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何以是想象力
——狄尔泰论“理解的天才”

○李国政

一、理解的最高形式——“理解的天才”与“再体验”

狄尔泰一生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以探究人类社会历史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他认为精神科学的基础在于体验，体验包含表象、情感与意志，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共存于体验之中。根据“现象性原理”，体验使一切事物成为“为我而在”的，由此体验成为一种直接所与，体验作为生命与意义的最小单位，知识由体验而来，精神科学的知识论正是基于体验才得以确立。通过体验概念，狄尔泰区别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知识是通过推论与假设联结的，而在精神科学中，体验就是直接的知识来源，而要想把握体验的内容和意义，就需要理解。狄尔泰说：“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心灵。”[3]这就表明，精神科学领域需要一种不同于“说明”的方法，于是狄尔泰选用“理解”作为精神科学的典型方法。“精神科学的一切功能和真理都集中于理解。在每一点上，理解都开启了一个世界”[4]。由此理解便成为精神科学的通用方法。正是借助理解，人才能够把握精神科学领域的知识，进而解开历史与生命之谜。

狄尔泰所说的理解主要指对人们所说所写的东西或意义的领会。在狄尔泰早期，他曾认为人可以进行直接的理解，即不借助于符号或表达就可以直接理解精神内容，而随着他思想的成熟，他逐渐引入“表达”（Ausdruck）[5]这一概念来作为理解的中介。“我们把这种我们由外在感官所给予的符号而去认识内在思想的过程称之为理解（Verstehen）”[6]。“在体验和自我理解，以及此二者的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中，人们形成了对于他人及其生活展现（Lebensäußerung）的理解”[7]。生活展现是出自个人体验的包含精神物的表达式。正是借助于表达式人才能实现对自我、他人以及客观精神的理解。由此体验、表达与理解构成了狄尔泰诠释学的核心模式。

狄尔泰对理解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他将理解分成两种形式，即理解的基本形式与理解的高级形式。理解的基本形式面对的是单一的生活展现，而理解的高级形式则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生活展现，直到理解一个整体的关联体。理解的高级形式又分为两种：一是推论式的高级理解，它要求在理解的过程中将某种表达与一整体相互关联起来；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高级理解。在高级理解中“被体验到的关联体始终追随着该客体的诸多内在可能性”[8]，这就形成了“转移”的态势，“在这种转换或转移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解的最高形式——再创造（Nachbilden）或再体验（Nacherleben）”[9]。之所以称之为“再创造”与“再体验”就是因为理解的过程是体验的过程的反向运作，同时在理解中也进行着一种再创造活动，这两个概念都指向理解的创造性特征。但是狄尔泰也提醒我们，这种再创造不是要回到作者创作其作品的原初过程之中，而是要回到作品形象本身的生命关联中。例如，当人们欣赏《哈姆雷特》这部剧作时，不是要返回莎士比亚创作这部剧作的过程，而是看清楚哈姆雷特及其周围人物的关系、人物的行为的动机以及效果等诸种关联。正如一些批评家所做的解释，例如弗洛伊德将哈姆雷特作为“弑父情节”的典型，而这种情形是可能比莎士比亚更理解他自己的。狄尔泰认为进行这种“再创造”或“再体验”需要一种天赋。“对于异域以及过去事物的再创造、再体验清楚地表明，理解基于一种特殊的、个体性的天才（Genialität）”[10]。狄尔泰把这种能够进行再体验的能力称为“天才”。他还说：“因此，我们常常谈论长者和理解的天才（Genie des Verstehens）那无所不包的理解力。”[11]因此，这种独特的理解的天赋能力可以被称作“理解的天才”，而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理解的能力具有积累性，它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获得积累。

