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的“新山乡巨变”书写

○田振华

60余年前，作家周立波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山乡巨变》，作品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乡村人的现实生活、精神面貌和思想情感。近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大也许与过往任何一个时期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过去几十年经历快速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乡村呈现日渐衰败气象，但近年来，面对这一现状，我国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确立到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可以说新时代的乡村从外在面貌到内在文化和精神又逐步开始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新时代的乡土作家在经历了全球化、现代化观念的浸润后，开始依托当下中国乡村现实的变迁，书写新时代中国的“新山乡巨变”。贾平凹、赵德发、关仁山、范稳、陈应松、付秀莹、叶炜等不同地域的老中青几代乡土作家们，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书写着今日之中国乡村的现实巨变。贾平凹的《带灯》、赵德发的《经山海》展现了乡村女干部不畏艰难治理乡村的心路历程；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叶炜的《后土》书写了离乡又还乡的那批人对故土的留恋和治理家乡的愿望；范稳的《太阳转身》、陈应松的《天露湾》、付秀莹的《陌上》呈现的是留乡能人建设家乡、改变家乡的努力；范稳的《太阳转身》、叶炜的《还乡记》还致力于挖掘乡村的“传统文化”“根性文化”，等等。他们既延续了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老一辈作家的书写传统，又在作品中融合了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的诸多元素，于时代大潮中再现新时代新的乡村风景、新的乡村人物形象、新的乡村文化风貌和精神气象。

具体而言，新时代乡土作家笔下的乡村风景，在保留传统乡村风景的同时，全球化、现代化的人文风景元素几乎已经渗透到乡村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乡村已经是一个融传统自然风景和现代文明、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人文风景于一炉的样貌。其次，在经历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守土留乡”到新时期和新世纪初的离乡进城后，新时代的乡村新人物开始了回归乡土之路，返乡、建乡和守乡成为他们的人生选择，也成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和回报家乡的重要途径。这些新时代的乡村人物形象，在重返家乡、建设家乡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情感上的变迁，成为乡土作家重点表达的对象。再次，经历了新时期和新世纪初期加速度的城镇化、城市化进程，乡村的衰败特别是乡村文化的衰败已经成为新时代必须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一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平均有上万个乡村消失。伴随着乡村消失而来的，就是经历成百上千年而形成的乡村地方文化的衰败，特别是那些具有地域色彩、民间色彩的民俗文化的消失。这些文化遗产的流逝，已经引起我国重视，近年来发起的对乡村文化遗产的拯救和保护就是最好的见证。这更引发了乡土作家们的思考，他们在新时代乡土文化书写中，特别重视对乡村民间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的挖掘。在此基础上，乡土作家在对新时代“新山乡巨变”的书写过程中，力图重新发现和建构新的中华文明传统，呈现一个从外在面貌到内在肌理的立体的、多维度的新乡土中国。

一、再现新时代的新乡村风景

“五四”以来，风景都是乡土小说重点书写的对象，鲁迅在《故乡》等作品中对绍兴风景的书写，沈从文的湘西风景书写，萧红的东北风景书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风景书写，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风景书写，以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风景书写，等等，都是百年来乡土小说风景书写的最好见证。这些风景，成为彰显一地域独特属性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体现作家身份地标和审美取向的重要标志。乡土作家对不同地域不同风景的选取和书写，一方面是客观现实存在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作家审美选择的结果。这些风景成为彰显作品的地域属性和作家的独特个性的重要标志。实际上，正如丁帆所言：“风景画不仅是自然的再现，更反映了人类内心的自我投射以及对自然的回应。”[1]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乡村衰败而来的是乡村风景的暗自凋零。这样一来，乡土作家也不再或少有关注乡村风景。王干批评中国当下小说创作中风景缺失的现状，他说道：“风景描写曾经是优秀小说作品的标配，为故事情节的铺展、人物性格的塑造、主题意义的展现提供强大的‘背景’，不仅能化入情节的叙述而浑然一体，也能单独择取出来而当成‘美文’看待，可是，当下的小说创作从总体上看缺少精彩的风景描写。”[2]当下小说创作风景的缺失，也许原因有很多层面，但是一个重要的解释是，作家面对现代化快节奏的消费文化的冲击，内心深处精神风景的荒芜，他们看不到风景的美，也不愿意停下脚步欣赏风景的美，也就无从谈起对风景之美的书写。

