Persimmon Oil Party.

注：In Chinese, ‘freedom’, ziyou, sounds very much like‘persimmon oil’, shiyou; an understandable error of hearing, therefore by the good burghers of Weizhuang.[9]120

该例摘自于《阿Q 正传》第八章的正文部分。此处的注释是从发音角度给英语读者解释Persimmon Oil Party的含义。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作者在《华盖集续编·阿Q 正传的成因》中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8]106译者在此处先直译再加以注释，如若在此处用相同的谐音词语代替，虽然是一种方便读者的译法，但由于文化差异，再相似的词语背后的文化也是不同的。因而此处的注释非常巧妙地将原文作者暗含的意思一并写了出来，使没有一定汉语基础的英语读者也能准确了解该词语在文本中的含义。

2.背景注释

深度翻译策略的运用是从尊重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因而译者肩负的翻译任务艰巨。虽然在译作中译者应该充当一种客观的媒介，但是在一些背景复杂的篇章中，译者需要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恰当的地方增添注释。例4是蓝诗玲所译《呐喊》中的《风波》篇，是整本书中唯一一处以历史背景作为译者注释的例子。

例4：

Translator’s note: The immediat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is story is this short-lived attempt in June 1917 by General Zhang Xun, a fanatical supporter of the defunct Qing dynasty, to overturn the Republic by leading his army into Beijing and returning the abdicated emperor, Puyi, to the throne. By July, the restoration was brought to an end when rival generals stormed the capital, defeated Zhang Xun and deposed Puyi.[9]61

此注释主要介绍文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张勋复辟。由于《风波》篇创作背景的特殊性，译者特意在正文前添加注释，简要介绍了相关历史背景及经过，待读者读到正文就能明白文中的情节。

3.尾注

蓝诗玲在译本中提供的尾注与通常尾注不同，她考虑到读者阅读体验将尾注单独成册，以附录的形式放在所有译文之后，但都从属于译文内的深度翻译策略，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特定文化标示性词语的不正确翻译是造成目标语读者理解障碍的原因之一[10]。因此，该译本的尾注大多是一些特定的中国文学内容，对源语言读者来说熟悉，但对目标语读者而言是陌生的标识性词汇的注释，简洁有序，方便读者阅读。

例5：

原文：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8]19

译文：When he was teaching me history as a boy, he once told me people could ‘exchange sons to eat’in times of scarcity; or then again,while discussing a notorious villain, he told me death alone was too good for him; that‘his flesh should be devoured, his skin flayed into a rug’.

注：‘exchange sons to eat’...‘his flesh... flayed into a rug’: These are both historical allusions drawn from a chronicl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9]22

该例摘自《狂人日记》，其中“易子而食”和“食肉寝皮”两个典故均出自《左传》，且都发生在战国时期。译者先是意译了古文，再在尾注中注明典故来源，既方便读者在不被注释打断的情况下阅读，又用繁简得当的方式讲述深奥典故。

例6：

原文：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8]78

译文：On this question, but to my great surprise even this oracle had no light to shed on the matter, although he laid the blame for the confusion on the shoulders of westernizing intellectuals such as Chen Duxiu and his benighted journal New Youth.

注：Chen Duxiu… New Youth: For informa-tion on Chen Duxiu and New Youth, see Introduction.[9]82

该例摘于《阿Q 正传》的序言部分，介绍阿Q 名字的由来。蓝诗玲遵循缩减尾注、不扩充篇幅、引导读者自己探索的原则，这里的尾注部分并没有把前言介绍的部分再复述一遍，而是引导读者去阅读前言中的鲁迅生平介绍。鲁迅的作品是立足于时代的，而那个时代离不开五四运动，离不开《新青年》，即使在尾注中简单标明陈独秀的身份，也无法讲清楚陈独秀与鲁迅及其文字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因此译者巧妙地将鲁迅与时代结合写成前言介绍。这种引导读者因为简单的标注去自行探寻的策略实属高明，使读者无法在阅读上偷懒，同时也表明文字、作者和时代之间无法割裂。其实这里的新青年在文中是一种讽刺，作者并非真心批判文字改革，但是译者却借注释有意说明和传播文化以加深读者的印象，这种深度翻译策略在此篇中多次使用，值得学习。

例7：

注：Dragon Boat Festival: falling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lunar mouth; traditionally one of the days on which debts were settled.[9]403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但鲁迅先生所写《端午节》一文与传统文化层面关系不大，因而译者注释的时候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节日时间，主要是突出后面的清账部分。这里端午节只看作一个时间节点，为故事展开作铺垫。倘若读者自己先查询端午节资料，再看文字发现二者似乎并无太大关系，便会开始怀疑该篇章名称的用意。这里译者根据文章内容和时代背景给出注释，说明这里的节日只是强调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定的时代背景，也补充了文化层面的知识。

（二）文本外的深度翻译策略

文本外的深度翻译策略独立于译文之外，指的是译者自己添加的辅助性文字。蓝诗玲译本外的副文本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译者写的前言，另一部分是后语（afterword）。但是此译本的后语并非此版本译者所写，因此并不在研究之内。