狄尔泰提出“理解的天才”概念并不是偶然的，他对于这一概念有深刻的思考，在《诠释学的起源》附录部分，狄尔泰多次提到这一天才概念。狄尔泰说：“阐释是个体性艺术的作品，它的最为卓越的使用是以阐释者的天才（Genialität des Auslegers）为前提的。”[12]继而，狄尔泰提出一条原理的两个层面：“（原理4a）天才的解释者（genialen Interpreten）的艺术被记录在规则中，因为它们包含在他们的方法中，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将它们带入意识。”[13]“当然，最能激发自己的阐释艺术（Auslegungskunst）的是与天才阐释者（genialen Ausleger）或其作品的接触”[14]。在这里，狄尔泰相继使用了特殊的、个体性的天才（Genialität）、理解的天才（Genie des Verstehens）、阐释者的天才（Genialität des Auslegers）、天才的解释者（genialen Interpreten）、天才阐释者（genialen Ausleger）等概念，其实狄尔泰这里的说法大同小异，在这里都可以用“理解的天才”（Genie des Verstehens）这一概念来概括。“天才”（Genie）一词在德文中既可以表示某种天赋能力，又可以表示某个具有天赋能力的个体，因此一方面“理解的天才”表明这是理解者的内在的天赋，另一方面，“理解的天才”也可以代指某些具有独特的理解天赋的个体。

“理解的天才”概念与“再体验”概念不可分割，“理解的天才”强调的是理解者的内在素质和天赋，“再体验”则是基于这一天赋的过程或者形式。作为一种内在天赋的“理解的天才”并非仅仅存在于作为“理解的天才”的个人之中，同理也不是只有在“理解的天才”那里才可以产生“再体验”这种理解的最高形态。在狄尔泰看来，人与人之间没有质的差异，而只在量方面有所不同[15]。因此普通人不仅具有进行高级理解的可能，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天才”。正如在谈到想象力的时候，狄尔泰曾说过诗人的想象力只是比常人的更加有活力罢了，同理，那些伟大的“理解的天才”们，他们的理解能力超出常人，但是理解的本质与过程与常人无异。

狄尔泰举了抒情诗、戏剧、小说、历史、宗教以及音乐的例子来阐述“再体验”过程。这些生命展现所表达的都只是一些片段性的体验关联体，但是我们借助“再体验”就可以把这些片段构成一种具有连续性的整体。特别是在谈到宗教的时候，狄尔泰认为人们可以“再体验”一种无法直接体验的生活，“它（再体验）拓宽了我们的人生可能性的地平线”[16]。

狄尔泰曾在《哲学的本质》一文中剖析了对诗歌的再体验过程。首先各种诗歌都表现了“事件”，“‘事件’这个语词既包括了可能的经验和实际的经验，包括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其他人的经验，也包括了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17]由于诗歌能够表现“事件”的这种特性，它就具有了囊括所有经验的可能性，也开启了人们能够阅读与重新体会这一诗歌的可能。体会之前，阅读者知道这种“事件”是诗人所虚构的表象，因此这些表象不会引发理解者采取某种行动，反而会使他沉浸在艺术中，忘却现实的各种压力。体验会提升为表象，这一表象被理解者所获得，但是理解者所获得的表象已经不同于原本的体验了。因为在再体验的过程中理解者会增添自身对某一体验内容的一些态度。另外，在再体验的过程中，理解者会调动一切力量将语词、图像、动机、行为和结果以及所有的内在过程联合起来，从而有可能超越原作品所表达的内容而获得“言外之意”。理解者所获得的是一种与生命相关的有意味的东西。

由于模型采用的评价指标的意义、量纲不同，且在数量上差异悬殊，便对所有指标事先赋权。本研究采用的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其原理是通过比较各评价指标熵值所蕴含的信息量多少来分别确定其权重［15］。首先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各评价指标的相关信息，再通过熵权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ηj（j=1，2，3···，m）。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理解的天才”需要通过语词来理解诗歌中所表现的事件，在理解事件的同时，也自然把握了作者的意图。但是，狄尔泰并非像施莱尔马赫一样要求重构创作者的心理，而是在“再体验”的过程中增添了自身的“态度”，理解者并不是只借助理智与逻辑来进行，它要求调动全部的生命力量，“我们通过纯粹理智的过程进行说明，但我们却通过联结一切心理力量的领悟活动来理解”[18]。运用自己的想象，将“心理生命的总体整个地活跃在理解活动之中”[19]。“理解的天才”所指向的是一种理解的“创造性”。“理解的天才”最终把握了事件的意义和各种关联，乃至对生命之谜有所领悟，如此才达到理解的最高境界。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理解的天才”所理解的事物并非是只属于个人的，在“再体验”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客观精神”与个体性原则之间的张力。狄尔泰在谈论诗人的创造力的时候提及诗人所创造出的作品反映的是整个人类的精神成就，同样，在理解的过程中，理解的天才所领会的也是处于客观精神关联中的个体性。“理解对于精神科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此。客观精神和个体的生产力共同决定着精神世界”[20]。由此，再体验成为理解历史的最高形式。