今日之乡村，即使处于那些偏远的边缘地带的乡村，也早已不是传统乡村的样态，早已不是那种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状态，从自然到人文的乡土风景已经呈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喜的是，新时代的乡土风景也已经成为乡土作家重点描绘对象。新时代乡土小说对今日之中国“新山乡巨变”的书写中，仍能看到乡土作家们对当下乡村风景的观照。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风景呈现出明显的新时代特征。如贾平凹在《带灯》中，就对秦岭山野、对樱镇星空进行了大量的书写。以主人公带灯为代表的部分人，极力保留着樱镇的传统，保留着内心中对乡村风景的爱，作家以此展现他们反对现代化、工业化对樱镇乡村冲击的诉求。带灯说：“大矿区那儿富是富了，可没咱樱镇美么，空气是甜的，河里水任何时候掏起来都能喝。”[3]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带灯对樱镇自然生态环境的守候、喜爱和认同。关仁山的《金谷银山》让我们看到了旷野上结合现代科技而形成的大片的太阳能发电板，范稳的《太阳转身》给我们呈现了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景，陈应松的《天露湾》让我们看到了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背景下产生的新的乡村风景，大片的葡萄园成为新时代“天露湾”的新风景。叶炜的《后土》让我们看到了麻庄人在奔小康道路上，马鞍山下一座座小康楼拔地而起。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叶炜的《后土》和付秀莹的《野望》都呈现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多样化的乡村风景，作家们对二十四节气中依据时间变化而形成的多样风景，进行了深度细描，展现了他们对农村四季变换的持续关注和跟踪，这一定是作家对他们书写的乡村钟爱的结果。《山海情》也让我们看到了东西部协调发展过程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西海固的独特风景……新时代的农村已经走在了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上，而这一切都引起了乡村风景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既展现着新时代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之路，又是中国自上而下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体现，同时暗含着乡土作家对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现代化审美想象。可以说，乡土作家给我们描绘和展现了一个饱含自然风景和现代人文风景的多样化乡村面貌。

乡土小说中的风景是乡村现实的外显，也是作家情感的展现，更是小说叙事过程中的需要。风景对于调整小说情节变化、舒缓故事节奏、增强作品的丰富性和诗情画意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乡土小说中的风景就像中国绘画中的风景一样，与人物是融为一体的，呈现了天人合一的样态。当然，从以上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新时代的乡村风景更多地呈现出时代风格。这一时期纵然有很多自然风景的书写，但也有很多风景是乡民通过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天露湾》中大片大片的葡萄园、《金谷银山》中的“金谷子”以及伴随着工业文明和新科技渗透而来的乡村人文风景的出现，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乡土风景的时代特色。这是中国乡村在改变衰败局面、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的外在显现。

二、返乡、建乡与守乡：新时代乡村新人物的奋斗史

曾几何时，在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386199”成为乡村衰败人气的现状，中年劳动力的大量进城，让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留守乡村的孤立存在。新世纪前后问世的诸多乡土小说，几乎都有对此现状的书写和反思。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明显地看出，乡土小说对乡村人物或者是主人公的书写，已经开始关注和转向中青年的返乡、建乡和守乡中。这些人物或原本就是乡村中的“能人”，或已经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但他们都心系乡村的发展，面对新时代的乡村变迁，心甘情愿地致力于当下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在返回家乡、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可以说都经历了艰难的心路历程，但是他们对乡村故土的那种情感，让他们能够克服乡村建设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奉献于乡村发展和振兴。新时代乡土小说的乡村人物书写，实际上就是呈现了这些新的乡村人物返乡、建乡与守乡的奋斗史，他们如何返乡、如何建乡又如何守乡，成为当代乡土作家重点书写的对象。