1.作者介绍

鲁迅先生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缔造者，不仅在于他作品的独特价值，更在于他为开创新文化、新传统所做的突出实绩[11]。不认识鲁迅的人读鲁迅的作品，必然是从了解鲁迅开始，认识鲁迅则需要认识当时的中国。这一庞大的信息库处理起来繁杂且困难，鲁迅先生的小说虽然零散地被英译以供学者传阅，但整体的、有序的、只以鲁迅文字为主题的译著并不多。蓝诗玲在译本中安排了很大的篇幅介绍鲁迅和当时的中国。“Chronology”是“Introduction”里设置的类似时间轴一样的目录，自1881年鲁迅先生出生于浙江绍兴，到1900年开启留学生活，到1906 年弃医从文，再到后续的文章发表以及政治活动，译者用了大量篇幅梳理时间线，作为认识鲁迅的“入门”。

随后，译者用27 页的篇幅介绍鲁迅，她站在译者的角度，融合中西方文化差异，最大程度地向目标语读者介绍这位来自中国的伟大文学家。介绍鲁迅其实也就是在向西方介绍那个时期的中国。基于通用深度翻译概念，该译本的前言看起来似乎不需要这么长的篇幅，但与蓝诗玲在译文内对尾注进行最大程度缩减的出发点一样，二者都是考虑到时代语境与读者观感。缩减译文中的副文本意味着那些被缩减的部分以其他方式传达给读者。因此，该介绍部分是在充分考虑读者的情况下编著的。

2.导读

如果说鲁迅的生平介绍是国内学界对其研究结果的展示，那么导读便是国外学界研究鲁迅的成果一览。该译本的导读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鲁迅作品的英译研究，二是鲁迅和现代中国文学的英译研究。译者在此处并没有详细展开叙述，主要是列出学者及其著作，在每个著作后添加对该著作的评注，以供读者参考。

3.文化差异须知

该部分内容位于前言的最后。第一部分主要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式，是一篇总结性的说明文字。该部分阐明了此译本的编译顺序，遵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的出版顺序，此版本的流传度广且准确度高，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为了提高文本的流畅度，蓝诗玲在此处提到会有意减少尾注和脚注。但有些文本里所蕴含的中国读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信息，译者还是会标注以方便目标语读者阅读。文化差异的屏障一直是文学跨文化交流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在编译过程中译者已经尽量减少尾注和脚注的存在，用译前作者序来平衡信息差，但当语言中文化知识的密度已经无法再削减时，蓝诗玲便用最精简的语言进行概括并添加参考文献。在译者序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蓝诗玲说到：“我始终渴望通过翻译向中国研究专家圈之外的读者展示鲁迅在中国的权威地位以及他超越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文学思想。”[9]46这足以看出译者对此译著十分重视，并希望中国文学在海外发迹。此篇仅有两页的译者序，文字简洁凝练却充满力量，表现出一位译者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对中国文字走出去的殷切希望。

相比第一部分充满感性力量的文字，第二部分算是一篇汉字读音的知识科普。该部分先简述中国文化中姓名系统的表现形式，后将汉语拼音系统用英语群体所熟悉的元音、辅音划分标准来划分，让读者在后续阅读中遇见的一些汉语拼音有一个基础的知识框架。无论从文字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这篇序言都十分考究，是译者作为媒介平衡语言文化差异、尊重读者的体现，在翻译中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五、结 语

以《鲁迅小说集》的蓝诗玲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深度翻译为理论基础，具体分析深度翻译策略在该译本中的应用。研究表明，随着深度翻译策略研究的不断深入，无论是该策略的定义还是表现形式都有了很大扩充。自阿皮亚提出深度翻译概念起，学界研究范围就在不违背基础概念的前提下不断延伸。无论是赫曼斯的功能性强调，还是沙特尔沃思和考伊的文化性强调，都在深度翻译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因而在运用该理论研究蓝诗玲译本《鲁迅小说集》时，无论是框架的分类还是案例的分析都是基于“将文字置于丰厚的文化语境”这一概念展开的。

从译文内的阐释性文本来看，译者并非遵循传统译著时的注释形式，而是力求减少脚注数量，尾注虽然从形式上是译文外独成一册的，但从内容角度划分，都从属于译文内的深度翻译策略。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在不违背译者主体性的基本要求下，可以不拘泥于策略的表现形式，不受客观形式的束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寻求最佳解决方法。从译文外的说明性文字来看，通过研究《鲁迅小说集》的前言部分可以发现，深度翻译策略的表现形式并非固定。蓝诗玲根据文化依附的主体差异性，将前言分为三部分：一是以作者为主体的介绍，二是以客观学术为主体的导读，三是以语言差异为主体的须知。对这种分类形式和表现形式，虽然目标语读者前期可能要花费一段时间去了解，但也省去了对后续文字的理解问题，缓和了原著的文化冲击，丰富了深度翻译策略的表现形式，为跨文化的学术传播及后续的译著指导提供了更多可行性方案。

深度翻译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无法完全平衡文化差异，也无法完全消除文学作品的跨文化壁垒，只是一种凭借译者主体性的最平衡之举。

注释：

①此处原文献中使用单引号标注，这里按照原文献格式引用，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