可以说狄尔泰“理解的天才”与“再体验”概念建立在他的“体验”概念的基础上，他提出“理解的天才”意在强调理解的创造性特征，狄尔泰曾经谈到诗人的想象力与独创性问题，曾经谈论过表达式的创造性，如今他提出理解过程也具有创造性，这就表明狄尔泰对理解者的重视不亚于前两者。

二、“理解的挑战”——“理解的天才”出现的必要性

“理解的天才”这一概念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有一历史的过程。理解的天才其实是追求“更好的理解”（Besserverstehen）的体现。“更好的理解”是诠释学历史上的一个经典命题，它指的是“比作者本人理解他自己还要更好地理解他”，我们把能够实现这一成效的人称为“理解的天才”。这里有一个“理解的天才”与“创作的天才”之间的张力。

一般认为，创作者一定具备很高的“理解的天才”，唯其如此他才能深刻地理解客观精神与生活关联，并且才能创造出各种类型与故事。“诗歌的历史既表明了诗人为了根据生命本身来理解生命所付出的努力的增长，也表明了他们进行这种理解的能力的增长”[21]。诗歌就是在诗人的这种努力中得到发展的。同时，这也表明，诗人首先就是一个理解者，诗人首先就需要进行理解的工作，他要理解自我的生命，同样地，他还需要理解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与生命的关系，继而才可以创作出诗歌作品。因此成为伟大创作者之前，首先需要理解力，需要理解的才能。“诗歌就是生命的理解过程所具有的器官；而诗人则是对生命的意义加以辨别的、具有异乎寻常的洞察力的人。而且，正是在这里，解释者的理解过程和诗人的创作过程相遇了”[22]。这里说明，诗人往往首先就是理解的天才，基于对生活与其他文本的足够深刻的理解，诗人才创作出不朽的作品。狄尔泰说：“对于诗人来说，过去和现在不仅仅是事实规定，实际上，他通过自己的再体验，重新复活了那些已经在思想发展和实际利益过程中逐渐淡化了的生活关怀。”[23]诗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已然有了“再体验”这个过程，他的作品是通过自身的再体验而表达出来的，也成为了有待读者进行再体验的前提。

但是，诗人未必是其作品的最佳理解者，“理解的天才”之所以能够具有其独特的地位，恰恰正是在于对创作者的超越。因为，创作者的创作过程包含了很多无意识的内容，同时也因“时间距离”的存在，使理解者有可能比创作者更好地理解其作品。施莱尔马赫曾经提醒我们，“艺术家作为解释者，并不比普通的接受者有更大的权威性”[24]。也正因如此，理解者才能通过对艺术家无意识的挖掘实现比艺术家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狄尔泰以盛赞的口吻谈到施莱尔马赫的这一主张，“这个佯谬包含着一种心理学真理”[25]。也就是说，尽管诗人必须首先是具有很高理解能力的人，但是诗人在解读个人作品方面未必比其他人更好，天才的诗人无法取代“理解的天才”，而理解的天才将他对诗人作品的理解阐释出来之后，也可能创造出经典的作品——中国古代的诗话，如《文心雕龙》《艺概》，等等；西方很多经典的文学评论著作，如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和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等等，都是一种基于理解的再创造，这些再创造的作品也是艺术品。这说明，理解的天才具有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将其理解的事物转化为诗篇。