返乡者主要是指那些原本生活在农村，后来进入城市并经受了现代文化的洗礼后再返回家乡并建设家乡的那些人。这些人中，有有意返乡并建设家乡的，他们在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但出于对乡村的情感，最终还是决定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这里既有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情感理念等的引导，也与近年来中国对乡村发展政策的改变有关。还有无意返乡的一批人，这些人原本因为生活所迫等原因选择到城市工作，但他们始终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理念、价值观念等，特别是在情感上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在城市经历一段时间的“遭遇”后，最终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无论是有意返乡还是被迫无奈返乡，返乡后的他们都是家乡的建设者。在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中，已经离开家乡到北京发展的范少山，毅然决定返回家乡和建设家乡，在建设家乡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家庭中的误解、多次的失败，但他仍能坚守自己的初心，在一次次失败后，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带领当地乡民发展致富的道路。在叶炜的《后土》中，麻庄的第四代年轻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回乡做大学生村官，并积极构想着麻庄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付秀莹的《野望》中，生长在芳村的年轻人同样选择回乡创业。翠台的儿子大坡外出打工后选择回家工作，大坡的大学生妹妹二妞也在毕业后选择回到芳村，甚至喜针的博士外甥也放下了身段和光环，选择参与到乡村建设的大军中。这些原本生活在乡村、后来离开乡村的一批年轻人，在农村找到了一条更加适合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一道路既是他们谋生的手段，又是他们心灵的皈依之地。

守乡者主要是那些一直留守在农村、并积极为农村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那些人，他们身上有着古代乡村中乡贤、乡绅的影子。很多情况下，这些人并不是没有能力离开农村，而是出于他们对农村割舍不开的情感等原因选择一直坚守在农村。当新时代国家对农村实施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之时，他们在建设和发展乡村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在陈应松的《天露湾》中，土生土长在村里的金满仓想依靠种植葡萄带领村民发家致富，虽然他在探索葡萄种植技术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误解、挫折，但最终带领全村人实现了共同富裕，也改变了整个村庄的面貌。从有了种植葡萄的想法开始，他就找吴大凡贷款，在去外地学习技术的路上，钱却被偷走了，但他不畏艰难最终还是学到了技术。后来葡萄虽然丰收，却被大雨打落了，必须想办法解决。再后来葡萄大面积种植，销路又成了问题，金满仓还因为一次意外事故摔断了腿，可以说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最后，销路的问题得以解决，村民们还利用葡萄园养殖了青蛙，现代农业产业园得以建成，现代科技手段用到了农业生产中，互联网+智能管理平台也用到了葡萄种植过程中。可以说在金满仓的带领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天露湾果真完全认不出了，就跟公园一样，农民的房子洋气漂亮，看起来真是富甲一方，而且村庄整洁，景观优美，民宿和商店在道路两边随处可见，已经有了小镇的模样”[4]。正是有了金满仓这些固执而又坚持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坚守者，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才让农村从落后破败变成现代农村的样子。

还有一批人，虽然没有生活在农村，但心甘情愿扎根和服务于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他们认为，只有到了底层，去帮助那些最该帮助的人，才能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些人物一般都有一定的能力，有些是知识分子，有些在当地村镇有着一定的职位和地位，他们在工作中，把自己的热情和能力，都奉献给最需要帮助的那批人。在贾平凹的《带灯》中，樱镇政府综治办主任带灯主要处理的是村民的“上访”问题，这是当下乡村治理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带灯不畏艰难，在被村民误会并殴打的情况下，她并没有远离、怨恨和报复村民，而是选择与村民做“老伙计”，拉近与村民之间的距离，以此来处理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在赵德发的《经山海》中，知识分子吴小蒿原本在县里有着轻松的编辑县志的工作，但是她愿意承担更多的现实使命和任务，选择到海洋边上的楷坡镇工作，致力于渔村经济的发展。乡村赋予他们更多的使命，他们在服务和建设乡村的过程中，个体的存在感与乡村的发展融为一体。