一方面“理解的天才”与“创造的天才”具有相通性，另一方面，基于“理解的天才”与“创作的天才”之间的张力，在西方思想史中形成了一系列讨论“更好的理解”的理论主张。早在18 世纪兰姆巴哈和克拉登尼乌斯就已提出这一命题。康德也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表达过这一思想，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中以及赫尔德在关于神学研究的一封书信中也都提到过“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问题。谢林的学生阿斯特也推进了这个讨论，他认为，“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乃是对已经被形成的东西的真实的再生产或再创造（Nachbilden）”[26]。阿斯特不仅把理解视作对作者本人的心理、个性和精神的理解，而且还强调理解的创造性，他把理解视作一种再现（Nachbildung），这一观念影响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深受施莱尔马赫的影响，其“理解的天才”概念便脱胎于施莱尔马赫的“同等天赋”概念。

施莱尔马赫是从“避免误解”开始构思其诠释学理论的。他认为理解的过程首先从“误解”开始，误解是最普遍的现象，诠释学毋宁说就是一种“避免误解的技艺学（Kunstlehre）”。受阿斯特的影响，施莱尔马赫把理解看作对作者思想的重构，要从语言上实现对作者的客观的重构和从心理上实现对作者的主观的重构，这就要求语法的与心理学这两个层面的解释。施莱尔马赫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便是在心理学解释方面。他认为心理学的解释是一种“预感行为”（ein divinatorisches Verhalten），这种预感行为要求解释者能够综合运用自身的心灵能力对原作者的创作过程进行一种模仿与“重新构造”（Nachkonstruktion），这种重新构造即是一种再生产。能够做到这样的前提就需要一种与原作者（即天才）同一层次的能力，施莱尔马赫称之为“同质性的预感行为”（ein divinatorischer Akt der Kongenialität）[27]。在这里，他用“同等天赋”（Kongenialität）概念描述理解者的内在心灵素质，表明施莱尔马赫已经承认理解者需要一种天才（Genialität）能力了。施莱尔马赫沿用了前人将诠释学定位为一种技艺学（Kunstlehre），这说明“诠释学是一门艺术（Kunst），而不是机械的过程”[28]。既然诠释学是艺术，那么创作一个诠释的艺术品（即理解）就具有合法性，进而理解需要一种天才能力也不言自明了。施莱尔马赫也是像他的前辈们一样继续强化“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也成为“理解的天才”的核心内涵。伽达默尔说：“显然，施莱尔马赫在这里是把天才说美学应用于他的普遍诠释学。”[29]

从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可以看出狄尔泰在其再创造（Nachbilden）概念中吸取了施莱尔马赫的重新构造（Nachkonstruktion）概念，他的“理解的天才”（Genie des Verstehens）概念也与施莱尔马赫的“同等天赋”（Kongenialität）概念有同样的根源[30]。施莱尔马赫的思想的确深深影响了狄尔泰，这也是众多学者所说狄尔泰的诠释学理论是“作者中心论”的一个重要原因[31]。

“狄尔泰追随施莱尔马赫，将这种转换视为对另一个人内在经验世界的重构和重新体验（Nacherleben，即‘再体验’）。然而其兴趣并不在于他人，而在于世界本身，在于一个被当作‘社会-历史的’世界。”[32]这就表明，狄尔泰并不是完全步施莱尔马赫的后尘，而是有其自身独特的创造性的。狄尔泰的“再体验”概念不是像施莱尔马赫一样以恢复作者原意为旨归，而是要认识作为生产关联体的精神世界，这样就把理解的创造性扩展到更加广阔的田地。

狄尔泰提出“理解的天才”概念其实是为了应对理解的挑战。前面提到体验、表达与理解构成了狄尔泰诠释学的核心模式，这其中，狄尔泰对“表达”作了一些规定，他认为表达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概念判断等，第二类则主要指人的行动，他最为重视的是第三类“体验表现”（Erlebnisausdruck）。“正是在这第三个范畴中，人类内在体验得到最完满的表现，于其中，理解遇到了最大的挑战”[33]。因为“体验表现所包含的心理生命关联体是任何反思都不能穷竭的。它从一个不能为意识所照亮的深渊中生长出来”[34]。理解在面对“体验表现”之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因为体验表现包含丰富的心理生命关联体，这一关联体与精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甚至包含了连创作者都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因为它是从人心灵深渊中发出来的。对“体验表现”的理解只能是有限的，理解者也仅仅可以从体验表现的“真实性”或“不真实性”方面来体认它。体验表现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伟大的艺术作品，因为在这些艺术作品中，“生活深刻地显露出自身”[35]。也就是说，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包含有生活的全部秘密。在狄尔泰这里，“体验表现”属于“客观精神”的范畴，狄尔泰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不同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概念，在这里狄尔泰将其指谓所有的人类精神的客观化物及其所形成的精神世界，人就是生活在这一共同世界之中。可以说“体验表现”是“客观精神”中最为复杂的一种精神物。虽然如此，人面对这些复杂的精神物也并非无能为力，人类的共同本性以及人类精神产物所具有的共同性特征就成为理解客观精神与“体验表现”的基础。

正是为了解决如何理解“体验表现”等问题，狄尔泰才提出了“理解的天才”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对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有重大意义。狄尔泰之所以重视“体验表现”在精神科学中的意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精神物所具有的独立性，因为当这些作品被创作出来以后，“精神物已经脱离了它的创造者——诗人、艺术家和作家”，“任何伟大的艺术品都无意谈论自己的作者”[36]。从这里可以看出，狄尔泰深刻地表述了“体验表现”所具有的独立性，精神物一旦形成就与作者无关了，甚至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伟大艺术作品的被创造也并非是作者自己一人之力所为，作者从前人与同时代人的各种精神物中接受了足够多的内容。

正是“体验表现”的独立性与持久性的特性使“理解的天才”对它的深刻理解成为可能。“体验表现”的复杂性要求人必须得重复地检查它才可以实现更好的理解。对“体验表现”最早的最为有效的解读者就是“理解的天才”。但是一方面“理解的天才”是很少的，如何能让其他人也获得相似的理解就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更根本的是由于人的有限性对生命经验的限制，如何使“理解的天才”的“理解艺术”得到累积与发展从而指导实践就显得非常必要。“天才的解释者（genialen Interpreten）的艺术被记录在规则中，因为它们包含在他们的方法中，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将它们带入意识”[37]。“但是理解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一项重要、持久的任务，所以这种个体性的天才成了一种技术，它随着历史意识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这种艺术是语文学的基础，关于这种艺术的科学就是解释学（诠释学）”[38]。正是在这种迫切性要求下，人们逐渐将“理解的天才”的艺术记录在规则中，而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天才”便发展为了“技术”，进而形成了诠释学，也就是说，“理解的天才”是诠释学得以诞生的基础，狄尔泰在《诠释学的起源》中详细讲述了这一历程。

可以说，“理解的天才”是在诠释学历史中对“更好的理解”（Besserverstehen）追求的过程中诞生的，它深受施莱尔马赫“同等天赋”（Kongenialität）概念的影响，在狄尔泰这里“理解的天才”要面对的是“体验表现”的复杂性所带给理解的挑战，“理解的天才”的诞生也促进了诠释学的发展。正是基于对“体验表现”独立性的强调与“理解的天才”的分析，狄尔泰展现出诠释学作为一种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深刻性。

三、“理解的天才”概念的理论效应

“理解的天才”概念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丰富了狄尔泰的诠释学理论，特别是对“诠释学循环”问题加深了认识，进而对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工作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重新体验’（即再体验）把体验、表达和理解三者联通起来了”[39]。前面我们提到，“理解的天才”与“再体验”的同质性关系，因此体验、表达与理解三者在“理解的天才”这里联通起来了，甚至我们可以说“理解的天才”概念是狄尔泰精神科学理论的拱顶石。