近年来，为什么作家们执着于塑造返回家乡、建设家乡甚至留守家乡的那些人物，这些人物又为什么选择回嵌乡土、建设家乡？也许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然而实际上，“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以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剧烈转型既产生了不同形式的‘百年乡村破坏’（梁漱溟语），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乡土重建’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其不仅由农村‘被落后’的现实促成，而且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5]。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他们离开乡土后，并不是无路可走，甚至有些人物已经走出乡村，并成为乡村人心目中的知名人物和羡慕的对象，但是他们依旧执着地选择回归家乡、建设家乡甚至长久留守家乡，这与他们对家乡根深蒂固的情感有着不可磨灭的关联，是他们对“乡村保护”和“乡村重建”的内在主体情感的选择。从这一意义而言，与其说乡土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返乡在肉体上是一种退守，不如说在精神上是一种再出发。同样地，对于有着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主体而言，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的返乡书写既是作品中主人公的返乡，又是作家本人精神的返乡，还是作家回到家乡寻找诗意的皈依和精神栖居地的通道。

三、新文化风貌：乡村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当下中国的“新山乡巨变”既包含着外在物质、经济等方面的变迁，又包含着内在的文化变迁。甚至可以说，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乡村文化是乡村活力的展现，也是乡村得以维系和运转的重要基础。只有实现了乡村文化的振兴才算得上真正实现了乡村振兴。经历了乡村经济的衰落和乡土文化的凋零，近年来，对乡村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对以民俗文化为代表的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呼声越来越高。新时代的乡土文学，既注重对乡村外在风景的书写和人物的塑造，同样注重挖掘和探索乡村文化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说，新时代的乡土文学承担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的重要使命。此外，中国文化的根就在乡村，乡村文化保留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他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乡土作家对乡村文化的书写，一方面有着对乡村文化拯救和现代转型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有着对乡村文化背后彰显的地域文化甚至中华文化传统的挖掘和再现。在乡土作家的乡村文化书写中，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个经历了现代文化洗礼的新中华文化。

赵德发的《经山海》中，乡镇干部吴小蒿因地制宜建设乡镇文化，重点是实现了对传统地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他们积极将地方民俗“斤求两”进行申遗、举办楷坡祭海节、对丹墟遗址进行挖掘和保护、开办《海上高跷》文艺汇演等活动，都是在利用地方原有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传统文化复兴和现代转化活动。这些创造性的举措丰富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又彰显了在海洋文化浸润下的地域特色。范稳在《太阳转身》中，书写了主人公对少数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主人公卓婉玉热衷于研究壮族的族源和迁徙、婚姻及家庭变迁，她跟随韦小香到汤谷寨，过上了人类学家的生活，查看壮族人的日常，致力于挖掘汤谷寨的习俗、传说等。这给我们呈现了边地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作者向我们展现的壮族是一个祭拜太阳的民族，汤谷寨也有个祭祀太阳、寻找太阳的民俗，对这一民俗文化的挖掘和呈现，让我们看到壮族人对光明的向往，也让我们认识到民俗与人、与地域文化的深刻关联。陈应松的《天露湾》中，随着葡萄种植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村里开始搞葡萄节、乡村旅游等项目，“文化葡萄”“生态葡萄”开始在“天露湾”流行起来。此外，随着村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他们还制定了《村庄环境整治乡规民约》，开办了葡萄加工厂、建设生态葡萄园新园区、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等，这些都是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将现代文化和科技融入乡村并创造新文化的过程。在叶炜的《还乡记》中，主人公赵寻根的祖坟被淹，他返乡后不惜一切代价要为祖宗找寻新的风水宝地，他以及他父亲对祖坟的重视，可以说延续了中国数千年来敬畏祖宗的传统。赵寻根在多次返乡的过程中，还多次和小学同学一起去看望伏羲女娲庙，伏羲女娲本就是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赵寻根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如果说，主人公赵寻根对祖坟的敬畏，表现的是他向历史找寻来处的诉求的话，那么伏羲女娲造人的故事也许隐喻着作者对延续乡村未来的某种想象和愿景。

乡村文化具有零散、多样的特点。“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6]。乡村文化大多都散落在不同的村庄中，如果不能加以发现、保护和利用，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和乡村的衰败甚至消失，这些文化也必然走向消逝。但是，乡村文化既是乡村人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是他们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的外显，也是他们情感和精神的寄托。同时，乡村文化还蕴藏着中国文化的内在基因。二千年的中国文化最早大多都是发端于乡村和民间，后来经过演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这些主流文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最终沉淀和保留在乡村中。今天，乡土作家对残留在乡村中的文化进行发现、挖掘以及想象性的利用和开发，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对乡村文化拯救和保护的使命，他们担当了乡村文化发掘者、拯救者、转化者和利用者的重任，他们在有意无意间为乡村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再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语：新时代乡土小说对中华文明传统的重构

从乡村风景的再现到乡村新人物的塑造，再到乡村文化的挖掘，都是乡土作家面对新时代乡村巨变现实背景下的文学想象和审美思考，也是当下“新山乡巨变”的真实写照。他们作为生长在乡村而又走出乡村或回归乡村的一类群体，在新时代乡土小说中书写到的乡村逐步扭转衰败颓势，也寄托着他们对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望。更重要的是，经历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今天的乡土小说越来越明显地有了更深层次的多重意蕴。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乡土小说对中国乡村的书写看似仅仅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展现，但是实际上，中国乡村背后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是我们经历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西方文化洗礼后，重新认知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要参照，是对中华文明的再发现和当下性建构。曾几何时，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视本土固有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为落后的、非现代的低层文化，特别是将中国乡村成百上千年孕育和成长的地方文化视为糟粕而不断遗弃，中国数以万计的乡村的不断消失以及乡村中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消逝就是最好的例证。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乡土作家始终热衷于乡村叙事呢？笔者认为，也许这背后有着乡村物质和精神文化背后的文明不断指引。经历了现代化的西方文化洗礼后，他们有意无意间都在试图建构或延续着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叙事。陈晓明认为：“中国文学是关于文明的叙事。”[7]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这些文明都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留存在中国乡村中。新时代乡土作家对当下中国“新山乡巨变”的书写，一方面有着展现当下乡村波澜壮阔现实剧变的诉求，另一方面其背后也有着对丢失的中华文明传统重构的潜在诉求。当然这种文明传统不是单一的，是新时代乡土作家乡土小说中呈现的不同地域多种文化传统共同汇聚而成的。今天，不同地域乡土作家不约而同书写新时代中国的“新山乡巨变”，这就是他们从不同地域的地方民间文化出发，最终通向中华文明传统的重要路径。当然，除以上提及的乡土作家外，还有很多作家致力于新时代的“新山乡巨变”书写，迟子建、老藤、红柯、阿来、乔叶、金仁顺、刘玉栋、王方晨、刘亮程等都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书写着不同地域的新时代中国新乡村故事，建构着新乡村经验。某种层面上而言，乡土作家对当下乡村风景的再现、人物的塑造、文化的挖掘，对于新时代乡村家族故事的续写，对于归乡人心路历程的探索，对于当下乡村中的伦理世界、情感世界的建构，都是他们通过乡村书写探寻新时代中华文明传统的重要路径。他们通过一个个小的文明传统的挖掘，汇聚成中华文明的大文明传统，是中华文明传统叙事的当下显现。这给人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精神和文化气象，也给人们重新认识新乡土中国、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开启了一个新的路径和可能。乡土小说中书写的新时代中国“新山乡巨变”故事，既是中国发展到今天必然的一个历程，同样又是今日之中国新时代文化与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和转化的一个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