“理解的天才”概念强调理解的创造性，这里呼应的是“创作的天才”，我们把天才的荣誉一般只归给创造者，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专门分析了天才，他认为“天才就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禀赋）”[40]。康德认为，天才能够为艺术提供规则，而这种能力只属于创作者，其后的理论家也纷纷延续了这一思考。狄尔泰继承了浪漫主义诠释学家所倡导的“同等天赋”概念，把理解的天才之地位提升为不亚于天才的创作者了，这一概念是对理解与阐释活动的巨大赞扬。当狄尔泰把阐释者赋予创造者同等地位的时候，也极大地鼓舞了阐释者和批评家，他们不是作为依靠创作者的人，而是具有自身独特价值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人。

从历史角度看，“理解的天才”概念对于西方诠释学与美学中从作者中心论到读者中心论的转向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强调理解的创造性是理解的天才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一概念在“中心转向”中发挥的作用就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效应。大约和狄尔泰同时代的一些诗人和批评家也谈论过“理解的天才”等问题，比如王尔德就认为艺术批评家也是艺术家，桑克蒂斯提出批评家应具备同艺术家一般的灵感和鉴赏力。而狄尔泰秉承了诠释学历史中的相关论述，并且从理论上提出并详细论述了“理解的天才”及相关问题，他的这一系列论述肯定了艺术欣赏者和批评者的创造力及其艺术性，也提高了他们在整个艺术坐标系中的地位。

狄尔泰之后，很多理论家都在丰富与完善这一思想。受狄尔泰和桑克蒂斯影响的克罗齐认为“鉴赏力与天才在大体上所以是统一的”。“批评家也许是一个小天才，艺术家也许是一个大天才；但两人的天才的本质必仍相同”[41]。克罗齐这里的艺术家与鉴赏家之间的张力及相似与狄尔泰的理论如出一辙。

与狄尔泰的旨趣不同，海德格尔并不是要探究精神科学的问题，毋宁说，他聚焦于关于“存在”的问题。海德格尔把理解视作此在的存在方式，经由狄尔泰的生命诠释学而发展出此在诠释学。海德格尔并不在意不同此在之间在理解天赋上的差异，他在乎的是在通常的理解过程中，“意义”如何发生。后期海德格尔也讨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命题，“当真理被理解为既显现复又归于隐匿处的某种东西时，并且，当诠释学的行为将诠释者放置在邻近作品得以产生的创造性的虚空时，那么诠释就必须创造性地对尚未说出的东西开放”[42]。诠释的创造性也是理解的天才的特征，但是海德格尔比狄尔泰走得更远的地方在于，他认为一个人对作者的理解是不同于作者的，因此，可以说“海德格尔借助于所实现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读者中心论者’”[43]。

伽达默尔则将狄尔泰“理解的天才”所昭示的具有个体性的理解扩展为“不同的理解”（Andersverstehen），他认为“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44]。将理解视为一种创造，其实就是受到了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所致。同时伽达默尔强调，在理解的过程中，文本的意义是通过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而得以创生的，这就涉及两种视域之间的融合，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狄尔泰的“理解的天才”与“再体验”概念指向一种“对历史生命的‘视野的扩展’”[45]，这或许可以视为伽达默尔“视域融合”概念的来源。从这里，我们可以说，伽达默尔晚年提出的“诠释学就是想象力”包含有来自狄尔泰“理解的天才”所揭示出的洞见。

此后，深受诠释学理论影响的文论家伊瑟尔提出“艺术的极点是作者的本文，审美的极点则通过读者的阅读而实现”[46]。而同为接受理论家的姚斯则要求从读者的“期待视野”角度探索文学接受与影响之维。接受理论进而影响了读者反应批评思潮，从费希特的“有知识的读者”概念中似乎也看到了“理解的天才”的魅影。因此，狄尔泰“理解的天才”理论也间接影响到接受理论与读者反应批评等思潮，并且为西方美学从作品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的转向助了一臂之力。

可以说，狄尔泰“理解的天才”概念是他个人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沟通了他的诠释学诸环节，深化了对理解问题的认识，突出了“理解的创造性”维度，推进了诠释学理论的发展。同时这一概念也有力地促成了西方诠释学与美学从作者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的转向，狄尔泰的这一常被学界忽略的概念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